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年记忆：１９６０年

影像志

1960年1月28日，农历庚子年到来。

春节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行年画展览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继续成为年画的主题。

在北京和上海，电影院里正在上映电影《五朵金花》。电影中的主人公阿鹏和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相约明年再会。第二年阿鹏如期赴约，一路上遇到的金花姑娘有拖拉机手、饲养员、积肥模范和土法炼钢的技术员。而他要找的金花，是一位能干的女社长。

影片上映后，中国掀起一股学习金花的热潮。金花成为荣誉的象征、模范的代名词。云南大理也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

“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元旦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开门红》，片中讲述说：

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中国完成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的第一天，各行各业都夺得开门红。这是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全国先进集体，石钢实验厂的炼钢工人从今天零时起，便开始了炼钢接力赛。五个转炉同时炼钢，这是建厂以来破天荒的创举。

当石钢工人在炉前挑战的时候，京西城子矿开门红的战斗也正热火朝天，京西矿务局的职工，在1958年大跃进胜利的基础上，1959年继续实现了安全生产双跃进，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张张喜报写着一条条决心，不但要实现开门红，更要做到日日红，全面红，安全生产满堂红。

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第一次在党报中向外界透露，农业生产遇到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

元旦过后，中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要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六千亿斤的高指标。

在河南信阳商城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顾准已经下放劳动两年。

国营农场里，顾准犁地、锄苗、施肥、收割，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晚上十二点起床巡夜，第二天照常出工劳动。顾准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手已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合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破皲裂，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了……但正是在劳动队，我才把知识分子架子和官架子真正完全、彻底、干净地放下来了。

顾准利用点滴时间，坚持记日记。现存的《商城日记》中，顾准记载了他在1960年前后的所见所闻：

1959年12月17日，徐家断炊。

1960年1月5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1月9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

1月12日，裁缝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此时，中国的农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上一年，农业生产第一次出现滑坡，全国六亿亩农田受灾。进入1960年，农业继续大面积减产，许多农田甚至颗粒无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一书中写道，在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农村：在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依然实行高征购，所购的过头粮中就包括农民的一部分口粮和种子，于是，相当普遍地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

在河南林县，三十一岁的杨贵当县委书记已经六年。从元宵节开始，县委组织六万多林县劳动力，上太行山开山凿渠，准备从山西省引漳河水进林县。

太行山区的林县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土薄石厚、水源奇缺。两年前的大跃进运动中，新乡地区上报粮食产量。林县只上报了亩产一百二十五斤。杨贵后来回忆说：因为谁报的多，征购的就多，有些地方群众的生活就没有安排好。林县有三千多万斤储备粮，就是因为林县实实在在，实事求是。

三千多万斤储备粮，将近三百万块钱，是林县修红旗渠的底子。即使这样，民工们每人每天也只有六两粗粮。

太行山由石质坚硬的火成岩构成，在几乎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林县人只能边摸索边施工，原计划一两年间完成的工程，却整整持续了十年。在节粮度荒的年代，红旗渠成为困难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

四万人的工地上，除了男劳力，也有一群被人们称做“铁姑娘”的女青年。这是东港公社北角大队贫农社员韩用娣领导的铁姑娘队，她们敢想敢干，破除了妇女不能下深井劳动的迷信。韩用娣和她的铁姑娘队充分发扬了排除万难的精神，不但学会了在深井中抢锤打钎，而且还学会了装药放炮，为全工地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国出现全民办工业的现象，政府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劳动的主力。1957到1960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从三百二十八万增至一千零八万，增长了两倍多。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百分之九十多。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社论说：“毛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不需要很长时间将得到实现。”

纪录片《首都妇女迎三八》，展示了首都妇女在1960年三八节这天的活动。片子中，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种菜能手、纺织厂的女工、电子管厂以及街道综合加工厂的女职工都做出了优异成绩迎接“三八”节：“上天入地，我们妇女什么都能干。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

《劳动》杂志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仅1958年就有五千五百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工的劳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了，过去没有女工或女工极少的冶炼、机械、化学、基建、交通运输等行业，现在都有大批妇女参加。”

4月的松嫩平原，天寒地冻。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来的职工四万多人走进这片莽莽荒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陆上只有玉门、独山子、延长三个油田，原油产量仅为十二万吨，石油严重短缺。在北京，科研人员在公共汽车上试验煤气代油，将一个大的储气袋放在汽车的顶部，但汽车一般行驶三十公里就需要加气。

上一年国庆节前夕，黑龙江松井九井第一次喷出原油，这意味着新油田的发现。很快，大庆石油会战打响。

三十七岁的王进喜和他所在的石油部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在玉门油田会战中，他们创造了全国钻井进尺的最高纪录。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钻机运到了，没有装卸工具。王进喜带着工人，人拉肩扛，把钻机运到工地。打井需要水，他们用脸盆端，用水桶挑。

4月14日，经苦干五天五夜后，一二零五钻井队打出大庆第一口油井，并创造年进尺十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

三年后，大庆石油生产基地基本建成，当年原油产量达到六百四十八万吨，基本保证了国内的石油供给。

这一年，漫画家方成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组连环漫画《乔大叔》。漫画中的乔大叔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底层小人物。其中的《求职记》说的是乔大叔应聘工作，在邻座老人给他讲过养生之道后，扔掉了烟斗，却不料公司招人恰是为了宣传吸烟有益健康。

谈到创作初衷，方成说：和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画的连环漫画一样，也是借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老人为画中主角，用他的生活经历来揭示那时的社会黑暗面。

此时，方成的漫画以国际政治题材居多。《多面手》说的朝鲜战场上，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的事；《美国军乐队》说的则是美苏之间的裁军谈判。

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后，东西方冷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5月，苏联展出一架被击落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但美国政府说，不曾有美国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

苏联随即对俘虏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进行公开审判，飞机上的侦察设备也几乎完好无损地作为证据保留下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出面承认，他亲自批准了这些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半个月后，美、苏、英、法四强高峰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U2飞机事件导致四强会议不欢而散，人们缓和东西方冷战的希望化为泡影。

此时，漫画家丁聪正在北大荒接受下放劳动。两年前，丁聪从北京来到这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一千五百多人。他们集中在密山垦区的八五零、八五三农场。

丁聪住的草房，当地人叫做“拉哈辫子”，过去是做马厩的。丁聪后来回忆说：“我们把马厩打扫干净，在地上放上碎树枝，上边铺上稻草，再放上被褥，一个挨一个地睡在地铺上，一点儿空隙都没有，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在一起。如果谁要起夜，回来后再要挤进原来的铺位，没有一点技巧和力量是很难办到的。”

出工空闲时，丁聪就背着人偷偷画画。画画需要一把尺子，丁聪也找到了代用品：“我把腰间的皮带解下来，小心翼翼地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刻度，表示各种长度。平时不用，就是腰带，一旦需要，就解下来，比尺子还方便。”

正修云山水库时，丁聪被农垦部部长王震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北大荒文艺》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北大荒工作的复员军人。丁聪负责封面设计、插图、刊头补白、画版样等所有美编的工作，另外还要跑印刷厂，搞发行。他每天有条不紊地忙着。每期十万字，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刊物印出来后，他要自己赶着牛车从印刷厂拉到邮局寄发。

在丁聪帮助下，老作家聂绀弩也来到《北大荒文艺》。丁聪后来特意为聂绀弩画了一幅上工的漫画。聂绀弩在画上题诗一首：

驼背猫腰短短衣，

鬓边毛发雪争飞。

美其名曰上工去，

恰被丁聪画眼窥。

5月，1949年之后发行的第一本大型文学创作双月刊《收获》停刊。

《收获》创刊于1957年，是一本七十万字、三百二十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一元四角。杂志先后发表过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老舍的《茶馆》、柳青的《创业史》等一批知名作品。许多作家都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投给它，以在此发表作品为荣，作家冰心曾把《收获》称为“我心中的红玫瑰”。

1960年，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量减少、品质降低。除了学生课本、《毛泽东选集》等重点印刷品外，很多报纸、期刊停刊。中国作协只剩下一报一刊，《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决定把1960年全国的棉布定量由每人二十四尺减到二十二尺。从1955年起，国家对城镇居民开始实行基本生活资料配给制。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半个月后，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每人的棉布定量再减少一尺多。原因是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

进入1960年，粮食供应也日趋紧张，粮食调运情况一直不好，5月份从各调出省调出的粮食数量仅是计划数量的一半。连续两个月，调入北

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被挖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有关省、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地集运外调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

5月24日上午九点，四个身影在珠峰八千五百米的高度上移动，中国登山队将从珠峰北坡向山顶冲击。

位于亚洲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世界屋脊。山脉南部的群峰之中，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1953年，英国登山家从舒缓的南坡第一次登顶。之后，很多外国登山家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都没有成功。

早上，登山队一行人把二两人参放在水里煮了，四位冲顶队员喝完汤，出发登顶。

运输物资的队员屈银华把铁盒里的渣滓捞出来吃掉，准备下撤。一天前就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屈银华后来回忆说：八千五百米营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我这儿有一盒糖、二两人参，贡布那里有块羊肉，余下的就没有了，氧气也不够。

这时，登山队突击组组长许竞体力不支，被扶回帐篷，屈银华代替他成为冲顶的队员。

中午12时，登山队遇到一段六米高的垂直峭壁。到达过这里的英国人说，这是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地方。四个人轮番尝试，都无法攀登。最后，队友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打钢锥。

屈银华后来回忆说：天气很冷，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把高山靴和毛袜子脱下来以后，一股冷气从脚底通过神经冲击身体的每个部位。我穿线袜子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花了很长时间，打进去第一个冰锥。

十九点左右，一行人登上海拔八千七百米处，刘连满体力不支留了下来。余下的人决定摸黑行军，因为大家的体力和所剩的氧气都不容许拖延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九个小时后，北京时间5月25日四时二十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程了。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于顶峰。

五天后，在人群的簇拥下，中国登山队回到拉萨。屈银华冻伤的十个脚趾被切掉。

6月1日，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从西藏赶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作题为《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长篇报告，号召文教工作者要把文化革命推向新高潮。

史占春汇报了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从北坡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过程：“我们的三名队员从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另外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他们把毛主席像也带到了珠峰顶上。”

大会给每位代表发放了奖品，包括印有毛主席浮雕像的奖章一枚，《毛选》（一至四卷）一套，特制的“英雄100号”金笔一支和纪念册一本。

全国文教群英会开幕的同一天，大庆举行首战告捷的万人庆功大会。被称为开发大庆“五面红旗”的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穿过欢呼的人群。牵马的是指挥部的各位领导。

一个月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七万多人的盛大集会，庆祝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凯旋归来。

1960年，正是中国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个“节粮度荒”的年代，艰苦创业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这一年的6月2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返中国。在斯诺看来，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离开这里已经近二十年了。

1936年，他冒险进入红色苏区，在延安访问了毛泽东，随后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第一次介绍给世界。

这一次，斯诺在中国停留四个月，访问了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厂、农村、学校，甚至监狱。在上海，斯诺住在和平饭店。他看到今日的上海与往昔已经大不相同：人们都穿着蓝哔叽制服，衣服扣得很整齐。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右胸口袋里都插着两三支“新农村”牌水笔。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全身或者半身的塑像。斯诺后来在《在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上海，这个曾经的巨大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全都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