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西来”说与“西学中源”说——中西交通双方早期的反应

罗文明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5

【关键字】：文明西来 西学中源 基督教 儒家

英国人拉克伯里于1894年发表了作品《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他声称：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播布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即“百姓”（Bak Sing）转音。拉克伯里声称自己运用了“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此即“中国文明西来说”。

当然这并不是西方第一次宣称中国文明外来，西方第一次比较具体的接触中国应是在蒙古征服之后，马可·波罗东游并写下了游记，教宗也派出使者在中国传教，在汗八里（即北京）还建立了主教区，这一次虽然为基督教西方带去不少影响，甚至第一次教授了他们“宗教宽容”，但西方的全部热情只在传教、对抗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异国情调，他们并没有思考中国文明的独特特征，仅将它视为需要被开示的异教土地。并且随着元朝覆灭，双方的接触降至了零点。

当天主教信仰被宗教改革动摇之后，天主教世界尤其是教廷发觉在欧洲失去的领地可以在新世界得到补救，便乘着商路的开辟传播天主教，耶稣会是天主教在东方传布的急先锋，沙勿略在日本和印度取得一定成果后，于1552年在澳门等待进入中国的许可时去世。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在1580年得到了两广总督的许可得以进入中国，他邀请利玛窦参与中国传教团，利玛窦采取“温和改教”的适应政策，最终在中国取得了立足之地。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明朝中国不是新大陆那些军事和组织上脆弱的部族，葡萄牙也不止一次被明朝击退，所以利玛窦选择融入士大夫的世界，采取基督教和儒家调和的态度，利玛窦学习中国经典，希望利用经典的模糊性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因素，他的态度是“自然宗教”的态度，造物主、天堂地狱和灵魂与身体的差异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古代中国人由于未受“偶像崇拜”的佛教以及（受了佛教的影响的）宋明理学的腐化更容易受启发，发现和“自然宗教”（或更应该说与《圣经》）相吻合的真正儒教成了耶稣会的某种共识，有一些人就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最古老的中国观念与《圣经》的观念相一致，这种吻合性来着于诺亚的后裔在洪水之后到达中国，并向那里介绍了真正的上帝，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历史全部记载于《圣经》，所以中国人的先祖必然也来自西方。在这里我们就能发现最早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了。

对于相信《圣经》的绝对权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人的历史与纪年在它逐渐被欧洲人熟悉之后成为了某种危险之物，尤其是当欧洲内部出现质疑《圣经》的声音时。

向欧洲提供关于中国著述的第一批作家如门多萨、金尼阁和曾德昭等，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不具体的记录。门多萨称该王国如此古老，以至于大家认为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诺亚的侄子和孙子，他的论述实际上把中国君主政体的形成追溯到公元前2550-2600年之间了，而这个时间早于了希伯来人所述的诺亚洪水的时间。门多萨似乎没有留意。金尼阁神父引用了一件证明中国古老历史的小事，因为人们在“中国的编年史中，发现了早于耶稣基督圣诞2600年的有关丝绸制造技术的资料”。曾德昭则敏感地认为中国的纪年都是虚构和荒谬的，因为其无法与《圣经》纪年吻合，中国人将其尧帝的诞生时间置于诺亚洪水的12年之前了。

到1650年，中国纪年还未引起不安，但当拉佩雷尔（La Peyrère）发表他那“亚当之前人类说”的理论时，他运用了中国纪年，他的理论认为《创世纪》中的那种人类起源故事只适用于犹太人，《圣经》仅仅是一部犹太民族史而不是最早的世界通史，它还暗示了世界神奇的古老性。而三年后（1658年），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神父发表了欧洲的第一部中国年代学著作，他从伏羲开始列举了中国的君主，每人都配以简介，此书采取了甲子生肖纪年。根据他的记述中国的真正历史应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而这一时间比希伯来文献的诺亚洪水早了近600年，因而中国在诺亚洪水前就有人居住。以撒·沃西攸思（Issac Vossius）则否认了诺亚洪水的普世性，把《圣经》贬为了一部地方志。

中国纪年和历史变成了某种必须被与《圣经》纪年进行调和的危险的东西。1666年，乔治·霍尔恩（Georges Horn）一改早先无视的态度而将中国纪年纳入《圣经》，他在他的《诺亚方舟》中为《圣经》辩护，他发现，伏羲就是亚当，而神农就是该隐，该隐的儿子是以诺（Henoch），神农的继承人是黄帝（Huangtius），但Henoch（以诺）与Hoangti（黄帝）的名字彼此之间如此近似，以至于使大家可以认为“黄帝”一名系出于以诺，中国的尧（Yao）明显为诺亚（Noé），总之，中国的古代史与《圣经》二者本为一体。

在这场保卫信仰基石《圣经》的作战中，耶稣会是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群人，耶稣会充当了中国知识的书写和传递者，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君主政体纪年表》发表于1686年，他认为中国人从诺亚的后裔那里获得了有关真理的某些知识，中国人曾经知道创世、创造第一个人和洪水的记忆，但是后来失传了或者因“偶像崇拜”而模糊不清了，中国的历史可以佐证《圣经》，《圣经》是解开中国上古历史混沌的钥匙。李明神父写道：“诺亚的后裔们分散在亚洲，最终进入了中国最靠西部的这一部分，现在称之为山西和陕西。”祁尔歇（Athanase Kircher）神父于1670年出版了《中国》一书，他认为自己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因而得以证明中国文明系自埃及文明派生而来，中国宗教和埃及人的宗教“几乎完全相同”。他毫不犹豫地把孔子比作埃及人的鹭身人头神。耶稣会士尼达姆（Needham）也认为汉文字剽窃了埃及象形文字，宣扬中国文明埃及起源说，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乏追随者。《梅兰先生致北京耶稣会传教士尊敬的巴多明神父的一批其中包括有关中国各种问题的书简》中充满了多尔图斯·德·梅兰（Dortous de Mairan）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论调。德经（Joseph de Guignes）书写了一部著名的质量上乘的《北狄通史》，他也同时撰写了《论埃及人的书写体、象形体和象征体文字同样也出现在汉文方块字中，兼论中华民族是埃及人的移民》、《埃及和中国宗教与哲学的某些问题之研究》等。

探讨中国文明源于埃及的都喜欢从中国文字上做文章，则也是所谓的耶稣会“索隐派”喜欢做的工作，他们往往能从一个字中推导出很多东西，比如“船”字，船字偏旁的“舟”字本身就是“船”或“诺亚方舟”，而意指数字“八”的偏旁“几”和意指人口的偏旁“口”代表的意思则是诺亚方舟中的人数，根据《创世纪》，诺亚一家共有八口人上了船，一切都相符。他们还从汉字的“婪”字（两个“木”字一个“女”字）中发现了夏娃的原罪，从“羊”字以及“恙”字发现了上帝的羔羊的痛苦与不安。耶稣会“索隐派”中最勇敢和激进者，当属傅圣泽神父，他否认公元前5世纪前中国历史的任何真实性，他相继出版了《论中国人的纪年与基督徒的纪年之吻合》、《中国历史年表并附甲子纪年简释》两书，他将后稷一字象征性的解释为：出生自圣母，而世上只有一个生灵出生自圣母，而他不可能诞生在中国，由此他推断出中国人在撒谎，并以此而否认了中国前三朝的存在。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记载都是虚假的，或者说中国典籍真正记载的是《圣经》的事迹，伏羲是以诺（Henoch），傅圣泽认为中国人来自迦勒底，文字出自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五经》模仿自希伯来人的《摩西五书》。

还有一位名叫奥古斯特·马尔菲尔的耶稣会神父从另一个问题上维护圣经权威，他为美洲人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答案，该隐和亚伯本是白人，因为该隐杀死了亚伯，所以上帝惩罚了该隐并将他变成黑人（这是防止他被杀的标记），而该隐的后裔拉麦（Lamech）犯了双重的杀人罪，于是上帝双重地惩罚了了他，把第三种颜色强加给他，他的后代就成了美洲人，至于中国人，他认为是白人和黑人后裔联姻的结果。但他这样做却否认了诺亚洪水的普遍性。

要维护《圣经》的权威，则必然要把中国文明说成是西来的，不过这场战斗似乎是以《圣经》的失败为结局，伏尔泰批评了上举的许多人，伏尔泰否认了诺亚洪水和中国人是诺亚的后裔，他还认为黑人、白人和中国人是一些完全不同的种族。耶稣会士实际上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他们会西方带去了中国，却让不信教者、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坐收渔利。当然，《圣经》和基督宗教的权威的瓦解还有待时日，但中国历史与纪年的发现无疑在其中有一份功劳。

当欧洲发现中国时，中国也必然注意到欧洲，在最初接触的时候，由于利玛窦“适应”政策的遮掩态度和对基督教认识的有限，中国文人在基督教中发现的似乎是一些与儒教思想相吻合的内容，尤其因为传教士们宣扬的中国“近代”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的理学和心学）背离了古代经典的实质精神符合明末的思想氛围，基督教受到欢迎，不过尤其不可否认的是明末的内忧外患让西方的天文、数学和军事技术显得尤为有益。而在士大夫们发现基督教的排他性和颠覆性后，士人在基督宗教和“科学”之间做了明显的区分，耶稣会士们希望提供欧洲科学的威望来加强宗教的权威，而士人们则拒绝了宗教而仅希望保留科学。

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最初士大夫发现西学（包括宗教和科学）与中国的“学理”是相通的话，那么到后来梅文鼎系统而具体地提出“西学中源”时，这里的西学就只剩下所谓的“科学”了，而这科学又以天文历算为显，此外还包括三角几何等。梅文鼎认为西方历算是由中土历法西传而得的。他借《尚书·尧典》内容为论据：“（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命仲叔分宅四方”，“幽历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四夷”，“东南二处皆滨大海，故以为限”，“朔方地极冷，即以为限”，“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通内地”，故只好挟书器西征。西域接壤于西陲，因此传入西域演变为回回历”，而欧罗巴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竟胜之习过之，固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发展为西洋新法，溯其源流皆出于中土。他在各种古籍中发现了西学的渊源，他在《周髀算经》中发现了和西法浑天说相同的盖天说，与“地球有寒暖五带之说”相同的“七衡六间说”，《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地之为下说”即“地圆说”等等。梅文鼎的“西学中源说”被纳入《明史》和《四库全书》中，受到康熙帝的钦定，成为流行的思潮。

在基督教欧洲和中国都出现的这种思想是当两种文明长期接触时必然会出现的反应，这种将对方这个明显的“他者”吸纳进既有的世界观念之中是每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所必然会做的。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中国对于基督教西方造成的冲击在早期要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原因并不难分析，基督教那幼稚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在内部敌人和外部助力的夹击下显得非常地脆弱，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儒家并不存在危险的内部敌人（除了它自身），而西方可以提供的东西又可以被有效地吸纳。

讨论“西学中源”说的文章多是一种论调，承认“西学中源”有利于中国吸收西方新进获得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长期来看又不利于中国全面吸收西方思想，并批评中国思想界的“闭关锁国”。西方难道对于中国知识的吸收不是“为我所用“吗？这种评论完全是无视历史条件的后见之明和苛刻的吹毛求疵。中国与欧洲处于千差万别的历史语境中，新航路的开辟难道不是欧洲国家财政不支以及觊觎东方财富导致的必然结果吗？财政赤字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裂以及国家竞争吗？政治分裂与军备竞赛（一种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的状态）是欧洲所有活力的根源，这也是欧洲资产阶级发展和资本积累得以可能的条件，国家选择与资本家结盟，推动对外殖民扩张，难道不是为了国家财力的增强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许一开始可以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进行，但终究他们要分道扬镳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它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帮助摧毁了儒家中国，而“西学中源”中的“西学”（即科学）也的确最终征服了中国，达到了共产党人实行的技术官僚的政治制度。不可不谓历史的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