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往事

同光名伶十三绝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政权出现了暂时的安定。京剧在这个时期以四大徽班为基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比较完善的剧种。同治和光绪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各怀绝技的名伶。一位叫沈蓉圃的画家用写实方法将京剧舞台上享盛名的十三位演员画了出来，名为“同治名伶十三绝”。他们是：谭鑫培、杨月楼、程长庚、卢胜奎、张胜金、徐小香、时小福、梅巧玲、金紫云、朱道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

光绪和慈禧都很喜欢京剧，凡有些名气的演员都被传唤听差，叫做“内廷供奉”，“十三绝”实际上成了清宫的御用戏班。这在客观上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这里只谈谈其中卓有影响的谭鑫培和杨月楼。

谭鑫培是“十三绝”中的佼佼者，他旁搜博采，无所不精。著名演员萧长华说他是“逮着谁学谁”，后终成大器，影响深远，所谓“无腔不学谭”即由此而出。谭鑫培名气大，架子也大，为此也吃过亏。有一次，慈禧看到戏目上没有谭鑫培的戏，便问是怎么回事，太监说他有病请假。慈禧说：“他在我面前还摆架子，给我打他二十板子。”旨意一下，谁敢不遵？但掌印者一想：要真打二十板子，非打坏了不可，等慈禧再提出要看老谭的戏，说打坏了不能演，责问起来谁担得起？于是只好装模作样地把谭鑫培带到一间小房子里，只听板子响，其实没有真打，然后再带到慈禧面前谢罪并请点戏。慈禧想刁难他，就说：“这小子怎么使怎么有，就演《盗魂灵》吧。”这可难住了谭鑫培，他根本就不会这出戏。名丑王长林说：“你不要怕，我保你上。”于是赶紧在后台给他说戏。谭鑫培还真行，演猪八戒上场“闷帘倒板”，唱的是“龙凤阁内把衣换”。出台后“慢三眼”是“杨延昭下位迎接娘来”。此后每一句唱腔换一出戏词，还恰到好处。遇到妖精大开打，他仗着一身好武功，也演得极为精彩。最后又作出猪八戒的几个呆相，慈禧看了甚为欢心，传旨给赏。谭鑫培挨打又受赏，哭笑不得。

杨月楼在十三绝中也很有影响，他和儿子杨小楼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武生，由于善演猴戏，素有杨猴子之称。父子俩不仅演技高，戏德也好，故深受欢迎。有时慈禧一见剧目没有他们的戏，必问杨猴子怎么没来。有一年二月二耍龙灯，杨小楼照例要来参加。但这天他实在累了，在台上耍珠子时，不小心把檀香木架子给撞倒了。众人大惊，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慈禧问：“小猴子今儿怎么了？”杨小楼说：“奴才今天已连演四场挑滑车，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不小心惊了驾。”慈禧听后说：“也真难为你了，今后不许应这么多活，赏你二十两银子下去休息吧。”

接着上台的是李寿山。他见杨小楼惊驾倒得银二十两，也想来一下，故意把台角的架子撞倒了。龙灯一停，慈禧问道：“李七是怎么回事？”李寿山一愣，不知怎么回答。慈禧说：“你是看小楼得了赏，也想试试，存心搞乱啊？来人，给我打。”李寿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一直埋怨西太后对杨小楼偏心眼。

梅巧玲生死见交情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大作《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卷首第二章《梅家旧事》中，有一段“梅巧玲焚券”（梅巧玲为梅兰芳祖父）的叙述，令人读来感触良深。

“焚券”的故事是记述梅兰芳先生于1956年在扬州演出时，接到当地张叔彝先生的信，提到焚券的对象，据他了解是谢梦渔。当时，住在扬州市海岛巷五十一号的谢泽山，正是谢梦渔先生的侄孙子。

谢泽山君将从小在家里听到的事实对梅先生陈述。他说：“先伯祖梦渔公，名增，是扬州仪征籍，前清道光庚戌科的探花，官做到御史，一生廉洁，两袖清风。”谢梦渔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梅巧玲字慧仙）常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兼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的景况很窘，凡遇到有了急需的时候，总是诚恳地送钱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谢梦渔每次拿到了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到梅家，这样的通财继续了好多年，谢梦渔总共积欠慧老三千两银子。

接着，他讲其伯祖谢梦渔享年七十余岁，病逝在北京，在扬州会馆设奠，梅巧玲亲来吊祭的情景。按当时的社会习惯，交情深的吊客要向孝子致唁，梅巧玲见了梦渔的长子，拿出一把借据给他看，谢子看完，不胜惶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梅巧玲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

梅巧玲讲完，就拿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点燃的白蜡烛上焚化了。紧接着，转身又向孝子：“这次的丧葬费用够不够？”

当他得知谢家的情况实在拮据时，又顺手从自己的靴统里取出二百两的银票交给谢子，当做奠敬。他在谢梦渔的灵前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黯然登车而去。

当时，在场目睹这种情况的亲友们有不少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此事马上传遍了北京城，李莼客所著的《越缦堂日记》中也曾记述了这件事。

梅巧玲作为一个京剧艺人，他这种慷慨好义、雪中送炭的事迹，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谭鑫培随机应变

谭鑫培为“同光十三绝”之一，由他所创之京剧谭派，流传至今而不衰，他在舞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也非一般伶人所能及。这里说几则故事，或可一管窥豹。

一次，谭鑫培演出《黄金台》，谭先生扮齐相田单，因上台匆忙，忘了戴帽子。观众正瞠目结舌，只听谭先生念起定场白：“国事乱如麻，忘了戴乌纱！”两句诗，既针砭了时弊，又修补了舛错。观众一听，便给以会心的笑声，无不暗暗佩服。

一次赴堂会演出，谭先生唱《文昭关》。该戏演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伍子胥全家被害，他只身逃到昭关，不能出去，愁得一夜之间须发皆白，所以，该戏又叫《一夜白发》。伍子胥乃堂堂武将，仪端威猛，出场时应腰佩长剑，其唱词有：“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空悬三尺剑，不能报仇也枉然。”谁知管行头的出了问题，马马虎虎地给谭先生挂上了腰刀，谁也没有发现。待谭先生上了场，手扶剑柄时，才知道宝剑换了腰刀。这时，锣鼓响处，过门已开，只听谭先生唱道：“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浇，父母冤仇不能报，腰中空悬雁翎刀。”唱完，台下还没省过闷来，台旁台后先叫起好来，管行头的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识者无不称赞谭先生应变机敏。所以，后来才有东施效颦，照搬这一段唱词的，岂不知这是被逼出来的应急之举。也有说“宝刀辙”好唱的，自然是附会了。

谭先生不仅临急不乱，自圆其艺，就是其他演员逢了急乱，他也能凑趣应答，化险为夷。一次戏班唱《辕门斩子》，扮演焦赞的演员未戴髯口就上了场，台下观众哄声不绝，演员又不能下台改装，急得无法，直给扮演杨六郎的谭先生作揖。谭先生早知端的，开腔问话，剧场马上平静下来。谭先生道：“小小孩童，你是何人？”经谭先生启发，这位演员才应声道：“启禀元帅，我是焦赞的儿子。”“你来做甚，叫你父来！”演员才得以下台，换上一个焦赞来。这件事流传很广，一时几乎家喻户晓了。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交往

查理•卓别林是名震全球的滑稽大师，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他主演的影片，早在1915年便开始在上海公映，20年代已风行全中国。卓别林与京剧名伶梅兰芳曾有交往，成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1930年初，梅兰芳率剧团到美国演出，5月的一天，到达电影名城洛杉矶。当晚，剧场经理举行欢迎酒会，宾主刚刚入座，一位神采奕奕的壮年人迎面走来。梅兰芳觉得似曾相识，正在思索之中，剧场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位是卓别林先生。”卓别林紧紧握着梅兰芳的手，热情洋溢地说：“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可算幸会。啊！你原来这么年轻就享有大名声，真称得上世界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哪！”当年梅兰芳三十六岁，卓别林四十一岁。

那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电影《城市之光》，他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好莱坞为梅兰芳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在梅兰芳参观好莱坞时，他又竭诚相待，介绍好莱坞电影的情况，二人亲切地合影留念。

梅兰芳与卓别林再次相会是在1936年。是年3月，卓别林和宝莲高黛在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并到亚洲蜜月旅行，他们在上海停留两天，卓别林再次与梅兰芳会晤。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提出想看看京剧，不巧那天晚上没有演出。于是，梅兰芳亲自陪同卓别林去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

自此以后，虽然卓别林与梅兰芳没有机会再见面，但二人一直相互关心和支持。1941年春天，卓别林的影片《大独裁者》将到香港上映。“皇后”、“娱乐”、“利舞台”三家影院都在争夺首映权。因为三年前梅兰芳曾到“利舞台”演出过，该剧院经理就去找当时留居香港的梅兰芳想办法。梅兰芳答应拍个电报给卓别林试试看，不久便收到卓别林“同意”的复电。那时，美国影片在香港通常是在外国人办的“皇后”、“娱乐”影院首映，而这次《大独裁者》却在中国人办的“利舞台”剧场首映，在香港引起轰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卓别林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美国。梅兰芳对卓别林的境遇愤愤不平，时时打听他的消息，对他十分怀念。1954年，梅兰芳听说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宴请卓别林，并邀请他观看了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感到非常高兴，认为卓别林可能会重访中国了，但最终还是未如愿。梅兰芳对此一直遗憾不已。

直到50年代末，梅兰芳还深情地对一位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林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令人遗憾的是，梅兰芳不幸于1961年溘然长逝，两位艺术家一直没有机会再叙友情。

盖叫天拒唱堂会

盖叫天有“江南活武松”之称，他拒演“堂会”的事，在梨园界传为美谈。

清末，宫中常招名角入宫演戏，并给予优厚俸银。那时盖叫天在南方已有名声，杭州的织造局和上海的洋务局都向清廷推荐他，清廷也拟召他入宫“供奉”，但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居住在租界，所以清廷也奈何他不得。

北方有三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清逊帝宣统娶妃，一次是张作霖做寿，一次是曹锟贿选。这三次都邀请南北名角作庆贺演出，盖叫天都拒不参加。

上海抗日战争前，杜月笙新建的杜家祠堂落成，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堂会，由上海张啸林亲任演出的总提调，南北名伶云集。但在这次盛会中，南北各有一位名角没有参加，那就是北方的余叔岩和南方的盖叫天。

张啸林做六十大寿，盖叫天饰演的武松杜月笙为了回报，也给他担任大堂会的总提调。由杜出面提调，谁敢不来？但依然有一个人不来，那就是盖叫天。

盖叫天为什么对堂会如此反感呢？据他自己讲，他少年在科班时，有一次在官府中唱堂会，主角是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同台，而以他们的科班作班底。老师对盖叫天说：今天的戏要认真地看，这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角儿，三人合演，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盖叫天跑完龙套，在台边找个比较隐蔽的角落，全神贯注地看戏。他从未看过谭、汪、孙三位的戏，心想：今天可有好戏看了。谁知他们在台上唱，台下的老爷太太们却在猜拳行令，只顾饮酒应酬，台上的戏很少有人注意。因此这三位名角也就草草终场。少年盖叫天失望极了，更使他反感的是这帮阔佬根本没把艺人的技艺放在眼里，演戏仅仅是为了给他们摆阔装点门面而已。所以长大后，他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唱堂会。

名净金少山说隐情

1937年，著名剧作家翁偶虹结识了京剧名净金少山，两人一见如故，翁偶虹为这位“十全大净”写了全部《钟馗传》。

一次，翁偶虹提及社会上有关金少山的一些传闻。金少山闻之，叙说隐情。他道：“我一个唱戏的，高攀了你这位老夫子，你又这样真诚待我，我真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说。我从小在戏班里滚，称得上‘菜里虫，菜里烂。我恨透了经励科（经励科是约角组班的戏蠹），他们手里拿把剃头刀，嘴里没有准舌头，对我们唱戏的大耍花手心，喝我们唱戏的血！可咱们又离不开他们，我之所以常常误场，就是要故意耍耍他们，叫他们着急出汗，更叫他们知道我金少山的血不是那么容易喝的！”

金少山说：“有一次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麻皮金荣（即黄金荣）当老板，我是他手下每月六百元的‘底包。演就演吧！可是，每到星期天昼夜派我独挑二本‘连环套，拿我卖肉，铁门早就关上了（上海各戏院当年演出预售票若客满，叫“关铁门”），我呀，我就到上海跑马厅看赛马去了。他们一次一次地派人去叫我，比宋王给岳飞下的十二道金牌还厉害！一下子催急了我，我干脆回复他们：‘今天我不唱了，退票！我金少山说到做到，那天真的回了戏。这样一来，麻皮金荣气坏了，他把手枪摔在桌子上，大声骂道：‘他妈的！不要他，不要他！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下星期仍是让我唱‘连环套。我只好答应。

“既然答应了，我就认真唱。那天，我规规矩矩地按时到了后台，精精致致地画了脸，扮了戏。上台第一句‘点绛唇的‘膂力魁元我有意盖着唢呐唱，安慰安慰观众。这一下真引出了效果，台下观众疯狂地叫好、吹口哨。当时，麻皮金荣也在花楼看戏，闹得他哭笑不得。他跺着脚说：‘娘的！还是他！通过这次演出，麻皮金荣不仅没有辞我，还给我长了二百块包银。

“还有一次，汉口一位国民党大员叫我和梅大爷（梅兰芳）到汉口演义务戏《霸王别姬》。让我们坐飞机去，次日就必须走，下了飞机就得唱。我想，凭一个大官的势力，竟拿我们唱戏的当泥人玩，不行！于是我提出：‘坐飞机不行，我害怕坐飞机。联系人听说我不坐飞机，马上威胁说：‘必须坐飞机去。如果不坐飞机，时间赶不上。要是误了演出日期，我无法交代！

“第二天，我拉着我的‘傻黄（蒙古狗）到了飞机场。去的其他人，一个个上了飞机，我就是不上飞机，故意拖时间。我对联系人说：‘我决不上飞机，怕摔死。任何人劝我也不行。这时，联系人想要动手硬拉我上飞机，可是我的‘傻黄站在我的面前，联系人刚走过来，那‘傻黄就扑上去咬他，把他吓坏了，只好答应我坐船去。这样我们改坐了轮船，演出延误了两天。

“我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恨这些官僚大员，因为他们奴役我们。若是同行同业约我义演，我决不会这样做！”

四大名旦的竞争

20世纪20年代以后，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曾经开展过一场编演新戏的竞赛，使京剧舞台五彩缤纷，好戏连台。他们编演的四“红”、四“剑”等剧目，在社会上广为传诵，使戏迷们大饱了眼耳之福。

这四位京剧艺术大师虽然同演旦角，但风格迥然不同：梅派端庄华贵，程派含蓄深沉，尚派婀娜刚健，荀派妩媚活泼；他们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各人独树一帜，互不相让。

这一时期的竞争是以四“红”拉开序幕的。所谓四“红”，是指以“红”字为首的四出剧目。梅兰芳率先推出《红线盗盒》，接着程砚秋创演了《红拂传》，尚小云创演了《红绡》，荀慧生创演了《红娘》。很快，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热。

不久，四大名旦又推出以“剑”字为尾的剧目。梅兰芳演出《一口剑》，程砚秋推出《青霜剑》。在梅、程密锣紧鼓之际，尚小云推出《峨眉剑》，荀慧生推出《鸳鸯剑》。这样，四“剑”寒光闪闪，京剧舞台又起高潮。

“剑”热一过，四大名旦又各自演了一出带有旦角“反串”小生行当的戏。梅兰芳首先上演《木兰从军》，接着程砚秋上演《聂隐娘》，尚小云上演《珍珠衫》，荀慧生上演《荀灌娘》。

当然，四“红”、四“剑”和四“反串”的相继出现，既不是偶合，也不是凑趣，而是四位艺术家明显的艺术竞赛。这次竞赛促进了四大名旦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促进了京剧事业的繁荣。

四大名旦虽然在舞台上互为竞争对手，在台下却是挚友。程砚秋曾师从梅兰芳，所以即使后来成名了，对梅兰芳仍是恭恭敬敬，礼貌有加。而梅兰芳也不以师自居，他钦慕程砚秋在《金锁记》中的表演和唱腔，逢人便说他演这个戏不如程砚秋，并真的放弃了这个戏。尚小云原来的拿手杰作是《楚汉争》，但一俟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出来之后，他自叹弗如，在传授弟子技艺时总是直言劝诫：“这个戏要学梅先生！”

京剧名伶“四大怪”

民国初年，京剧名伶有“四大怪”，这四个人都是残疾人，或盲，或哑，或跛，但艺术超群，世人谓之“梨园怪杰”。他们是老生双阔庭、武丑韩中和、武生王益芳和文丑赵仙舫。

双阔庭是满族正黄旗人，艺宗孙菊仙，嗓音酷似孙，几可乱真，当年有些孙菊仙的唱片，实为双阔庭所灌制。他中年时患眼疾而致双目失明，成了“睁眼瞎子”。他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开戏前先在舞台的台毯方位环行几周，摸清上场门、下场门、表演区。演出时，观众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盲人，该喝彩之处照样满堂彩。他演《捉放曹》行路一场，上下马的马鞭放在台毯的边沿上，然后取鞭上马、跨腿打马鞭，其眼神、角度、身段有条不紊。就这样，在天津演出十余年，又到南方献艺。

另一位双目失明的武丑演员叫韩中和，他是有“河南杨小楼”称号的武生葛文玉的岳父。韩中和科班出身，自幼练就一身好武功，翻打皆精。不幸，韩中和在“知天命”之年患了青光眼，久治无效，竟致双目失明。他离开舞台后，仍天天坚持练功，踢腿、涮腰、走矮子、翻跟斗，寒暑不辍。有一年，山东曲阜衍圣公举行祭孔活动，韩中和自告奋勇参加演出。三场戏中他演了两场，一场《偷鸡》，一场《盗甲》。演出中，矮子照走，跟斗照翻，登高上椅子应有尽有，一时传为奇谈。

王益芳别号“王哑巴”，工武生，兼武花脸，他是清末天津名净王庆云之子，长靠短打无所不精，《白水滩》、《金雁桥》、《花蝴蝶》、《十字坡》、《艳阳楼》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由于演出失手而致哑巴的。在茶园时代，武戏演员讲究出场后在铁梁上露两手“绝活儿”。一天，王益芳在绘芳茶园演《四杰村》（扮余千），当上场走边时，照例蹿上铁横梁表演绝技，就在他在铁梁上施展“珍珠倒卷帘”的一刹那，稍一失神摔了下来，伤及颈部和声带，造成了半哑而不聋，锣鼓点照样听得清清楚楚，武打亮相毫无破绽可寻。因武生戏一般没有大段念白，即或有时加以省略，观众也能理解。他后来改为“硬里子”（即主要配角），扮演《艳阳楼》之花逢春、《白水滩》之青面虎、《金钱豹》之孙悟空、《金雁桥》之张任等角色，均十分精彩。除演戏外，王益芳还辅导其外孙唐韵笙习艺，后来唐韵笙成为与周信芳、马连良齐名的名伶，世称“南麒北马关东唐”。

跛腿名伶赵仙舫（也称大鼻子）是医生出身，因酷爱京剧遂弃医从艺，他原工花旦，后改为文丑及彩旦。赵仙舫中年因患腿疾致残，步行颠跛，行动离不开手杖，但上场时一举一动毫无颠跛之状。赵仙舫上场前将拐杖置于台帘内，演毕下场即须急取手杖代步，而演起戏来毫无拖泥带水之感。他的拿手戏是《连升店》、《刺汤勤》，尤其他的“丑角小八出”———《打花鼓》、《打樱桃》、《打灶王》、《打刀》、《打城隍》、《打杠子》、《小放牛》、《小上坟》更是有名。赵仙舫艺德高尚，在梨园内外交游甚广，深为人们拥戴。

有趣的“对台戏”

旧时，无论大城市里的职业性剧团，还是乡间戏班子，常唱“对台戏”，这种形式想来有趣，对今日剧团也有启迪。

“对台戏”又称“打对台”，指的是一个班社（剧团）与另一个班社（剧团）在同一时间，并在距离相近的剧场上演相同或相似的剧目，以招徕观众，一争雌雄。当然，这两个剧团的阵容和演出水平要相差不多，否则“对”不起来。

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为了挑起事端；但更多的情况，属于艺术上的一种竞争。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为了自身的生存，各戏班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剧目），争取提高上座率，增加演出收入。

早年李万春和李少春的“对台戏”就很有意思。李万春与李少春乃姻亲（李万春是李少春的姐夫），两人均演武生戏，戏路也很接近。他们若在同一个城市相遇，必唱“对台戏”以招徕观众，观众好奇他们究竟谁演得好，争相购票。李万春和李少春也不计较谁的观众多，谁的观众少，反正收入都属于一家人的。

张翼鹏（武生泰斗盖叫天之子）也是著名武生，最难忘的是他与李万春的对台戏。一次他见李万春贴出海报，演出《十八罗汉收大鹏》，因剧名中有“鹏”字，张翼鹏认为李万春这是冲着自己来的，非常愤怒。一气之下，他也贴出海报，要主演《孙悟空棒打万年春》，要以此“回敬”李万春。弟兄们铆足劲一争高低，观众不明个中缘由纷纷购票，争相观看，双方都有很高的收入。

张翼鹏演技好，“打对台”也很有一套。有一次，他不但没有征得父亲盖叫天的同意，也没有和弟弟二鹏商量，便和二鹏唱起“对台戏”来。张二鹏也是武生演员，他的演技远不如张翼鹏，结果被拉垮。演出时，张翼鹏那边人头攒动，而二鹏这边却是门可罗雀，自家人给自家人来了个难堪。盖叫天闻知此事后，非常恼怒，认为翼鹏毫无手足之情，声言要与张翼鹏断绝父子关系。

旧时乡间红白事（结婚或出殡）也常请戏班唱戏。大户人家最少请两班，有意让他们唱“对台戏”，以讨个红火热闹。两个戏班唱起“对台戏”，往往是你唱武戏，我也唱武戏，你演文戏，我也演文戏，都拿出本班戏的真功夫。有趣的是吹唢呐，甲戏班吹一个，乙戏班就一人同时吹两个，甲戏班见状，干脆用鼻子吹唢呐，乙戏班更不示弱，干脆拿起瓷茶壶吹起来……观众叫“好”声不断，把演出推向高潮。当然唱也好、吹也好，必须有真功夫，谁好谁差，观众看得很清楚。乡村戏班中艺术造诣高的人，1949年后都被吸收进了国家专业性剧团。

“对台戏”是一种艺术上的竞争，这必然会促进艺术的创新发展。而今，内地剧团都由国家接管，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对台戏”不见了。

（选自《梨园往事》/周简段 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