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为何风光不再

21世纪初，“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小说”曾经蔚为大观，但持续十多年后则风光不再。个中缘由是多方面的，而从小说藝术标准来看，青春小说的局限性十分显著，值得反思。

祁春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青年文学与文化。近日，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祁春风就上述话题作出阐述。

文学手段多从中学语文中来

青春期的自我体验是“80后”作家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尤其在早期“80后”作家的作品中，青春期的情绪、情感的抒发最为显著。为了表现自我认同的痛苦和宣泄情感，早期“80后”作家主要倚重语言上的修辞。

韩寒在《三重门》中学习了钱锺书的幽默和讽刺，常常引经据典，苦心经营绝妙的比喻。但韩寒没有树立钱锺书的人性立场，“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韩寒不遗余力地嘲讽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师、耍弄权术的教育管理者、不无心机的同学，但他在运用讽刺时缺乏人性的悲悯和同情，只是宣泄愤怒、轻蔑。在其后的小说创作中，韩寒放弃了比喻和引用等修辞，仍擅于制造一些幽默、讽刺的警句、妙语，不无得意地在小说中作为语言包袱抛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叙述的连贯和流畅。

春树的小说以直白的口语，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寂寞、烦躁等随时表达出来。这从《北京娃娃》的许多章节名可见一斑，如“我爱五道口”“卑鄙小人”“极端无聊”“没劲”“啦啦啦”“烦死我了”等。

早期“80后”作家的修辞化倾向，除了宣泄情绪和抒发情感的需要，也体现了“作文体”的影响。尽管他们猛烈地抨击学校教育，但吊诡的是，他们的文学手段大多数还是中学语文所给予的，他们的作品残留了“作文体”的痕迹。中学语文重视句法、语法、修辞手法等知识的传授，也有周记、日记、作文课等写作方面的强化训练。

春树受日记体、“作文体”影响很深。“我最早的写作启蒙就是几本从学校门口买到的作文集。”许多“80后”作家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起步，尽管“大赛”鼓励青少年大胆表达自我的真实感受，但说到底，仍是“作文”形式。

张悦然、周嘉宁等“80后”作家的创作历程，表现了他们逐渐节制情感、克服“作文体”的努力。张怡微因为一直不能对“原生家庭”的分崩离析释怀，她的作品显示了内心情感长久的挣扎。她的小说始终保持着散文化的形态，抒情和议论常常情不自禁地从叙述的缝隙中流淌。但她的叙事艺术也逐渐成熟，小说中的抒情和议论既蕴含了深切的人生体验，又更加紧贴叙事，与叙事水乳交融，呈现了一种如怨如诉的语言风格。

修辞化的叙事显露了“80后”作家在叙事艺术上的稚嫩和缺陷。“80后”小说叙事最先获得评论家关注和概括的特征就是鲜明、突出的风格。“显而易见，风格化艺术，即一种过剩的、缺乏和谐的艺术，永远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艺术。”

形式大于内容

为了改变青春叙事的抒情化和修辞化的写作方式，一些“80后”作家尝试建构小说叙事的深层模式，采用了寓言化和象征的方法。由于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缺乏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们虽然十分细致地描绘了具有象征指向的非现实事物，但不能形成明确和深刻的思想意蕴。

颜歌曾经热衷描写“魔幻”事物，在叙事中加入象征的手法。她的成名作《异兽志》称得上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讲述“永安城”里人与兽杂居在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小说中的悲伤兽、来归兽、荣华兽等，除了外形奇特外，其实在职业、阶层和品性方面与人无异，而且小说最终解开的悬念不过是人比兽更坏，统治、利用、虐待兽的人类其实才是兽类。因此，这部小说中的魔幻色彩并没有深刻的寓意，而这样的象征手法并不比写实更高明，反而显得“文胜于质”“形式大于内容”。

甫跃辉在小说创作中也常常营造象征意象，他笔下的意象主要是动物。在长篇小说《刻舟记》中，甫跃辉描写了超越乡村现实和人情的妹妹形象，她充满爱心，养过各种小动物，最后因为寻找逃跑的鹦鹉而溺亡。作者似乎想赋予“那只漂亮而高傲的绿毛鹦鹉”更深层的含义，然而只是用“沉静”一词来形容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灵和态度，断裂了进一步超越的意味，“妹妹之死”也因此止步于一种忧伤情绪的表达，缺乏更深刻的含义。

在以后的创作中，甫跃辉主要吸取了启蒙主义的思想，对乡村和城市文化都持有批判态度，当他企图赋予意象更多批判意蕴时，却因思想的矛盾或平淡无奇而停留在表面。《鱼王》从一群乡村少年的视角讲述了村民的自私和疯狂导致鱼王的死亡。“鱼王躺在干裂的岸边湿地，硕大黑亮的脑袋、光滑闪亮的巨大鳞片、巨型剪刀一样的尾巴，组合起来像一辆满载货物的小型拖拉机。”“白水湖里真有鱼王！鱼王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一条特别大的鱼罢了。”小说描写“鱼王”不过是一条大鱼，显示了乡村神话的“祛魅”过程，但小说又描写鱼王死亡后发出腐臭，让全村人呕吐一个月，整个村子瘫痪，最后又写到鱼王骨架中一根巨大的刺不见踪迹，这些细节似乎又意图给“鱼王”附加神秘的象征意味，进行非写实性的批判现实。

实际上，其他“80后”作家也曾运用象征的方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比如张悦然对童话的改写，文珍创作的成人童话《乌鸦》等。但由于“80后”作家在自我认同的叙事中更重视情绪、情感的抒发，而对自我和社会没有形成客观、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他们试图在小说中运用象征手法营造意象时常常力不能逮，半途而废。

热衷表现自我，甚至只会写自我

“80后”作家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心理过分关注，轻视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某些“80后”作家热衷表现自我，甚至只会写自我，他们的文学创作长期困囿于狭小的个人生活之中。实际上，他们的很多作品与个人生活、自身经历已经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对生活的观察、理解过于狭小、片面，是限制他们作品价值的主要原因。

郭敬明的青春叙事常以自身经历为蓝本。他在一篇散文《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中说：“我只是善于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剖开，然后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们我的一切。我不会是个好的写小说的人，因为我不习惯去讲别人的故事。”他的长篇小说《1995-2005夏至未至》，通过讲述傅小司的故事，将自己从小城到大城市读书、成名的经历完整地梳理了一遍。虽然书写自我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途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自叙传”小说，但真正有价值的“自叙传”小说，应以个人的经历与挣扎折射人性的矛盾深邃，反映生活的错综复杂，而不是个人生活的暴露。

在“80后”的成长过程中，大众传媒传播了太多的大众艺术作品。这些大众艺术作品不仅遮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形塑了他们观察和理解生活的方式。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各种服饰、香水、用品带着品牌符号成为互文本。“我没有再买Only和Levis牌子的衣服，因为觉得它们太过于中性化了，我开始喜欢繁复的花边和层层叠叠的蕾丝。”不过，她的物质文化文本或符号还关联个人的品位或经验。但到了郭敬明的小说中，一些物质文化文本几乎以奢侈品本身的意义传递单一的观念。最典型的是《小时代》中奢侈品符号的出现成为常态，不断冲击着读者。

而笛安在《告别天堂》中设置了一个音像店，小说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常聚在一起听歌，看电影。这部小说吸纳了极其多的大众艺术文本，包括《危险关系》《蓝色生死恋》《甜蜜蜜》《霸王别姬》《阿飞正传》等。笛安似乎对这代人的局限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她借主人公宋天杨之口说：“我是听着情歌长大的孩子。我们都是。在我们认识爱情之前，早就有铺天盖地的情歌给我们描摹了一遍爱情百态。”可以看出，“80后”作家大量运用互文本似乎是无奈之举，在青少年时期所接收的大众艺术已经塑造了他们的思维与情感模式，他们很难再以本真的眼光观察世界，很难形成对生活的独特体悟。这是对“80后”作家的巨大挑战，只有摆脱大众文化的影响，真正面对生活，“80后”作家才能从生活中形成独特见解和价值判断。

文化产业的兴盛催生了文化消费主义，许多“80后”作家的目标是写出畅销的好故事，对小说艺术的创新缺乏兴趣。起初他们是因为对自我、个性的出色表现而获得同年龄读者的追捧，之后，郭敬明等人自觉追求小说的畅销，逐渐突破了青春叙事，在小说中加入更多通俗故事因素，如商战、案件等。可以说，一些“80后”作家满足于讲述青春期自我认同的故事，倾诉自我的情绪和情感，引起青年讀者的追捧即可。他们没有小说艺术上的“影响的焦虑”，不注重文学传统的学习，亦缺乏艺术创新的动力。（来源：大众日报）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