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客——忆王震将军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干毛巾，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擞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年，王震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1960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好，却只考上一个二流大学，觉得挺堵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修。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

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了。另外，我因为不住校，业余时间颇多，所以又在传统文化上“全面开花”：从沈从文先生学文物，从陈半丁先生学书法，从聂绀弩先生学旧诗。此外，还从张友松先生学英文。

虽然学了许多，却不能得到一份儿工作。戏曲学院按照国家规定，不负责对旁听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够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这样，我就在“社会青年”的位置上停顿了三四年。

这儿得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须历史清楚，在个人的履历表上，不能有一点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两个月。这段时间之前你在哪儿，之后又到哪儿，证明人分别是谁，一点也不能含糊，一旦查到了哪儿而发现疑点，就说明你对组织“不老实”。而“社会青年”，就是在参加工作之前先一步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没考上高一等的学校，也一时没找到工作，在家里闲了一小段时间。这样一来，等以后再找工作时，对方就要审核你：“这段时间干什么来了？谁证明你没有干坏事？”这里的“谁”，必须是一级组织。用当时的观点看，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得在组织的管辖下，没组织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坏人，但至少属于“干坏事的嫌疑人”。如果这个青年后来遇到入党或提干的审查时，这段“社会青年”的经历就会给他找来大麻烦。

我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父母在单位中受到的压力比我还大———“我们自己都这样了，难道让我们的孩子还这样……”父母不得不向他们的社会关系求援。

沈从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建议收我做其助手。因为我能听懂他的湘西话，因为我认识他写的那一笔章草，因为我古文根底还行，可以读懂没有“句逗”的古书。但是沈先生说话的“力量不够”，没成。

陈翰笙先生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家．他当时主持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门建议收留我进其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陈说话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以陈的建议，最后还是被委婉地拒绝。

母亲着急了，一次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新疆新生活的图景。她动了兴致，问我敢不敢去新疆？

我一听，猛然也觉得新疆不同于一般省份。新疆色彩丰富，有那么多的兄弟民族，载歌载舞，农林牧副，瓜果梨桃……这和京剧的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总有些相似。这样一想，便贸然点了头。

见我点头，母亲拿笔就给王震写信，问能不能介绍我到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写好之后，母亲告诉我王震的住家地址，我当时就送了去。

母亲把王震领进北屋。

“徐盈同志呢？”

“晚饭后刚出去了。”

王震问这个院子的来历：“这是私房？有几间？”

母亲有点尴尬：“是五三年用积蓄买的，一共七间半。”

王震坐下：“我刚从罗（瑞卿）总长那儿来。”

我知道，罗瑞卿那所院子离我们这儿很近。

“我正在养病，部里的事情一般不管，由几个副部长抓。”

母亲一听这口气，认定王是在推诿了，不由得说话有点急切：“司令员！我和徐盈，当年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是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搞采访写文章的……”

“你们对革命有功！”

“可为了让一个孩子参加工作，就受到这么多的阻拦，这是为什么？”

王震沉默有顷，然后缓缓地说：“新疆南部的阿克苏———你去过的。如今驻扎着农一师，是我当年的老部队———三五九旅。现在，他们的人事科长正在北京开会，七天之后就回去。如果你们同意———”

王不再言语，只把眼睛打量着我母亲和我。

母亲突然犹豫了，大约心里在想：“怎么？只有七天！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一拉母亲衣角：“我去！”

王震看到这一细节，笑了：“好，勇敢就好！我的孩子就都像我，虽然笨，但是勇敢。你的孩子不但聪明，看来也很勇敢，很好嘛！”

结果七天之后，我果真独自一人，阔别了北京，阔别了近年刚刚学进去的传统文化，跟着刚刚认识的人事科长就直奔乌鲁木齐，然后又从乌鲁木齐南下到阿克苏，最后又从阿克苏南下到塔里木河垦区。这一个单程，就走了十二三天。

在基层农场呆了三个月。当我成为基层的“五好职工”和“学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先进分子”后，我给王震写了信。没想到王震很快复了信，给我抄录了一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毛主席语录，还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这批示不是写给农场领导的，只是写给我个人的。“你留着，三年五年，十年几十年后，再拿出来看看。”

第二年，“文革”陡然爆发，农垦部也乱了套。王震和一位副部长“自己跟自己”斗起来。王震让农一师师长的女儿（师中学学生，刚巧串联到北京，就住在王家）去找我母亲，讲“告诉城北，要他赶快回来，住到王部长这里，帮着抄大字报。至于新疆那边，王部长会给他请假的”。母亲很高兴，立刻告诉了我。

我那边请假则不太容易，最后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算跑了出来。等到回到北京，形势已经变化。中央给王震和那位副部长“各打五十大板”，“谁也不许再说了”。这时我才知道，敢情那位副部长和我父亲也是老相识，他比王震的资格似乎还要更老一些。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访问朱德时就认识了他。但这么一来，中央当了“和事佬”，我就没事儿干了。

在北京闲住了几个月，临近春节。北京开始轰外地人（我已然变成新疆人）。但新疆武斗升级，又盛传王震是“五一六”第六号黑后台（凡是王震个人介绍进新疆的北京干部子弟———诸如张闻天的儿子、杨尚昆的儿子、胡绳的儿子，等等等等，就都成了当然的“五一六”分子了）。我实在回不去。无奈，我只能浪迹天涯，在祖国二十二个省市徜徉了一年半。

后来，等我游荡到了山西，正赶上党的“九大”开幕，王震成为主席团成员，闭幕时又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以为这是我返回新疆的最佳时机，便从山西太谷农村径直北上包头，又经呼和浩特、兰州抵达乌鲁木齐，最后回到了塔里木河农场，果然没有再吃眼前亏。在返疆的路上，我写了一首七律：

大旱云霓盼若何？年来游历苦折磨。

一腔热血填词赋， 满腹忠忱度坎坷。

欺谎已从今日灭， 归家未许半时拖。

还经呼市穿乌市， 即赴黄河奔塔河。

最后的这一联我颇得意，因为是从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套出来的。千古之下，能有一个后人从他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一点也不勉强地应和古人，不容易了，这也是我不幸当中的大幸。我一年半流浪当中，共写旧体诗词二百多首，其实有了这一首的这一联，也就不虚此行了。

几年之后，我再度返回北京探亲。这时，“文革”还在折腾，作为老百姓的我早已丧失最初的激情。我的年纪也超过三十，不能不想想终身大事了。重要的前提是，我还想当一名北京人。为了这，我就不能在新疆安家结婚，必须设法调回关内。这时的王震虽然已被“解放”，但闲住在北太平庄四号院，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合住一栋二层小楼。我去时，王震正好坐在他这半边的台阶上晒太阳，身边的花坛里种植着老玉米，旁边还摆着一把从大寨带回来的镢头。我谈了自己心思，他停了半晌，才回答说：“我还没工作。再说，中央也有明令，不许我再插手新疆问题。”

我只好告辞出来，但没有回新疆。我一直在“跑”自己的调动。终于在一年多以后，调进了河北固安县。这时，王震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名次居中的一个，家也搬到东四十一条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又去看他，门卫把我领到第二进院子垂花门旁的一个客厅。不一会儿，王穿着旧布鞋就出来了。他很惊讶我能“自己把自己”调到了北京近边，又问我现在还参加体力劳动不。我有点没好气，心想你不帮我调动，还问我这个，便据实回答说：“县里的干部不拘大小，只要不犯错误，就没有再动手干农活儿的———那会被农民瞧不起，认为是没出息。”王听了不言语，把脚从鞋里抽出来，双脚蹲在软软的沙发上，不知在想什么。

又几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写了个京剧剧本，寄到中国京剧院。没一年，文化部就把我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当编剧。这时，王震的职务越做越高，进了政治局。听说他搬进六部口董必武生前住过的那个大院。我没去找他，他大忙起来，我也没什么事儿要麻烦他，我只想把自己份儿内的工作做好就是了。

又几年，中国作协和农业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活动，是为了动员作协会员深入到海南岛的农场去体验生活。这时，我已经是中国作协会员。我去了，看见老资格的艾青、吴祖光、袁鹰都坐在前排的大沙发中，安安然、巍巍然———没想到文人在人民大会堂中也能有这种位置。临近开会，农业部长何康陪同走路颤巍巍的王震从一个屏风后出来，王与艾、吴、袁等一一握手，落座，开会。何康主持，讲过会议主题，就由海南岛的同志介绍那里的情形。最后，由在场的作家随意发言。

吴祖光举手，要求发言。他先感谢王震的到场，并回忆1957年后自己去北大荒的情景，讲到某年春节不允许回北京，他和众多右派就在农场过年。“正当我们百无聊赖之际，从天边飞也似的跑过来一匹白马，瞬间来到人们面前。人们定睛再看，马上坐定一名威武的人，原来他就是王震将军……”

一片掌声中，全场注视王震，眼光中充满敬意。

吴先生话锋一转，又侃侃而谈当年在北大荒受到的委屈。语调虽然不高，但话说出来是有分量的，谁也不能阻挡。我在一边旁观，猜测只有何康着急，因为1957年的事儿和今天这个话题相距太远，吴先生这一说，势必就把会议主题转移了。

果然，等吴先生发言完毕，会场气氛已很沉重。王震这时讲话，他首先用了很大篇幅代表党中央，向当年受过冤枉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可说着说着，大约因为年岁已高，精力不济，话也说乱了，先扯到当年的孙中山如何如何，忽然又大发脾气，骂海峡那边的国民党如何如何，同样转移了会议的主题。何康只能是更加干着急。

最后是王震与作家们合影留念。我凑上前去，自报家门，但没说现今在哪儿干什么。王忽然睁大眼睛：“你好像是在编剧本吧？”我当即说，想得到机会去海南岛看看。王向何康一指：“安排一下。”我急忙上前讲述了自己的单位和联系办法。

王震走了，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农业部也没人来找我，我也没听说作协后来派人去海南岛。

此后的我，虽然远离政治活动的中心，但我一直关切着这位政坛上的“猛张飞”。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和我这小小老百姓已有云泥之别。但我一如当初，仍然感谢他这位“稀客”对我的关怀。我至今也搞不懂，当初怎么会一时激动，自己就毅然放弃北京户口，只身去到边疆的军垦农场贡献青春。我八年后由新疆调到了河北固安，再七年后又调回了北京，终于干上了当初学过的京剧专业。我是个幸运儿。可以认为，没有我这一十五年的曲折回环，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也就不会有这些成绩。但从另一方面想，万一我回不来了，就可能被生活的浪涛彻底淹没！这种可能大大多于我调回来的可能。

我不得不仔细去想我的母亲，以及和她同一时代的革命者。他们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参加革命的，说不定哪天就死在半路上。死了也就死了，没听说哪个死者临死前还后悔的！再说，那时再后悔也没用了。

革命者惟独到了解放后，才会对眼前的处境（职业、级别、婚姻、家庭、财产……）格外珍惜，一事当前，总要考虑一个“值不值”或“干不干”的问题。在上一代人中，母亲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特殊者，这和她一直保持的童心有关，也与幼年上过的教会学校有关，更与多年从事的记者生涯有关。是母亲用这种诗情温暖着我被世事炎凉冷却下去的人生热情，这大约是我后来面对困难而没有退却的主观因素。

然而光有主观因素还不行，王震的权力（以及他用这一权力所做的决定）和热情，则成为落实和支持我施行主观意愿的客观因素。王震是我党众多领导人中的浪漫主义者，我记得当初党中央领导去十三陵参加劳动时，别人是干各种直接的体力劳动，惟独王震是在开拖拉机！他有他的战斗经历和性格特征———南泥湾，南下北返，鹰厦铁路……他有他的坏脾气和粗中有细，在中国革命征程的大系统中，他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稀客———我怀念你。

（选自《直上三楼》/徐城北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