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流行音乐50年：从崛起到交融

香港流行音乐（以下简称“港乐”）指由香港音乐人制作和创作的，传递他们的心声，也为大众提供娱乐的音乐作品。黄霑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千禧年前后，港乐无疑是华人世界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声音。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港乐的影响，也都随口能哼唱出自己喜欢的港乐的曲调。

和香港这座城市一样，港乐的风格杂糅多元且多变，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包容。它记录了少年的热血、青春的无畏和追寻“理想都”的百折不挠，也表达了人生的彷徨和归家的渴望，以及对世事如棋的哲学思考；它赞叹英雄人物的侠义无双，也认同市井小民的乐观通达；它在爱情和亲情里柔肠百转，于人们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激起涟漪，也会因为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而慷慨激昂，引发广泛的共振与回响。

当一种流行音乐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参与了几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众多普通个体人生故事的伴奏与注脚，它也就成为一个时代难以磨灭的青春片段，于时光深处写下不朽的香江名句。港乐因何而独特？又为何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并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它的未来又将有怎样的呈现？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2022年夏天，新京报独家专访了多位香港流行音乐从业者和观察者，解读“港乐与我”的时光密码。

20世纪70年代“此时此处此模样”——20世纪70年代，港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大都认同，20世纪70年代是港乐的启蒙年代，也是港乐开始确立风格的重要时期。因为在此之前，香港社会对于粤语流行歌接受程度并不高，甚至还有一些偏见和歧视，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英文歌才是当时香港流行音乐的主角。连后来公认为开创了粤语流行歌（Cantopop）先河的许冠杰，在1974年《鬼马双星》专辑大获成功之前也都是专注于英文歌，出版过不少英文歌的唱片。

1972年4月，许冠杰在跟哥哥许冠文一起主持的无线（TVB）喜剧情景节目《双星报喜》里，演唱了他自己谱曲、许冠文作词的粤语歌曲《就此模样》。歌词根据许冠文游历世界各地之后写下的一首英文诗改编而成，词中体现了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看过埃菲尔铁塔、富士山、檀香山的海滩等景色之后，还是很怀念香港，觉得哪里都比不上此时此处此模样的“渔灯在彼邦（香港）”。这首歌后来更名为《铁塔凌云》，收录在《鬼马双星》专辑，被认为是粤语流行歌的开山之作。

上世纪70年代，电视、电影、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助推对港乐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鬼马双星》就是许冠文、许冠杰兄弟与嘉禾电影公司合作推出的同名喜剧电影的主题曲，该片1974年上映后登顶年度票房冠军，这首歌也唱到街知巷闻。再比如无线电视在同一年（1974）推出的電视剧《啼笑因缘》找来顾嘉辉作曲、叶绍德填词、仙杜拉演唱同名粤语主题曲，也大受欢迎。黄霑在其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里称《啼笑因缘》为香港流行音乐的分水岭。“此曲面世之后，香港人不再歧视粤语歌曲。接下来，一连串作品涌现，香港音乐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在港乐寻找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许冠杰居功至伟。黄霑在论文里梳理了1949年-1997年香港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其中专辟了一节来剖析许冠杰这位比他小7岁的音乐人。黄霑称许冠杰是“传奇神话，绝非刻意，乐坛功臣，少人能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宝丽金”主事人的冯添枝形容许冠杰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他创作了许多到现在还很好听的歌曲，也带起了cantopop（粤语流行曲）的热潮。”泰迪罗宾说过，许冠杰是粤语流行曲成功作品最多的一个歌手，“这是无可否认的”。

本报采访的多位香港流行音乐从业者，如李玟、林晓峰、杨千嬅等都认同，许冠杰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许冠杰创作的歌曲旋律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如《浪子心声》《天才白痴梦》等歌曲都经久传唱，至今不衰；他写词的能力尤为出色，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的歌词既可以把略显深奥的人生哲理讲得通俗而浅白，也擅长观察众生百态，用活泼有趣的俚语俗语刻画市井小民的心态，让人一听就生出亲切的共鸣，如《半斤八两》《佛跳墙》等。某种程度而言，许冠杰更像一位用音乐观察并记录当下的社会学家。

20世纪80-90年代“迎接光辉岁月”——20世纪80-90年代，港乐成为时代的声音

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港乐也迎来了“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许冠杰、罗文、关正杰、林子祥等70年代崛起的歌手越战越勇，乐坛新星如梅艳芳、张国荣、吕方，以及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不断涌现。一时之间，万千星辉耀香江，港乐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不仅成为内地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甚至世界上任何一处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港乐的旋律。

回溯过往，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举办的各种歌唱比赛和填词比赛为港乐的这段“光辉岁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林夕、小美就因为参加填词比赛获奖而逐渐培养出了信心，后来成为这一时期港乐重要的词作者。歌唱比赛则是发掘新人歌手的重要渠道，无线电视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更是个中佼佼者，被誉为“歌星的摇篮”，梅艳芳、吕方、杜德伟、李克勤、许志安、黎明、郑秀文等均出自这项大赛。其他歌唱比赛也为港乐输送了“新血”，如“全港十八区业余歌唱比赛”的第一届冠军就是张学友。

香港大学教授、香港文化研究者朱耀伟在《香港流行文化的（后）青春岁月》一书中写道：“七十年代香港的歌唱比赛参赛者以唱英语歌为主，八十年代几乎全是粤语歌，时移世易，粤语歌尽领风骚。”80-90年代的港乐通过改编吸纳不同地区的流行音乐文化，很多歌曲都改编自日文、韩文、英文流行歌，百川汇海混杂而成只此一家的流行音乐。他分析指出，因为当时港乐已经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当红歌手带领潮流的形象能有效将外文歌改编挪为己用，使得港乐的风格既多元化又自成一格。

另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市民享有更富足的物质生活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追求个人风格，尝试摆脱相对大众化的消费形式来彰显个人品位（据吴俊雄、张志伟《阅读香港普及文化》）。这种消费趋势催生了香港的一波“乐队潮”，其中就包括了Beyond乐队。和20世纪70年代的乐队唱欧美流行曲不同，这批乐队以创作粤语歌曲为主，题材和创作手法与当时主流歌曲有所区别，但都很擅长表达青年人的困惑与孤寂。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香港流行乐坛的生力军，比如刘以达、黄家驹、黄家强、刘卓辉等。

此外，随着香港体育馆（简称“红馆”）的正式启用（1983年4月27日），自20世纪70年代就兴起的演唱会文化越发兴盛。第一位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是许冠杰，林子祥与陈百强紧随其后。80-90年代，到红馆听演唱会逐渐变成了香港的一项文化盛事。很多歌迷从内地，甚至国外专门飞到香港来听喜爱歌手的演唱会。直到现在，到红馆开演唱会依然是衡量一个歌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朱耀伟也指出，香港流行音乐由听觉发展到视觉，红馆演唱会起了关键作用。“红馆有效推展了香港的流行音乐工业，更重要的是为香港人提供了一个建立集体回忆的场所。”

2000年之后“滔滔两岸潮未消”——2000年前后，港乐与内地歌坛交融

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一轮港乐热潮，随着亚洲金融风暴（1997）的到来而逐渐退去。2000年以后，尽管陈奕迅、杨千嬅、容祖儿、TWINS等新一代歌手也有不错的表现，却始终难以重现港乐黄金时代的辉煌。而随着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出台，互联网时代之下的內地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音乐节目，不少香港音乐人选择北上发展，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内地的观众对熟悉的港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内地与香港流行乐坛的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未间断并且越来越密切。早在1985年，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等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在内地播出。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叶丽仪演唱的歌曲《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内地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王虹的《血染的风采》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香港。

1994年，“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行，“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再加上“唐朝乐队”的张炬向香港观众展示了内地歌坛的年轻面貌。2001年，那英在红馆开唱，并邀请了刘德华和孙燕姿作为助唱嘉宾。而后，刀郎、周笔畅、李荣浩等内地歌手也相继登陆红馆开个唱。与此同时，香港歌手到内地开演唱会也变得很频繁——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黎明、李玟、Beyond……

如今内地正当年的文艺创作者都是听着港乐长大的，因此内地流行文化也随处可见港乐影响的痕迹，譬如歌手李健在《声生不息》里就提到，港乐在他的青春时代扮演了心理辅导师的角色，“它能够舒缓你很多额外的情感，将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带上正确的人生之路。”有的文艺创作者还会把喜欢的港乐和自己的作品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全新的生命力。譬如贾樟柯是叶蒨文的歌迷，他执导的电影《山河故人》《江湖女儿》都用了叶蒨文的歌作为插曲，营造出与剧情契合又令人动容的氛围。

港乐里蕴含着中国人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和厚重的家国情怀。譬如郑国江作词的《漫步人生路》、卢国沾作词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许冠杰的《父母恩》和陈百强的《念亲恩》。在这个层面上，港乐与内地文化始终血脉相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港乐的定义也在不断被补充、丰富和拓展，未来一定会落脚在与内地文化的融合上。黄霑曾写道，用粤语演唱赋予了港乐个性和特色，但也严重限制了港乐的发展。“一切迹象显示，只有能够再度进入内地的普通话市场，香港流行音乐才可以再有起色。”（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