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啊，童年

跃进，跃进，再跃进

一九五八年到了，这一年我整整十岁，于是留在脑海中的记忆似乎要比一九五七年清晰了许多。

那是前一年的年底。一天，爸突然对我说：“走，带你到乡下去玩玩。”说真的，长这么大我还从来不知道“乡下”是个什么样子，但是看着爸的那个高兴劲，我猜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

那个“乡下”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估计就在北京的近郊，因为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大巴，同车的还有一二十人。说实在的，这趟“郊游”着实让人失望——那个“乡下”一点儿也不好玩：房子是灰蒙蒙的，田野是灰蒙蒙的，连人也都是灰蒙蒙的；一眼望去，几乎找不到一点亮色。用今天的话讲，充其量也就是刚刚“脱贫”。

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托儿所，一群孩子呆呆地坐在一起，既不唱歌，也不游戏。一位老师告诉大家说，大人们都去忙着修水利、积冬肥了，村里的几个干部一合计，便办起了这个能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的托儿所。

“这些孩子真可怜，什么玩具也没有……”爸弯下腰来，在我耳边轻声商量：“回家以后找一些你不看的小人书送给他们好吗？”我点了点头。

中国作协为什么要组织这次活动？事隔数十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于是这些作家们便想去亲眼看一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去亲身感受一下大跃进来临之前的喜人气氛。

——伟大的一九五八年啊，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来了，敲锣打鼓地来了，带着跃进的步伐、带着跃进的狂潮来了！

新开路小学不平静了，“大酱园”里也不平静了。大人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书斋，投身到“大跃进”的洪流中去。不会种粮食，就去炼钢铁；不会放“卫星”，就去十三陵水库挑土筑坝。

作家协会的小高炉砌在贡院西街一号——这是作协机关的另一个宿舍大院，从“大酱园”步行前往，只需十分钟的路程。我去看过，是一天的晚上，只见炉火熊熊，铁水奔流，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煞有一番“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壮观气势。那天我没找到自己的爸妈，也认不出任何一个人的爸妈，大家全都一式的“武装”——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帽檐下支楞着一副有色眼镜，腰际间扎束起一条石棉围裙，俨然一副炼钢工人的模样。后来才听说，就是这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爸的手臂被烫伤了，但他“轻伤不下火线”，包扎了一下又去继续战斗了，勇敢得就像电影上的英雄。

遗憾的是，此时我等小学生们均被列入“未成年人”范围之内，是不得参加这一大炼钢铁的雄壮队伍的。但是学校的老师们发动我们捐献“废铜烂铁”，说是就在这颗巨大的“卫星”——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里，也一定会包括我们所捐献出的这几斤几两的。于是我们飞快地冲进自家的厨房，除了菜刀和铁锅外，一切含铁的家什都被我们送进了呼呼作响的小高炉，一时间各家的墙壁上就连一根挂衣服的铁钉也看不见了……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大人们的办法就是比我们多——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竟三下五除二地将顶银胡同后门上的那扇大铁门给卸了下来，这要顶我们拔下多少颗钉子来啊！

钢铁还没炼完，“除四害”运动又来了。什么是“四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回答不出来了——那就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与严重糟蹋粮食的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那一天——具体是几月几号，已经记不清了；没关系，当年的 《人民日报》 一定会留下这段“青史”的——这一天，是全国六亿人民统一行动消灭麻雀的日子！

早饭刚刚吃罢，“大酱园”里便锣鼓喧天、红旗飞舞了起来。据说这是出自某位科学家的“锦囊妙计”：让麻雀无法栖身，而无法栖身的结果，便可将其活活累死！年轻人全都上了房，年纪大的便在下面使劲地吆喝。我从妈的柜子里偷出了一块红绸被面，也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爬上了屋顶。——蓝天可真高啊，小小的我就像是融入了其中，走进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我看见了飘逝的白云，看见了摇曳的树梢，看见了明晃晃的太阳，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始终没有看见从天上掉下来的麻雀。

这天爸不在“大酱园”里，据说是去了作协的“指挥部”。可是当他和那些“指挥官”们一起回到院子里来时，却对着我们这些毛孩子们的胆大妄为指挥无术了——“快给我下来！从房顶上下来！”我们一个个把头扭了过去，来个充耳不闻……

对于这一天的行动，“大酱园”中的作家们不知为何竟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载。但上海的巴金先生却写下了文章，他说他是如何的认真，又是如何的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敲了整整一天的铜盆。

麻雀到底算不算“害虫”？“大酱园”中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竟无一人能够搞得明白；但苍蝇作为“四害”之一，则是无论如何也“翻”不了“案”了。记得我曾以鱼肠子为“诱饵”——当然是在大人们的帮助下，一口气打死了一百多只苍蝇，最终获得了一张由共青团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颁发的奖状——

陈虹同学在顶银胡同甲十五号院内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中，积极负责，发挥了少年儿童的先锋作用，特发给此奖状，以资鼓励。希望今后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光荣。

作家协会的共青团组织怎么会领导起我们这些孩子们来了？我搞不清楚。但是这张奖状却是真实的存在，它被我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箱子里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如今它那鲜红的颜色已经褪去，但是那个年代的色彩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这就是疯狂的一九五八年！这就是疯狂的“大酱园”中的作家们！他们除了炼出一块块的铁疙瘩，轰走一群群的麻雀外，还在文联大楼的墙上贴出了自己的 《跃进计划》，这个表示一年之内要写出多少多少作品，那个表示一月之内要发表多少多少文章……

我翻阅了一下当年的那批档案，这样的疯狂又能怪罪于他们吗？——九五八年的三月三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首都戏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创作大跃进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副部长夏衍也挥起了拳头：“现在是逼上梁山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了，逼着我们非以革命的脚步赶上去不可！”三月八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出了《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报道：《作家们！跃进，大跃进！》……

这一年，爸已经五十岁了，竟然也“跃进”出了好几个舞台剧本——《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愚人节的喜剧》 《两兄弟》 《相信美国》 和 《纸老虎现形记》，全是讽刺美帝国主义的。年幼的我曾经在作文中激动地写道：“……这时的爸爸因为腰椎炎发作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拿笔来！拿笔来！他在口中不住地喊着，‘我的腰不能动，可两只手还能动啊！让我写，让我躺在床上写吧！……在他床铺的对面，挂着一幅由他的学生们送来的条幅：‘人生五十不算老，乘风破浪正当年！”—— 爸在我的心中俨然是个英雄。那天老师也被感动了，居然给我打了个一百分。

那是后来了，一位名叫吴文思的美国学者，为了研究中国现当代喜剧而找到了我。他开门见山地问道：“那几年陈先生（指我父亲陈白尘） 怎么没完没了地跟美国干上了？”是啊，我该怎么回答呢？——吴文思是不会理解的，既然毛泽东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说过“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那么作为中共党员的爸，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爸，又怎能不坚定地相信这一切呢？

进入晚年之后，爸终于在一篇文章中反省了自己，也说出了憋在心中多年的真话：“十七年里，我只跟帝国主义开开玩笑，写过几个所谓的讽刺喜剧，对于人民内部的讽刺对象却没有下过笔。这自然是胆怯，深怕遭受没顶之灾。”他坦然地向读者承认：这些作品“都不是认真的创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不甘寂寞的”或是“逃避现实的”“游戏之作”。我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递给吴文思看。当然，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向谁谁谁赎罪之意——爸讲过，“对于杜勒斯之流，我虽然讽刺了他们，但并没有诬蔑他们。”——我只是希望这位美国的朋友能借此了解一下，中国的作家们在十七年中间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道路，尤其是那个疯狂的“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年代。

饿

《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

然而，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又从哪里能够懂得什么是“饥”，什么是“馑”？记忆中那是“大跃进”刚过不久，我在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的课程表和作息时间突然发生了变化——每天只上三节课，而体育课和劳动课则已无影无踪了。大人们说，这是因为全国遭受了“自然灾害”，每个人都得减少粮食定量，因此我们这些学生们也必须把身体的消耗降到最低最低。

这一年我十二岁，自然分辨不清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哪个占“三分”，哪个又占“七分”。但是有一点我却分辨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便是饿！也就是那种整天都在寻思着到哪能找到吃的东西的滋味，也就是那种连做梦都会流哈喇子的滋味……

妈将盛饭的碗换成了最小号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莲子碗，里面有几颗饭粒都能数得清楚；三口两口扒拉完还是舍不得放下，仍旧是眼巴巴地看着锅里。家中的老保姆——那个被欣久唤作“白毛仙姑”的老阿姨，这时也没有了当年的底气，她挥挥手，并重重地叹了口气：“走吧！走吧！下顿再来吃吧……”

妈对她的朋友说：“我家有三只狼。”她的朋友对妈说：“我家有三只虎。”是啊，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真的是“如狼似虎”，真的是“饥不择食”。本以为一斤大米换四斤白薯能够填饱我们的肚子，不曾想下肚后竟不知跑到哪个旮旯去了，就如同没吃一样；本以为玻璃缸中培养出来的小球藻能够补充我们的营养，又哪知虚弱照样虚弱，浮肿照样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老保姆到底来自农村，办法就是多。那天她大胆地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庭院中间的那个花坛，那个由爸精心呵护了多年的花坛，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乐趣的花坛，全部种上蔬菜！……于是铲平，翻土，施肥，播种，三下五除二就将它们改换了门庭！爸回来后心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一个月后我们的餐桌上终于多出了几个菜碗，爸不得不把感激的目光投向老阿姨。

作家协会的宿舍里种起了菜，这确实让曾经当过秘书长的爸走在人前有点抬不起头来。哪知老保姆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紧接着又办起了“养鸡场”。数量不多，只有两只——一只澳洲黑，一只来亨鸡。这一次作为共产党员的爸还是没有说话，毕竟饥饿的滋味已经远远地战胜了他的党性。

这两只母鸡真的很争气，几乎每天都要为我们下两个蛋——一深一浅，就跟它们的羽毛一样。我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了拾蛋的任务，那个捧在手心里的热乎乎的感觉真比吃在肚子里还要舒坦。我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饼干筒里，又将饼干筒放在了朝北的后窗台上。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日刮大风，窗户没有闩紧，饼干筒打翻在地，攒了半个多月的鸡蛋全都打碎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这片黄灿灿的液体，弟当场就哭了起来，鼻涕眼泪一大把：“哇哇，鸡蛋啊，我的鸡蛋！……”后窗外正对着的是张光年叔叔家，他的老母亲挪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跑了过来，扒着窗台一个劲地安慰道：“乖乖不哭，不哭啊，刮起来还能吃……”

这碗鸡蛋是什么滋味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妈藏在床底下的那盒蛋糕的味道我则一辈子也忘不掉。这年爸正在写电影剧本 《鲁迅传》，天天要熬夜，人瘦得已经不成样子了。妈用攒下来的几张票证——作协发的专供“高知”享用的特殊票证，买了几块被老百姓称作是“高级点心”的蛋糕，权当“夜宵”，为爸补充点营养。然而，这个“秘密”很快被我发现了——谁让我是属耗子的呢？不仅鼻子尖，眼睛也尖，更何况饥饿的滋味一旦袭上心头，是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与“荣辱”了。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晚上爸和妈去首都剧场看戏，我巧妙地避开了老保姆的视线，带着弟妹贼一般地溜进了他们的卧室。没敢开灯，只顾猛吞，四岁的妹和七岁的弟馋得比我还可怜。“好吃吗？”我问。“唔，唔……”他俩被蛋糕塞满了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第一块蛋糕就这样被我们狼吞虎咽地塞进了肚子，是个啥滋味都没品尝出来——可能是“饥不择食”吧，也可能是“做贼心虚”。等到吃第二块时，心绪才稍稍平静了下来，知道咀嚼了，也知道品味了。“咦，不对！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一番惊吓，竟忘了身在何处，慌忙中打开电灯一看：哇！一块块的蛋糕上长满了绿莹莹的茸毛！于是乎吐啊，叫啊，哭啊，再也不怕别人听见了……

爸回来了，他和妈看完戏回来了。本以为会挨一顿打，最起码是一顿骂，不曾想，他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们——狼狈不堪的我们，竟然一声也没吭。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只见他的眼中含着泪水，鼻尖也开始发红。他让老保姆用刀子将那层绿毛小心翼翼地刮掉，然后再放到小火上烘烤。可我不知怎的，从此以后再也不吃蛋糕了，一见它就反胃，其因盖出于此吧？

这一时期“大酱园”中别人家的饭桌上抑或床底下有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了——家家门户紧闭，怕是都因“盘中羞涩”吧。欣久请我吃过几粒炒黄豆，据说是她偷偷地在火炉上“烤”熟的；我则请她吃过一块糖，是从厨房里偷出来的白糖，只不过用糖纸包了起来。这一年刘滨滨病了，他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医生不准他出门。我们每天都隔着窗户去看他，心想他比我们还要可怜。后来读了他爸爸——刘白羽叔叔写的回忆录《心灵的历程》，才知道这位大作家当年写 《长江三日》 时，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用生命之火燃烧了长江，我却终于没有用我的生命之火燃烧起滨儿的生命。这是我的长江，它，一直到现在，还在熊熊燃烧。”滨滨最后还是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和妈妈。

后来我才知道，与新开路小学的其他同学相比，与全国的其他普通家庭相比，我们的日子还算好过的。学习小组停止活动了，因为崔猫他们要去寻野菜，挖蝼蛄，捋榆树叶子……我悄悄地问爸：“这东西能吃吗？”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进入困难时期之后，我倒觉得“大酱园”中的大人们彼此之间似乎多了些关心，多了些人情味——毕竟不再搞“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了。比如说，不管是谁一旦有出国访问的机会，都会尽可能地省下些外汇，给大家带回一点生活必需品。那次是爸率领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临行前严文井叔叔特地跑来传授经验：“一定要多备几双没有破洞的袜子，日本人一进门就脱鞋，千万不能丢丑啊！”于是父亲回国后，便带回了各式各样的袜子，他笑嘻嘻地送给了严文井叔叔、张光年叔叔、还有张天翼伯伯和李季叔叔等人。大家用手摸啊摸啊，一个劲地夸奖日本的尼龙袜质量就是好。的确，我们穿了好几年也没穿破。

这一年的饥荒终于让“大酱园”中的作家们——当然更包括全国的作家们，从狂热中清醒了过来。值得骄傲的是，曾经在“大酱园”中住过的赵树理伯伯大胆地写下了上万言的意见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提出不能用政治挂帅代替一切，还提出人民公社不能统得太死，应当放权。第二年，他又创作出报告文学 《实干家潘永福》，对于虚假与浮夸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文革”中，赵伯伯被折磨而死，其“罪状”当然也包括了他对“大跃进”与“三面红旗”的不满。赵伯伯是“大酱园”中第一位死于非命的作家，严文井叔叔称他是地地道道的山西“土特产”，更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作家”！

他爱唱上党梆子，更爱“送戏上门”，他的那股分外投入的神情，以及唱到高亢时的悲怆而又苍凉的调门，永远地留在了“大酱园”里，留在了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当然，还包括他的那双千层底的布鞋，那身黑呢子的中山装……

北京女一中

一个人的童年究竟应该结束于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小学毕业——那张盖着鲜红大印的毕业证书，证明了他已经接受完初级教育；有人说，是十四岁——少先队的章程明确规定，这一年可以摘下红领巾了。

我想，我的童年也是结束于这段时间的吧，具体说来，就是我考入了北京女一中之后。

谈到“小升初”，如今的家长已不约而同地将它视为高考的“起跑线”了。虽说现在已经取消了考试，可以直接升入初中，但为“择校”而付出的心血，为“摇号”而绞尽的脑汁，又何尝不深深地折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

但是一九六一年的我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既没有 《升学指南》 的频频诱导，也没有各位家长的殚精竭虑，我甚至没跟任何人商量——包括自己的爸妈和最要好的朋友，便大笔一挥，写下了“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几个大字。

天可怜见，这时的我竟然连这所学校在哪里都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更是一无所知。为什么要报考它？自以为是的我当然有自以为是的理由——既然是第一女子中学，那么它在女校中必定是排名第一位的！那是后来——已经正式成为它的学生之后，班主任老师骄傲地告诉我们：“记住：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就是北京第一好中学！”是啊，将“女”、“子”二字合在一起岂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好”字！——我放心了。

说实在的，直到此时我仍然属于“童年”的智商——这不，稀里糊涂地考了进来，懵懵懂懂地走了进去，对它竟依然是陌生之极，依然是“不知就里”。

校园的破旧，让我大吃一惊——屋顶歪斜，油漆剥落，居然跟新开路小学不相上下；校园的狭小，更让我目瞪口呆——礼堂不像礼堂，操场不像操场，开起大会来，只能备个屁股垫，坐在裸露的黄土地上……这究竟是因为尚处“困难时期”经费有限，还是有意要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我不得而知，但失落之感却油然而生，懊丧之情也挥之不去。

校长杨滨是个老八路，更是北京中学的四大名校长之一。她有办法——参观校史展览！这是新生们的第一堂课。

真是不看不知道，这所毫不起眼的学校竟然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光荣革命历史！——“五四”运动中，它积极地参加了全市的总罢课，而且是学生队伍中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李大钊对它以特别的关注，不仅亲自为它申请到了这处位于北长街一一三号的校址，而且还支持自己的学生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的陶玄、程俊英、石评梅、黄庐隐、孙荪荃前往该校任教，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一二·九”运动中，女一中同样走在了最前列，不仅它的校舍成为了指挥部，而且它的学生郭明秋当选为北平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与清华大学的学生姚依林等人共同参与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此外，它所培养出的“桃李”更是鲜艳夺目、名扬天下：郭明狱、张瑞芳、卓琳、于若木、何鲁丽……她们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了校史展览馆的墙壁上。

那天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告诉了爸，周身的热血似乎都在沸腾。爸笑了，他幽默地开了一句玩笑：“下次见到你瑞芳阿姨，我就说，原来你跟我的女儿是同学啊！——这样，她就得管我叫‘叔叔了！”

——什么是自豪？我将北京女一中的校徽别在胸前，挺起胸脯四处炫耀。什么是骄傲？我逢人必讲，女一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毛主席那边的声音我们都能听得见。其实后来才知道，校墙的那边只是中南海的东岸，离毛主席的宅院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至于胸前的校徽，大人们根本懒得一瞥，最多只是些小屁孩儿们好奇地张望一下……

人们都说，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女一中的这页红色的历史无疑地影响了我，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跟自己的“童年”告别了。

虚荣毕竟只是表面上的，我这个“歪打正着”而考进女一中的傻妞，究竟是什么时候才真正成为“革命者”、成为“接班人”的，这可远非一帆风顺。——可能是“大酱园”里的文化熏陶，让我只知道艺术而不懂得政治吧，也可能是新开路小学的松散氛围，让我只知道玩耍而不懂得革命，整个初一阶段我始终处于不“开窍”的状态。

看见别人写入团申请书，我也写，但发展的名单上始终没有我的份，老师的评语是“不能积极靠拢组织”；看见别人听团课，我也去听，但团委书记见到我总是摇头，她的意见是“只专不红”……

有什么了不起？自诩清高的我不知从哪儿学会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当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啊，每年都能拿到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的有几人？每次作文都能被挂在教室墙壁上的又有几人？于是我照样去看我的世界名著 《简·爱》 《基督山伯爵》 《悲惨世界》……团员同志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作品，应该肃清流毒；我照样跟我的好朋友夏明秋在一起玩，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团员同志们又说，她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

二〇〇九年我重返北京，夏明秋的哥哥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文革”中，他们一家惨遭迫害。造反派前来抄家时，搜出了当年我送给明秋的一个小本子——这是爸去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金色的封皮，外带一只用链子栓着的圆珠笔，也是金色的。我自己舍不得用，把她送给了明秋；而明秋也当成了宝贝，将它珍藏在了箱子底下。那天，面对着造反派的的狰狞，明秋跪下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小本，这个只有巴掌大的小本。她苦苦地哀求道：“还给我，请你还给我，这是我的东西，是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东西……”那天听着明秋哥哥的讲述，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为我们的这段友谊，为我的这个朋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女一中并没有丝毫的怨恨——这能怪罪于它吗？那毕竟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毕竟是一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洗礼；更何况女一中又是一所高干子弟聚集的学校，那种神圣的责任感与自豪感，仿佛接班之重任早已是非己莫属了。这是当年高二 （1） 班的学长们贴在壁报上的一首诗，不知为何我竟然保留至今——

你曾如何企望看到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孔，

但是，你可知道，

他老人家头上的每一根白发

为谁长？

他老人家脸上的每道皱纹

又为谁增？

数数看，报纸上又登了几启讣告，

又有多少革命前辈把他们的路走完？

数数看，又有多少重担等着我们担？

又有多少困难在前进的路上把我们拦？

想想吧！

我们的翅膀是否增宽长硬？

我们的根子是否扎正埋深？

我们的步子是否踏响走稳？当先辈们把担子交到我们手的时候，他们是忧虑，担心，是犹豫，怀疑，还是大胆放心？

……

记得那是初二的一次班会，班主任让每个人“痛说革命家史”。为此我去找爸，让他给我讲讲抗战时期文化战线的斗争，以及他自己在重庆是怎样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斗争的。于是第二天我照葫芦画瓢地上台讲述了一番，哪知同学们一个个竟不屑一顾：“这也叫革命？既没流血，也没牺牲！”那天的我沮丧得几乎要哭了出来，晚上我偷偷地在日记本上写道：“爸啊，爸！你为什么不去延安？为什么不去参加八路？”

我不能不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不能不相信水滴石穿的韧劲，十五岁那年我终于加入共青团了，也就是说我终于成为了“革命者”，成为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妈为我骄傲，却又为我悲哀。——那是一九六四年前后，爸去山东搞“四清”，不料妈旧病复发，大口大口地吐起鲜血来，以前她得过肺结核。作为家中的老大，我不但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责任，细心照料妈，反而拿出一张报纸，让妈好好地向彭加木学习——他是中科院的研究员，身患绝症却仍然坚持在沙漠中找矿，为此而成为全国人民的榜样。“妈，你应该坚强……”我板着脸对她说。病榻上的妈翻过身去，偷偷地抹着眼泪。

这是当年的我么？一点没错！当年的我就是这么“革命”，而且没有丝毫的虚伪，没有丝毫的做作。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讲述这段历史，应该如何反思这段往事。女一中打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红色”接班人，这是它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在这里我懂得了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什么是女子顶了整个天。没有男生的学校，女生无人依赖，无人呵护，更无处去发嗲和撒娇；她们必须和男生一样，挑起所有的重担，负起所有的重任。于是男生会干的我们也会干，男生喜欢的我们也喜欢。记得排演话剧时，所有的男角全都由我们自己来扮演，“化妆师”关依兰找不到油彩，干脆将蓝墨水稀释后涂在我的下巴上以充胡须。谁让我个子高、块头大呢，于是什么资本家呀，反动官僚呀，均非我莫属，害得我脸上几天都是青青的，不敢抬头见人。

——在这里我懂得了“不爱红装爱武装”，只有阳刚才是美，只有粗犷才是美。为此我们都成了“假小子”，成了“女汉子”，不留长发，不穿裙子，更不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了。什么“小鸟依人”，什么“窈窕淑女”，什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统统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直至今天，已经进入了老年，还有不少人奇怪地问我：“你除了职业装，难道就没有别的衣服？”是啊，女一中的教育已经让我搞不懂什么是女性的温柔与美丽，什么是女人应有的气质与风度了。

感激乎？遗憾乎？我至今也说不清道不明。尤为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知为何我经常还会梦见北京女一中，而且反反复复都是同样的梦。那是上学的路上——奇怪的是，以前我都是坐公交车，先是一路，再换五路；但是在梦里我却是骑自行车，而且是那么艰难，那么吃力，每每都面临着迟到的危险。童年的我，从来没有迟到过，这样的梦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是我的努力不够，难道是我仍然需要在革命的大路上奋勇前进吗？我感到震慑，感到惶惑。

——女一中啊，女一中！你永远是我的梦！是你让我从童年走入了少年，走入了青年，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带着高不可及的革命理想……

二〇〇九年，我重返北京。“大酱园”拆了，只剩下一棵孤零零的树；新开路小学重建了，再也找不到以往的踪影；女一中更名为一六一中学，校园里除了女生的欢笑，又增加了男生的喧闹。我的童年不见了，它一滴一滴地渗入了脚下的土地，一缕一缕地融入了历史的长河……

（选自《悦读MOOK·第三十七卷》/褚玉泉 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