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怀旧：内部片

余斌

想当年——我说的是刚恢复高考的那一阵，中文系是报考文科者的首选。中文系的学生在校园里也颇风光，这风光多半起于误会：报考者也罢，外人也罢，都以为进中文系是学创作，将来都是诗人、作家的干活，而文学当时恰在充当思想解放的先导，关键是“振聋发聩”的功效，谁也比不了，大有一诗出一小说出，“举国舆论为之一变”之势。中文系学生中风头最健者自然也是写诗写小说的，每见他们办的杂志张于壁上，字殊小，而围观者仍络绎不绝。

中文系学生之被羡慕，还有一项倒并非误会，而是实惠——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内部片。

看电影而有内部、外部之分，不知起于何时。民国的时候有没有，我不知道，1949年以后，肯定有了，大概要到80年代中期才告一段落。内部片就像内部书籍一样，更多的时候是一项政治待遇。内部片也有级别，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级制。欧美分级看电影内容，我们分级按观影者级别高低。这里的标准很模糊，最高级别应是主席看的，可老人家不感兴趣，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江青看过一部叫做 《鸽子号》 的美国片，对相爱的男女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所感动，说如果是她，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我印象中，这件事情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在后来公布的。前些年上课时讲到不同时代禁书的尺度问题，不知怎么刮了一句这事，台下的女生一起嚷：“哇，江青好浪漫，好小资哦！”让我颇感诧异。

以江青第一夫人的身份，加上“文革”年间呼风唤雨的威势，她看的，就要算是顶级了吧？这片子80年代初在电视台播放了，当时看就没什么，现在看当然更没什么。所以，内部片的概念就像禁书一样，因时而变。

“文革”后期我在上中学，那时看内部片已然有所松动，但仍没中学生的份。只因父亲在机关工作，时不时会有机会，如果父母没时间或没兴趣去看，我就有隙可乘。但仅以“趁机”来描述，不足以说明事情艰难的程度，我的机会应该说都是斗争得来。起初他们宁可让票作废也不让我看：既为“内部片”，必有某种不宜的内容或毒素在内，按他们的逻辑，这就有中毒的可能。我赌咒发誓，保证我绝不会受坏影响，这很可笑，因为中毒不中毒是没法担保的，这样的担保也没有任何风险——中毒与否也没法检测，我还举例证明我的“抵抗能力”和“批判眼光”，说 《安娜·卡列尼娜》 那样的书我都看过了，也没怎么着。这是情急之下泄露了“天机”，因看这一类的书都是背着他们。

好在父亲没在这上面跟我纠缠，大概他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将一个有外遇又卧轨自杀的女人做主人公的书。他只想尽快绝了我的念，就说内部片小孩是不让看的，给你票到门口也不让进。我说要是不让进，白跑了一趟，那是我的事。就这样那一次还是没松口。再往后架不住软磨硬泡，并且我还举证谁谁谁的小孩都看过了（有时是谎称），加上最后可能还有一点“惜物”的心理作用 （毕竟弃之可惜），最后终于勉强同意。

南京放内部片的一个点是西康路三十三号省级机关礼堂，我有好几次去的都是那里。头一次去很兴奋很紧张，像是去冒险。礼堂在一院内，院门就已有人在把着。这是决计不对外卖票，也不会广而告之的，不知怎么就像是众所周知的样子，门口总是挤了好多人，有时颇为混乱，除了老远就有人举着钱询问有无愿意转让之外，还有人企图趁着门口验票处拥挤，乱中乘隙而入的。这就非得有人维持秩序。那次去便是如此，院门口拉了两道绳，闲杂人等都被拦在绳外，中间夹出一条五六米长的狭窄通道，持票的人从上走过，像是在受夹道欢迎。被拦在外的人群中还有结伙起哄的，比如看到某位熟人，就嚷，你小子有本事嘛，从哪弄来的？是偷来的啵？又对检票喊，同志，这家伙的票来路不正。被哄的这位有几分赦颜，几分不屑，还混合几分得意，也不还嘴，傲然地进去。

我惦着父亲的话，这阵势之下，就觉众目睽睽，而那些纠察、检票员的目光似也集于一身，心里直是打鼓。此前多有“闯关”的经验，我指的是有很多机关、部队大院，按规矩外人不放入内的，我都曾成功进入。其心得是要有排闼直入的气势，仿佛熟门熟路，眼睛绝不向门卫的方向看;若是两三人同行，则自顾自说笑，就当门卫不存在;若是受到盘问则绝不可慌张，要做到若无其事地打诳语，如此方能履险如夷。这一手其实是从一些描写我方侦察兵的故事片里学来的，有句电影里的台词很流行——“要装作没事的样子”。我的最成功的范例是有次在非探视时间到工人医院看望一被铅球砸伤的同学，门卫自然不让进，便称进去乃是找亲戚，问姓甚名谁，我随口就报，放射科的胡汉三。其时 《闪闪的红星》 正大红大紫，里面的反派人物胡汉三也是大名鼎鼎，门卫没回过神来，只是印象里好像有这么个名字，稀里糊涂就放我进去了。这事让我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

看内部片我是有票的，反倒没有“非法”闯关时常会有的那份镇定从容。想来还是对内部片看成与否，过于在意。后来的确看到过有小孩被扣下，工作人员并且追问父母在哪里工作？那小孩也太小了点，大约小学还没毕业，一个人就跑来了，没准是偷了大人的票。

以我那天看的片子而言，上面实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天知道，所谓“内部片”是一部反映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电影，一个多小时，礼堂里黑压压的人坐看美国宇航员在太空舱里漂浮，或像是得了重病似的在月球上缓缓行走。起初我以为是加映的短片，倒也兴味盎然，因为头一次见识太空里的情形，到后来就有点焦躁，盼“正片”快快开始。没想到待这片子结束，灯光大亮，没了。我发现很多人像我一样感到茫然，面面相觑，一脸的询问，都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答案。有知情者道：放的就是这个，全完了。大多数人却还犹豫着，并不退席。这时喇叭里传出工作人员的声音：“今天的放映到此结束。”喇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众人这才纷纷起身往外走，边走边发怨言，中心意思就一个——上当了。

向父母抗争了半天，提前透支了激动与兴奋，为的就是这个？谁也没界定过“内部片”的具体含义，不过对“内部”肯定是“有所待”的，虽然自己也不清楚所待为何。但我期望看到的怎么着也不是火山爆发、登陆月球之类的科教片。我还在中山门那边的307招待所看过一回内部的，大部分时间都放短片，其时尚无广告一说，不过也猜得出来，至少有些，就是一条一条的广告。几百号人坐在一起看广告，还说是“内部”，这不是蒙人吗？也不知为何，上大学之前，我关于内部片的记忆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

关于“内部”的问题，我后来也琢磨过来了：内外之别，实源于敌我之分，凡属敌对国家的片子，都只能“内部观摩”。即使科教片，似乎与政治无关的，倘是“美帝”、“苏修”的出品，就很可疑。比如阿波罗登月，把美国国旗插到月球上去，自属典型的帝国主义行径，放出来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偏偏电影大国非“资”即“修”，故而“文革”中“内部”的覆盖率也是此前此后都不能比的。

“文革“结束可说是看内部片的分水岭，自此开始，看内部片扩大化，也可以说社会化了。此时大城市的人，或多或少，都可接触到内部片，也就在这时候，中文系的学生成为校园里令人羡慕的一群。就看内部片而言，我们也算是特权阶层。别系的学生要通过个别的私人渠道，中文系则本身就是通行证，都是有组织的观摩。看内部片是我们的“正事”，专业优势使得这一部分禁区首先对我们开放。既然是内部，多少总有可疑之处，但是有带着研究的目的探究的眼光的假定，也就别无问题。这样的许可后面也许并无明确的动机，即或有我们也不会追问，有的看就行。

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是我们的主要观摩点，到时候就成群结队地往那儿去。别系的学生遇见了，时常会问，又去看内部片？语气里透着说不出的艳羡。这是享受中文系身份优越性的最佳时机，有矜持地点头称是的，也有明知故问的——你们没有票吗？高峰时，这样的机会每星期都有，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安排两次，一场多半还是放两部片子。所以不夸张地说，看电影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有次看前苏联片 《解放》，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不知为何是在南工礼堂放，片长七个半钟头，一气呵成放完。事先就说了，带好干粮进去。果然中间不停顿，饿了就一边啃，一边兀自目不转睛盯着银幕，生怕漏看了什么。一个姿势坐那么长时间委实不易，到最后都不知身体在椅子里怎么安放了，看罢出来，骨软筋酥，个个喊累。不过再有这样的机会，恐怕没一个不去的。

我个人看内部片的高潮还不是在学校，而在79年暑假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大单位云集，我在北京大多数时间住在父亲一老战友家里，他有个儿子在京剧院礼堂搞宣传，但凡有内部片，就让我过去;而那段时间隔三差五就放，戏院仿佛变了影院，唱京戏倒为辅了。此外还有个同学，手里时常有内部片的票，我也得以分享。北京之行因此变得分外紧张，第一次进京，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要观光，还有书店要逛，尤其是同学领我去的灯市口那家内部书店，几天不去就担心漏过了新上架的书;不管到哪里，又还心悬内部片，时不时地打电话，就盼着那边说，今晚上又有了，快来吧。于是急煎煎地冲过去。虽然各是各的渠道，交叉重叠的情形还是有的，有的片子，你放我也放，糟糕的是，拿着票的人有时并不确切知道要放的是什么。有次我头天晚上在京剧院院礼堂看了部墨西哥的片子，第二天下午又奔政协礼堂，开演后才发现就是昨天看的，遂又将已然“内部”过的，又“内部”了一把。内部片因“内部”而神秘，而诱惑，有的时候，看一部内部片，差不多等于完成一次偷窥。据说因看内部片挤撞坏礼堂玻璃门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又有女孩扬言，若谁领她去看场内部片，她就跟谁上床。

毕竟是首善之区，“内部”也和别处“内部”得不同。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是内部的内部。在南京可以看到的“内部”，限于五六十年代的老片子，大多是“文革”前曾经“外部”过的，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希腊的 《伪金币》，更多的则是前苏联的片子：《苦难的历程》 三部曲、《白痴》、《白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脖子上的安娜》，等等。《解放》 拍摄于70年代，此前从未公映过，就应算是现在时的了，在我们的观摩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除前苏联电影之外，似乎一律是黑白片，故那段时间我看片的色彩感是苏联老片建立起来的。他们大概用的是国产胶片，时间长了，变色变得也与美国人的片子不同，特别的浓重，发暗，一种沉滞的红褐色的调子，倒也与读俄苏文学的印象相去不远，像列宾的油画。

北京的“内部片”就不同了，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时鲜货，范围则远出于苏联之外。我想很多人心目中内部片的“档次”高下，有一端恐怕就是以时间的先后为判，越是去今未远，越是难得。像南京那样的“外省”，新片子即使有，也是路过，我们这些因沾中文系的光而成内部片的外围观众的，自难与闻，封在库里的老片才是我们稳定的“内部”来源。

即使放老片子，北京与南京也不可同日而语。在政协礼堂看 《第四十一个》 被我视为北京之行内部片观摩的亮点之一，这应是50年代的苏联片，在南京就决计看不到。《第四十一个》 原先是部问题小说，其问题意识盖出于共通人性的有无。一个红军女战士押解一白军军官，在一荒无人烟之地，社会之人似已让位于自然之人，男女之情逾越阶级大防，仿佛荒岛之上，唯余亚当、夏娃。由小说而电影，想当年在前苏联引起的风波，不下于《色·戒》 引发的争议，而且虽说最终女战士敌我意识苏醒过来，枪崩了试图脱逃的白军军官，可谓曲终奏雅，电影却还是未能逃过打入冷宫的命运。我还记得最后的画面是个空镜头，唯女战士的刺刀枪扎在白匪军官的坟上，风中微微地晃动。色调处理得阴郁而浓重，有巨大的问号的效果，将人性与阶级立场之间的冲突以及此中的悲剧性意味深长地定格。

以我所见，内部片里拍摄时间较近的那些，耐看的并不多，并且我们好多年看的外国片只限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当代西方电影背景陌生，叙事与节奏显得较快，有时还有点跟不上。它们的吸引力来自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好奇，这里面也包括对其中惊鸿一瞥的色情的期待，比如裸或半裸，接吻、做爱，较新的片子，染“色”的可能性较老片要大得多。在心理的意义上，有时候看一部内部片，差不多等于完成一次偷窥。我听到过好几次绘声绘色的描述，有时候还有打擂台的意思。有次就在京剧院礼堂门口，我身边有人说他看到过半裸的镜头;隔着几个人，一个做派很高干子弟的人一边往里走，一边跟身边的人吹，说他看过的片子里一个漂亮女人如何一丝不挂在白糖上打滚，一个男的后来就骑到她身上。话音很高，虽然并不接茬，也不朝这边看，却显然是要盖场子。这一个不服，就问片名，还问在哪看的。“高干”说了个地方，片名却报不出来，只是带几分俯就地说，京剧院礼堂这儿也就是将就看看吧，最好的轮不到这儿放。问的人不响了，脸上却写着不信：连片名都不知道，还不是胡吹？

我在一边想，北京人就是北京人，什么都敢讲，这事也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的。至于“高干”是否胡吹，倒不可凭说不出片名即一言而定。盖因北京放着的内部片实在多，倘到处赶场子，记不住片名，或是张冠李戴弄串了，也不奇怪。特别是那些较新的片子，拿过来就放，来不及翻译，既无字幕，更无配音，到时候看着银幕口译，时常把人搞得一头雾水。这是无须上岗证的，翻译的质量绝无保证，碰上水平高，有些准备的，还算好，否则就有各种洋相可看。比如口译的人原先没看过片子，手上也无脚本，到时候跟不上，也许银幕上的对白早过去了，他这边才反应过来，好长的时间差，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有尽职尽责，担心观众看不懂，自作主张加上一些“旁白”的：“这个女的不是刚才那一个”，“噢——他是上厕所去了”。

大多数时候就一个翻译，不管男角女角、主角配角，一人包打天下，银幕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身份脾性天差地远的人于是共享一个声音。听惯了配音演员声情并茂的演绎，再听这些未经训练的译员缺少抑扬顿挫的临时表演，怎么都不是味。有一次，记不清什么片子了，被拉来翻译的人瓮声瓮气的，还带点山东腔，男女主人公在银幕上缠绵，他那里瓮声瓮气一递一句“我爱你”，“我也爱你”，下面整个笑翻了。

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我看了不下二十部电影，以国别、时间论，可说五花八门，约翰·斯特劳斯的传记片我就看过两部，一黑白一彩色 （后者大概是70年代拍的），都叫 《翠堤春晓》。奇的是，在我看来更应该是“内部”性质的美日合拍片 《啊，海军》、《军阀》 倒是80年代在南京看的，而且是买票在电影院里看的。当然这时内部片的概念已非常含糊，今天的内部片也许明天就在电影院里公映，一些上面未明确表示可以公映的片子冠以“内部观摩片”或“内部资料片”的名头就可堂而皇之地卖票，就像打上“内部发行”字样的图书在新华书店公开发售一样。《啊，海军》 这样的片子，起初买票时还须出示工作证或大学生的学生证，到后来连这手续也免了。到这时“内部”与“外部”的区别似乎只剩下一条，即未公映的电影大多在片头之前出一段字幕，类于简短的导论，提示影片“客观上”的教育意义，比如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嘴脸，等等;当然，还要提醒观众影片不是没有问题的立场和倾向。总之，须有批判的眼光。

我印象中到了90年代还是这样。这时“内部片”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片”而是“带”，录像机、投影仪的出现给“内部观摩”带来了新形式，很多欧美的新片，像获奥斯卡各奖项的那些片子，拷贝是没有的，电影公司也买不起，但影像资料馆制作了带子，以“内部观摩”的名义，就可以拿出来放。因是新近的片子，控制相对要严一点，同时放映地点也限于和相关机构关系密切的指定放映点。在南京，一是省锡剧团的剧场，一是虹桥的省总工会，想来都是要上面批准的。我不记得刚入大学时疯狂看压仓的内部片那阵，我们是否需要花钱买票，投影电视放映点的观摩票，肯定是要自己买的，而且与电影院里公映的新片相比，票价只高不低。

电影与投影电视，观看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观摩票也可以说是高价票，但是看的人从无疑议：一方面“内部”原本就不是个市场的概念，另一方面我们潜意识里也认为“内部”应该是值钱的，谁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我记得最初观摩票大多是通过单位组织的方式发售，你若想替别人买，却也不加限制。有一阵锡剧团剧场那个放映点搞系列性的观摩，名曰“奥斯卡获奖影片系列”，我们系里可以登记买票。这点特权，我是要与朋友共的，于是四处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看不看，看哪几部，——其情形让我想起中小学暑假组织看电影，班上的生活委员如何忙着统计人数。到时候呼朋引类，一起杀奔剧场。场子从来都是满座，好几百济济一堂看投影电视，现在想来有点可笑。那时的投影仪远不及现在的，清晰度不够，银幕比电影尺寸小了许多，后排的人看了吃力，而且图像投到幕布上，色彩变淡，像是褪了色掉了彩，新片子变作老片子。但观看的人依然津津有味。不过是投影电视，门口却还有等票的。

不过这时社会上对内部片的热情已然不能与70年代末相比，乐此不疲的，大体已限于影迷。部分的原因是，开放日久，“内部”已不再具有绝对的神秘性，接触外国片的渠道也开始多样化。在私人，可以从境外录了带回;市面上，则有录像带出租业的悄然崛起。市场确有伟力，外国电影录像带的片源原是垄断性的，待录像出租点在街头巷尾出现，非正规渠道的带子，五花八门的，都有了。我最后一次“观摩”，看的是 《辛德勒的名单》，好像距该片得奖时间不是很久。我不知道“内部片”的概念是否从那以后就消失了，有一点是肯定的，给予内部片毁灭性打击的，应该是影碟机、盗版碟的走入千家万户。我曾开玩笑跟朋友说：在我们这里，其他的平等，可能还须长久的期待，有一项已然提前实现——盗版碟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