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平新诗导读

□钱韧韧

王亚平（1905—1983），河北省邢台市人，原名王福全，曾用笔名罗伦、李篁、李荫、白汀、大威等，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诗人，出版过《都市的冬》、《海燕之歌》、《火雾》、《生活的谣曲》、《灿烂的星辰》等十多部诗集。此外，他还先后组织了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春草诗社等诗歌团体，编辑出版了《新诗歌》、《现代诗歌》、《诗歌季刊》、《高射炮》和《春草诗丛》等多种颇有影响的诗歌刊物，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诗人置身于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面对着战火燃烧的中国大地，以诗歌的方式和介入现实的姿态，努力写出那一代人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以说，王亚平的诗歌表现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战时环境中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万物和自我心灵的深刻体验，创造出了一个“活在群众的心里”（《我的诗活在群众的心里》）的艺术世界。

一

首先，王亚平的诗歌有着对中华民族苦难生活的大量描写与深刻反映。就乡土诗而言，《农村的春天》刻画了农民因“租税的苛繁”而在春天里劳作的沉闷场景。《破旧的机杼》写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农民不得不“忍痛把机杼劈做柴烧”。《流民》更是将流民因洪灾带来的危难情景写得如在目前，可与臧克家《难民》相媲美。诗人还触及了如纺纱工、磨石工、女针工、盐工甚至歌女、妓女等都市工人和贫民的悲惨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写出了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射：有的是直接书写内心的情感，如“寂寞！沉闷！/苦痛！凄凉”（《农村的暮》），直接呼应了乡村生活的荒凉凋敝；有的是直接议论说明，如“纵然能在万死里捞出一条性命，/但恐怖已蚀去生存的魄力，/悲哀深深地嵌入创伤的心房”（《流民》）。诗人眼中的现实环境十分阴霾：“黄浦江”充斥着污秽的垃圾、无数的骷髅及枪炮的血腥；“上海的夜”滋生着“人间的罪恶”和“生活的惨苦”；还有“颓残了的大明湖”以及“战场月”投射的“惨白的光辉”……甚至“撒河桥”，甚至“沽河”都失去了昔日美好的景象，而变得满目疮痍。然而，诗人的心灵并没有因苦痛与悲哀的现实景象而郁结，而是提升出反抗的信念：“但是我们誓死留在这里，/从灾难里挣扎起希望”（《撒河桥》），如此精神使得其诗歌充满了一种真诚的力感。

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和爱国热潮，也紧接着成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如林的黑手》有群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看呀！那怒涨的筋肉，撼天的气力，/那如林的反抗的黑手举起来了。”饱涨的爱国情感与强韧的战斗力量喷薄而出。当时，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一方面国民党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发动“围剿”，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野蛮侵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一些爱国人士极端愤慨，进步诗人的革命斗志也被激发。“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王亚平便迅速写下了《十二月的风》、《伟大的前夜》、《七个女战士》等一系列诗歌，从校园生活的角度，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描绘。此外，如严刑拷打、学生被抓、示威游行、甚至孩子嚷着“妈妈！我也去打汉奸”等场景，也纳入了诗中。

抗战爆发后，诗人的作品更充满了光明的基调和理想主义色彩。《血的斗笠》以“斗笠”为线索，歌颂普通士兵王阿泥的英勇事迹：“剧烈的喊杀，/使生命颤抖。/王阿泥第一个抛出手榴弹，/弹药爆开了血花，/敌人无声地倒下。/战士们雄踞山口，/为了胜利而战斗，/为了胜利而欢呼！”诗中虽然有着对死亡的痛惜，但更多的是悲壮激扬的格调，很能激发起民众的愤恨情绪和反抗意识。《钢铁的行列》也充满了激情充沛的战斗气息：“我们，钢铁的行列；/我们，人民的行列；/我们用血，用生命，/写成了抗战的前奏曲。”诗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喊出了时代的强音，豪情气势调动人们的情绪，激发保家卫国的热情。《向黄河》写道：“黄河的儿女不哭泣，/中原的人民都出动，/人连人，马连马，尘埃冲天地。/向着敌人，向着日本法西斯/扑过去！”“该流血，就洒出鲜血吧！/要面向着疯狂的法西斯/而战斗！”人民的反抗意识，何等鲜明有力！对日本法西斯的痛恨，何等愤慨决绝！王亚平的诗歌唱出了拯救民族、向敌人宣战的时代强音，充满着振奋人心的力量。

王亚平的诗歌还有关于人生感悟的思索。有的探讨人生理想，如《自己的歌》：“我生，不受任何物什的撼摇”，“我生，不向命运的铁脸呼冤”，如《生活》：“你也要看准前方的灯塔，/从容地驶向辽远的航程。/这样，你将在患难里获得醒悟，/在醒悟里培植你伟大的生命。”有的蕴含哲理，如《苦痛》：“但我预感着欢悦，/我将以带着的双手，/迎接自由的幸福！/在击破苦痛的坚城之后。”如《忧郁》：“假如你燃起生命的焰火，/它就迅疾在空中弥散。”有的也托物言志，借助意象来抒发情志，如《晨星》：“然而它最快乐，因为他死在太阳的前面。”如《甲虫》：“在暴风雨的季候，/永远缩到硬壳里沉睡。”如《向日葵》：“她有战士的崇高品德，/她嘲笑睡倒在黑暗中的花朵。”《风铎》还抒写了个人在宇宙中的孤寂体验。其他诸如《星的歌》、《灯塔守者》、《海燕之歌》、《野花》、《果实》等，也都饱含韵味。

二

王亚平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会“捉住现实”的美学追求，同时也有着超越性的一面。

王亚平秉承中国诗歌会的要求，“介绍和努力于研究诗歌的大众化”。诗人生活在战火频仍、动荡不安的年代，看清了农村更加破败的现实境况，如军阀混战、土匪滋扰、地主剥削、连年灾荒等，骨子里充满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如《都市的冬》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穷苦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欺凌，如《撒河桥》：“谁知前年在这儿做了战场，/炮毁了撒河的桥梁，/（也轰毁了我们的天堂）/三天一兵灾，两天一匪祸，/老弱死于沟壑，壮健逼走他乡。/连年都是荒旱，河底早已涸干。/夕照里看不见炊烟飞升，/锄、镰、犁耙在泥土里锈烂。”诗人将满腔的悲愤和犀利的笔触化为通俗的语言，直接撕开那个黑暗时代的丑恶面纱，对现实的控诉写得酣畅淋漓。王亚平反对朦胧含蓄的诗风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注重将情感融入现实，力求把诗歌写得通俗易懂，明白畅达。如《黄浦江》：“黄浦江！黄浦江！/你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么神秘，美丽！/浑浊的波浪，拖载了，污秽的垃圾向江心流去。”诗人通过直接抒情的方式，写出了现实环境下的黄浦江给民众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也体现了对“捉住现实”的把握。

王亚平的诗歌总体基调是比较豪迈激昂的。《天桥的风暴》、《如林的黑手》、《中国，母亲的土地呵！》等诗歌，气势自不待言，这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是分不开的。他自身也经历了从“笔”向“枪”的转变：“去吧！不让你再悬在胸前/我的胸前新悬起一支钢枪”（《失宠了的派克笔》）。即使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压迫的罪恶行迹，或是反映民众的疾苦生活与反抗行动，他的诗也很少穿插哀婉丧气的笔墨，而代之以强烈的豪言壮语。如《示威，再来一次吧！》：“虽然利刃刺入同学的发肤，/鲜血溅染前门的大地，/但我们却举起北平第一声怒吼，/做了反帝，反……的前卫。/怒吼吧！/‘五四’是文化解放的先河，/‘一二·九’是中华大众反抗的狂涛。/示威！再来一次吧！”虽然充满鲜血及死亡的气息，但很快就被光明的调子所遮掩，继之以澎湃的战斗热情，显示出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和热烈奔放的时代感。这种激情建立在因“捉住现实”而形成的反抗意识的基础之上。中国诗歌会强调“必须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不合理的压迫，同时引导大众以正确的出路”。王亚平有意识地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因子，注重对社会理想状态的描画和反抗必胜信念的表达，为人民大众吹响时代的号角。如《火的歌唱》：“到今天，这喑哑的日子/这法西斯猖狂的年代，/你的歌由一团‘悠久的火’，/爆成了空中的‘雷电’。//爆炸吧！雷电！/雷电啊！爆炸！/你要爆炸，他要爆炸，我要爆炸，/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要爆炸。”诗人有着强烈的爱憎情感，使得诗歌在通俗化语言的喷发气势中具有一股强大号召力，鼓舞着人民的斗志。

王亚平的诗有着时代精神和个体心灵的双重体验，以及一种直面现实和直击心灵的诗歌精神。这种现实与心灵的跌宕起伏，来自诗人对人民生活困苦根源的揭示，来自对人民反抗精神和革命理想的讴歌，所以能够直接触及人的心灵，使之受到震颤。《听，夜莺在唱！》中“我”、“夜莺”、“祖国”、“人类”等意象相交织，呈现出个人理想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同构性，“如果你不是聋子，/你一定能听见，/敌人正在我们的国土上恶毒地咆哮！/如果你的心血未冷，你一定感到苟安偷生的可耻，/流亡的哀困，与敌人刺在/你身心上的一切的创痛！”在中华民族饱受摧残和蹂躏的年代，诗人坚决站在民众一边，有着直击现实和心灵的诗歌精神，所以面对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和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悲观，不颓唐，并充满信心和希望地引导人民共同追求革命理想。长诗《火雾》也同样既是诗人关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又是时代的投影。这些作品均显示了诗人驾驭时代精神与个体情感的高超艺术能力。

三

王亚平既能从中国诗歌会的诗歌观念中总结出适合的创作方法，又能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的营养成分，而终能形成特色，写出关于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和个体心灵的独特感受。

王亚平特别注重对歌谣体资源的借鉴。中国诗歌会曾提出要创造大众化、歌谣体和合唱诗的新诗形式，其中主要以大众化为中心，利用和改革民间歌谣，推动诗朗诵运动的开展。毛泽东特别指出了民歌的作用，将其作为建立新体诗歌的基础，“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创造性地从民歌中撷取精华融入新诗，成为时代所趋。王亚平在《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中，疾呼“在‘诗歌大众化’这一口号之下，我们来致力于新的歌谣小调的运动，是新诗人责无旁贷的一种工作”。这种诗歌一般不太强调平仄，只押大致相近的韵，可以歌唱或咏诵。如《血的斗笠》一诗就颇具民歌的风味，“绿林横带青山，/山麓踏住水田，/两边是绵延的冈峦，/喷吐着弥蒙的雾烟。”诗句整饬，讲究对偶和押韵，在句式、词语、韵脚等方面融入了民歌的元素，语言极为通俗明朗，不刻意雕琢，读来非常富有韵味。同样，《塘沽盐歌》、《孩子的疑问》、《新摇篮歌》等诗歌，也借鉴了各种民谣、歌谣、小调的形式，并融入新的时代内容，讲究语言的顺其自然，具有民歌的通俗亲切，又不因循于旧形式，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着的革命形势和现实环境，从而能促进与群众的结合，实现对诗歌大众化的探索。王亚平不少作品都比较活泼多变，错落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在循环咏叹中充满着振奋人心的艺术效果。

新的格调也来源于诗人与同时代文人的密切交往。王亚平不仅与当时中国诗歌会的诗人蒲风、穆木天、殷夫、柳倩等关系密切，而且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也保持着联系。1935年6月1日，王亚平的第一本诗集《都市的冬》 （郭沫若为其题写书名）出版后，立即寄给鲁迅先生求教。抗战爆发后，王亚平等在上海主编的《高射炮》刊名也为郭沫若所起，并获得了郭的资金资助。《火的歌唱》是王亚平“读《凤凰》有感并祝郭沫若先生五十三寿辰”所写的。该诗刻画了郭沫若的精神导师形象及诗人追随其后的行动：“三十年了，我们跟着你，/跟着你创造，跟着你歌唱，/我们血液里燃烧着火，/火烘烤着寒冷的土地。”当时，郭沫若引导下的无数勇敢而坚实的文艺战士正在成长起来，王亚平自然也不例外。鲁迅作品对社会疾苦的揭露与郭沫若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特征也被王亚平所继承和发扬。的确，王亚平也受到王统照、艾青、臧克家、高兰、力扬等人的影响，但他更善于推陈出新，融汇民歌的优良传统，不拘泥于旧形式，诗歌不拗口，不古怪，因此创造出独具民风的新诗。

王亚平善于汲取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资源，能够不断地变化调整，形成自己的风格。在高中时期，他就较为喜爱古典文学，读邢台师范时，又陶醉于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之后，又研读了《诗经》、《楚辞》、《陶潜的诗》、《杜甫全集》、《李太白集》等书籍，对白居易、普希金、拜伦等诗人都比较感兴趣。此外，他还攻读过一些哲学书籍。就王亚平所选择的诗人及作品而言，他接受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普希金等诗人的思想情志，一方面有着对现实的关怀，如《沽河的哀歌》即充满着与杜甫白居易相似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善于将情感融入诗歌，如《中国，母亲的土地呵！》既吸收了《楚辞》语言的精华，又饱含着与普希金相似的为祖国而歌的情怀，诗歌悲愤而豪壮。又如《我的歌活在群众的心里》颇有李白的潇洒豁达之风：“燃烧吧！歌唱吧！/ 让我的声音/在黑夜里飞驰，发光，/ 永远地/活在群众的心里！”另外，王亚平关于个体情感和人生感悟的诗歌，也同样有着泰戈尔式的短小精致与哲理韵味，以及《诗经》的优美韵律。如《晨星》、《甲虫》、《向日葵》、《风铎》、《星的歌》、《灯塔守者》、《海燕之歌》、《野花》、《果实》等诗歌均是如此，既优美别致，又引人深思。

王亚平善于从时代精神上去把握题材，诗歌中充满着革命热情，风格刚劲雄浑。那些将时代风云和个体心灵结合的作品，如《黄浦江》、《十二月的风》、《天桥的风暴》、《如林的黑手》、《流民》、《沽河的哀歌》、《听，夜莺在唱！》、《火雾》、《钢铁的行列》等，不失为优秀之作。而在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部分诗歌如《上海的夜》、 《都市的冬》、 《血的斗笠》、《人民的勋章》等，缺乏细节描写，语言过于通俗，尚欠锤炼，形象性不足，有时偏于标语口号化的罗列。王亚平的诗歌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在影响与鼓舞民众抗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诗人不能过于苛求。而王亚平也确实在当时诗歌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带来了不同的诗风与美学风格，拓展了新诗的表现领域，尤其是一些关乎个人心灵体验的诗歌如《星的歌》、《生活的流响》等尤能贴近读者心灵。他在现代诗歌史上留下的笔墨，使诗的现实关怀品格得到了长足发展，又能实现自己的超越，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