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罗兰》与《耶路撒冷的解放》中跨宗教爱情不同结局背后的历史原因

田众非 西安外国语大学

《疯狂的罗兰》（也译作《疯狂的奥兰多》）与《耶路撒冷的解放》（也译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16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两部叙事长诗，对后来的意大利文学，乃至欧洲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两部作品在创作上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例如，两部作品都创作于十六世纪、其作者都曾为费拉拉宫廷效力、其主题都是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宗教战争等等。但是，在内容和风格上，这两部作品却有着极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以作品中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爱情的结局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疯狂的罗兰》是由意大利著名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创作的叙事长诗，第一版出版于1516年，后来经过作者的反复修改，出版了1521年版和最终定稿的1532年版。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部叙事诗是另一位为费拉拉宫廷效力的诗人马蒂奥·博亚尔多（Matteo Boiardo，1441—1494）所创作的叙事长诗《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的续作。尽管从标题上看，这部叙事诗应该归于以《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为开端、以描写查理曼与穆斯林之间战争的加洛林骑士传奇系列之中，但是作者从一开篇就声明了，爱情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我歌颂儿女情、美人、骑士

彬彬礼、神武功、甲胄枪剑

其中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了与爱情有关的内容。而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爱情更是构成了其三条叙事主线之中的两条，即以基督教骑士罗兰和里纳多为首的众骑士对东方美女安杰丽佳的爱情和追逐以及穆斯林勇士鲁杰罗与基督教女骑士布拉达曼之间的爱情。另外属于跨宗教爱情的还有穆斯林公主伊萨贝与苏格兰王子泽比诺之间的爱情。这几组爱情的结局也各不相同：尽管伊萨贝与泽比诺是整部作品中最为悲剧的情侣之一，在泽比诺被杀之后伊萨贝为保护自身的贞洁与爱情设计自杀，但最终两人仍得以合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好结局；罗兰对安杰丽佳单方面的爱情虽然把他逼到发疯的地步，但是这种爱情被作者借圣约翰之口定义为对上帝的事业不忠，最后随着阿托夫等人帮助罗兰恢复理智，与疯狂一并消失；里纳多对安杰丽佳的爱情事实上是由魔法泉水的力量引起的，最终也通过魔法泉水的力量消散；而鲁杰罗与布拉达曼这一对跨宗教情侣，在经历了重重考验之后，更是最终得以走到一起，并且按照作者的说法，成为了费拉拉的统治家族埃斯特家族的祖先，全诗也以二人的婚礼作为结尾。简而言之，从整体上看，《疯狂的罗兰》之中的跨宗教爱情，结局可以说还是比较圆满的。

然而在《耶路撒冷的解放》中，跨宗教爱情的结局就显得没有那么美好了。《耶路撒冷的解放》是诗人托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的作品，完成于1575年。整部作品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作为叙事主线展开，并在其中穿插了两条爱情线：十字军骑士坦格雷多对穆斯林女战士克罗林达的爱情，以及十字军骑士里纳尔多与魔女阿米达之间的爱情。这两条爱情线无一例外都是不同阵营之间的跨宗教爱情。此外属于跨宗教爱情的还有例如穆斯林女子艾米尼亚对坦格雷多的单相思等。在这里，跨宗教爱情的结局风格与《疯狂的罗兰》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且不说艾米尼亚对坦格雷多的爱情无疾而终（作者甚至连她的结局都没有交代，在最后一次出场为坦格雷多疗伤之后直接从作品中消失了），作为两条爱情主线之一的里纳尔多与阿米达，虽然过程曲折反复，扣人心弦，但是结尾处仅以一句“我是你的奴仆，随你处置，/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法律”而匆匆收场，再无下文，未免显得有些草率；而另一条爱情线上，尽管坦格雷多深爱着克罗林达，最终却在城外的一场决斗中亲手误杀了对方，虽说这一段的描写被后世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全诗最美的部分，但这样的结局仍不免令读者唏嘘感慨。

通过上面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疯狂的罗兰》与《耶路撒冷的解放》中跨宗教爱情的结局风格几乎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分析其原因，一般会将其归结于作者生平方面的区别，毕竟阿里奥斯托的一生可以说是比较安稳，也拥有着美满的爱情；而塔索的一生则完全可以用命途多舛四个字来概括。这样不同的人生境遇也导致了二人作品风格的巨大区别：《疯狂的罗兰》更接近喜剧，读来时常引人发笑，最终也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收尾；而《耶路撒冷的解放》则整体格调更加严肃、悲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消极低沉。不过除此以外，在作品创作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两部作品创作的时代不同：《疯狂的罗兰》创作于十六世纪前半叶，《耶路撒冷的解放》则创作于这一世纪的后半叶。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许多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历史因素的变化，也正通过两位作者的创作，尤其是在对待跨宗教爱情的态度方面显露了出来。

1.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以十六世纪中期为转折点，意大利文坛、尤其是在叙事诗创作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翻译出版与广泛传播。

事实上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当中，对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研究从更早时就已经开始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很多作品一样，人文主义者最早是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è，1126—1198）的著作接触到《诗学》的。到了1498年，人文主义者乔治·瓦拉（Giorgio Valla）翻译出版了第一部拉丁文版《诗学》，十年之后著名出版商阿尔多·玛努奇奥（Aldo Manuzio）出版了第一部希腊文版《诗学》，但是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未得到当时意大利文坛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536年亚历山德罗·德帕奇（Alessandro de’Pazzi）的拉丁文译本的出现才有所改变。之后，随着1548年罗伯特罗（Francesco Robortello）的《诗学阐解》（De arte poetica explicationes）和1549年塞尼（Bernardo Segni）翻译的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现，《诗学》越来越为当时的文人学者所重视，在十六世纪后期甚至被人们奉为圭臬，成为了人们创作悲剧和叙事诗（《诗学》主要涉及这两种文体的创作）时的标准。（Alfano, Gigante & Russo 2016）

而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推崇，直接导致了在叙事诗创作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十六世纪前半叶，人们在叙事诗方面的创作仍延续了从之前流传下来的传统，围绕加洛林骑士传奇与亚瑟王骑士传奇这两大主题进行创作，《疯狂的罗兰》以及前面提到的前作《热恋的罗兰》都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尤其是《疯狂的罗兰》，在得到了不断发展进步的出版业的支持之下，在全意大利甚至全欧洲范围内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时间出现了大量模仿《疯狂的罗兰》或作为其续作而创作出来的骑士诗。这一情况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越来越为人所熟知之后发生了变化。由于《诗学》中对于史诗从选材到创作都做出了规定，人们开始发现之前包括《疯狂的罗兰》在内的骑士诗在各个方面都与《诗学》的规定相去甚远，于是文人学者们开始批评并逐渐放弃骑士诗的传统，转而按照《诗学》的规定创作新的史诗。

从上面可以看出，1536年，以及1548、1549两年可以看作亚里士多德《诗学》影响的转折点。那么，创作于十六世纪初，1532年出版最终定稿版的《疯狂的罗兰》，基本可断定不会受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尽管第一版拉丁文的《诗学》出版于1498年，但这本出版于皮亚琴察（Piacenza）的译本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且阿里奥斯托本人并不懂希腊语，所以也不可能读过1508年的希腊语译本。另外，从全诗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多线交错并行的叙事策略、各种以第一人称插入的感慨与评论以及大量的幻想系内容等与亚里士多德的整一律、作者尽量减少以自己身份出场以及贴近现实等规定可以说完全是南辕北辙。与阿里奥斯托不同，出生于十六世纪中期的塔索则正好赶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统治的年代，系统地学习过《诗学》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上，尽管仍然能够看出一些以《疯狂的罗兰》为代表的骑士诗传统，但是整体上还是更加趋近于《诗学》的规定。

在两位诗人与《诗学》相关的所有的这些区别之中，涉及到跨宗教爱情结局创作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选材的要求方面。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与史诗的创作都是“摹仿”，所以塔索在他的《论诗的艺术》（Discorsi dell’arte poetica）中指出，题材虽然可以虚构，但最好是取材历史，因为史诗要求真实（陆扬 2012：115）。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整部《耶路撒冷的解放》，其题材便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其中的很多人物，尤其是十字军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有其历史原型。坦格雷多就是其中之一。坦格雷多的原型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底贵族坦克雷德（Tancredi d’Altavilla，1072—1112）。他与叔叔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emondo di Taranto，约1507—1111）一起率兵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十字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沈敏华，程栋 2009）。在东征成功之后一度成为安条克公国的摄政，并且于1106年与法国公主塞西莉（Cecilia di Francia，1097—1145）结婚。从时间节点上看，1072年出生的坦克雷德在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正值青春年华，并且尚未结婚，直到1106年34岁才迎娶法国公主，这一史实为作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创作空间，也是使得坦格雷多这一条爱情线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又正是由于这样的史实，使得他对克罗林达的爱情，包括艾米尼亚对他的单相思注定不得善终，这正是符合了塔索本人“可以虚构，但最好取材历史”这一源于《诗学》的选材标准。而里纳尔多与阿米达则全部都是虚构人物，于是只有在他们身上，跨宗教爱情才得以迎来比较好的结局，而且身为穆斯林的阿米达表示愿意成为十字军骑士里纳尔多的奴仆也正好符合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督徒战胜穆斯林的主题。然而在比他早几十年的阿里奥斯托的作品里，其中的人物几乎全部取材于《热恋的罗兰》以及更早的骑士传奇。由于无论加洛林骑士传奇还是亚瑟王骑士传奇都没有考证的传统，人物情节几乎全部都是虚构，所以在《疯狂的罗兰》这一部融合了两大传奇以及各种前人作品的叙事长诗中，基本上可以说只有查理曼称得上有历史原型。既然人物都是虚构的，那他们之间爱情的结局，尤其是这些跨宗教爱情的结局就完全可以按照作者自己的想法来写。包括被他称为埃斯特家族的先祖、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鲁杰罗和布拉达曼，也并非历史人物，埃斯特家族的先祖也并不是像鲁杰罗这样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而是纯正的法兰克人。只不过，由于在作品中此二人的祖先都可以推到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所以只消想一下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传》里把罗马人的祖先同样说成是特洛伊一方的英雄埃涅阿斯以讨好奥古斯都、维吉尔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大影响（例如但丁在《神曲》中安排维吉尔作为自己在地狱和炼狱的向导）以及阿里奥斯托终生都为埃斯特家族效力的事实，就知道这种安排并不是出于历史事实，而不过是作者效法古人讨好君主罢了。

2.反宗教改革产生的影响

自中世纪开始，天主教教廷在欧洲历史与社会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教会的首领，即教皇，不仅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在世俗方面也是欧洲势力最大的封建主。巨大的权力滋生了严重的腐败，教会与教廷日益腐化。虽然从客观上，得益于教会雄厚的财力，罗马教廷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意大利最主要的文艺赞助者之一，客观上促进了罗马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于信众的压榨与掠夺之上的，加上教会自身内部堕落的风气，使得教会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抨击和讽刺的常客，教会与人民的矛盾也逐渐激化，终于，在1517年，这一矛盾达到顶峰。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派人去德国兜售所谓的“赎罪券”，号称购买的“赎罪券”就可以进入天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敲诈行为，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ero，1483—1546）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一时间改革的呼声响彻欧罗巴大地，连天主教教会的驻地意大利都受到了波及。面对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1545年12月，天主教会在特伦托（Trento）召开第十九次宗教会议，讨论如何镇压宗教改革运动、重整教会、维护教会和教皇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这次会议前后历时18年，会议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应对措施被后世统称为“反宗教改革”（Controriforma）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虽说从客观上使得教会的腐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随之产生的例如宗教裁判所、禁书目录等严厉的管控措施，以及各地兴起的天主教宗教组织“耶稣会”，严重地损害了意大利的文学、科学、文化的发展环境。并且，由于反宗教改革之后文化管控越来越严厉，意大利的文人学者出于自保，只得牺牲自己的自由，对自己的作品展开自我审查，自发地避免创作可能招致教会迫害的内容以求自保。因此，再十六世纪后半叶，文学创作的环境与之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又出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反宗教改革开始的1545年。在这一年，阿里奥斯托逝世已有十年有余，而塔索则刚刚出生。

没有经历反宗教改革的阿里奥斯托，生活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天主教会的势力也很强大，但是并没有过多地涉足于文化管制方面，人们的创作十分自由。所以在《疯狂的罗兰》里，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各位骑士的武功和爱情故事之外，甚至还可以看到例如非常露骨的情欲描写、对于人性的贪婪和教会堕落的尖锐讽刺一类的内容。而且，虽然在1516年初版出版之后，直到去世之前阿里奥斯托一直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修改主要是在语言和文体的修改以及内容的扩充方面进行的。与此相反，从小就生活在反宗教改革之下的塔索，面对逐渐严厉的文化控制，不仅进行了上面提到的自我审查，删去了一些与男女情爱有关的内容，而且还曾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一些私交密切的文人学者，除去希望他们提出一些文学上的修改意见外，也是请他们代为审查作品中是否存在一些当时教会所不能接受的内容。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与阿里奥斯托的自由形成了鲜明反差。

这种反差也体现在了跨宗教爱情的结局方面。如前面所说，《疯狂的罗兰》里的跨宗教爱情的结局整体上说还是比较圆满的，即便是因爱而疯的罗兰和为了寻找安杰丽佳不停漫游的里纳多，也没有被爱情一直折磨到最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鲁杰罗和布拉达曼这一对步入婚姻殿堂的跨宗教情侣当中，身为基督徒的布拉达曼是女性，而作为男性的鲁杰罗则是穆斯林，即便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男女地位是平等的，这样的安排仍然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而这些都是塔索笔下的跨宗教爱情所不具有的特点。塔索笔下的跨宗教爱情，不仅回归传统，男性全部是基督徒，女性全部属于穆斯林阵营；而且从结局上看，除开不了了之的单相思（艾米尼亚），两条爱情主线上穆斯林不是被杀死（克罗林达），就是成为了基督徒的奴仆（阿米达），总之尽管不够圆满，但都是基督教一方的胜利。另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生活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塔索，无论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还是迫于时局，爱情的地位全都在宗教之下；与此相反，在《疯狂的罗兰》中爱情的地位是高于宗教的。这一点可以从那两对两情相悦的跨宗教情侣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穆斯林的伊萨贝和鲁杰罗虽然全都改信了基督教，但是他们两人一个是因为爱人被杀万念俱灰之时得到了一位基督教隐修士的开导；另一个是为了完成与伴侣结为连理的承诺，在机缘巧合之下改宗。究其本质，此二人的改信没有一个是因为宗教信仰本身的原因，而都是因为爱情。这样的对比也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了反宗教改革后教会在文化方面的高压政策对于诗人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3.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的侵略扩张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是突厥人的一支。1293年，时任部族首领的奥斯曼宣布独立，正式建立奥斯曼帝国（孔祥民2006：101）。自此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越发壮大，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地区，并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彻底灭亡了拜占庭帝国。此后，土耳其势力不断向欧洲扩张，逐渐成为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心头大患。除了与奥斯曼土耳其接壤、常年与之交战的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以外，与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的意大利，尤其是亚得里亚海西海岸的意大利城市也感受到了土耳其人的威胁。1480年夏天，土耳其人跨海攻占意大利最东端的城市奥特朗托（Otranto），屠杀了当地居民，并以此地为桥头堡发动了对意大利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持续很久。1481年，时任苏丹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去世，奥斯曼土耳其侵略军因而撤出了意大利半岛。但是这次侵略并没能促使分裂的意大利各国团结一致以应对威胁。一些意大利半岛上的国家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甚至会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盟友，协助其攻击其他基督教国家。例如，在1499—1503年威尼斯—土耳其战争中，同为意大利半岛基督教国家的米兰和那不勒斯就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参战的。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苏丹签订和约之后，由于当时奥斯曼土耳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方的波斯和南方的马穆鲁克王朝之上，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进入了一个和平共处的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521年。（Cavallo 2017）1520年，苏莱曼一世（Solimano I，1494—1566）继任之后，率领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并于1529年和1532年两次远征维也纳，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苏莱曼一世继续带兵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在他死后，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24—1574）继续进行对外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并残杀了岛上的威尼斯守军以及基督徒。面对土耳其人的侵略，威尼斯与西班牙牵头组成了神圣同盟（Lega Santa），之后意大利半岛各国纷纷加入。1571年10月，同盟各国联军舰队封锁了奥斯曼土耳其舰队所在的勒班陀（Lepanto）港，土耳其人出击迎战，由此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桨帆船大海战——勒班陀海战。这一战中土耳其舰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自土耳其主帅以下战死接近三万人，连主帅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同盟各国并没有能够把战役的胜利转化为战争的胜利，威尼斯于1573年与奥斯曼土耳其单独议和，神圣同盟由此瓦解。

上面就是从阿里奥斯托出生的十五世纪末直到《耶路撒冷的解放》创作完成的1575年之间奥斯曼土耳其对基督教欧洲侵略扩张的大致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阿里奥斯托开始创作《疯狂的罗兰》的1506年，到初版正式出版的1516年之间的这十年，是包含在1503—1521年这一和平时代之中的。而虽然塔索从年轻时代就计划想要创作一部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背景的史诗，但是中间中断了很多年，到了1570年才重新开始继续创作。他从一出生就面对的是苏莱曼大帝统治之下的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加上当时的耶路撒冷确实也是处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所以不难猜测他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除去我们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影响之外，很可能也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再加上他重新开始创作之后不久就赶上了塞利姆二世与意大利各国所加入的神圣同盟之间的战争，当时意大利各国之内对于土耳其的敌意正水涨船高，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创作的塔索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敌意与这场战争的影响。

这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影响也直接反应在了作品的内容之中。创作于和平时代的《疯狂的罗兰》，虽然说是继承了加洛林骑士传奇的传统，以宗教战争作为背景，三条叙事主线中除去前面提到的两条爱情线之外剩下的一条便是查理曼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但是这条主线相比于其他两条，所占的篇幅要小很多。而且《疯狂的罗兰》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双方阵营中最有战斗力的骑士经常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爱情）离开主战场，置己方阵营于不顾，就好像他们并不在乎战争的结果一样。而在《耶路撒冷的解放》中宗教战争几乎贯穿全诗，并且各主要角色都一直处在戎马征战之中，即便一时被阿米达引诱离开的里纳尔多后来也回到了基督教阵营。另外，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之名直接出现在了《耶路撒冷的解放》之中，成为了穆斯林一方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可以说是当时代历史对于作品创作的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了。

同样的，历史背景的不同很可能也是导致了作品中跨宗教爱情表现为不同结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和平时代进行创作的阿里奥斯托，对于穆斯林和奥斯曼土耳其并没有抱持过多的敌意，而且从上面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宗教战争的题材，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整体的背景。所以由他创作的《疯狂的罗兰》中，如前面所说，把爱情置于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极高的位置，因此他笔下的跨宗教爱情几乎都算是得到了善终，或者至少是妥善解决。即便是被圣约翰指责为对上帝的事业不忠的罗兰对于安杰丽佳的爱情，如果我们联想到罗兰最终的结局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在法国的武功歌、也是加洛林骑士传奇的源头的《罗兰之歌》中被确定了，其中的宗教意味也就似乎显得没有那么明确了。而反观主要创作于1570—1575年之间的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由于创作的过程正好赶上了神圣同盟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作品中的跨宗教爱情如果结局比较圆满，而不是像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穆斯林要么被基督徒杀死，要么成为基督徒的奴仆的话，恐怕难以为当时正与奥斯曼土耳其交战的意大利的读者，尤其是同样作为神圣同盟一员的费拉拉宫廷所接受。结合在上面提到的塔索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小心谨慎，想必不会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4.结论

虽然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自由创作的结果，但由于所有人都可以说是活在历史之中，那么历史因素必定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意大利的十六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变革的时代，这一世纪的前期和后期之间，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出版与传播、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对于欧洲侵略扩张的不同阶段等历史因素的出现，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所以即便是处于同一世纪、为同一个宫廷效力的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由于一个处于前期而一个处于后期，他们所受到的历史因素影响也几乎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截然不同也反应到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之中。而他们作品中在跨宗教爱情的结局的方面所产生的不同，就是前述这些历史因素影响最主要的表现之一。了解这些处于作品背后的历史因素，对于我们更好地阅读和理解《疯狂的罗兰》和《耶路撒冷的解放》这两部伟大的叙事史诗，相信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