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得过年

叶兆言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过年，对过年没多少美好记忆。“文革”开始那一年，我九岁，父母双双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我被送到农村，寄人篱下。看别人喜气洋洋过年，过年也不想家，因为家已经散了，不复存在了。父母既然被打倒，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坏人，因此不应该想他们。印象中，过年与自己总是格格不入，关系不大，过年的热闹永远会让我有一种寂寞之感。当时有个口号，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的春节记忆都是革命化的，简单无趣，不当个事，根本没什么可回味。

再然后，仍然是“文革”中，父母从牛棚出来，解放了。母亲又开始演出了，父亲又开始写作了，保姆又回来了。那时候，保姆过年也不回自己家，现在想想，真对不住人家，凭什么要在你们家过年，过年又不涨一点薪水。中学毕业，我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快过年，师傅会故意先留一点活，等到过年加班，加班可以有额外工资，还可以翻倍。那时候，这也是一种小福利小权力，不是人人都能有。师傅是小组长，为我这徒弟留了一个加班名额，算是照顾。

在物质匮乏年代，许多东西都要凭票。当时有一种豆制品副票，上面编了号，烟酒肉鱼全靠它。很多人会主动放弃，父亲毫不犹豫地笑纳。我们家书多，年轻人来借书，为了表示谢意，顺便也留下了他们的豆制品副票。“文革”后期，父亲天天都会喝点小酒，酒虽然凭票计划供应，总会有这样的关系那样的人情，让父亲的酒保持源源不断。好烟也是如此，当时烟票比酒票更容易获得，因为好烟根本没人抽。

今天重提旧事，无非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精神虽然痛苦，相对的物质生活，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我们家很少上馆子，只要来客人，就会去馆子买几样菜回来。俗话说，有钱没钱，团聚过年。俗话又说，有钱人家天天过大年。有一点不容置疑，文化大革命中的物质生活，属于绝对糟糕和贫困。今天有人喜欢描绘那个年代的平等，强调那个年代的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这里面有太多的想当然，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记得父亲当年回忆过年，常常说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避难，遇到日本飞机轰炸，家里东西烧个精光，结果只能买一只鹅过年。在“文革”中，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恰当，譬如我母亲就喜欢批判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过年还能吃上鹅肉，已经很不错了。我们都觉得父亲的思想有问题，态度不端正，认识太过落伍。潜意识中，作为被洗过脑的一代人，不管对过去是否了解，解放前已成为一个基本定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饭都吃不饱，哪有什么鹅肉可吃。

“文革”结束，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恢复高考。从准备考试开始，过年往往最忙，只有在这期间，才能抓紧时间做想做的事。平时要上班，过年的那几天正好充分利用，考大学如此，考研究生也如此。我能够成为大家眼里的好孩子，是因为他们看见即使过春节，这家伙仍然还在用功读书，还在努力复习功课。外面正下雪，别人家的孩子在放爆竹，我却在雪地里跺脚背书。

我不喜欢过年，过年让人有种无形的压力。习惯了过年时做点什么，习惯了就会成为自然。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我总是利用难得的假期，抓紧时间写小说。成为职业作家，过年逐渐成为一个障碍和负担，因为每到这时候，计划要写的小说，就会被迫中断。我因此变得异常焦虑，想停下来，停不下来，想大踏步地往前走，又不能不十分犹豫。岁数不饶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轻易就能够排除身边干扰的青年人，注意力越来越容易分散，一快到过年，心情便立刻变得不好。

然而年总是要过，像春晚一样，办得再糟糕，还是得办。媒体的过年专号还是要出，火车票难买还是得买。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份子钱和压岁钱少不了，少不了，也得回家过年。为什么非要过年呢，我知道这么想不好不对，有点自私，真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不过个人喜好不重要，送旧才能迎新，你总不能指望大家都要过的那个新年，像爆竹一样给禁了。

（选自《博客天下》2015年第5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