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力挺章士钊《柳文指要》出版内情

孟昭庚

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位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人。而在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特殊。

章士钊一生最大的幸运是慧眼识人——在毛泽东早年，年长毛十二岁、社会地位又很悬殊的章士钊能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一大笔钱，两人便由此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

那是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帮助料理完他的老师、也即后来的岳父杨怀中先生的丧事后，便持着杨老先生生前写给章士钊的遗信到上海找章士钊，请求其资助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信原来是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去沪见章的，但蔡和森已于1919年底启程去法了。杨怀中信中言：“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阅信后，便马上资助毛泽东两万元现款。后来，毛泽东没有去法国，而是拿着这笔钱作为革命经费回湖南搞革命活动去了。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就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问题展开谈判。时在重庆的章士钊在一次宴会上和毛泽东续上了宿缘。深知蒋介石为人的章士钊，在手掌心给毛写了一个“走”字——劝毛三十六计，走为上。1949年国共再次和谈，但斗转星移，此时蒋介石已下野，战争的主动权已转移到中共一边。作为代总统李宗仁政府的和谈代表之一，章士钊飞赴北平。北平谈判终无结果，章则从此长住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但对章委以重任，章还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章士钊一次外出被自行车撞伤住进医院。毛泽东获悉后，派人送去人民币500元作为章的疗养费用。章伤愈出院后，一次在餐桌上向毛泽东提及此事说：“你送我500元，我不敢受，还是还给你吧！”毛笑着说：“行，这点钱算什么，作为你钱的息金还远远不够呢。”

1963年，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给章士钊还债，并订了一个还债计划，即每年还2000元，十年还清。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必让秘书送2000元给章士钊。可是章坚持不要，说当时这钱不是自己的私款，但毛坚持要还。其实，这是毛泽东特意用自己的稿费给耄耋之年的章士钊的生活补贴。

二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又是一个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进步倾向的思想家，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丰富多彩，峭拔俊秀，含蓄精深，对中国散文的发展起着很大的贡献。他所留下的著作，全部收在 《柳河东集》 中。

章士钊，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用了大半生的余暇时间研究了《柳河东集》，晚年写出了 《柳文指要》，约100余万字。这是一部系统地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涉及柳宗元的政治实践和他在文、史、哲诸方面的学术思想，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将柳宗元与韩愈对比，竭力表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尤其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对唐朝的永贞政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评论，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

“文革”前一年，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 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于是，章士钊便于1965年6月先后把100余万字的初稿特地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读后，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并于6月26日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年谱》 第五卷506页）

毛泽东对这部巨著兴致极高，到7月中旬，已把 《柳文指要》 上、下两部通读一遍。读后，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于是，在7月18日，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 《柳文指要》 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10页）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而所说的“友人”则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 《柳文指要》 上部，显然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信中所说的“高先生评郭文”，指的是当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写的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 发表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 《柳文指要》，不但把其中的错别字改掉，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宝贵的意见。正因如此，1966年3月，章士钊在为 《柳文指要》 所写的跋中，便写下了“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看后均谦逊地分别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之语。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书稿所下的功夫。

三

毛泽东一生酷爱古文，尤其是韩愈的散文，对韩愈的大部分诗文能倒背如流。

韩愈，字退之，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唐代儒家代表人物，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故而韩愈被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在唐朝，与韩愈并称的是柳宗元，后人都把韩柳并称为古文运动的宗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和他朴素的唯物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为 《天问》 而作的著名 《天对》 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为“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以无神论的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都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作了系统的发挥。

毛泽东十分赞赏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说柳子厚出入于佛老，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他认为，柳的 《天对》 自屈原的 《天问》 以来，过了一千年才有这一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1964年8月20日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

这就不难看出，毛泽东与章士钊在对柳宗元的看法上有极为相同的观点。所以在看了《柳文指要》 书稿后，便在1965年8月5日批转给康生阅读。并写信给康生：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 《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 （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1965年8月5日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18页—519页）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确良。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桐城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刘大槐、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

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康生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读了《柳文指要》，送回毛泽东，并于同年12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

“……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步，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

最后，康生还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显然，这些意见都是康生号准毛泽东脉搏，投毛泽东所好，学毛泽东的，其实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的意见后，将书稿送回章士钊。同时于1966年1月12日致信章士钊：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 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 《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顺颂

春安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

又及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53页》）

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言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四

《柳文指要》 本来可以问世了。但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是在1966年5月10日，主动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 《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

章士钊在信中还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然而，毛泽东对 《柳文指要》 的态度却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看到章士钊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此语说得过分”。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道：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87页）

章士钊在信中还说，自己因著 《柳文指要》 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

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

毛泽东在章士钊这封信上的批语和批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对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还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 《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 《柳文指要》 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毛泽东读罢此信，于5月17日批示：

“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士钊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毛泽东年谱》第五卷586页）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就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转直下的形势，《柳文指要》 尽管为毛泽东早已批准出版、且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最终还是搁浅了。

五

大约在1970年，康生竟横生枝节，违背了毛泽东先后在给章、康本人的信中所作的 《指要》“不必改动”“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的最高指示，公然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便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

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在信中还嘲讽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章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 （章士钊在旁边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以通将 《指要》 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措词强烈的信，在那个年代也只有章士钊敢写，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是最了解他的，也是最为他撑腰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封信，才促使《柳文指要》 于1971年9月正式出版，共14册。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这种被列入“四旧”之列的书籍，别说是出版，就是保存下来，也是很难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柳文指要》 却意外地出版了。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由于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问题和“阶级性”问题，这不能不使人更容易产生一种惊奇，也不能不使当时一些大理论家们产生嫉妒。于是，人们透过这部书的出版，看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九十岁高龄续写该书 《通要之部续序》 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始起于1949年大革命胜利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先生的 《柳文指要》，并赠送随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 （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 一套做纪念，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以此向美国人展示我们并未摒弃文化遗产。

（选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