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与重生——诗人匡满三首近作欣赏

□刘亚伟

老去与重生
——诗人匡满三首近作欣赏

□刘亚伟

1

2012年元旦那天，临近傍晚，我正在小区附近的小清河边散步，望着西山上边暮色渐浓的天幕上，几架闪烁着信号灯光的客机依次缓缓降落。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来，是诗人匡满，告诉我，他刚完成一首新诗，已经发到我邮箱里，想听听我的意见。还很郑重地强调：这是他近二十年最重要的作品，“里面是有骨头的”。

回家打开电子邮箱，下载这首诗，标题是《我在地铁里老去》 （见《中国作家》2012年3月号），一口气读完，第一感觉是，果然很有分量，不仅如作者所言，是他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其实他走得更远，在这首新作中，诗人简直可以说是颠覆了往日的自己。

这首诗比较长，将近两百行，分了十二个自然段。以往匡满诗作中常见的短句几乎没有，节奏舒缓；句尾也很少出现平声和扬声调，音调低抑；尤其“我/在地铁里/老去”这七个字，句中内在的停顿结构，读来很自然地传达给人一种平缓中有点滞塞压抑的节奏感。仔细品味，这句话似乎带有与这个世界最后告别（遗嘱？）的意味。而且它不仅是标题，还重复出现在其中六个自然段的开头，在给全诗带来一种喃喃自语般沧桑委婉的叙述语调的同时，还悄悄地给全诗染上了一种淡淡的感伤色彩。

我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内心深处，诗人其实并不希望更多人听到他此刻的独语。果然，这种感觉在他后来发给我的第三首长诗《回归平原》 （见《中国作家》2013年10月号）的题记中得到了证实。诗人引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一句“我不想取悦于骄狂的世人，只想得到朋友的欣赏”，来表明自己写这一组诗时的心志。

“我在地铁里老去/而在三月的榕树下播种根须”，诗一开头，诗人的纷纷思绪，犹如三月间一棵老态龙钟的榕树，四面八方伸展的枝干下密密麻麻垂落的气根。随着茂密发达的思绪，一连串画面跳跃而出：

“暴风雨觊觎之时/一只怯懦的鼹鼠/就躲入华丽的洞穴/头顶是履带碾过的歌唱/作为送别春天的礼物/闪电悬挂在看不见的地方/无论我昂首或者低眉/我由灯盏捕捉星空/由轨道拥抱大地/并且铺展叶片、花朵以及果实/我想象肃杀的树林如何坚挺/同时也想象一个婴儿/从诞生到衰老的过程”

暴风雨中躲进洞穴的鼹鼠，这卑微又精明的生灵，这个独特的意象，既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命运和怯懦性格，更是诗人对自己以往几十年生存状态的审视和反思——曾经，得意时昂首、失意时低眉，或者由洞穴里的灯光去想象星空，抑或由“轨道”——规定的方式去拥抱大地——都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相比处于那个时代社会底层的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还是好多了，但“洞穴”再华丽也还是洞穴，当履带碾过时不免震动和摇晃。而“悬挂在看不见的地方”的闪电，让人想起悬挂在头顶上不知何时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幸躲进华丽的洞穴，那些跟不上形势做不到及时低眉顺从的人，在现实中受尽苦难，甚至丢失了性命。

这一节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经验的回顾，有记忆，有想象，也有现实的场景，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阐释的空间很大。连续呈现的画面跨度虽然很大，但静谧而有秩序，营造了一个阔大的可以拉开一定距离进行远观的历史时空，显示了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诗人坦然、诚恳、包容的心态和智慧。

诗人生于1942年，他有记忆的生活经验，几乎是同新生的共和国同时开始的，土改，镇反，肃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这一系列政治运动，构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命运。

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于经历过那些政治运动暴风雨，活到如今的幸存者，首要的问题也依然是，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这句话的意思，学者崔卫平说得更为直接显豁：思想，其实就是处理自身黑暗，处理自身的盲点。思想就是自我教育。对此，匡满是自觉的。

2

“我在地铁里老去”，诗中反复出现的这个句子，特别引人注意。这个陈述句告诉读者两个事实，一是我正在老去，二是老去的地方是在地铁里。前者客观叙述正在发生的事情，诗人已至古稀之年，进入生命倒计时阶段；后者是表达或宣布自己的一个重要决定：离开自己原来所处位置，选择在地铁里老去。

老去，是被动的，无奈的；而在何处老去，则是可以主动选择的。

很显然，地铁在这里是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社会底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老去，这是无奈的不可选择的。他们也许曾梦想在其他地方老去，对于农民也许是现代化程度高一些的城市，对另一些人可能是达官贵人的官邸，或是亿万富翁的豪宅，还有人可能是星光闪烁的舞台，灯红酒绿的舞场，或是西洋留学，或是移民海外，这都是他们的中国梦。但对于大多数人，梦只能是梦，梦醒来时，他们还是不得不在原处重复着同样的生话，在“地铁”里慢慢老去。

然而匡满原本并不在“地铁”里，他是文革前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从1958年发表第一首诗开始，他已经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了55年，在体制里最后坐到正司局级干部的高位，并执掌中国文坛重镇《中国作家》多年，还任过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工作环境也都是国家级的出版社、报社和文学期刊杂志社，可以说是华丽的象牙塔中人。他本可以很自然地在这样的华丽“洞穴”中老去，但是他不。诗人在这里告别的，不仅仅是自己所属的体制，还有附属于这个体制上的“旧我”，这是一次双重意义的决裂。故而，我们可以发现，“我在地铁里老去”，这句话强调的不是老去，而是在何处老去。

诗人为何做出这种选择，答案应该在诗里。

3

诗的第二节继续深化“老去”的主题：“我在地铁里老去/却在异乡构思那些浪漫故事/我的同伴一个接一个/被戴上花环或者就是花圈/我曾在地铁里为他们默哀/而我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于今在某个乡村大道踽踽独行。”

读到这里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老托尔斯泰临终前离家出走的场景。俗话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虽然现在由于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医疗水平的进步，活到八九十岁的人已不鲜见，但诗人毕竟进入了传统观念的古稀之年，诗人不得不开始面死而生。这时，曾摆在托翁面前的那个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又被摆在作为诗人的匡满面前：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要面临这样一个终极问题，那就是，人生短暂，难逃大限，这意味着人在尘世间，所努力占有的一切，迷恋的一切，都如同水月镜花。在本质上，人的短暂存在，与蝼蚁有什么区别？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这种追问会把人带进一个庄重肃穆的时刻，也是生活里的诗意被发现的时刻。诗人的笔触在此陡然一转，由记忆回到现实，由想象转为眼前：

“我知道所有的节气/在地铁里会合成一个节气。/所有的人：工薪白领、游客、下级官员/还有行乞者、卖唱者/从孕妇跟前姗姗走过/一根粗绳将他们临时拎在一起/一根浸泡着啤酒花或汗味的/钢铁与铝的合金之绳。”

地铁是一个没有四季之分的特殊空间，一个没有身份等级的平等的世俗社会。诗人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现代化的象征性的巨型事物之中，置身于这个城市奔忙劳累的蚁族之中，大家都是地铁乘客，“一根粗绳将他们临时拎在一起”。意识到这个同在的状态，意味着诗人对这种共同命运的自觉承受，对底层人群这种无可奈何的被动生存，和无从选择的卑贱命运的主动认同和归属感。

也许这可以看作一个有意义的拐点。与中国文化传统把诗人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相反，在这首诗里，匡满自觉地把自己放低，直至放进地铁，汇同于蚁群。诗人把自己生命的意义主动自觉地放在这里。

这让我想起与匡满同龄的那批活跃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抒情诗人，他们笔下充溢着一种崇高感，无论是抗争性的呐喊、批判性的质问，还是揭露性的控诉，其实与那时刚刚过去的政治狂热年代所对应的极端主义的崇高美学并无二致，其思维方式是同构的，所表现的仍是一种真理在手、不容置疑的绝对主义的自我肯定，抑或自我毁灭。其实这种宏大历史叙事的崇高，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归顺，在某种意义上，所造成的恰恰是诗意的贫乏，诗人的生命被挤进一个狭窄的空间，被迫带着镣铐跳舞。

在这首诗中，诗人从华丽“洞穴”出走，最后选择在“地铁”里老去，除了前边谈到的告别体制告别旧我的意义，也许还意味着对上述红色抒情传统的反思和背离，对一种新的现代性美学价值的认同。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谈到。

4

在第三节中，诗人安排了一个情节，他让自己化身为鼹鼠，在某个早上回到地面，发现自己似乎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有强烈异乡感的现实空间:

“某个早晨我选择爬上地层/我惊讶于辉煌的廊壁/映出我苍老而愚钝的面孔/我只能王顾左右/佯装寻找草籽、柳条或者雨帘/其实是等待一位名叫时间的故交”

这个情节的安排真可谓神来之笔。那只苍老而愚钝的鼹鼠此时的失落神态，让我想起鲁迅笔下“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名句。接下来的，有点像科幻大片里才能见到的场景：“天空忽然间越来越喧嚣/而脚下的地铁居然逐渐长大/繁衍而成黏状的蛛网/吸纳着因城市膨胀/不断沁出的血滴”。

我曾站在西山顶上，远望北京，眼里白花花一片挤挤挨挨的水泥森林，一两千万人就生活在那里边。有一次，我在一个城市燃气公司的主控室观看这个城市的燃气管道图，粗粗细细密密麻麻曲里拐弯的网线，就像人体中的血管。地铁的发展也是如此，几年前，北京的地铁也还只有三条，而今天你到北京看看，仿佛一夜之间，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地铁网已经“繁衍而成黏状的蛛网”。

诗人在风驰电掣的地铁中“等待一位名叫时间的故交”。我不禁为诗人通过这个独创的意象，所显示的敏锐直觉而拍手称奇。

人类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生物，时间和空间就像是生命的容器。然而进入现代之后，人类文明的成果更多的表现在提高人类运动的速度和通信的便利上，人类文明的种种进步，似乎都有意无意地趋向一个目标——把时间尽量地压缩，搞掉，把空间无限地扩大：冬天屋里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没有四季的区分了；人们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中间的转换时间越来越短，过去从北京到济南坐火车要八九个小时，前几年提速到了四个半小时，现在高铁两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要在路上走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现在手机短信、Email，手指头一动，那边就收到了。

我们似乎是生活在一个个空间中，我们没有生活在时间里；时间离我们远去，人类文明表现为空间对时间的胜利；我们被一个个空间所包围，所困扰。我们焦虑、苦闷，我们已经被一个个的空间挤压着，但是我们依然像是被鞭子催着一样，去追求更大的空间，我们攀比，看谁占有的空间更大，似乎幸福就在更大的空间中。

许多人都有一种体会，一个人，当你的身体处于功利性的运动时，你的思想就会处于发呆的状态；当你的身体处于发呆的状态时，你的思想反而会进入活跃状态。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很忙，很紧张。这个时候，能静下来在时间里发一会儿呆，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就是烈日下的一片树荫。

人们常常追问，幸福是什么？我以为，在这个时代里仍然能够生活在时间中的人，能够看到时间行走的人，或者说，那些能够让自己体验到时间、享受着时间的人，他们是有福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时间似乎是精神性的，而空间是物质性的。因此，可以说，诗人像等待一位久违的故交那样，来等待时间，其中也许隐含着对空间的抗拒，对人的欲望的排斥，和对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呼唤。

5

下面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六个小节中，只有第四节是以“我在地铁里老去”开头，大概暗示这六节内容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这六小节放在一起说。

这六节是这首诗的主体，写的是诗人在地铁里的所见、所思、所疑、所悟、所恃、所傲、所鄙、所敬、所梦、所愿……

老年人思维有一个普遍性特点，怀旧，遇事爱与自己早年经历联系或比较。但他发现在地铁里寻找不到已往生活的痕迹，“面对的事物唤不回青春记忆”，传达出此刻的诗人对青春不再的感慨、伤逝与不舍。他看到：

“几乎一半人都握着手机忙活/另一半人着超短裙向你诱惑/还有些人在争论利比亚的人权主权/这时候有人给我让座让我受宠若惊”

这境遇使得诗人不得不直面自己衰老的身体，“我自问自答：我真的老了吗？”这是一个尴尬甚至有点残酷的时刻，尤其是对一位为自己能够一直保持着童心而自得的诗人。

诗人这种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童心永在，保持对世界对生活的好奇之心，对新事物的包容之心。于是，疑惑顿然而生：“我原本是与地铁同龄的/怎么我老了它却越来越年青？”人在高速奔驰中会产生一种被拉长的幻觉，高速运动会引发人的一种激情，“我在风驰电掣中白发千丈/千丈白发 其实是渴望新生”。

这是一个悖论境遇。人们追求速度，是希望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中有尽可能多的生活经历，享用和占有尽可能多的东西，但所料不及的是，速度加快所带来的对时间的稍纵即逝感，又使人觉得时光正在快速流走，顿生人生短暂，青春不再的焦虑。

在风驰电掣的地铁里，诗人不仅觉得“白发千丈”，而且思绪万千。第五节记录的就是诗人在地铁里的重重思绪:

“我不是高官富翁 所以常坐地铁/我卑微地窃喜那些奥迪那些宝马/时常被堵在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那就让它们多闻闻/空气中的铅分子硫分子和二氧化碳吧/这多少可以净化他们自身的灵魂”

读到此处，笔者禁不住莞尔一笑，诗人的坦率和童心的自然流露让人忍俊不禁。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很常见的现象，很真实的社会心理，特别是在早晚上下班高峰，地铁人满为患，挤成沙丁鱼罐头的时候，想到舒适地坐在奔驰宝马奥迪里面的人，底层群体产生羡慕忌妒恨，是很正常的反应。这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人性，没必要刻意回避，也不需要道德说教和责怪。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制度设计、社会工程大有作为的空间。

诗人感慨，“这世界越是陌生才越是真实/我觉得地铁里至少谎言不多/如同萍水相逢的的士司机/抑或南腔北调的洗脚妹子/他们会敢怒敢骂跟你讲真话”。说地铁是个真实的世界，固然有底层群体相对来说比较朴实、心机较少的因素，而更主要的是因其陌生，因其萍水相逢，相互之间无直接的利害冲突，所以人们能够坦诚相对。

接下来一句更显露其诗人本色，他竟然“曾幻想在地铁里撞上我的初恋/幻想在爆棚的车厢里递去一支玫瑰”。

第六节是第五节所思所想的自然延伸，“我的组织：皮肤、肌肉或骨骼/都在衰老这跟白昼黑夜一样正常/连地球太阳都会死亡/何况我们 而面对宇宙/即使达官贵人也都是一介蚁民”。这是诗人洞彻生死奥秘后的平静与达观。死亡的事实，在人的生存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哲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的一生修炼实际上就是学习如何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古往今来也的确有不少有修为的智者在濒死之时，能够做到悲欣交集，大彻大悟，从而在死神面前保有了生命的尊严。

接下来的句子，也许可以看作诗人选择“在地铁里老去”的理由:

“然而在地震海啸火山面前/毕竟最安全的是地铁/当然最安全的是缓坡之上苫草的房子/所以我从不羡慕权势/更厌恶那些靠说谎的钻营者/只要有大灾大难降临/他们失去的比你我多百倍千倍”

作为诗人多年的朋友，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匡满并非此刻才成为“地铁”中的一员。出生在长江三角洲大平原上一个乡村教师世家的他，始终没忘记自己的本色，清醒地与职业岗位带给他的优越社会地位和某些特权，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因此诗人有资格在第七节中说:

“我骄傲自己是地铁的一员/有人嘲笑我书生尔尔/却从无人举报过我腐败/我骄傲我常常是车厢里/高高举手紧握着扶把/等待着年轻人让出空座的一位/这也说明我的膝盖尚未缺钙/不至于向任何人做下跪的动作”

然而，死亡这个黑色幽灵始终如影随形地跟在诗人身后，此刻又悄悄溜了出来，经过诗人笔下时，却被诗人的达观改变了形状，染上了些许幽默色彩：

“或许某天我会突然倒毙/在我停止呼吸之前/我首先会祝福地铁里的人们/愿他们该打盹的打盹/该打电脑的打电脑 该接吻的接吻/我想象他们的呼吸之中/或许有我留下的一个分子/最好是一个诗句”

这一节前后两个部分似乎互不搭界，却是诗人很自然的联想和性情的真实流露，前边面对以腐败为代表的丑恶现象，义正辞严，绝不妥协让步；后边面对随时可能现身的死神，却幽默诙谐地祝福地铁里的芸芸众生。也许有人会说，“该打盹的打盹/该打电脑的打电脑 该接吻的接吻”，这不是最普通最寻常不过的生活情态吗，何以需要以祝福的形式来祈望？然而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在诗人一生的经历中，留下了太多的以某种高调的理想、目标、理由、动机，粗暴干涉、侵犯、损害个人私权、私域的记忆，故尔诗人认为有必要以祝福的形式，来表达对公权力这种越界行为的委婉抗议和善意儆诫。

我注意到，从第七节开始，诗人的叙述语调有了某种变化，由不出声或低声的独白私语，逐渐提高声调。到第八节时，干脆变为演讲的口吻:

“我们毕竟生活在地面/毕竟要躺着更要站着/地铁毕竟没有真的窗户、床和树林/地铁毕竟只是我们一个通道/一辆单车或一架风火之轮/无论榕树下槐树下杨树下/无论地上风暴多大阴霾多重/站着并行走着才是大写的人”

我似乎看到，此前一直坐在地铁里年轻乘客让出的座位上的诗人，这时已站了起来，面向周围乘客大声开讲，一直抑而不发的激情终于畅快地迸发出来：

“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哨音/指责那些油渍斑斑的通红鼻子/每个人都有权分享歌唱的阳光/并且让流水荡漾起牧笛的旋律”

这可以看作是一节诗歌形式的权利宣言。

诗人意犹未尽，既然已从座位上站起来，吸引了车厢里这么多乘客在听，索性一吐为快:

“地铁7号车厢 我曾经的邻座/身怀鸿鹄之志却以黄雀之态/飞离地铁 甚至悻悻然/偷食过邻家的谷物/他从此不屑于与我为伍/身在高枝之上 荣耀不及惊惶/而我也不屑于他身披的饰物/我只背倚青草 淡泊也即坦荡”

诗中那只“身在高枝之上 荣耀不及惊惶”“偷食过邻家谷物”的“黄雀”，是诗人专为某些文坛小丑所作的漫画像。这让我想起不久之前，匡满以一己之力，对当下文坛种种丑恶现象发动的暴露与抨击。平时温文尔雅、谦让低调的诗人，在这里显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正如唐晓渡一次在酒会中即席所作的评断:“匡满是有血性的。”

6

接下来的第十节，“我在地铁里老去”这个句子重新出现在开头的位置：“我在地铁里老去/三月的根须六月已长成森林”。

这里需要特别做个说明，这一节诗初稿中原本没有。2012年2月1日，也就是我读到匡满这首新作一个月之后，我与匡满、张瑞田一起去看望周艾若老师。谈到匡满的这首新诗，艾若先生建议，不妨加些反映现实政治的内容，诗中的第十节，就是匡满听取艾若先生的建议后新增加的。

“生灵们轮番浮出地面/呼唤温柔的暴风骤雨/地铁里从不飘扬旗帜/地铁里来风就特别猛烈/因为地铁离地核更近/它传达着地母融化一切的意志/因为地铁里同时深藏着/上苍关于自由幸福的种种暗示/我虽老去却依然步入地铁/尽管我眼睛昏花分不清昼夜/但我知道我的同伴们如头顶的鸽群/总能感知太阳落山和启明的星光”

“三月的根须六月已长成森林”，笔者曾在云南原始森林中见过这种独木成林的老榕树。在诗人的想象中，那些地下的生灵们，顺着老榕树茂密的气根，成群结队地爬上地面，呼风唤雨。我注意到，诗人特意在“暴风骤雨”前面，加了“温柔”的限制词，考虑到这一节是为反映现实政治而添加的，不免让人联想到，网络上关于告别革命、渐进式改革、非暴力主义的讨论。而那些长成“森林”的“根须”，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借助互联网技术而在微博里逐渐形成气候的民意。其他的也都似乎隐藏某种暗喻：“地铁里从不飘扬旗帜”——底层人群对某种理想高调的厌倦和拒绝？“地母融化一切的意志”——象征着末日审判式的最终正义？“头顶的鸽群”、“太阳落山”、“启明的星光”，这三组意象也都能引发非常现实的丰富联想。而“我虽老去却依然步入地铁”，则表达了诗人坚定的参与意识和择善固执精神。

7

在第十一节里，诗人又回到诗歌开始时的内心独白，回到喃喃自语的叙述语调，继续他面死而生的人生感悟：从身边“老友接连淡出”，慨叹“一切五彩之轮都会旋转成白色”，想到“某一天我的躯体/也会以一缕烟的方式升上天空”，希望自己“琴键一样的心脏/愿像肖邦那样回到家乡/以及邻近家乡的大海大洋”。

追求永生，是古往今来的人们都曾有过的梦想，当然我们早已清楚地知道，所谓永生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的精神和灵魂也许并不像肉体那样，受到空间的绝对局限——当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不可逆转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许会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于时间里。这种信念让诗人声明:“我不需要纪念碑”，因为“那些网里风吹日晒很久了的/诗句 便是我的纪念碑啊/那些地铁里曾与我同行的/中山装 西装 夹克衫/包括带窟窿的牛仔裤/便是我的纪念碑啊/连同眼镜架、购物袋、电子书/都是我的纪念碑啊/因此我不再窃喜 我是真正的富有”。前边曾出现的，面对豪车堵在环路上而窃喜的心态，其实是一种贫困的心态，而此时诗人是自足的。

读到此处，我忽然有一种领悟，难道这是匡满以诗的形式，为自己准备的遗嘱么？这么一想，思路豁然开朗，阅读中产生的许多疑团，至此似乎都有了答案。

在这首精神遗嘱式长诗的最后一节，匡满再次确认自己选择的归宿:“我在地铁里老去。”并表示他关心的最后一件事是离开的方式：

“老去的人是否都希望有个碑？/野心家总是幻想名垂青史/帝王公侯总是先造好自己的坟墓/然后就把沉重的石块压上自己头顶”

显然，这种离开方式不是诗人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以微尘的方式/接受阳光最后的拥抱/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去拥抱松林和大地”。因为在他心里，“微尘的方式就是大爱的方式/渗透的方式 普降的方式 无边无涯的方式”。

为自己能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诗人情不自禁地从内心里发出欢呼：“我将多么幸福 当我尘埃落定”。

8

诗评家唐晓渡曾说:“长诗是诗人不会轻易动用的体式。就通常的表现需要而言，短诗所具有的弹性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一旦诗人决定诉诸长诗，就立即表明了某种严重性。”

我想起匡满曾谈起的一个细节，在这首诗创作过程中，恰逢匡满六十九周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计岁习惯，虚岁七十是个大日子，家人要给他过七十大寿，已经订好了酒店，匡满推辞不去，理由是“正在写一首对于我很重要的诗，刚好到了一个节骨眼上”，最后家人只好尊重寿星的意愿。提起这个细节，是想说明，匡满的确是把这首诗的写作，当作自己晚年具有“某种严重性”的一件头等大事来对待的。

应该是一种老之将至的紧迫感，让匡满鼓足勇气，勇敢地拿起笔来：趁自己脑子还好使，把自己这一生歪歪扭扭走过来的路，重新做一次检视和反思，看看自己这辈子过得是否值得，哪些该呕吐出去，哪些值得坚持；古人云，叶落归根，自己的根在哪里，如何选择自己的归宿；对容纳了自己一生的痛苦与欢乐、行将离开的这个世界，诗人有太多的眷恋与不舍；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忧虑与不安，对身后世界的关切与祝福……这一切，在诗人心里，哪一个不是具有“某种严重性”的大问题？为了最后能安心离去，他必须抓紧有限时日，一一做出负责任的妥善交代。于是，匡满在这样的年纪，毅然决定诉诸长诗。

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匡满为什么把这首长诗命名为《我在地铁里老去》，才能懂得他为什么让“我在地铁里老去”这句话在这首诗中反复出现了七次。诗人是在强调，这是一首面死而生之歌，是敞开心怀、毫无保留的倾诉，是超脱了世俗世界种种诱惑和羁绊、直接面对真实人生、面对最高存在所做的最后的告白和祈祷，是一次自我救赎的努力。

9

继《我在地铁里老去》之后，匡满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又写了《航班延误》（见《上海文学》2013年1月号）、《回归平原》两首长诗。并在《回归平原》诗后特别注明，此诗与《我在地铁里老去》及《航班延误》同为姐妹篇。

三首长诗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匡满近期诗歌的一些特点：细腻的观察，开阔的视野，大小空间的自由转换，哲理性思想性的高密度显现，等等。

如果说，《我在地铁里老去》是诗人一次面向内在自我的朝圣之旅，那么《航班延误》则是作者朝向外部世界的主动出击。目标不同，朝向的差异，使这首诗的叙述语调，与《我在地铁里老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由平静变得焦灼，由舒缓变为急促，比如这一段:

“其实人与航班一样/总是寻找雾与雾之间的缝隙/雷电与雷电之间的缝隙/时间与时间之间的缝隙/一旦野心发酵尾巴就会疯长/苍天不会答应给你这一缝隙/于是航班延误 以空管的名义/于是航班取消 以气候的名义”

连着出现的四个“缝隙”，把抱怨、焦灼、不耐烦的情态，表现得活灵活现，前后两句“以空管的名义”、“以气侯的名义”，一句跟着一句，不给人一点喘息的间隙。

表现力很强的短句也再次出现：“火山爆发动车出轨 火箭坠毁/鹦鹉在学舌 知更鸟在呼救/只有南美洲蝴蝶欢庆胜利”

语气也由温柔委婉转为冷静理性和不容置疑:“航班延误 世事跌宕/2月里本该有练蛇蛰伏/3月里本该已莺飞草长/逼真的谣传是动荡的风向/ 4月的淡定是焦虑的克星”

在一首诗里反复使用同一个意象，来营造某种氛围，或凸显某种现象。比如一开头:

“羽毛制作的温柔之音/羽毛在4月里膨胀/羽毛说：我们抱歉地通知/羽毛把我们鲜货般冷藏”

连续四次使用“羽毛”这个词。后面，这个词还出现过三次。一次是重复前面的一句：“羽毛说：我们抱歉地通知”；另一次是“那么航班延误是什么角色/还是那个温柔的杀手/还是那个忽悠不断的羽毛”；还有一次是在结尾：“航班延误 大自然给你自省机会/让你重新闻闻镰刀收割青草的芳香/也让夜莺得以亲吻你的翅膀/亲吻你一片片温柔的羽毛”。

“羽毛”是诗人在这首诗中独创的一个意象，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象征什么？轻飘飘的推诿，空洞的敷衍，还是温柔的谎言？或许三者都有份。

如果读者能像欣赏一幅油画那样，退后几步再看，你还会惊讶地发现，甚至连“航班延误”这四个字，甚至这整首诗，可能都是象征。不仅是诗中写到的航班在延误，春天的温暖在延误，憧憬的约会在延误，在当下我们身边，在现实生活中，在一百多年历史进程中，还有很多事都被延误：理想、幸福、自由、平等……或许不是延误，那些口号、许诺、高调的理想，本来就是一片片温柔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羽毛”。

10

“我终于回归平原/把山与海的往事锁进硬盘/童年的露水早已蒸发/有枯树在冬季里发芽/照耀我的太阳已经疲惫/烘托我的星月灿烂依然/高山大海曾给我制造惊悸/惟有平原能让我安眠/我在山巅栽种的梧桐死了/我在海面采摘的浪花谢了/有一只鸥鸟为我归路护航/有雷电点亮它雪色翅膀”

这是《回归平原》的第一节。很明显，与前边论及的两首长诗相比，《回归平原》的节奏和语调显得轻松明快。这也许得益于韵律在诗中的现身。比如开头这一节中的连续五次转韵，犹如飞行中五个姿态优美的回旋，把诗人此刻轻松、从容、自足的心情，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我似乎看见，一个摆脱了肉体束缚羁绊的灵魂，正在大回环地飞旋着，意态优雅地缓缓而降。

诗人在诗后附注强调，这三首长诗同为姐妹篇，大概是提醒读者，关注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三首诗中的精神联系，以及三首诗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

响应这个提醒，我的判断是：如果说，《航班延误》是对现实生活的主动干预，那么《回归平原》就是一种超脱和解放；如果说，《我在地铁里老去》是一次自我救赎和最后的告别，那么《回归平原》就是得救、重生与归来。

落笔伊始，诗人劈头就下断语:“我终于回归平原/把山与海的往事锁进硬盘”，把过往与今后作了干净利落的切割，“我在山巅栽种的梧桐死了/我在海面采摘的浪花谢了”，世俗的功业已被舍弃、否定，今天的“我”是“枯树在冬季里发芽”，是有幸重生的新人。

诗人曾在《我在地铁里老去》中说：“千丈白发 其实是渴望新生”。新的生命，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告别，中断自己原先的人生经历，开启另一次人生。这本是有违常识的，地球人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然而灵魂也许与肉身有别（如果真有灵魂能脱离肉身独自存在的话），同一个灵魂为了获得完善完美，很有可能被允许经历不止一次的人生。或者把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倒置一下，灵魂是真实存在的，而肉体不过是灵魂可以脱换的衣物。

在这首诗中，那个喃喃低语者，那个最后告白者，那个自我拯救者，已经得到赦免而获得重生，从肉体的无奈束缚中，从世俗功业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以微尘的形态和方式，精灵般地回到生命初始之地——广阔的平原。

平原——诗人在这里呱呱堕地，在闪过父辈脖颈的倭寇刀影下，“有幸未成战争的孤儿”；诗人在平原上长大，所以“知道平原上苦难的重量”；这里是赋予他独特性格和丰富想象的平原，是他离开后一直守望在他身后的平原，是宽容坦荡的平原:

“我是在平原上长大的/我习惯了海的推涌和山的挤压/我习惯了像奶牛一样镇定/也像荠菜和苜宿花一样淡泊/平原上最多的收获是谷穗/平原上最大的失败是初恋/有情人离去不再有情人/秋季过后不再有春季/末日之后太阳却照样升起/尽管它比从前更加冰冷/我可以用平原上生长的红薯/把它烘烤得些许温暖/我在平原上晾晒衣服/然后把它的余热裹在心上”

此刻，诗人似乎站在了涵盖自己一生经验和精神生活的地平线上，把视野向着无限展开。所有曾经的人生经验，荣耀、光环与冠冕，苦难和不幸，都失去了原先的重量，化作精神性的闪耀着光辉的记忆。内在的激烈冲突也已成往事，他进入一片安详与和谐之域。仿佛生与死的界限已被打通，此地与彼岸浑为一体。

这是诗人献给平原也是写给自己灵魂的一首欢乐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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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曾提出一个对好诗的评价标准：以素朴的节制，来提防心灵过于夸张；以伤感的情绪，提防心灵走向松弛；两者完美结合起来，在诗歌中体现一种理想的优美人性。他把这样的诗歌命名为感伤牧歌。他认为，在这样的诗歌中，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充实而有力，能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匡满近期的三首诗作，是恰当的，得体的。无论是那首轻拉慢唱、喃喃自语式的地铁歌谣，抑或那首在候机大厅里焦急等待时构思的羽毛之讽喻歌，还是最后那首轻松欢乐地旋飞在大平原上的田园曲，匡满驾驭的叙述语言，都能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在保持一种冲虚淡雅的节制的同时，又把自己内在的饱满激情尽可能充实地传达出来。

席勒式的感伤牧歌，是两百多年前的牧者，面对大自然，面对空旷的原野，面对无限的存在，一个人的哼唱。今天在拥挤的地球上，显然已经很难找到席勒式感伤牧歌那样的哼唱环境了。更重要的是，人类自己也在改变，我们已不是当年的牧者，今天的我们只是羊群中的一个。高度的社会化，大机器工业的高度组织化，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密集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好像是一个个陀螺，每天被欲望的鞭子，被生存压力的鞭子抽打着，拼命地旋转着，劳碌奔波。甚至连孩子都怕输在起跑线上，人生已经变成了一次百米的短跑，连想象一下悠闲散步都成了奢侈。

曾听到有诗人抱怨，现在哪还有人读诗？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禁不住想问，现在有多少值得一读的诗？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消费文化的介入，不仅使读者也使写作者变得心浮气躁。面对迎头而来，蜂拥而至的现实生活，许多诗人，不是措手不及，就是被完全淹没，或被裹挟而去。也有一些人采取鸵鸟策略，借口现实生活陷入奢华消费之中，缺乏诗意而转而关注“别处的生活”。面对现实，他们失去了敏锐的感受力，对生活对自己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对人性的体验感悟能力。他们的眼睛被欲望，被羡慕忌妒恨，烤炙得失去了湿度和温度，忘记了从事诗歌写作的理由，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内心，因此是肉体而不是心灵，成为他全部的存在方式。

笔者自问，自己也经常是地铁中一员，但惭愧得很，我从未想到为此写一首诗。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每天坐地铁的人何止千万，只有匡满把地铁入了诗。

在一般人眼里，地铁也许是个最没有诗意的地方，“没有真的窗户、床和树林”，没有青草和鲜花，没有山河湖泊，只是一个通道，一个现代化的通道。而在匡满笔下，地铁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感觉世界，当别的乘客在玩手机发短信打游戏上微博或打盹的时候，诗人全身上下的感官和大脑，都积极地活动着，捕捉着，感受着，思索着，情感充沛，心灵敞开。

诗人从他自己每天所站立或坐着的地方开始，从此时此地个人化的真切的生活感受开始，从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开始，还原了一个“人的生活”的世界。

什么是诗意？日常生活里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在我们眼睛里熠熠闪光，这种发现的喜悦，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新的生命，这种让我们获得再生之感的东西，就是诗意。

的确，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或者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某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没去，再去时就不认得了。但无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如何变，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存在着，诚恳，真实，怜悯，仁慈，同情，感动……这种柔软的人文情怀，这种善良而广阔的心胸，一直在忠实地守护人类残存的希望。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抱持和坚守这样不变的情怀，正视此刻正在经验的现实，回归当下中国人包括诗人自己的生存状态，回到个性化的人生感受，敏锐地察觉和感知个人化的生活细节，用从自己的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作为个人身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生活证明。

前段时间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寻觅伟大诗人的身影》。其中谈到诗歌出版物遭受的冷遇，在各种图书销售的排行榜上，几乎看不到诗集的影子。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诗人们未能为读者奉献出能够深深刺痛这个时代社会神经敏感穴位的优秀作品。我认同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时代社会的神经敏感穴位在哪里？又如何去深深地刺痛它呢？笔者以为，这个时代社会的神经敏感穴位，其实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的心灵。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产生关系，一个人走向另一人，除了血缘的关系，物质利益的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情感的关系，心灵与心灵的关系。

在《我在地铁里老去》这首诗中，匡满用他敏锐的词语，切身的精神警觉，证明自己很真实很确切地活着，并与身边的事物建立了多么细微亲密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记忆，时代性的颂词，国家主义和民族化的意象，空泛的抒情，过分强调或无意识地自居为时代、民族或某个群体的代言人，而忽略、忘记了个人经验，这都是中国新诗在过去一百年间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精神下形成的传统。这也正是匡满他们这一代，和上几代诗人的写作背景。而在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乃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现代性社会的构建。这种时代背景，要求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应从个人经验出发，主动关心人的个性化生存。只有从具体可感的人性生活出发，诗人才有希望最后抵达读者的内心。

我欣喜地看到，匡满在他的这三首长诗中，所做的正是这样自觉的努力，而且获得了非常的成功。听说匡满这三首新作最近已经被译成了英文，译者徐可君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现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研究英美文学多年，她认为，匡满的这三首长诗，与上世纪初西方现代派的奠基人庞德、艾略特的诗作，在其精神上显示了某些共通之处。

当然，人世间没有完美的事物，匡满的这三首长诗也存在着某些瑕疵。比如《回归平原》中，诗人笔下的平原，似乎稍显空泛，缺乏特点。我想，来自诗人出生地的那块平原的无可替代的原生的语言，哪怕能在诗中出现一两句，也会平添一种亲切感，从而更为直接地触及读者的内心。这个瑕疵在其他两首诗中也都有些微存在。诗人虽然宣告并自觉主动地努力融入“地铁”社会，但总让人觉得还是有点距离感，某种精神优越感似有若无地存在着。诗人的语言似乎过于追求优雅，过于书面化，缺乏口语化或生活原生态语言的支持，而多多少少影响或减弱了诗的内在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