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影话沧桑

“霹雳火”林庚白

1934年3月4日晚，南社社友109人假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雅集。洒酣耳热之际，社友胡怀琛提议，由柳亚子仿照“东林点将录”、“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前例，开拟当晚筵前座次。蔡元培被推为“托塔天王”（相当于晁盖）。在其余108人中，林庚白排名第八，绰号为“天猛星霹雳火林庚白”，可见他在南社这一团体中的位置。

然而，正是这位林庚白先生，却在1929年12月26日和12月28日先后写了两首七律对鲁迅进行谩骂：

一、讽鲁迅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檐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二、再质鲁迅

刀笔儒酸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

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

垂老终为吴、蔡续，失官遂与段、章争。

曾闻艺苑呈供状，醉眼镰锤梦亦惊。

林庚白之所以谩骂鲁迅，是因为他贸然造访鲁迅被拒引发的。林庚白有一个习性：向来喜欢直接找生人闲谈而不经熟人引荐。1929年12月26日，他直接闯到上海景云里鲁迅寓所要见鲁迅。这时出来一位女佣，要他递上名片。鲁迅因为跟来人素昧平生，便叫女佣推说“主人上街”，未予接见。林庚白本是个狂人，何曾碰过这种钉子？于是一骂再骂，以泄私怨。但鲁迅以柔克刚，始终置之不理，使林庚白碰了硬钉子之后又碰了软钉子。

林庚白谩骂鲁迅，鲁迅日记中留有两条记载，鲁迅遗物中保存着这两封原信，他自然因此背上了恶名。有一篇署名“单黎”的文章，题目叫《〈林庚白的自画像〉补遗》，被收录进姜德明著《书边草》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文章干脆把林庚白定性为“反动派的帮闲文人”，说他仇恨鲁迅，用心险恶，与反动派“毫无二致”。今天看来，上述结论显然过于武断，因为林庚白虽擅写诗，但跟政坛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给他扣“反动”的帽子，也显得冠大头小，不大合适。

林庚白原名学衡，1897年4月21日生于福建福州。相传他4岁能作文，7岁能写诗，被视为“神童”。1907年，他因写论文骂孔子、周公，被天津译学馆开除学籍，改入天津北洋客籍学堂。1909年秋，因领导反日运动又被学校开除。不久由天津赴北京，以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当时倾向革命排满。1910年，经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担任京津同盟会文事部副部长。1912年，16岁的他经柳亚子等人介绍，参加了著名的革命和文学团体南社；又经汪精卫推荐出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参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林庚白在上海秘密组织“铁血铲除团”，以暗杀北洋官僚和变节党人为目标。同年7月25日，出任上海《民国新闻》（日报）主笔，力图“保障共和政体，宣扬民生主义”。1913年春离沪入京，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机关报《民国报》；同年6月30日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林庚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8月任广州非常国会秘书长，9月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21年，受孙中山密派，到北洋第二舰队做策反工作，未果。从这一时期林庚白的政治态度来看，他是倾向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林庚白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产生怀疑而一度消极，闭门读书，研究诗词。1929年底他拜访鲁迅的时候，正被时人讥之为“诗狂”，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他后来自己承认：”我生平瞧不起任何人，谁配来领导我？关于革命的理论，除却马克思、列宁复生，我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关于文艺方面，便是高尔基来领导，我也认为不配”（《关于我和文艺春秋会》，载1932年8月1日《时事新报》）。由此看来，他对鲁迅的谩骂宜视为“诗狂”的呓语和宣泄，而不宜在政治上上纲过高。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林庚白极力主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力主“断绝中日国交”，并于1937年10月出版《抗日罪言》（列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的“抗战丛刊”第6种）。1938年2月23日，他的长女出生，命名为“应抗”，寓抗战到底决心；1940年2月29日次女出生，命名为“应胜”，寓抗战必胜之意。同年3月，他将1937年以来的诗作集为《吞日集》，在自序中再次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年5月选编《今诗选》，其中包括了鲁迅、毛泽东的诗作。林庚白认为，鲁迅的旧体诗，如《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不假雕琢，耐人寻味”，可见他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对鲁迅的仇视可谓一以贯之”。

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携眷属由重庆赴香港，准备创办一份日报。这一计划得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支持。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根据一份错误情报，误将林庚白当成国民党中央委员，对他进行搜捕。19日下午，林庚白独自出门，想另觅避难之所，被附近的日兵击毙，终年45岁。其遗骨草草掩埋于香港天文台道的菜田之中。

林庚白遗著颇丰。他最感得意的是生前选定的《丽白楼自选诗》。1944年，友人柳亚子又将他诗作辑为《丽白楼遗集》、《丽白楼诗集》、《丽白楼自选集》，当时均未付印。1946年3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丽白楼自选集》。建国后，柳亚子又将林庚白1928年至1936年的诗作辑为《庚白诗札》，现藏国家博物馆。林庚白创作的中篇小说有《三年》（又名《玉女士》）、《床上》、《爱的剩余价值》，短篇小说集有《印象》。理论著作有《走哪一条路》、《庚白文存》。另著《中国革命史》一部，似未刊。综观林庚白的一生，固然有恃才傲物的文人积习，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可见，单纯以对鲁迅的态度作为进步与反动的分界线，是一种并不科学的做法。

叶灵凤的三顶“帽子”

叶灵凤是作家，又是画家、翻译家和藏书家。长期以来，他的头上一直顶着三顶“帽子”：一顶是“叛徒”，一顶是“汉奸”，另一顶是“反鲁迅”。

“叛徒”的“帽子”出自1931年4月28日“左联”执委会秘书处发表的《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其中涉及叶的文字是：“叶灵凤，半年多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等于脱离了联盟，组织部多次的寻找他，他都躲避不见，但他从未有过表示，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最近据同志们的报告，他竟已屈服了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然而，除开这份“通告”，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任何个人或其他团体出示过叶灵凤的“悔过书”，或提供他背叛“左联”的其他证据。

事实上，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叶灵凤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进步文艺青年，属于被“十月革命”震撼过的那一代年轻人。他19岁开始向《创造周刊》投稿，次年由郭沫若介绍正式参加创造社，参与《洪水》半月刊的编辑工作。1926年，创造社出版部正式设立，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叶灵凤参与编辑由潘汉年实际负责的《A11》周刊，并因此入狱，写下了一篇《狱中五日记》。出狱后又与潘汉年合编《幻洲》半月刊，（他编上半部《象牙之塔》，潘编下半部《十字街头》）。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月刊，这份刊物刊登了潘汉年的《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为“左联”成立进行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又发表了《1929年中国文坛的回顾》，正式宣告一个新的左翼文艺团体即将成立，预言“它必然的是会为中国的普罗文坛开辟一个新的局面的”。此外，他还主编过《戈壁》半月刊，并跟潘汉年合编过一种装帧极小（一寸多宽，两寸多长）的刊物《小物件》。潘汉年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是“左联”的重要组织者，叶灵凤的工作无疑是对他的挚友潘汉年的一种积极配合。至于叶灵凤后来被“左联”开除，据施蛰存先生分析，是因为他有一个姐夫在潘公展手下出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学，有可能“自以为消息灵通，在两边说话，失于检点。但他毕竟没有出卖或陷害革命同志。潘汉年每次化装来沪，总是到编辑部来找他，也许他还为潘汉年做过一些事”（《我和现代书局》，《出版史料》第4辑）。

说叶灵凤是“汉奸文人”见诸1957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主要是因为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他曾在日军文化部所属的大同公司工作，又在日军文化部大同印务局出版的《新东亚》月刊发表过文章。他为“问题人物”卢梦殊的《山城雨景》写过序言，他的文章还跟周作人的文章一起收进香港“沦陷”时期出版的《南方文丛》第一辑。10余年前，我曾在《从“纸老虎”谈到叶灵凤》一文中对他的“汉奸”问题予以澄清（后收入《甘瓜苦蒂集》，第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历史已经证明，叶灵凤是一位爱国作家。他1938年10月定居香港。此前曾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常务理事，《救亡日报》编辑及出版部负责人。定居香港后，他又连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干事、理事，负责组织部和会报编辑委员会两项工作，被夏衍誉为当时香港反对投降、妥协的健将。此外，他还在乔冠华领导下编辑过《时事晚报》副刊，接替茅盾主编过《立报•言林》，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时报》副刊发表过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杂感和书评（1940年5月，他为《星岛日报•肃清卖国文艺特辑》写的文章被全文“抽检”），跟叶浅予、丁聪等发起出版过图文并茂的《耕耘》杂志———这份杂志刊登过延安的文艺消息。可见在香港抗战文学史上，叶灵凤书写过光荣的一页。1941年底香港沦陷，叶灵凤被日本勒令不准离港，并被列入了“抗日分子”的黑名单，一度被拘押过三个月。有当事人证明，叶灵凤在日本文化部所属的大同公司工作，是为了以此为掩护搜集日军情报，当时负责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潘汉年也指示他“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对于曾经蒙受的诬枉，叶灵凤一直淡然处之，似乎从未撰文进行过辩白。

“图文并谬”地攻击鲁迅，倒的确是叶灵凤二十三四岁时的一大过失。当时他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受到创造社元老们的影响，对鲁迅也不很理解，很不尊重。1928年，他在《戈壁》半月刊第2期发表过一幅漫画，把鲁迅画成一个躲在酒缸后面的阴阳脸老人。1929年，他又写了一篇小说《穷愁的自传》，作品中的人物居然花12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叶灵凤的轻薄言行自然遭到了鲁迅的反击。鲁迅挖苦叶灵凤“齿白唇红”、“染了流氓气”，并指责他生吞活剥比亚兹莱和麦绥莱勒的作品。

对于这些“图文并谬”的“少作”，叶灵凤的确怀有忏悔之心。他说：“这些东西往往使我读了忍不住要脸红，或是低微的叹息一声，然后就随手搁到抽屉里，不想随便使别人见到”（叶灵凤：《读书随笔》第2集，第13页，三联书店1988年第1版）。其实，叶灵凤是受《新青年》杂志的熏陶成长的，十三四岁时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30年代他也有许多跟鲁迅共同战斗的记录，如共同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和《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上签名。在香港，他跟乔冠华等出席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又主办了鲁迅先生60诞辰纪念大会，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22周年的座谈会。他还撰写了《鲁迅捐俸刊行〈百喻经〉》、《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先生在香港》等文，肯定鲁迅在中外文化传播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恳切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

周作人的婚恋

“我有过三个恋人”，这是周作人新诗《她们》中的首句，收入他的自编文集《过去的生命》。全诗是：“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无意地却给了我许多：／有的教我爱恋，／有的教我妒忌，/我都感谢她们，／谢她给我这苦甜的杯。／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

周作人情窦初开是在14岁那年，第一个梦中情人是跟他同龄的杨三姑，大概比他小一岁。当时为了陪侍狱中的祖父，他跟祖父的姨太太寄居在杭州花牌楼，隔壁一家姓姚。杨三姑便是邻居姚老太太的干女儿，尖面庞，黑眼珠，瘦小身材。周作人临摹陆润庠的字帖时，杨三姑常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含情脉脉地在一旁观看。她的出现使少年周作人亲近喜悦，于是便在不知不觉间振作起精神，用尽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去练字，“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雨天的书•初恋》）。就这样，杨三姑成为了周作人“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知堂回想录•花牌楼下》）。半年后，杨三姑患霍乱夭折。听到噩耗，周作人不禁黯然神伤，后来到杭州，经过杨三姑住过的清波门，仍然感到一种特别的亲近。1946年，62岁的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押期间作《往昔诗三十首》，其中还追忆起这位初恋的对象：“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周作人再次萌生男女之情是在庚子事变（1900年）之前，大约15岁的时候，地点在绍兴小皋埠的娱园。娱园的老主人秦树铦（字秋伊）清代举人，诗人兼画家，是周作人大舅父鲁怡堂的岳父。鲁怡堂晚年就寄居在娱园的西厢房。娱园内有一座微云楼，还有水池，是当地文人墨客宴集夜饮的地方，在地方文献中多有记录。庚子事变之前，鲁怡堂的独生子成亲，周作人前往参加婚礼。当时姨表姑表同时聚集了21人，女的7人，其中有一人跟周作人同年同月生，周作人称她为郦表姐。在交往中，周作人对她产生了单相思。但他也知道，这位姑娘从小已订亲，不容他有非分之想。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时，周作人跟一些小兄弟溜进她房中拿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拿着跳起舞来，感到非常得意。成年后，周作人读到一首日本诗歌，名为《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内心的纷扰，不禁产生了共鸣：“到龛上去取笔去，／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触着了女衫的袖子。／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呀的缩头下来：／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令周作人痛惜的是，郦表姐婚后也因病早逝，只留下了一张早年照片，在周作人母亲那里。在《雨天的书•娱园》一文中，周作人记述了他的第二次情感经历。

周作人的第三个梦中情人是日本姑娘乾荣子。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完婚之后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寄宿在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周作人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她当时16岁，兼做伏见馆的女佣（日本称做下女），替客人搬运行李，端茶倒水。周作人嫌恶缠足，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所以乾荣子两只白如霜的光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给周作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不禁想起张汝南《江南好词》中的一首：“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在《知堂回想录•六六最初的印象》中，周作人记述了他的第三次情感经历。

写到这里自然应当如实介绍周作人的妻子。她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际跟随鲁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五个中国留学生。为了照料这五个单身男子汉的生活，特请羽太信子来到这里做杂务（即跟乾荣子一样的“下女”）。据日本东京警方档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登记结婚。这就是说，从初见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个多月时间，感情可谓是发展神速。令人费解的是，周作人的作品中多次描写了他那些柏拉图式的恋人，却没有留下他跟羽太信子的婚恋经历。

据史实推断，周作人新婚之后的一段时光应该还是开心的，所以他在诗中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一类的句子。但结婚归国之后家庭就时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会大发脾气。到了晚年，遇到三年自然灾难，物质供应匮乏，再加上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怀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东游日本时曾与乾荣子幽会，遂冷嘲热骂，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事实上，周作人此次东游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贯“惧内”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轨之举，更何况他并不知道乾荣子的下落，也已表示“无心去再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怀疑、辱骂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写日记发牢骚就成为了周作人宣泄的“爆发口”。早在建国初期，周作人跟妻子发生冲突之后就在日记中留下了“甚不愉快”一类记载，后来经常“不快”，到了1960年家庭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致使周作人“精神动摇”，“终日不快”，无法工作，唯祈速死。在矛盾剧烈时，周作人曾发出感慨：“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确跟她的宿疾有关，更何况她平素信佛，崇拜观音，不但长年照顾周作人的饮食起居，而且也帮邻里做过一些好事，既不是“圣女”，也不是“恶魔”、“冤孽”。早在《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怀乡书》中，周作人曾援引这样一段话：“有某甲妻甚凶悍，在她死后某甲怀念几成疾，对人辄称道她的贤惠，因为他忘记了生前妻的凶悍，只记住一点点好处，逐渐放大以至占据了心的全部。”谁能想到，38年之后，这番话竟在周作人身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应验。

由“哥哥”而累及“妹妹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上的一件趣闻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坛，曾经发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著名论争。前一营垒出场的大将有鲁迅、刘半农等，后一营垒出场的主将是陈西滢。这场论争涉及很多重大的、原则的问题，已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读者所熟知，故不赘述。本文只想介绍论争中的一件趣事，即由对陈西滢的批评株连到了他无辜的妹妹。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徐志摩引发的。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他赞扬陈西滢的文章“可羡慕的妩媚”，并希望“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文中引述了陈西滢跟他妹妹的一段对话。妹妹说：“阿哥，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哥哥答道：“你趁早把自己的东西清点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账。”陈西滢兄妹是无锡人，他们说话自然也是无锡腔，嗲嗲的，十分有趣。

读了徐志摩的文章的第二天，鲁迅写了一篇《有趣的消息》，发表在同年1月19日的《国民新报副刊》。鲁迅重申他在论争中决不回头的严正立场。他讽刺道：“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

不仅鲁迅跟陈西滢论争累及了陈西滢的妹妹，而且刘半农跟他的论争也株连了他的妹妹。1926年1月20日，也就是《有趣的消息》发表的第二天，刘半农撰写了一篇《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刊登于《语丝》周刊第63期，对陈西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写道：“从前我很失望，说中国近数十年来，不但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好人，而且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坏人，如名盗、名贼、名妓等。后来可渐渐地感觉到我的谬误了。”下文将矛头直指陈西滢。刘半农说，最近听说同事中出了一位奇人，乃是北大教授陈源先生，即署名西滢的便是。陈先生的英文，据说比狄更斯更好。同时他还兼了三个法国差使，既是伏尔泰（Voltaire），又是左拉（Zola），更是法朗士（France）。文末，刘半农代陈西滢抱不平，除痛骂文学史家瞎眼之外，还建议北大赶紧添设“陈源教授之研究”一课，替中国撑撑场面。在刘半农这篇文章的后面，《语丝》周刊还刊登了一篇《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署名“爱管闲事”。图表中把段祺瑞比做俾斯麦，徐树铮比作林肯，徐志摩比做泰戈尔，陈西滢比做伏尔泰、左拉和法郎士。图表的最后一行借陈西滢妹妹之口说：“阿哥的英文比狄更斯好。”图表后面，还有林语堂的一篇文章：《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形成了对陈西滢的“万炮齐轰”。

这期《语丝》出版之后，引起了陈西滢的强烈反弹。针对“陈先生的英文据说比狄更斯更好”这句话，陈西滢于同年1月25日写了一封信公开质问刘半农：“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么地方对了什么人说过，请先生给我一个回答，要不然，无缘无故的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五六年前的半农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吧！”由于陈西滢正式质问，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奉答×××先生》，刊登于《语丝》64期。刘半农郑重声明，署名“爱管闲事”的那个图表并不是他做的，“妹妹一语，非弟所说”。“你若要把表里的话也当作我的，岂不是等于要把汉朝人的《四书注疏》中的话，也当做了孔老先生的话么？（我做文章，一向喜欢用真名，不写刘复就写半农，除五六年前做诗，有时写寒星二字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外号。‘爱管闲事究竟是谁，我至今还没有知道”）。不过，刘半农承认，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一文中他提到了狄更斯的名字。“这句话是根据于一个朋友的报告；但他说是你的姊姊这样说，并没有说你的妹妹……其实呢，我也并不知道你有没有姊姊或妹妹，更不知道你的姊姊或妹妹是强女子或弱女子。”既然有欺侮“弱女子”之嫌，刘半农在文末三次重申：“陈通伯（陈源的字）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狄更斯好。”

从表面来看，刘半农的这两篇文章似乎都是游戏文字；拿姊姊或妹妹说事，也不符合行文的正道。但刘半农的深意在于，当时有些西洋留学生归国之后自我感觉太好，过于膨胀，而且互相标榜，党同伐异。“但标榜也得有个分寸。若说我家有个大鸡蛋，说它和鸭蛋一样大可以，说它和鹅蛋一样大亦可也，即推而至于说它和驼鸟蛋一样大，也总还可以勉强。不料现在人一说就说它和地球一样大，再一说就说它和太阳一样大，这不要叫人笑歪了嘴巴么？”刘半农还援引吴稚晖的话说：“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地涨得其大无比，懿欤盛哉！”刘半农针砭的这种情况，不仅当时确存在，而且更值得警惕。这也许就是刘、陈之争的文化意义吧。

（选自《剪影话沧桑：中国现代文坛珍闻趣事》/陈漱渝 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