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孔子是谁？

是儒家所尊崇的圣人？是在孔庙门口做着拱手礼满脸胡子的老人？还是那个在乱世中颠沛惶惶，自己的学说、思想不被国君们重视的受挫者？

青年学者、作家张经纬在下文中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而非带着“圣贤光环”的孔子。

张经纬 将孔子的思想学说放回了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辨认，让我们看到孔子追求的乌托邦的真实模样，也让我们看到 他的失败，以及这失败背后的原因。

只有回到时代里认识孔子，我们才能理解一个超越时代的孔子。

晚年的孔子，已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理想国”的希望。 也许，在那国力耗于乱世征战的年岁里，孔子的理想注定是无力的，但他向往的乌托邦，却能有力地穿透时代，让后来的仁人与志士去向往、去实现。

他们将如孔子一般受伤，但他们心中总还有着希望。 有理想的人 不伤心， 这是孔子真 正的力量。

下文选摘自《诸子与诸国》，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一、幸运与不幸的孔子

公元前497年，即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国的六卿中，中行氏和范氏与其余四卿为敌，双方交战于朝歌。齐国与卫国联合，支持二卿，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鲁国。当时代理鲁相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斗争中，受挫于三桓的势力，离任去齐。旋即返鲁去卫，与弟子们一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岁数。但他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他高寿，享年七十三岁（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还有十多年可以在各国间建立自己的学术声望。但他也是不幸的人，每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没过多久就受到内、外战乱的威胁，影响孔子一行安危，构成了他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动因。

其实，这不是孔子第一次离开鲁国。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东周国，据说曾向周王室守藏室史老聃“问礼”，当时周室正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外逃，他的叔叔王子朝占据了王都洛邑。第二年晋国召集各国接济周王，主持勤王的正是晋卿赵鞅。三十五岁时，孔子还因为鲁昭公和国内三大贵族“三桓”首领季平子开战，东逃到了齐国。但齐相晏子反对儒者，建议齐景公不要委孔子以重任。孔子在齐国三载，未能立足，只得返鲁。

此后孔子居鲁十余年，经历了鲁昭公的流亡，三桓成为鲁国事实上的执政者；吴国攻楚，楚国遭受重创；齐鲁结盟，共抗晋国；位于晋国东部和南部的卫、郑也从东周之初东扩西阻的对手，变成了共抗西敌的盟友。而孔子则在短期出仕之余，把时间用于招收弟子和讲学，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是这段时间里收的。

由于始终未能解决三桓与鲁侯之间的权力之争，让各项军政大权重归鲁定公手中，孔子很快卸任了短暂的大司寇职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周游列国。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孔子在各国之间颠沛流离。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下，这时晋国占领卫国戚城，齐、卫伐晋在即。他在途中过曹，适宋、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不是被人企图杀害（宋国），就是“累累若丧家之狗”（郑国），直到到了陈国方才安居下来。

前489年，孔子離开陈国，前往蔡国，因为他居陈期间，频频遇到楚、晋、吴侵陈，居之不易。他刚到蔡国，又遇蔡侯为避楚国攻伐，迁去吴国境内，只能再度前往卫国。这次，就在陈、蔡之间，遭遇了著名的粮绝事件。《史记·孔子世家》言，陈、蔡之人“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当是战争状态使然。

前488年，孔子一回到卫国，即遇晋国侵卫。但这次，他一直坚持到前484年，才离开了居住五年的卫国，回到了故乡鲁国。此时已经是吴国开邗沟北进，介入齐、鲁政治，孔门弟子子贡将要纵横捭阖之际。

孔子最后一次返鲁时，已经六十八岁，他在故乡度过了最后五年的时光。曾摄鲁相事，又在卫、陈等国间辗转，此时的孔子对从政已经心灰意懒。虽然身处动荡之世，每到一国往往遇到诸侯攻伐（他在各国间的游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但他依然通过与弟子间的频繁交流，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春秋时代末期、身居黄河下游的思想家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时，孔子以七十三岁高龄去世，而在此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到前481年就结束了。

二、孔夫子的理想国

孔子在世时，积极参与并努力实践的政治抱负，并没有留下太多实际的成就（除了帮鲁国拿回被齐国所占土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对自己心中那个“理想国”的向往。正是这个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他身后的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浇灌着后人的心灵之田。

孔子“理想国”的模板来自他向往中的尧、舜、禹的时代。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就毫无保留地歌颂了这三位先王的功绩，比如，称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样美好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礼记·礼运》中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景象。

当然，“大同”过于遥远，相比这些久远的先王，孔子更推崇吸取了夏商之精华的周代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周代的好处自然在于“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这种美好的社会就被对应地概括为“小康”。从诉求上讲，大同与小康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实现一种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区别在于，前者天然存在、无需额外条件，而后者需要执政者加以制度的保证。这种制度，就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礼”，保证“礼”得以实施的人被称作“仁人”，其所具有的品德，也就是“仁”。

孔子认为，“礼”首先应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统治者的推广。其体现在于各种祭祀，包括天、地、祖先、山川、五祀（门神、灶神之属）。其中每一项并非空泛之谈，而是都有实际含义，比如祭天的意义在于，天气的变化决定播种、收割等农时农事的对应；五祀则涉及日常生活的各种制度、规则。其次，“礼”在更加具体的日常层面上，还直接体现在“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等，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弟子言偃展现了他以“礼”为核心的理想世界，并阐明了讲“礼”的目的和意义，在于“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不过，这些“治政安君”之道并不完全为各国君主所理解。令身居卫国的孔子不由向弟子冉有感叹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事实上，孔子曾经拥有过数年的施政经历：他于五十一到五十五岁期间（前501年—前497年）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并以大司寇行相事。他的施政经历以“堕三都”失败而告终。或许是觉得自己以“礼”为核心的治政安君策略过于抽象，孔子晚年时又向另一位弟子曾参，也就是未来的曾子，进一步阐明了“礼”的实际用途。只不过这次，孔子把说法换成了更加直白的“明王之道”。

曾子先替孔子向我们解释了何谓“明王”——“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孔子指出，要实践与古代贤君一样的明王之道，需要做好“七教”和“三至”两大方面，实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达到不费公帑也能守卫国家、外征强敌的强国目的。反过来说，“既劳又费”就是阻碍东周国家实现礼制明邦的最大阻碍。简而言之，军役、军费繁重，还总没有尽头。那么，“七教”、“三至”何谓：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

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为了帮助年轻的曾参理解一个完美国家的运行方式，孔子先用七组“上、下”对偶的排比句，具体描述了“礼”在操作层面的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这就是一种“仁君”的统治方式，它将为国家的良好运行提供社会大众的支持。当国家遵循“七教”，走上正轨之后，则可以通过“三至”，来实现“明王”的完美统治：对天下的贤良给予最大的尊崇（至礼），给天下的士人给予最不吝啬的奖赏（至赏），向天下的人民给予最好的礼乐（至乐）。有了这样的管理机制，能使君主得到百姓的拥护，民众亲附，军队出战得胜还朝。

有如上古贤王的当代“明王”/仁君，具备各种惜民、尚贤、兼听、明察的美德，其所建立的令所有人都滿意，内部稳固、对外无敌的最佳国度，就是孔子心中始终追求的那个“理想王国”。

然而，当居卫的孔子再次面对冉有困惑的眼神时，他对自己心中这个“理想国”的建立，也未必如当初那般坚定。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大概也明白，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将无法再拥有另一个三十年，期待一位能带来仁政的明王了。

三、君子之礼的失败

回到孔子与鲁国，他认为周人的“明王”之道在西周末期陷入衰退，而他所在的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具有周初之礼复兴的最后可能性。这是他积极入世，希望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的根本原因。

然而，他或许无从意识到，春秋各国所作出的选择，与他身处的宏大时代相互交织。孔子身在山东半岛西部的鲁国，处在东亚人类迁移的交汇点上，沿着东部海岸线，吴国正在北进，破灭了孔子仕齐景公的可能。沿着黄河，晋国正在东压，让卫国无暇接受孔子的建议。而楚国沿着淮河向东前行，让陈国也供养不起孔子一行。位于黄河最下游的齐国被这三股势力压迫，时不时还要反弹到鲁国一下，让鲁国成为“四股”力量抗衡的“受力点”。

孔子治学、参政的出发点与鲁国的三桓有关。三桓的强势，僭越了鲁侯原本的权威，使原本的君臣之礼名存实亡。然而这种状况既无法全部归咎于三桓，又不能游离于鲁国所面临的局势之外。事实上，由于鲁国夹在几股力量的漩涡之中，鲁侯左支右绌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国内现有的几大贵族。比如，前645年楚国伐徐，孟氏的公孙敖就以鲁国主帅身份领兵救徐。由于强敌环伺，领兵的贵族往往不及卸任，就将再度领兵出征，使得军事权力（及相应的征赋权）逐渐固定聚集在对应的家族手上，如此一来，鲁侯的可控人口就渐少，势力也日逊于三桓。（与鲁国相反的例子则是齐国，“高、国、鲍、晏”等公族因外战而凋零，给了移入的田氏取齐之机。）这样的局面，非一蹴而就，成为孔子在鲁国施政时无法打破的僵局。

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希望能在这个鲁国的同姓国家得到重用，但只留下对卫灵公的糟糕评价。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时值齐、鲁、郑、卫等东方国家抵御西面晋国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卫灵公所关心的只是“军旅之事”，而孔子自认所能提供的“俎豆之事”，大抵只有改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作用。

当然，旅卫之行，给了孔子重要的启发，使他感悟在强调“礼乐刑罚”之前，更应该建立让国家与百姓富裕的基础。所以，等孔子周游列国归来，再次回到鲁国，鲁哀公问政于他时，孔子不再急于“礼乐”的施政方案，而提出了更加务实的举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且寿也。”而当哀公又问，如何保证“民富且寿”时，孔子给出了这样的方案：“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

鲁哀公并非不懂“轻徭薄赋、敦礼远罪”能使“民富且寿”的道理，然而为何知之而不为，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其中道理，他不好意思再问孔子，只能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年饥，用不足，如之何？”面对粮食有限、国用不足的状况，有若提出了进一步减税的方案，并大义凛然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百姓足则国家足的道理不假，然而当鲁国接二连三遭遇征战时，供给不足便不再是国君单方面所能控制的。就在孔子与弟子们返回鲁国之前，正值（前488年）“吴来征百牢”，（前487年）吴国伐鲁，（前484年）鲁国联吴伐齐、战于艾陵等一系列大规模战事的发生。这些频繁的人力、物力支出，便以“年饥，用不足”的形式不断加诸鲁国的社会生产体系，而这显然不是“君孰与足”这样的文字游戏可以解决的了。

频繁的支出，让鲁国上下都只能以增税而非减税作为主要应对手段。这边，鲁哀公将“省力役，薄赋敛”放之一旁，把原本十分之一的田税增加到十分之二；另一边，季孙氏也开始“用田赋”。在此之前，季康子专门让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表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季氏也没有接受，开征田赋，为国增收。而这一年鲁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与吴国联合，在艾陵之战中击败了齐国。

在这场角逐中， 没有遵守“君子之礼”的鲁国，击败了宿敌齐国，也击败了那个追求“君子之礼”的孔子。 孔子曾经希望通过恢复周公之礼来使鲁国复兴，但他没有成功，而当他即将走向生命尽头之际，未能“守礼”的鲁国君臣却收获了一场难得的胜利。这一切也可以说，是 “求变”的鲁国，战胜了“守旧”的鲁国。

此后的孔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心态，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来源：凤凰网）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