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洛的语调和意图

□路也

在当代诗歌的众声喧哗里，李小洛找到了属于她个人的语调，而她自己就是这种语调的开创者、模仿者和终结者。她的语调肯定不是嘹亮铿锵的那种，更不属于尖利的和如疯似魔的那类，如果说她温婉，仿佛有点接近了，其实也是不准确的。

那是异于其他任何诗人的语调：音质清澈干净，有着必要的温厚，既不纤细，也不孱弱，调门的高低起伏不大，不媚不冷，不卑不亢，在率直里还夹杂了那么一点能让人发出会心微笑的任性或者幽幽的娇嗔。如果将她的一首诗掩去作者姓名，混在一群诗歌里面，在各式各样的众声汇集而成的嘈杂里，我们稍加侧耳倾听，仍然能够仅仅通过语调的音频线就可以把她辨认出来，“喏，她在这里。”

从李小洛的语调里，读者能感受到她是一个执着的个人主义者，而非参与时髦的公众习俗的集体主义者。她在进行一场独来独往的试验，她不狂热、不偏执、不沉湎、不黏滞、不锋利，而这又丝毫没有妨碍她对于生命的巨大热情，她对世上异于自己的生活态度也能保持相当的同情、理解和宽容。她清清爽爽，从从容容，自信、自得、自足得令人羡慕，但还远远算不上爽脆斩截和野心勃勃。她讨厌并试图摆脱各种束缚和秩序，看上去永远都有离家出走的可能，却又十分知晓这些束缚和秩序的必要性，懂得适时对它们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就是在少有的偶然的激进之时她也能保持必要的体面，避免失态，当然也绝不会向背离自我的价值观妥协。她身上甚至有那么一股子懒洋洋、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模糊和不确定的劲儿，以至就连她的女性角色都是以轻描淡写的不经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不强调、不忽视、不夸张、不卖弄，只是呈现一副淡淡的天然模样而已——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特点，最终汇聚而成的不是中庸，甚至也不是简单相加得来的和谐，而是笃定清朗的悠然之态、舒展弥漫的自然之风、举重若轻的优雅之气以及我行我素的坚执的力量，这使得李小洛成为李小洛自己，而区别于当代其他任何一个女诗人和男诗人。

李小洛式语调之中的语言风格也是颇值得关注的。她既不喜长句，也不刻意求短，大约是完全由诗人的自然呼吸来决定的，于是句子按照它原本能够拥有的长度延伸着，这些句子简单明了，用词单纯干练，字里行间总是似有清风吹过，似有银色月光照进，似可越过语意的辽远开阔而眺望到文字的地平线，结果是使得那些字们和词们永远不会为了迫切地表达什么而姿态难看地蜂拥在一起，并且还掩去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次使用过程里造成的褴褛，洗刷过一样的变得鲜亮了。这些野花野草般蓬勃的语言将感性经验整合在一个思维规则的知性之下，使得本来杂乱无序的感性表象丝毫没有显露出凌乱、混乱和错乱，而知性在作出逻辑判断之时也并没有显出枯燥乏味和抽象。李小洛的诗歌语言就这样为审美找到了一条避免陷入那两类典型缺陷的康庄大道。

李小洛所选择的随意和自在的语调与她诗歌要表达的内容又是十分相合的。她的诗歌里有一个潜在的意图，那是在每一首诗歌的最深处隐藏着的一个命题：“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保持住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如果要谈论李小洛诗歌的现代性，这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点。我十分同意霍俊明的观点，他认为李小洛的诗歌是在以独特的视角和姿态对“人的身份”进行多重反思和追问——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说明的是，这“人的身份”里包含着的最重要的一项当然就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李小洛在表达这个命题时，并没有采取抵抗之姿，她是安闲的，自我的，顺应天性的，如果非得说她采取了某种方式不可，那就说她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吧。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对一个诗人是非常重要的，李小洛总是在怀疑、在询问、在反思，却从不轻易下达确定无疑的结论定语，也从不给出过于逼仄的伦理判断，这使得李小洛的诗歌写作保持了天真的激动，更像是一场有趣的冒险。有人在说到波德莱尔时，认为他的恶魔主义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想通过后门挤进基督教的尝试，同理，绝大多数写作者是从前门接近真理的，那么，李小洛——当然还包括李小洛之外的其他诗人，只不过这个群体不属于大多数——在想方设法走到上帝身边时，避开了前门和后门，而是选择了走侧门。最后，我忽然想到，连“李小洛”这个笔名，那发音里也缺乏粘连、纷繁与滞重，读出声来时，口齿之间有圆润、清澈和任意而为之感——这是否也像李小洛的诗？其实就连李小洛这整个人也像李小洛写的诗，她浑身上下是散淡的、闲雅的、清新的、利落的，当然，更是自由自在的。是的，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