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时代的偏爱与坚执——评李小洛的《偏爱》

□霍俊明

李小洛的第一部个人诗集《偏爱》日前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集共收入了包括《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省下我》、《偏爱》、《我不在》、《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五十年后的旅行》、《病历书》等在内的八十余首代表性诗作。作为国内70后诗群的代表性女诗人，李小洛的诗歌创作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的一个具有象征性和坐标性的诗歌现象，她在女性身份下以独特的视角和姿态对“人的身份”的多重反思和追问不仅吸引了众多读者而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无论是李小洛近期的《偏爱》还是她早期的文本无不呈现了一个诗人写作背后强大的根性场阈，这就是她的故乡安康。应该说每个人的诗歌和文学写作中都会有属于个人的“故乡”，当然我所说的“故乡”不是单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大程度上是精神指向甚至是包括诗歌理想在内的。

安康是李小洛诗歌写作的母体，而这座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小城暗含着怎样的一个诗人、一个生存个体的成长履历和诗歌写作的深刻背景？在李小洛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她”的影像：敏感、好奇、忧郁、执着、怀疑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她诗歌写作症候的显影液。李小洛在安康这座小城里无疑属于静静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观察者和生活场景的“多事”的测量者。她在这座小城奔走、停歇、观察、思考。日夜流淌的汉江，高大的山脉，郊外广阔而荒芜的原野和白雪中飞动的乌鸦以及火葬场的巨大烟囱，南环路卖鱼虫的小店，简陋而温馨的小吃店和稠酒铺，陵园路的梧桐树和步行街上繁杂的人群，冬夜里的乞丐和夏日夜晚风雨敲打的屋顶，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景甚至成了富于象征性的写作背景。

多年以来李小洛在这座城市穿行，嘈杂的市井和独处的沉寂正是一个暧昧时代诗人的生存寓言，而这种日常化的穿行忙碌正好与暗夜里的沉静形成互补的空间，这种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和张力冲突使得李小洛的诗歌很像是无穷尽的万花筒，层次翻新，耐人寻味。而李小洛在诗歌写作中也成为了这个无限暧昧时代的怀有偏爱的坚执者。

李小洛的诗作在质地上不事张扬但又极富象征意味，她在季节的漫漫光阴和匆促转变的生存场景中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灵魂的声音，这种低声的倾诉和自我对话的情结时时处于后工业时代巨大的喧嚣与吵闹之中。在欲望越来越膨胀、生活空前加速度的时代，李小洛所能做的恰恰是为自己增添一个减速器，减速的结果是她在诗歌中发现和创设了一般诗人所普遍忽略的空间，在现场审视的冷峻深入和回溯性的黯然怅惘中诗人用情感、经验和想象交织出了陆离的时代声色和个体生命的斑驳光影。女性诗歌和自然以及植物之间有着天生的共通性，李小洛的诗歌也呈现了对自然之物的本能性的致敬甚至迷恋，带有向自然说话、探询和致敬的特征，可能这些原初而素朴的事物正与她希望“过滤生存杂质”的诗性意愿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李小洛诗歌中的这些自然意象正好在相反的向度上呈现了后工业时代的悖论性和荒诞性以及去诗意性。

与其他女性诗人的写作比照起来，李小洛的诗歌写作更多一种缓慢的、沉潜的、静思的状态，有着一种凝重的冷色调，这在女诗人中是少见的。这种缓慢状态的诗歌写作比较具有代表性地显现出诗人在日常生活和岁月流逝中的深切感怀和知性思索，而这种静思的状态使得李小洛的诗作更具有一种复杂性。无论是现实的细节、往昔的记忆还是生发的想象都在看似闲淡的抒写中呈现了一个诗人融合了现实和想象的既简单又无限繁复的世界。李小洛在诗作中不断强化着时间性的场景，其叙写也往往带有舒缓的回溯性，这就使得现实和生存都沾染上了被强大的主观情思观照之后的别样的意蕴，同时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调性，在张开与紧闭、迟疑与坚执、惯性的“右”和自我的“左”之间一直处于诘问和磋商之中。强大的生活的惯性成了左右我们一切的权力，我们无力挣脱生存的缰索，这一切秩序和规则限定了我们时时处于看似正常实则畸形的“右边”生活的漩涡之中，而强大的诗歌则要不断充当针对生存“右边”的发问者、质疑者和矫正者角色，所以“左边”这种看似不合常理、难守规范的“左撇子”式的个性的自由的状态在诗歌中会不断得到强化和拓展，而其重要的根由恰恰在于生活权力所制造的“右”太过于强大了，强大得使得“左边”不断在压抑的黑暗中萎缩，正因如此诗人应该是偏爱“左边”的诗人。

李小洛的带有执拗性的偏爱和坚执使得她更像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高速路上的奔波者、出走者、寻求者和发问者，在后工业时代的尾气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中，也许只有诗人还能够最后一眼看到草原和乡村。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脱离我们生存的时代场景而别作他声，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加油站，在这些极具象征性的时代场景中，诗人仍然在坚执中期待来日，仍然在偏爱着自己的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