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归国者的界限文化探究

宋怡娜 赵萍 东华大学 上海 201620

一，序言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人和商品跨越境界的流动已经不再是稀罕事了，但是，跨越国境线的流动却更加强调民族属性。从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到全球化社会，越境通常是以国民国家为界限去研究的，由于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在此过程中移动的人们也被同化或者异化，那些不属于固有国民性的人成为民族文化的边缘人，这些人多是越境而来的移民或者难民。本稿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归国者，从满洲移民到中国残留日本人再到定居日本的中国归国者，身份不断变化，从他们的移动经验的过程中，探究他们自我的身份意识和生成的界限文化。通过研究分析，不只是把【中国归国者】这一群体当作中日文化的边缘群体，而是重新审视生活在近现代社会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一般问题，此外深化对当代社会多文化背景下移民群体的认识。

首先，中国归国者有五个阶段的移动经验，第一阶段，1930年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分批次满洲移民，在日本统治的“保护伞”之下，他们是【日系满洲人】；第二阶段战争结束以后，1945年9月到1958年，由于繁杂历史原因和遣返政策的不彻底，年幼的儿童，妇女和男子被遗留在中国大陆，期间，有些儿童被中国人收养并且抚养成人；第三阶段，1959年到1972年，这些残留孤儿在中国养父母的家里，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直接影响，而且在文革时期，如果日本人身份暴露的话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第四阶段，1972年以后，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日本当时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一些残留孤儿长大后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怀着对祖国日本的向往和思念，决定回日本寻亲。在中日媒体的一系列报道之下，这部分群体进入大众的视野。日本政府也有一系列政策，为他们设立中国归国者服务中心和制定归国者的相关支援政策，那些取得国籍并且在日本定居的人被称为中国归国者，但是也有些孤儿不舍中国的养父母或是不能适应日本的社会生活，只得选择往返于中日两地；第五阶段，2000年以后，归国者们包括他们的2·3世代，处于离散移动状态，或是从小在日本生活融入日本社会，或是直接移民国外，或是继续在中国生活，因此，后代的身份限制逐渐弱化。可以说前期的经历对归国者的身份认知和界限文化的生存具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中国归国者一世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说明。

二，中国归国者问题

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以后，中国残留邦人回国支援政策得到实施，许多中国残留邦人（残留妇女，男子，孤儿）和家人一起回到了日本（赵萍1999）。本研究对象的中国归国者即是指代这样的日本人。那么“中国归国者”这个称呼的起源是什么呢？到了1980年代，该群体返回日本后接受定居生活管理时，一些自治机构在设立之初，就以“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中国归国者定居促进中心”命名，因此残留日本人在这些设施内接受在日本生活各方面的指导，他们自然而然的被称为中国归国者。为什么【中国残留日本人】不能被直接认为是【日本人】，只能以中国归国者的身份存在，由此与日本社会所产生的距离感颇为微妙。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和个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视角去考察。

三，中国归国者与界限文化的关系

所谓界限文化，不属于固有的国家文化体系中的，它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生活移动经验而逐渐形成的实践文化。因此，在分析界限文化时，需要以人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和社会学为理论依据，挖掘多文化背景下的移民群体。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日本人学者南诚，在博士论文中分析论证了界限文化和中国归国者国民性的特征。南诚（2015）“所谓的国民性只是一种幻想，并不是与生俱有，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取的。正如中国归国者会因所处场域的磁力，以及当事者的状况定义和经验，来决定表征自己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残留日本人（中国归国者）一样”。中国归国者是经历了“满洲移民”，“中国残留日本人”，“中国归国者”多重身份。每个阶段除去自身的主观因素，更多是受到客观历史社会的影响。

从1932年到194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移民政策，20多年间有250多万的日本人移民到中国东北，包括军人，妇女，青少年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日本人，当时日本经济不振和人口过剩，在日本政府的策动下移民到中国东北。对于农业移民者来说，最需要的是土地，然而日本政府给他们的土地并非是亲自拓荒的，而是使用武力直接从东北人民的手中抢夺。因此，对于移民者来说，他们陷入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对中国人民来说，更是痛恨和厌恶的对象。此阶段，由于当时年龄较小，对残留日本人的直接影响和人格的社会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年龄稍大且有记忆的孤儿，会记得他们亲生父母是日本人的事实，对他们成年以后到日本寻亲起到作用。

在战争结束后，中国养父母们以极大的包容度收养了一批战争孤儿，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根据一些孤儿的回忆录或是一些采访视频资料，可以了解到中国养父母的具体情况不同，收养孤儿的动机也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大多数养父母会隐藏日本人孤儿的事实，以避免他们受到过多的二次伤害，这种做法直接使得他们在成长期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生活，学习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20多年的中国生活经验对于他们成年后的人格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也是界限文化生成的前提。在80年代以后，战争残留孤儿有机会到日本寻亲，到日本定居时，他们告别中国养父母，满怀期待的踏上了回国之旅。然而孤儿们在回到日本定居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自己的亲人并非如自己所预想的那样欢迎自己，有些在日亲属甚至拒绝当保证人，这样缺少保证人的情况下，对于认定战争孤儿身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其次即使顺利恢复日本国籍，在日生活的语言不通，工作收入不稳定等问题又使日本美好生活幻想破灭。这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孤儿的来说是界限文化产生的开始。界限文化是一种多文化背景下生存的实践文化，残留孤儿的前半生在中国度过，社会化的过程中，行为处事方式都是中国式思维，语言也是汉语。那么变成了中国归国者身份在日本定居以后，必须要学习日本文化和生活习惯，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基础是语言关，然而归国者一世大多是年龄较大，错过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机，由于语言不能完全表达自我，难以找到好的工作，生活也没有保障，这些实际的困难经历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永井智香子（2014） “中国归国者们常常会在心底生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疑问”，这即是界限文化生成的表现。由于处于日本社会，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虽然是日本人的后代，但是却受到日本社会的忽视或质疑，不能像一般的日本人正常生活，并且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历，时不时会在内心作出比较，使得他们更加难以顺利的接受日本文化，逐渐成为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边缘人。

四，中国归国者的身份归属意识

对于归国者个人来说，界限文化的结果是比较主观的，尤其是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国民性表征。中日文化的差异会使得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所区别，一些中国归国者在返回日本定居之后，依旧保留中国式的行事作风，生活中不管大小事总是要到日本亲属的家里需求帮助，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时候远近亲疏都会互相帮助，尤其东北地域明显，这种行为方式更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日本社会里外亲疏有别观念较重，起初对待中国归国者是像客人一样有求必应，直到他们在日本定居生活以后，就会认为没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了，需要让他们自己独立生活。那么由此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可想而知。

一些学者对中国归国者的身份归属意识做过研究，大久保（2000）说到：“自己是【中国归国青年】，认为母国文化是中国文化，所以不放弃继续学习，日本文化则是继母文化，也要努力学习。如果两者的文化都加以掌握，会比较容易超越身份界限的危机感。并且身份也并非固定不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人，而是可以拥有双重身份的【中国日裔青年】。”归属意识是包含语言，国籍，教育，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离开熟悉的文化氛围，到不同文化的领域去，时间久了必然受到异文化的冲击，改变思维方式，形成独特的身份归属意识。

五，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归国者的界限文化生成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归国者一代的移动和实际生活经验，因为他们的经历最为复杂，界限文化特征最为明显，为了生存，游走在中日两国文化之间，而且中日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对于他们自身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融合程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对于归国者的2，3世来说，从小接受日本国文化的教育，界限文化在逐渐弱化，自然的融入到日本社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