大公报：从民办到“官媒”的转变

张刃

《大公报》 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迄今仍在香港出版，已有114年的历史。不过，1949年之前，它还是一份民办报纸。特别是1926年至1949年间，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为创始人的“新记公司”时期，以“文人论政”为特色，以“文章报国”为己任，经历了发展壮大、成就辉煌的23年，并由此奠定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大势已去，摇摇欲坠。而此时的大公报却正处在鼎盛时期，以上海为总管理处，有沪、津、渝、港四馆，分别出版，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即奉令停刊。6月17 日，上海大公报宣布“新生”，从此，民办的大公报改弦更张，逐步转型为中共领导的官方报纸，直至1966年在内地停刊。

早年天津大公报馆址

以下记述的是1949 年以后大公报的演变过程，并就笔者所知，澄清部分讹传的历史事实。

大公报“自己骂自己”

天津大公报停刊，何去何从，谁也不知道。1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杨刚、孟秋江、宦乡到天津，宣布对大公报实施改组。

关于大公报的处理办法，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指示是：“以接收其中官僚资本股份名义找该报经理公开谈判改组，指出该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这个指示中， “官僚资本”、“小骂大帮忙”是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给大公报的定性。大公报的改组工作当然要循此进行。

大公报迁京公告

杨刚、孟秋江都曾是大公报记者，宦乡也曾为大公报国际评论作者，因此与报馆同人都比较熟悉。他们与馆内刚刚公开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徐盈、子冈、杨邦祺 （李定）、李光诒等一道，负责领导大公报的改组工作。李纯青随后赶来天津。

从2月3日开始，报馆编辑部人员（后来扩大到全体职工） 以联谊会或分组形式，学习共产党的政策，检讨大公报的过去，重点是揭露和批判旧大公报的政治立场与宣传手段，许多人都做了发言和自我检讨。这个过程后来以《〈进步日报〉 是如何产生的 ——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 为题公开发表，“故事”充满了“革命”和“声讨”的火药味：

改革过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全馆二百三十余同人分组对大公报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作风进行检讨，同时并了解大公报内部统治机构的不民主和腐化，与它所服务的反动政权有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第二阶段是全馆同人代表开会，研究如何改革大公报。

他们举出了大公报反人民反共以及千方百计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权的事实。更举出大公报自己承认是小骂大捧，如社论中说大公报在一切大问题上都帮政府说话，小事情上若还不许批评，要弄得和中央日报一样，大公报还有什么用处等等。检讨之中，不少同人都更进一步承认自己个人过去在反动政策下面所犯的罪过，认识自己的错误是大公报坚持反动立场和政策下面的结果。小组讨论了三天的结果，除了关于大公报反动政治立场和反动政策的检讨之外，又分别进行关于报馆过去的不民主，官僚态度，上级工作无报告，财政不公开，对工人及下级职员的不合理待遇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多数小组中提出了发布宣言，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

2月19日，大公报召开全社职工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决定将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二、通过“同人宣言”;三、通过相关章程;四、选举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彭子冈等9人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作为报社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建立了报社党组织。3个月后，杨刚、李纯青调上海大公报，宦乡调外交部，改由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徐盈任临管会主任兼主笔，张琴南任总编辑。

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正式创刊，成为解放区出现的第一张“民营”报纸，但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 （有中共党的组织，接受中共领导），也有别于解放后的各级党的机关报（自负盈亏，没有政府补贴）。虽然它的人员大多是旧大公报原班人马 （后来又吸收了部分其他民营报纸的旧人员），但与当时还存在的大公报沪版（总管理处）、渝版、港版都没有关系了。

在进步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人署名的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对旧大公报做了极严厉的批判：

……我们要说一说大公报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地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

文章列举了近20年来，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大公报都与蒋介石政权“分解不开”的事例，更指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

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身份，用“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僚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喽，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其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

文章这样描述同人的工作并总结道：

在这样一张报纸中工作，实在百端痛苦……虽曾努力想通过这张报纸发表些有利于人民的言论和报道，但不仅因此而个人受到排挤、歧视和警告，并且所写的东西经过删削、限制而透露到版上时，也只能被利用来作为这张报纸反动实质的拥护。这尤其使我们痛心疾首，不能不向广大读者深表愧憾……我们的一切经历使我们不能不下个断语：大公报实在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名为“大”，实则大私于独夫;名曰无党无派，实则是坚决地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进步日报的这篇“宣言”，无异于对新记大公报的一纸“死刑判决书”，后来还被新华社以通稿方式向全国发布，香港大公报竟一字不改地全文照登，演成大公报载文“自己骂自己”的一幕，称得上世界新闻史上一大奇闻。

惶惑迷惘中的“新生”

1949年6月17日，已经迎来解放的上海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执笔的 《新生宣言》，也沿袭了进步日报“宣言”中定性式的结论，继续“骂自己”：

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当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动势力震荡得摇摇欲坠之时，大公报又提倡所谓 “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以自别于反动统治阶级，其实人民与反人民之间绝无所谓“中”，而所谓“自由主义”即根源于买办资产阶级，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

这篇社评给大公报冠以“改良主义”，进而与 “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联系到一起，指大公报“混淆是非”，“麻痹人民”，是比进步日报“宣言”更高的“上纲”。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经过杨刚审阅，甚至连周恩来都不止一次看过这篇 《新生宣言》 的草稿……杨刚曾数次‘咬牙跺脚 向王芸生表示，誓把大公报改造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王芸生多年后曾幽默地说：‘当年杨刚何必用这么大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见《一代报人王芸生》）

在王芝琛的记述中，杨刚的“布尔什维克”形象跃然纸上，王芸生对“政治高压”的无奈也表露无遗，都是可信的。而某些关于天津大公报改组、通过“同人宣言”的记述，说“一致拥护”之类，却是不真实的。

杨刚是一位才女，无论作为记者或编辑，都曾出手过许多优秀作品，而作为资深革命者，她的强悍、冷峻，也令许多她曾经的同事颇有微词。王芝琛说进步日报“宣言”出自杨刚的手笔，不知依据何来，但以杨刚当年在天津大公报改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一些大公报人私下议论的其态度和作风看，应该是可信的。可以肯定的是，那篇“宣言”的签署者，身为中共党员或进步分子，确实对报纸的新生感到高兴，对新社会充满期望;但同时也不排除有人以“胜利接收者”自居，视自己曾经供职的大公报为罪恶渊薮，视许多同人为 “留用人员”，确曾令一些老大公报人心寒。这种“左”的倾向，也成为后来北京大公报内部纷争和“清理”几乎所有老大公报人的重要根源。

大公报改组，欢欣鼓舞者有之，惶惑迷惘者亦有之，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

进步日报“宣言”之时，天津刚刚解放，战争还在继续，革命、共产党、阶级斗争、报纸的党性等等，对于多数大公报同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经过短短数日的学习就“迅速提高觉悟”。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大多是在惶惑中“随大流”，甚至“保饭碗”而已。据笔者所知，当时确有大公报老记者因无所适从，曾悄悄准备另谋职业。抗战时期加入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回忆说：“至于我自己，一方面，看到国民党因腐败无能而垮台，对共产党新政权抱有期待，愿意接受新的转变;另一方面，仍希望做一个无党派的‘自由的新闻记者，但没有想到，这种转变一开始就会对大公报做如此彻底的清算。”

后来披露的历史文献证明，当年将天津大公报停刊，与中共中央的初衷并不吻合。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大公报这样的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应该是“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军管会即命令天津各报一律停刊，显然有悖中央精神。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了 《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日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23日再次发出了 《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纠正了一些不妥做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天津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作补救。进步日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保留上海大公报，1952年底又决定进步日报停刊，与上海大公报合并，在天津重新出版大公报。这些，或可视为对改组天津大公报某种程度上的纠正，至少说明，中共在如何处置大公报的问题上，是有过政策调整的。

伤筋动骨的改造

除旧布新，历来就是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带着旧时代鲜明烙印的大公报，在近乎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变迁面前，突然改换门庭，无论政治倾向、办报方针、新闻取舍、管理体制，无一例外都需要有一番彻底的改造，并且要尽快有效运转，其过程必然不会是平和的，其内涵也不免伤筋动骨。

进步日报创刊初期，原大公报同人都在努力工作中积极“改造”自己，记者们更是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思维、选题和笔法，采写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报道。即使同一记者所写的报道，其视角、风格，与其在新记时期比较已是判若两人。

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办报纸与在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党报的权威性、新闻的 “统一性”以及读者对象的分工，让进步日报这样的“民营”报纸不能不相形见绌，以致读者日渐减少，发行量逐年下降，加之报社内部出现的干群、党群矛盾，影响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报社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出于同样的原因，上海大公报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作出了“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恢复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分工报道财经政策和国际新闻”的决定。实施后，国家在北京为大公报社筹建新馆期间，大公报暂时在天津出版。至于渝版大公报，1952年，重庆大公报停刊，改组为重庆日报，与后来的北京大公报没有任何关系了。

1952年12月31日，创办不到4年的天津进步日报停刊。1953年元旦，新的大公报在天津出版。王芸生任社长，孟秋江、李纯青任副社长，张琴南任总编辑，李光诒、孔昭恺、赵恩源任副总编辑。1956年夏，大公报新馆在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8号落成，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馆址现存今永安路西段前门饭店左侧，文革中大公报停刊后改作邮局，建筑依旧）。

新生的北京大公报与新记时期比较，除了一部分旧有人员，无论经济性质、办报宗旨、报道内容、言论立场，都已经没有任何关联。作为中共的专业机关报，成为官方媒体了。这种根本性的变革，给旧大公报人带来始料不及的冲击，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矛盾首先来自报社高层。直白地说，以社长王芸生为代表的旧大公报领导与时任报社党组书记的矛盾，焦点是后者工作作风的骄横跋扈，以及日益显现的“左”的倾向。关于这个问题，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中“北迁合并后的内部危机”一节，有详实论述。该书是笔者迄今所见有关北京大公报研究中资料最为丰富，立论也切合实际的一本著述。书中对这位党组书记隐去了姓名，均以“XXX”取代。事实上，非议XXX 的，上世纪50年代在大公报就不乏其人，更不是什么秘密，连中央主管机关都知道，并最终将其调离了大公报。

杨著没有提及的是，大公报高层中“左”的领导者，并非只有XXX一人。1956年，此人被调离，但大公报某些领导“左”的作风与做法依然，并在一年后的反右运动中伤害了更多的知识分子。

有一种说法，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公报内被打成“右派”20人，这个数字不确切;说他们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深人员”或“精英” 也过于含混或夸大了;说他们都是“旧大公报的骨干”更不符合事实。

根据当年大公报党组的相关报告，反右运动中大公报内定为“右派分子”的共16人。其中，“头号右派”、总编辑袁毓明，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革命，做过重庆新闻日报总编辑，1954年才调入大公报;副总编辑赵恩源和财务科徐文兰夫妇、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和副刊部编辑高汾，才是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资深报人”，其他“右派”，或为1949年以后调入大公报，或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共青团员）。此外，旧大公报资深记者戈衍棣，与最早被点名批判、1949年以后才到大公报的顾国权，因为还有“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没有列入16人名单。而朱沛人、毛健吾等老报人，也是进步日报时期才加入大公报，1958 年因“历史反革命” 罪被捕。做出这样的区别，是为了忠实于历史，也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分析那场运动。

至于徐盈、子冈、萧乾等老大公报人被打成 “右派”时，都早已调离了大公报。不过，批判他们的时候，却有意让大公报人参加，包括已经调离的某些人。于是，才有了文革结束后XXX对子冈等人“没有来得及表示的忏悔”，而曾经痛批子冈的杨刚，反右运动后期莫名其妙地自戕。另一位当年“对右派分子毫不留情”（大公报人语） 的、曾经的大公报才子，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死于非命，同样作为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他们连“表示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许多人对王芸生没有被打成“右派”猜测纷纷，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在没有看到确凿的历史资料之前，笔者不能妄加揣测。但是，1957年有人建议加强大公报的文化教育报道，被他拒绝了，是可信的。因为，加强文教报道，也就意味着游离了党中央对大公报“以财经报道为主”的定位，作为社长，王芸生不能不有所考虑。尽管他对大公报过去的文人论政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却更懂得政治上犯错误会带来什么后果。从这点看，王芸生在“鸣放”阶段没有什么过激言论就很可以理解了。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说：“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定下的办报方针……没有动摇过，决不再走回头路。”这是不是他躲过一劫的原因呢？只能待有兴趣者去考证了。

经过反右斗争的“洗礼”，大公报总共查出了 “右派分子及重新清理的反革命分子”30人，调离干部17人，加上此前陆续驱离的旧大公报人，对于只有200多名采编、经理人员的大公报来说，可谓伤筋动骨了。

最后的“清理”与停刊

大公报虽然改弦更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业机关报了，但对旧大公报留下来的诸多人员如何“改造”和使用，始终是大公报党组织面临的一个棘手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1949年后，接管新闻媒体从业者与接管旧政权各种机构的其他人员不同，后者只要服从新政权，尽快适应新社会，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予以“清理”。但报纸是舆论工具，从业者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都会在报纸上有所反映，进而影响舆论、社会，此事非同小可。党报、机关报，更需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党性。而旧大公报的采编人员，特别是那些供职时间较长，受“新记”影响较深，自由主义惯了的老记者，显然不宜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最好的办法是清理出去。因此，1956年大公报迁京时，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以各种原因陆续调离，留下来的虽然做了安排，实际也是限制使用。即使如社长王芸生、经理曹谷冰、副总编辑孔昭恺等高层，也是有职无权，何况一般工作人员。

据北京档案馆存大公报人事档案记录，1956年，大公报有干部职工415人 （含印刷厂）。其中中共党员40人，占9.6%;团员51人，占12.3%;有政治历史问题的116人，占28%。反右后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1956年至1958年共调出、死亡、退休314人，其中有8人因解放前的政治身份自杀，9人被抓捕。这样短时间内如此大比例的人员变化，可见大公报人事调整的力度。

1960年8月31日，大公报社提交一份精简机构报告，内称：“旧大公报留用人员至今仍是很大的比重，虽然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8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清理了一批，但还有未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6人，初步划定为普通反革命 （未向本人宣布）10人，右派分子7人，未戴帽子的右派2人，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弄不清楚的嫌疑分子等。”

1960年10月4日，大公报又向中央财贸政治部提交报告：“……编辑记者队伍须进一步纯洁整顿，在现有采编人员包括下放共95人中，属于旧人员，在政治历史问题上虽已作结论或不属于旧人员，但政治思想很不好的人（15人） 仍占约14%……精简时需加以处理……另有些照顾统一战线政策问题，除王芸生社长外，还有两个经理和一个副总编辑，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能承担现在的职务……” （笔者注：指金诚夫、曹谷冰、孔昭恺）

经过几番清理，上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大公报，王芸生虽在名义上仍为社长，却已不再过问编务。除少数编辑、管理人员外，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一线记者都已经悉数被调离新闻岗位。尽管如此，在极左盛行的年代，大公报仍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1966年文革初起，即被红卫兵新账老账一起算，最终闭馆停刊。曾经在内地存续了64年的大公报彻底消失了。至于保存至今的香港大公报，与北京大公报并无隶属关系，作为对外宣传阵地，由中共港澳工委直管。它的存在，保留了“大公报”这块金字招牌，成为大公报得以延续仅存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