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识鲁迅

杨建民

沈从文与鲁迅之间，一开始就弄“拧”了。沈从文离开湘西军队去了北京，是为自己精神寻找突破口。不料京城大不易“居”，很长一段时间，他弄得连饭都吃不上。为摆脱窘境，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等曾给多个文化界名流去函，希望他们给予援手。在这几个文学小青年想来，这些名流，不仅是新文化的导引者，亦应当是人道精神的实施者。不料，鲁迅的多疑性格却使他与沈从文形成裂痕（丁玲写给鲁迅的函，字迹被认为是沈从文的。那么就是“男扮女”去欺哄了。这令鲁迅大为“讨嫌”，并在信中说给他人。沈从文当时四下投稿，认识一些编辑，从中得知了这一消息。身处困窘又无凭遭妄污，当然也对此“名流”产生不良印象），并终于没有彼此主动修复。

但鲁迅在当时文坛的位置及分量，沈从文却掂得来。他后来创作有了一些成绩，可靠文字吃饭，还很成问题。在徐志摩、胡适的“欣赏”下，他进了大学教书。大学任教，有它的一套评价体系，故此沈从文在这个阶段，写作了颇多文学评论，对当时新文学作家进行评述。其中，鲁迅当然绕不过去，不仅绕不过去，还是重要的对象。所以，沈从文直接以鲁迅做题目的文字，先后就有数篇之多。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仅可以读出一位杰出小说家对另一位重要作家的看法，还能够读出一些更为复杂的情绪。

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沈从文发表出一篇对新小说作品的估价文章 《论中国创作小说》。这个题目不小，必然涉及颇多小说家。这其中，鲁迅不可或缺为重要的议论对象：“在‘人生文学上……一面是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写 《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的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一名词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像，在作品中，注入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动人的作品了。”

这段文字，肯定了鲁迅小说创作一出手，就高出他人一筹的基本事实。沈从文是小说家，这样的“行”内关注点，他是准确而敏锐的。总体之外，沈从文还具体分析：“鲁迅一来，写了 《故乡》、《社戏》，给年轻人展览一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鲁迅写乡村的作品，调整了人们的写作和欣赏角度，开一代风气。沈从文也应该是乡村写作的受益者。可是，沈从文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足：“又从 《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势，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一个读过鲁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阿Q正传》 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意味的。”这些话虽确有些苛刻，但对 《阿Q正传》 艺术上的评价比较合适。

沈从文对鲁迅，几番都提到年龄：“在 《呐喊》上的 《故乡》 与 《彷徨》上的 《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的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里，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这样的分析，或者与沈从文读过一些西方心理学著述有关。运用恰切与否先不说，多维的角度，是可以引发读者注意的。

应该是在同一时期，沈从文还写有一篇专论《鲁迅的战斗》。前文论及小说，这里主要谈鲁迅的散、杂文。把一位作家的写作，称为“战斗”，显得略有些异样。沈从文开笔这样解释：“在批评上，把鲁迅称为‘战士，这样的名称虽仿佛来源出自一二‘自家人，从青年人同情方面得到了附和，而又从敌对方面得到了近于揶揄的承认;然而这个人，有些地方是不愧把这称呼双手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呢？“对统治者的不妥协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嘲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这概括总体看去是得当和欣赏的，可论者随即一转笔锋：“虽然这大无畏精神，若能详细加以解剖，那发动正似乎也仍然只是中国人的‘任性;而属于‘名士一流的任性，病的颓废的任性，可尊敬处并不比可嘲弄处为多。”

什么？鲁迅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是中国人的“任性”，属于“名士”一流人，甚至“病的颓废”的任性？看来，沈从文并不真正认可这样的“战斗”。更进一步：“并且从另一方面去检察，也足证明那软弱不结实;因为那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另外是看得他的聪明，善于用笔作战，把自己位置在有阴影处。”这是说鲁迅善于“保护”自己吗？

沈从文写这篇文章时，态度常常矛盾。一方面是不满，同时常常敬服：“不过他的战斗还告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不大从小利害打算的可爱处。从老辣文章上，我们又可以寻得这个人的天真心情。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这几句话，看去似乎俏皮，其实是真切之言。

“在这个人任性行为的过去，本人所得的意义是些什么呢？是成功的欢喜，还是败北的消沉呢？”对于鲁迅战斗的心态，沈从文这样揣测：“用脚踹下了他的敌人到泥里去以后，这有了点年纪的人，是不是真如故事所说‘掀髯喝喝大笑？从各方面看，是这个因寂寞而说话的人，正如因寂寞而唱歌的一样，到台上去，把一阕一阕所要唱的歌唱过，听到拍手，同时也听到一点反对声音，但歌声一息，年青人皆离了座位，这个人，新的寂寞或原有的寂寞，仍然粘上心来了。”在沈从文理解，鲁迅的“战斗”，是寂寞之故。为何是寂寞，是怎样的寂寞？“这战士，在疲倦苏息中，用一双战胜敌人的眼与出奇制胜的心，睨视天的一方作一种忖度，忽然感到另外一个威严向他压迫，一团黑色的东西，一种不可抗的势力，向他挑衅;这敌人，就是衰老同死亡，像一只荒漠中以麋鹿为食料的巨鹰，盘旋到这略有了点年纪的人心头上，鲁迅吓怕了，软弱了。”

这样的看法，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似乎未曾有过。沈从文实在敏感，他以为作为战士的鲁迅，除去为社会，他要排解的“寂寞”，还来自生命本身——不由自主对年岁流逝的紧张感。这一层意义无论确当与否，都能给鲁迅研探以深度的启示。

鲁迅的 《野草》，是很多人都喜欢，感觉丰富的集子。沈从文的解说，却别有一种味道：“从《坟》、《热风》、《华盖》 各集到 《野草》，可以搜索得出这个战士先是怎样与世作战，而到后又如何在衰老的自觉情形中战栗与沉默。他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样，从那一个黑暗而感到黑暗的严肃;也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样，把希望付之于年青人，而以感慨度着剩余的每一个日子了。那里有无可奈何的，可悯恻的，柔软如女孩子的心情，这心情是忧郁的女性的。青春的绝望，现世的梦的破灭，时代的动摇，以及其他纠纷，他无有不看到感到;他写了 《野草》。”说 《野草》 的蕴含，有女性忧郁的心情，有青春的绝望，现世梦的破灭……这些，或许有人体味到，可不曾这般深入地解说出。这是我们理解鲁迅的又一种目光。

二  一九四〇年前后，沈从文在为西南联大学生讲授“各体文习作”时，编写了系列讲稿。这讲稿后来发表出几篇，其中之一，是 《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周作人作品和鲁迅作品，从所表现思想观念的方式说似乎不宜相提并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诅咒。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然而有一点却相同，即作品的出发点，同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此时的周作人，已经成了日本人扶持的高官，早为国人厌弃。沈从文对其文章如此夸赞，并与鲁迅对比，他的世事与文学之间，距离实在大。

虽然题目是谈两个人的作品，可文章重头却压在一头——大部分篇幅给了周作人。这中间有很好的见解，可不在本文范围。我们只读对鲁迅的判断：“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同样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异流：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然而从鲁迅取名 《野草》 的小品文集看看，便可证明这个作者另一面的长处，即纯抒情作风的长处，也正浸透了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有对比，就好谈一些。鲁迅取的姿势，与他对世事的认知有关，但鲁迅并非只有一样手法或武器，他的纯粹抒情文字，也十分可读。沈从文也说得好：“也正浸透了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

为证明这一点，他居然引了鲁迅名篇 《秋夜》全部，可见其欣赏程度。对于这种文字产生，沈从文以为：“这种情调与他当时译 《桃色的云》、《小约翰》 大有关系。与他的恋爱或亦不无关系。这种抒情倾向，并不仅仅在小品文中可以发现，即他的小说大部分也都有这个倾向……然而对社会现象表示意见时，迎战态度的文章，却大不相同了。”对社会现象表态的文章，沈从文节引了《纪念刘和珍君》，并评价说：“感慨沉痛，在新文学作品中实自成一格。”鲁迅“另外一种长处是冷嘲，骂世，如 《二丑艺术》 可以作例……”

这篇文章，论述鲁迅的不算多，可沈从文毕竟是杰出作家，对于文章优长，看得明晰确当，对于他的学生或我等普通读者，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是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经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得到洗礼。沈从文不仅在战乱中数次颠沛，年龄也过四十，中年的人生境况，他当然颇多体尝。此时再来看鲁迅，当“别是一番滋味”。

当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 《知识与生活》 杂志十四期，刊出了署名沈从文的一篇鲜明文章 《学鲁迅》：“一切理论的发展，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起始，三十年来或以文学社团主张出发，或由政治集团思想出发，理论变化虽多，却始终无从推翻这话所包含的健康原则和深远意义。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

那么，这贡献具体是什么？沈从文以为：有三方面特别值得回忆和敬视：“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这应该是说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等著述。如胡适等新文学先驱者一样，鲁迅并未将古文学中的财富和智慧轻易舍去。他的这几部研究集子，尤其 《中国小说史略》 一部，虽篇幅不算大，但确实如沈从文所概括的，是“能把握大处”、有新的研究眼光之重要作品。沈从文这些年在大学任教，也讲授到古代小说等，对鲁迅著述的“敬视”，应当说是由深切感受得来。“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流注。”比较先前沈从文认为鲁迅的杂文是名士一流的“任性”，是面对不可抗生命压迫的“寂寞”等激烈看法，这评价是大大改观了。沈从文自己也人到中年，民族中的种种丑陋弱点，见得多且体会深，反过身来看鲁迅的文字，那种激愤，憎恨强烈却“有深刻悲悯流注”的广大精神境界，确实有着不容低估的充分价值。“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营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从艺术层面言其优劣者甚多，对其通过关注、描述农村的 《故乡》、《社戏》、《祝福》、《药》 等重要作品，影响人们眼光，转移一批作家笔的走向，却说得很不足。沈从文自己，应该同样是鲁迅引领的写农村，写自己有亲身体验内容的受益者。所以在此的评价和肯定，也来得恳挚而动情。（一九六六年末，沈从文在一份名为 《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的检查文字中，谈及国外作家屠格涅夫、契诃夫、都德等给自己的影响而外，中国作家，他这样说：“国内作家则鲁迅先生写的乡村回忆故事正流行，我明白，由于生活实践，从这方面发展，我必然容易得到进展，我可写的事还多。”鲁迅取家乡为题材的写作，显然给了沈从文实际的影响。）

对鲁迅文学上的功绩，沈从文这里谈得相当充分了。可他还不满足：“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这是做人。沈从文现在完全可以不再记怀早年鲁迅对自己的误会，透过表层的“战士”形象，还原为一个对人，对工作态度诚恳，性格素朴，足以使人效法的人。时光流逝，鲁迅诸多方面的优长，在沈从文心里凸现出来。

为何特地提出态度“诚恳”？沈从文解释：“‘诚恳倘若是可学的，也是任何一种民族在忧患中挣扎时的基本品质。我们由此出发，对于工作，对于人，设能好好保持到它，即或走个自能走的路：作研究好，写杂文好，把一支笔贴近土地来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以及新旧交替一切问题好。”这是说人生态度。倘使连这一点基本点也学不到，沈从文判定：“纪念即再热烈，和纪念本意将越来越远。”

（选自《读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