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作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库房里每一件文物与总账上的记录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文物账本打交道,“希望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国宝总账”
大雪节气刚过,早晨的北京,气温降到零下5℃,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里,一半的水面结上了冰。
年近70的梁金生,骑着他那辆“车龄”14年的破旧自行车,钻进东华门的门洞,再北行穿过“三座门”,来到一座不显眼的小院落。
过去38年,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车轮都会缓缓碾过故宫内的石砖,到今天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这位名副其实的“老故宫人”,“出生在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长于故宫”,大半辈子都在保管着故宫里的文物。这似乎是生来注定的,早先从其高祖父开始,算上他自己,梁家已经连续五代人在清宫和故宫博物院供职。
这些天,一档展示国宝背后故事的文化节目突然火了,豆瓣评分高达9.3。梁金生和祖辈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里,守护国宝石鼓的故事,在央视《国家宝藏》栏目播出,许多网友看了视频“感动得落泪”,“很震撼,心情很久不能平复”。
第五次文物大清理
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每一件文物与总账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他对每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梁金生推着自行车,在小院落里拐了几个弯,来到角落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靠后墙摆了一个书架,塞满了故宫文物的总账。桌上一摞线装册子,因年代久遠已经泛黄卷边。
2008年,梁金生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之后被返聘,回到这间局促的办公室,继续翻看着浩如烟海的文物账册,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出文物账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库房里每一件文物与总账上的记录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文物账本打交道,“希望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国宝总账”。
在《国家宝藏》节目里,“国宝守护人”梁家辉向观众介绍说:梁(金生)老师这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就是清点故宫的180多万件文物。
12月11日上午,梁金生坐在办公室里,讲到那段经历时,突然加重了语气说,“核对太麻烦了!”
上世纪90年代,故宫建成了大小百余座地下库房,原本存于地上的文物开始大批量转移。2004年,即将退休的梁金生,向院里提议对故宫文物进行一次大清理。
在这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人能够准确说清楚,故宫究竟有多少文物。这些文物历经多次转移、分拨和收回,分分合合,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以前写文物号都是手写,顺手把‘5写成了‘8;账上有某件文物,库房里没有;库房里有,账上没有;本来是一个铜镜,被写到‘其他类;分类账在库房,总账在我这儿,两个总数经常对不上……”这个文物“大总管”要面对着“千奇百怪、错综复杂”的问题。
从那年开始,有近200人,穿着“紫禁城”牌的蓝大褂,穿梭于一座座库房之间,把180多万件文物的卡片、实物、账目都一一核对清楚。之后,每一个库房、每一类文物的账册都汇集到梁金生那间小屋里,他再对每一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一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2010年12月,最后的瓷器库房,完成核对验收。在7年清理工作庆功会上,62岁的梁金生带动了全场职工的情绪,会场哭成一片。哭声中有做完一件大事的喜,又有不甘心的悲。
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五次文物大清理。“前四次清理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我这次清理还有太多遗留问题没解决,报告上提出的意见没有落实,不能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之后,故宫又对文物进行了3年的彻底清理。
1807558件,故宫文物第一次有了准确的总数。对梁金生来说,这次清理更大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大部分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把诸如《乾隆大藏经》等库房里的“非文物藏品”,归入文物之中,“该修复的修复,该除尘的除尘”,方便后人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利用。
这项工作让梁金生觉得,“是很有趣味的,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的时间对话。”
2000年前后,年过半百的梁金生,为了给故宫留下一套数字化的文物管理系统,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结合几十年的文物保管经验,与时任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胡锤,一同提出需求,让技术方去设计。到2005年,梁金生终于把纸上的文物总账搬到了电脑里。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文物数据科科长王硕认为,如果没有此前两位元老级的人物,一起建立起故宫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别说7年完成,就是70年也未必能清理完。”
抢运故宫文物
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其他押运员,守护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京南下,走上了故宫文物大转移的漫漫征程。从1933年开始,历时16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无一丢失endprint
前些年,梁金生在东华门看古建展览时,发现了曾祖父画的一个蝙蝠,就用手机拍了下来,存在办公室的台式电脑里。这让他找到了一些与曾祖父的时空联系。
清代咸丰年间,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被选拔进入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成为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梁世恩在光绪年间,担任如意馆的掌管。祖父梁廷炜,本想循着父辈的人生轨迹,当一名宫廷画师。这样的设想,却在进宫后不久被一场大变革打断。
1912年,清王朝灭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为防止国宝外流,民国临时执政府组建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和清点清室古物,梁廷炜和那志良等人成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梁廷炜开始了对故宫图书的编目整理。
6年后,梁廷炜的命运,又一次被动荡时代的暴风骤雨席卷。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危急。故宫博物院接到政府命令,紧急将文物装箱。1933年2月5日夜间,故宫外已经戒严,一大批板车载满木箱,在夜幕中出午门进入前门火车站。一同装进车厢的除了故宫文物,还有存放在国子监的10个一吨重的石鼓、古物陈列所和颐和园的珍品。
作为押运员,那志良后来回忆起那夜的场景:“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那志良、欧阳道达、梁廷炜和其他押运员,守护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京南下,走上了故宫文物大转移的漫漫征程。
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后,又在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后,被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存放。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1月,上海沦陷。國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故宫文物也分三路西迁。
一路运到汉口,转长沙、贵阳,保存在贵阳安顺的“华岩洞”;一路运到陕西的宝鸡,经汉中、广元、成都,保存在四川的峨眉,梁廷炜带着家眷护送这一路文物的转移,有“中华第一古物”之称的石鼓就在护送之列;还有一路沿长江而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保存在四川乐山。
这是一场炮火下的抢运,三路文物一程程停留,寻找存放之地,沿途一次次紧急搬离,躲避日军轰炸。那志良在回忆文物西迁的历史中提到,最重要的一批80箱文物运送到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转移不到一星期,“图书馆被炸了,爱晚亭边也炸死了不少人。”
文物返回南京后才出生的梁金生,多年后在历史资料中,才发现爷爷梁廷炜押运文物穿越秦岭的惊险。当时正值冬天,转移文物的卡车爬行在积雪的山道上,路陡山滑,“外面冰天雪地,车里人紧张得汗流浃背。”在汉中转移文物时,梁廷炜幸运地躲过了敌机的一次俯冲扫射。
最终,这些故宫文物的“守护人”,创造了二战史上文物保护的奇迹,从1933年开始,历时16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上百万件文物,无一丢失。
三代人接力守护国宝
梁金生长大后,对父亲和祖父押运国宝有了零散的模糊印象,“文物不停地转移,家人就跟着一次次搬家,家里从来不置办家具,最多有几个方便搬运的藤椅”
从1933年2月5日那天开始,梁家的命运就已经与故宫文物割舍不开,1924年出生的梁匡忠,年少时便跟随父亲梁廷炜,守护着文物南迁、西迁。1941年,17岁的梁匡忠开始管理文物库房,在四川娶妻生子。
梁金生和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以国宝押运所到之地取的,祖父梁廷炜希望梁家的孩子们记住那段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历史。梁金生的大哥出生于1944年,当时文物押运到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大姐在1946年国宝迁到乐山时出生,乐山古时称嘉定府,取名梁嘉生;抗战胜利后,国宝东归南京后,梁金生和妹妹梁宁生相继出生,名字取金陵和江宁各一字;文物回到北京故宫后,1956年弟弟出生,取名为梁燕生。
梁金生长大后,才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对父亲和祖父押运国宝有了零散的模糊印象,“文物不停地转移,家人就跟着一次次搬家,家里从来不置办家具,最多有几个方便搬运的藤椅。”
甚至在1949年初,梁廷炜接到密令,将两千多箱文物押送到台湾时,仍觉得那只不过是又一次寻常的南迁。一同赴台的还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梁峨生、二叔和三叔。父亲梁匡忠则奉命留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哪知这一别,梁家人再次团聚,却是在将近40年后。
1987年,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先生,到北京故宫参观,梁金生用繁体字写了封家书,托他辗转美国寄往台北。第二年,哥哥梁峨生才来到北京,带回了祖父祖母已经去世的消息。在梁金生的记忆中,跟大多数喜极而泣的团聚场面相比,梁家那次39年后的重逢,显得出奇的平常,没有过多的话语,“父亲没有太多的表情,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梁金生还记得,那之后每隔几年,哥哥和三叔都会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简单聊聊各自在北京和台北的家常。更多的时候,不善于表露感情的几个男人,只是沉默地坐着,不说话。
留在大陆的梁匡忠,从1941年开始,到1994年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回故宫,为故宫保管了一辈子的文物。
从1950年开始的8年间,梁匡忠又一次担负起“文物押运员”的角色,在南京把石鼓和其他文物装箱,联络火车皮,分三批把故宫文物运回北京。包括清代皇帝的祖宗牌位在内的10万余件文物,却留存在了南京朝天宫库房。
到北京后,这个“本本分分”的故宫普通职工,回到保管部,清点和保管国宝、核对文物账册,“一辈子再也没离开过故宫”。endprint
在梁金生的回忆中,父亲梁匡忠生前习惯坐公交车去上班。天刚蒙蒙亮,住在工体附近的梁匡忠,就走到朝阳路,等着早上5点的第一班109路公交车,跟头班车司机都混熟了,“司机就在没有站点的朝阳路路口和神武门专门为他停一下”。到站后,他敲开神武门,门卫等他进去后再关上。
2007年,梁匡忠去世,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位见证文物南迁和西迁的老故宫人走了。这位老故宫人,生前常念叨着,希望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未承想却成未了心愿。今年刚过世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直到生前几个月,仍在为此事四处奔走,最终也带着一个“不完整的故宫”的遗憾离世。
1979年,知青返城。31岁的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后,回到北京。自幼在故宫里逮蛐蛐、一年年“进宫”给父亲送饭长大的梁金生,在众多招考单位中,只报了故宫,却因超龄,最终去了工程队,“只要能进故宫,让我干什么,都乐意。”
“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
在故宫工程队,梁金生干着最累的体力活,在午门广场“墁过地”,东西华门间推过几百斤的运砖车。
那段日子里,30岁出头的梁金生,跟工友一起,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工服,脚穿解放鞋,站在故宫东北角门至东南角门间的城墙上,拔掉杂草铺上石砖。
城墙下经常围着一群好奇的“老外”,拿着相机拍下他们劳动的场景,相机的咔咔声一响,工友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的影儿又出国了”。
梁金生至今仍说不清,当时“有哪位贵人相助”,在工程队待了5年后,他就被调到故宫的保管部(文物管理处前身),做了他最向往的文物研究和保管工作。
此后的10多年里,梁金生在保管部,做着父亲此前的工作,征集文物、清点保管、核对账册。“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当时社会上的文物捐赠或卖到故宫,院里就会请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久安这些书画界大师和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做鉴定,我每次都去听,一点一点地学。”
张忠培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此后多年,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其中,梁金生推动了文物保管方面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在退休前,他为故宫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休眠制度、库房点交制度和批文制度,“文物展出一次后要休眠三年。文物借出库房,谁口头说都不行,必须有院里的批文。”
人生进入第69个年头,梁金生仍过着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律生活,一辆自行车,穿梭于东三环外的家门和故宫东华门之间,觉得坐公交车“不自由、太烦人”,过去十多年里,老伴儿的小轿车甚至都换代了三次。
故宫墙外的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是时间停滞了。“原则性太强,完全不懂现代社会的世故,对钱没有概念,够花就行。”儿子梁骏眼中,老爷子枯燥、没有爱好,生活中甚至有些古板。衬衣、西裤、皮鞋,永远只穿这一种风格的衣服。家里书籍、资料等物件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不容得一点变动。
在故宫里,他总觉得“有好些事没做完”。文物南迁后“,从北京走了多少件,回到北京多少件,留在南京和去了臺湾多少,总和应该是一个数字,”但他至今还没搞清楚;故宫文物哪些流失到民间了,哪些回来了,他要一件件弄明白;文物总账里,还有一些对不上的,他要查出来……
12月13日上午,东华门内那间办公室里,梁金生在椅子上坐定,拿起一个光盘大小的放大镜,照着一本旧书里的小字。这本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详细记载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溥杰的清室文物。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散落民间的国宝,有一部分陆陆续续又回到了故宫。
梁金生要逐件查清这些文物的回归历程、文物号、是否入账等。有时,他不得不查阅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资料。一个人,一个放大镜,像大海捞针一般搜寻一件文物的蛛丝马迹。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这是一次次的文物溯源之旅,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他却乐在其中。
到了傍晚,这位老人又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华门钻出,穿行于北京冬日的街头。这座红墙深院,对于他已经太过平常,说不出喜欢去哪座宫殿走走,想不出故宫的哪个季节最美,甚至在大雪天,游客排起长队涌入故宫赏景时,他只想待在那间小屋里。
而在内心深处,“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故宫几乎就是梁金生的全部,梁骏总担心“父亲哪天真退休了,要干啥”。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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