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传奇化的“历史演义”——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叙写模式变异及小说史意义

戏剧传奇化的“历史演义”——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叙写模式变异及小说史意义

·苏焘·

摘要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结构上的轻重失衡，以及与其他历史类小说颇为迥异的创作风格，既是对讲史小说创作内在矛盾的一次集中暴露，也反映了明中期讲史小说创作力图突破“书商小说”模式的一种尝试。小说对戏曲素材、《三国演义》情节、《水浒传》韵语和正史纲鉴的处理方式，在透露出有后期加工痕迹的同时，显示了讲史小说在创作转折期的探索实践轨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素材安排，折射出对“文学性”描写的主观需求意识，以及对“讲史书”和“小说人”进行文体融合的创造意识。对白话长篇小说的题材类型和文体风格的演进变化，具有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残唐五代史演义》创作矛盾戏剧化叙事文学描写文体模式

在明代讲史小说当中，《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以下简称《残唐》)是地位非常独特的一部小说，它既是署名罗贯中的作品，又是明代唯一一部描写五代史故事的讲史小说，而在创作风格上，又和一般意义的“历史演义”有着迥然的差别。作为《三国演义》之后的讲史小说创作，《残唐》叙写模式的变化和内容素材的矛盾特征，显示出了明代讲史小说演进过程中，创作变革的一些有趣的意图特征。首先，《残唐》和《隋唐志传》一样是署名“罗贯中”的作品，但其比《隋唐》更夸张的袭用《三国演义》情节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对作者署名真实性的质疑，从近代以来，不少论者都提出了作者辨伪的问题。而这种质疑的背后，更值得深思的则是，在后起的讲史小说创作中，“罗贯中”的署名和《三国演义》的模拟情节，其所隐含的功能意义和创作观念是什么？其次，自《三国演义》开创先河之后，“参采史鉴”一直是历史类小说所秉持的核心观念。作为长篇讲史小说的主要创作依据，《残唐》的主体部分既没有“按鉴演义”，也和元代留存的《五代史平话》在情节线索上缺乏直接的承继关系。因此带来的问题则是，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是随意而为，还是有意识的对创作手法进行某种突破？第三，除了这部小说以外，在明人笔记和《隋唐志传》的卷末，曾分别有过两部题名极为类似的小说记载，一是“金统残唐记”，一是“残唐五代志传”，但迄今却未发现有刊本行世。由于资料缺乏，学界对二者的关系论述不多，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隋唐志传》卷末所载《残唐五代志传》，应当与现存本《残唐》近似。然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承认今本《残唐》就是接续《隋唐志传》的作品，是书商计划中的“帝王御世志传”中的一部，那么何以解释《残唐》的主体内容风格和《隋唐》有如此大的差异？尽管从《残唐》中的一些史评文字和四十回以后的某些段落，可以看到一些“按鉴”的痕迹，但就《残唐》的整体创作结构和素材组合等来看，实际上它不仅与《隋唐志传》有着很大的区别，也与当时书商刊行的“参采史鉴”的《唐书志传》、《列国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作品颇为迥异。那么，《残唐》被作为历史作品系列的其中之一刊行，反映出的小说操作实践轨迹，以及其对讲史小说创作意识的影响，可能才应当是最具价值的所在。因此，综述而言，《残唐》实际上代表了明中叶讲史小说创作分化的一条特殊的途径，为考察历史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对正史、戏曲素材、民间“野史传奇”的采纳融入，提供了一个较为难得的创作样本。

一、《残唐》的结构矛盾探析

从时间上看，今本《残唐》比较晚出。其最早刊本是明刊《镌李卓吾批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就刊刻痕迹上推测当属于“万历建阳本”。而从书名来看，以某某名家“批点”作为卖点也是明代中后期较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托名“李卓吾”的情况，如《西游记》、《水浒传》以及《三国志》的李卓吾批点本等等，刊行时间都在万历中后期。另外，按学者有关书商序列小说的观点判断，《残唐》的刊行也当在万历二十八年前后。因此，综合推断，今本《残唐》的刊行问世最早应当不会早于万历时期。这正是嘉靖之后“书商小说”创作的“转折期”，也是讲史小说创作的关键“过渡期”。作为讲史题材的小说，《残唐》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对“书商小说”模式的抵御，以及由此所显露的，对小说结构和素材独辟蹊径的处理方式。

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开创了将“讲史”与“小说”合而为一的结构模式，由此把兴废征战的长篇时空和个人传奇的短篇情节进行了恰当的捏合，那么，《残唐》的小说结构则直接地暴露出了这种融合过程中隐含的固有矛盾。即长篇历史的宏大叙事，与短篇情节的生动细腻如何顺利衔接的问题，如历史阶段的截取、重点人物的选择、语言风格的雅俗趋向等等。实际上，这一问题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诞生之初即已存在，《三国》的“七实三虚”的批评和《水浒传》的“腰斩”公案，所显露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长篇与短制，历史与细节的冲突问题。所谓“讲史书”最畏“小说人”的“顷刻间提破”，正在于此。《三国》《水浒》以独特的构思、杰出的文字描述和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将二者的矛盾作了较好的弥合，但这种自出机杼的精心营构，既是典范示例，却又无法复制。因此，在《三国》《水浒》之后的“小说空白期”，书商的介入使得讲史小说走上营销式的创作途径后，短期、快速、量多的创作要求必然会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暴露并激化。

《残唐五代史演义》正是这种矛盾尖锐化初期的创作反映。与《隋唐志传》不同的是，《残唐》虽然整体结构是长篇讲史框架，但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情节板块来分别叙述各个重大事件，如分叙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残唐》以叙述唐僖宗即位开篇，以周少主禅位结束，共涉及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也涉及了黄巢起事、朱温灭唐、五代更迭和北宋建国等系列事件，但在六十回的篇幅中，对朱温之后的朝代更替皆是草草带过，尤其是从后晋建立到后周禅位，仅仅用了十回，可谓是对“顷刻间提破”的现身说法。而在前面的四十回中，着墨最多的也并非是唐朝亡国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以李存孝为中心的诸多战阵描写。这种前以人物为线，后以史纲为线的情形，既有《三国演义》“秋风五丈原”前后的结构影子，也与《水浒传》中七十回“梁山大聚义”前后的结构关系颇为近似。与同时期的其他“书商小说”相比，《残唐》突出代表了这种固有结构矛盾由隐伏到激化，由激化到变异的演进痕迹。在《隋唐志传》以及《唐书志传》《列国志传》和《大宋中兴演义》等具有明显书商操作痕迹的作品中，小说的主要线索基本都以《通鉴纲目》式的纵向演进为主线，比如《隋唐》情节板块的平行化，《唐传》《宋传》《列国》等对正史、纲目的大量抄缀等。正史的宏大叙事基本上替代了对人物的塑造，即使零星夹杂有“怪力乱神”之语，以及仿效《三国》之段落，也是以事件、场面居多，而关涉人物自身较少。就这点来看，《残唐》展现了讲史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尽管暴露出了“小说”的细致与“讲史”的宏大在结合时的格格不入，但正是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前提下，其采取的种种实践操作手段，如素材选取、韵文移植、史评的雅俗夹杂，以及对戏曲表演程式的借鉴吸收等，显示了讲史小说在创作分化和创作摸索期难得的变革轨迹。

二、《残唐》的素材处理和叙事特征

1.素材构成的夹杂与失衡。

就讲史小说的一般成书过程而言，《残唐》没有吸收《五代史平话》的内容已属特例，而小说的主要部分亦没有“按鉴”编排，或是进行“七实三虚”的敷演，这更令人奇怪。考察《残唐》全书，可以看到，小说的素材构成呈现出一种分离状态，且各类素材的意图指向有着不少自相矛盾的情况。这种情况，既反映出《残唐》在具体创作中的变革突破倾向，也反映出小说的成书前后曾有过后期加工的痕迹。

按照叙述的重心和连贯性来看，全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引首开篇部分，包括周之标序言、小说总目、摘录自《历史纲鉴》的“五代纪”、十二幅人物绣像图和赞词，以及第一回的唐代“世系”。二是描写较详细以及叙事风格较一致的主体部分，从第二回“黄巢出身”到第四十二回“五龙逼死王彦章”。三是叙述后唐至后周的更替部分，从第四十三回“李嗣源据守大梁”到第六十回“周世宗禅位宋祖”。首先，从开篇部分来看，文人序言、“五代纪”和“世系”，皆表示出“以史系论之”的意向，但人物绣像和画赞，却透露出的是对乱世英雄发迹变泰的津津乐道。如小说中的“乱臣贼子”黄巢和朱温，其画赞的态度却是：“草创当时，豪雄盖世，天运迟回，气息而止”，“创霸图王，继唐帝业，干戈抢攘，开造后梁”。同时，从绣像图中有王彦章、高思继等“英雄”，而无唐庄宗、周世宗的情况看，也能说明这点。绣像图与“五代纪”等所凸显的不同叙述重心，并列于正文之前，已然透露出小说素材缺乏统合、主旨模糊的先兆。其次，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黄巢、李克用、李存孝、朱温和王彦章等几个故事。情节线索和绣像图所列人物似有契合，但除李存孝这一中心人物以外，余皆未有连贯情节以进行完整的角色塑造；而朱温、王彦章等角色实是穿插于李存孝的故事之间。第三，小说从第四十三回开始叙述后唐至后周的更迭，但素材排列并不均匀，如叙述后唐用了六回，叙述后晋用了八回，而叙述后汉与后周只用了三回。其中占了一半篇幅的，亦并非是后唐到后周的建国或灭亡，而是诸如“遣将追公主”、“生擒孙飞虎”等具体的战阵描写，而另一半篇幅，则是纲要式的正史类文字，两类素材风格颇为迥异。

①杂剧中出现过的情节有：第三回、第五回、第七回、第九回、第十回、第十一回、第十三回、第十五回、第十七回、第十八回、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二回、第三十三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敬新磨事当更接近史书而非杂剧，详见后文)。

②模仿自《三国演义》的情节有：第五回、第七回、第十一回、第十二回、第十三回、第二十七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六回、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一回、第六十回。

③抄自《水浒传》的赞词有：第九回1则、第十一回2则、第十八回2则、第二十五回1则、第二十七回1则、第三十一回3则、第四十二回5则。

④摘自《历史纲鉴》和《资治通鉴》等的情节和文字有：第四十三回、第四十四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一回、第五十六回、第五十七回、第五十八回、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

从上述情节分布状况看，小说主体部分主要是带有生动、夸张色彩的戏剧性段落，以及韵散结合的文学性描写段落，主体部分之后的素材风格是简略客观的史书文字段落和文学性段落的间插。这种素材的安插处理方式、分布比例以及来源出处，让我们看到，第一，除了已佚的杂剧外，在已有的元杂剧中，有关李存孝的情节，有着比《残唐》更为完整的连贯情节线索，如《哭存孝》中李存孝临刑前自道和祭文中皆有叙及；而小说中如黄巢形貌、箭射双雕等某些细节，亦与杂剧全同，进一步证明小说受杂剧的影响应该更大。第二，除了《三国演义》情节外，小说韵文赞词部分还对《水浒传》有多处全文引用，显示出小说在受到初期讲史小说的影响下，对“讲史”、“小说”素材融合的理解思路。第三，小说后半部分对《资治通鉴》、《历史纲鉴》等正史的多处摘录或改写，体现出不完全的“按鉴”观念和一些后期的加工痕迹。

如果说《三国演义》成功地将史书、平话、戏曲和文学虚构进行了融合，那么在《残唐》当中，则较为分明地显示出了这几类素材在统合过程中的失衡现象。其中，来自于戏曲和《三国》、《水浒》的文字，由于表现重点、情节铺垫和角色定位等原因，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2.主体内容的戏剧化叙事。

3.全文的增补修饰痕迹及“按鉴”意图。

三、《残唐》叙写模式变化的小说史意义

从内容的起止时间来看，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之前有《隋唐志传》、《唐书志传》，在其后有《南北宋志传》等与正史“分签并架”的作品，但《残唐》与这些小说在叙写模式上的显著差异表明，《残唐》的创作虽然也可能曾被计划为这些系列作品的一环，但是其实际上的操作结果，客观上却显露出明代中后期讲史小说创作实践的一些探索痕迹。与书商小说的抄缀历史、注重“愚夫愚妇”的教化不同，《残唐》的主体内容直接呈现的是戏剧夸张式的民间讲述风格，同时其模仿的大量《三国演义》桥段，以及相对稀少的史书内容，透露出讲史小说创作欲向“文学性”和“通俗性”回归的趋向。

首先，《残唐》的结构状态和素材填充情况，显示出讲史小说在情节组织方面的两难矛盾，即在以纵向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的基础上，到底是以小说塑造的重点人物为中心来推动情节，还是以正史中的重大事件为中心来推动。《残唐》的四十三回前后，正是这种不同创作实践的典型矛盾体现，在黄巢、李存孝故事部分，事件的叙述是围绕主体人物的出现、发展、死亡来展开，其中涉及的正史重大事件皆作为附带叙述，如王仙芝、尚君长的起事，唐僖宗、唐昭宗的崩殂，朱温的篡唐建国等。而在后半部分，叙事的推进则是以正史方面的重大事件为标志，即后唐至后周的开国和亡国为转换。而通观嘉靖以来的讲史小说创作，从熊大木到余象斗等书商所参与编写刊行的作品，实质上走的都是后一条道路。以比附史实为主线，虽然能照顾到所写朝代的主要事件，但却丧失了作为小说而言的典型人物塑造。即或是在专门描写岳飞的《大宋中兴演义传》当中，也未有将“精忠报国”的经典形象突显出来。从这一点来说，《残唐》前半部分对李存孝的描写，虽然较为粗糙夸张，但却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言，尚写得“虎虎有生气”。李存孝形象的写法，实质上反映出讲史小说作品对人物塑造处理的要害之处，也是软肋之处。就历史题材的小说而言，个体人物的塑造和群体历史事件、群体历史人物始终无法截然分开，如何通过事件的捏合来集中描绘个体形象，并塑造为典型，需要非常精准的艺术触感和剪裁功夫。《残唐》在描写了李存孝之外，亦渲染了王彦章的勇武，正反映出在创作中已然明白，《三国演义》对关羽、吕布等形象不同程度的塑造处理，但却由于缺乏严密的事件组合和细节刻画，致使这种写法学而未成。与致力于“庶几乎史”的其他历史类小说相比，《残唐》这种对人物塑造的偏重、对史实的相对淡化，可以看作是讲史小说对人物描写方面功败垂成的一次摸索。在《残唐》之后，历史类小说几乎都未有过如李存孝般的写法，即使是明末和清代较为出名的《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以及《杨家府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也都是群体人物和群体事件居多，而如《三国演义》中的“三绝”形象者，更已是绝无仅有。

第三，《残唐》中各类素材组合出的整体面貌，反映出讲史小说创作在欲图回归“通俗”与“文学”的同时，对建立完善的固定文体模式的探索意图。《残唐》虽然在叙写风格上与书商小说颇为迥异，但小说在引首和正文中出现的史纲及史评等文字，皆显示出与书商小说一样对早期讲史小说文体结构的承继和效仿。而《残唐》中大量的《三国演义》模拟段落，多处照搬引用的《水浒传》韵语赞词，以及“有诗为证”、“逸狂诗云”、“丽泉诗云”等的频繁出现，皆表明，小说更进一步想要将《三国》《水浒》的模式合而为一，建立相对固定文体模式的意愿。明刊本《残唐》分卷不标则数，有三十一回的回末无“下回分解”的字样，与嘉靖和万历前期的其他讲史小说的类似情况相较，如《唐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传》《列国志传》等七、八言间杂的回目名称、重诏令奏议轻诗词韵语的情况等，正表明此时讲史小说创作在文体模式上的摸索和徘徊。从这个方面来说，《残唐》的明刊本虽然可能有过修补增改，但小说的口语化行文和对韵语赞词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万历时期章回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探索轨迹。

注：

②[明]罗贯中《隋唐志传》，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6页。

③⑥陈国军《〈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页。

⑤韩锡铎等编《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

⑦[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清光绪九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

⑧苏焘《明代讲史小说叙事操作的过渡与自觉》，《南都学坛》2009年第1期。

⑨《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万历三十四年序刊本。

⑩参见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曾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散论》，《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高尔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者质疑》，《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等文章。

*本文为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MB2010015)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