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民主的学校制度生活，培养现代合格公民——读《学校制度生活与公民教育》有感

刘平秀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整体转型，培养健全的公民成为中国当代教育的基本主题。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把全体学生培养成“好公民”。2001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重申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2012年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从2000年开始，公民教育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公民教育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实施的公民教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学生的公民精神还没有培养起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张敏博士所著的《学校制度生活与公民教育》为我们思考公民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学校制度生活与公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阐述了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指出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伴生物，公民教育的发展及健全公民的培养离不开民主的政治环境。在学校层面，提倡培养健全的社会主义公民，建构民主的学校制度显得尤为必要。民主学校制度生活不仅为学生公民精神养成提供制度保障、环境支持及实训场，还是重要的教育资源。本书从我国当前学校制度生活实际出发，重新建构了学校制度生活。综观全书，有不少颇有见地的观点。

第一，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伴生物。从中西方的历史沿革来看，公民教育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与社会制度的民主与否直接相关。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与其民主城邦同时产生。然而，欧洲中世纪的神权、君权及封建等级特权的渗透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挤压，西方公民教育出现了历史的断层。直至近代，伴随着城市的复兴，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演进，使得市民的权力地位、阶级基础和生活秩序发生了变化，才孕育了西方现代公民。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民主政治制度主导下的制度生活，公民教育不可能出现，健全的公民也不可能产生。从中国的公民教育历史沿革来看，公民及公民教育产生于清末民初不是偶然，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因而，合格公民的培养离不开民主的政治环境的支持。

第二，在学校层面，优良学校制度及其规范下的学校生活是公民培养的重要途径。在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中，制度、学校制度并不“新奇”，然而，把学校制度看作是一种教育过程，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静态的管理规则，并把它与公民培养联系起来，对我国而言，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与时代精神。具体而言，学校制度生活在学生公民精神养成中具有以下独特价值：学校制度生活为学生公民精神养成提供制度保障、环境支持、价值引导及实践舞台。学生公民精神养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学生公民精神养成包括内化和外化两个过程。学生公民精神的内化过程即将学校制度生活所内含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内化为学校共同体成员的精神气质。学生公民精神的外化过程即学校共同体成员始终如一地依据学校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角色期望行动，从而使每个人的行动既能满足个人需要，又能符合制度期望，最终形成规范化、民主化、理性化的学校生活。

第三，优良学校制度以公正、自由、平等、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内在价值诉求。学校制度生活的公民精神养成功能不会自动实现，只有与公民精神相契合的理想的学校制度生活才有此功能。本书认为，彰显公民精神的学校制度生活表现出民主的特质。民主学校制度生活从其性质上说，是指按照民主的要求改造学校制度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体、空间、目的、调控因素，使之处处体现民主精神，成为民主的典范。其中，作为调控因素的学校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校制度生活的民主与否。那么怎样的学校制度才是优良的呢？

自从有了学校，就有了学校制度。在建构“好学校”的同时，人类一直在寻求和建构好的学校制度。关于怎样的学校制度才是优良的，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本书认为，公正、自由、平等、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优良学校制度的内在价值诉求。其中，公正是优良学校制度的首要价值诉求，自由与平等则是优良学校制度的核心价值，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优良学校制度的终极价值诉求。

《学校制度生活与公民教育》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本上修改而成，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给读者带来了很多思考。全书既有系统的理性分析，也有鲜活的实践反思。通读全书后，既期待作者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引发我们对公民培养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