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与《资本论》翻译

邱华林　阳振乐　叶晓华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5周年，也是《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85周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之一郭大力，是江西赣南红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播者。他在坚定信仰的驱使下倾注无数心血翻译而成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犹如那个时代的火把，为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它成为引领中国人民冲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

《资本论》中文译本有十多种版本，其中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多次认真阅读过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并细致地做了圈注和笔记。***总书记也说过，“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立志翻译《资本论》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先进分子先后提出了各种救亡圖存的方案，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破除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迷雾带来了一缕曙光。《资本论》中文译本虽然从20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中译版本，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渴求日益迫切。郭大力就成长于这一时期。郭大力，原名郭秀勍，1905年9月出生于江西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今赣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大力从小聪慧出众，勤奋好学，加之父亲教育严格，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赣州省立第三中学（今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后，18岁的郭大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24年9月，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措施，郭大力随厦门大学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和300多名师生转入上海，在新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就读，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正值上海大夏大学初创时期，办学条件相当简陋、环境十分艰苦，临时校舍搭建在曹家渡一座小小的棚房，棚房里住着大量底层产业工人。郭大力一方面刻苦求学，另一方面与工人们朝夕相处，切身体会到了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郭大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为改变旧中国的面貌，郭大力积极参加进步运动，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次，他在书店看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后，被其博大精深的内容折服、吸引，当即买下认真研读，并立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宏愿，决心把《资本论》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民。郭大力后来回忆这一决定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志同道合联手译经典

翻译《资本论》工程浩大，需要志同道合者携手合作完成。1927年9月，22岁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在省立上海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郭大力离开上海来到杭州，选择了位置僻静、房租便宜的大佛寺一间小客房居住。在这里，他一边阅读马克思著作，一边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恰巧，在北伐学生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的王亚南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了大佛寺，想暂时靠写小说谋生。23岁的郭大力与27岁的王亚南一见如故，很快成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放弃了未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寻求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志趣相投的两位青年知识分子，定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包括翻译《资本论》的宏大计划。其时，郭大力已经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因不熟悉古典经济学，理论知识准备不足，他和王亚南决定暂时放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928年下半年，王亚南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郭大力回到上海，先后在大夏中学、光华中学任教。两人共同为未竟的事业积蓄力量。教书期间，郭大力与余信芳相识，喜结连理。郭大力一边教书以维持家庭生活，一边刻苦自修德语，潜心钻研古典经济学，坚持翻译经典著作。

为了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准确地翻译《资本论》，郭大力和王亚南开始动手练兵，从实践中提升翻译和研究水平。在其后七八年时间里，二人翻译了其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名著，其中有很多是比《资本论》诞生更早的名著。当时，尽管生活清苦，工作条件较差，郭大力身居闹市，甘于寂寞，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独自翻译出版了多部经典著作：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斯坦利·杰文斯的《经济学原理》、伊利的《经济学大纲》、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等等，总计达几百万字。翻译完这些著作后，郭大力对《资本论》中的古典经济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翻译功底更加深厚，为日后翻译《资本论》奠定了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郭大力、王亚南两人信守诺言，联手逐步实施翻译计划。天各一方的两人首次合作翻译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并于1931年4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此书在上海与读者一见面，便引起轰动。因为原作者自称“全英国不会有25个人能看懂”，但这本名著竟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译者翻译成了中文。两人合译的另一部英国经典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下卷，也分别于1931年1月、1932年8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两本名著顺利翻译出版，为他们接下来的翻译工作增添了信心。1931年底，随着王亚南的回国，重逢的两人联手翻译了首部德语名著F.H.奈特《欧洲经济史》。1934年夏，即将前往欧洲的王亚南将该书未译完的第四章交给郭大力继续翻译。郭大力翻译完后，该书于1935年3月由上海书局出版。

王亚南

在战火弥漫中完成《資本论》全译本

为使《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尽快出版，郭大力冒着战火危险，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艰辛翻译。

1935年底，王亚南回到上海，与郭大力商议重启中断了的《资本论》翻译工作。此时，郭大力翻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毁于战火中。两人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紧张投入到从头开始的翻译工作。再次动笔后，郭大力、王亚南遭遇的最大难题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出版问题。1936年前后，郭大力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洽谈出版意向，但这两家出版社都不愿意承担出版《资本论》的政治风险。就在此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设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得知郭大力、王亚南为《资本论》全译本所做的艰辛努力之后，在出版社经济拮据、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版他们的译稿。1937年初，读书生活出版社和郭大力签订《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合同，出版社每月向郭大力支付40元津贴，并协助翻译完成后的出版工作。解决了后顾之忧，郭大力、王亚南开始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翻译进展非常快。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为躲避战火，郭大力将译好的第一卷译稿交给出版社后，便偕妻小离开上海，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南康，继续坚持翻译《资本论》第二、三卷。南康当时尚未遭到日军入侵，但工作环境远不如上海。盛夏时节，黄土石英垒成的南方山村土屋闷热，蚊虫特别多。郭大力汗流浃背，身上被蚊虫咬得又痛又痒。即使在艰苦的环境里，郭大力依然聚精会神地进行着翻译工作。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译上万字，间隔几天就把誊写好的译稿用挂号信寄往重庆王亚南处，再由王亚南转寄到上海的出版社。后来局势相对平稳后就直邮上海。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合作，《资本论》第二卷的全部和第三卷的大部分译稿，都是在战火弥漫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

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抓紧时间，将《资本论》三卷译稿全部出版。4月，出版社发来电报，力邀郭大力离赣到沪集中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校定工作。他收到电报后，不顾交通不便和日军轰炸的危险，毅然踏上艰险征途。由于从江西到上海的陆路已经因战火而断绝，只好绕道广州、香港，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上海。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一共只有两个小房间。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就住在其中的一间小屋，与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经过四个多月不分昼夜的努力，《资本论》第一至三卷中文全译本终于在1938年八九月间秘密出版。至此，历经十年艰辛，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当时，《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虽然首印3000部，却有2000部因为战乱在运输途中损毁。读书生活出版社当即加印2000部。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本论》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3万多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深远。

再接再厉 增补完善

1938年9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后，郭大力总算了却一桩心事，告别郑易里离开上海，取道香港经广州，踏上返回赣南老家的旅途。当途经大庾岭时，郭大力却遭遇土匪绑架。危急关头，他临危不惧，与匪徒斗智斗勇，苦口婆心地宣传民族大义，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脱离匪窟，安全回家。事后，郭大力把这段20多天的劫难经历，写成《匪窟记》一文，刊载在省立赣县中学校刊第189和190期的专稿栏目上。更令郭大力欣慰的是，这支土匪武装不久后被正式改编，前往抗日前线保家卫国。

1938年11月，郭大力应江西省立赣县中学校长周蔚生之聘，任英语教师。他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上要求很严格，平日对学生态度亲切和蔼。学生们总乐于向他请教学习和时政问题。郭大力也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把知识、真理、文化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向学生讲述山河破碎，遍地烽烟，人民颠沛流离，遭受日军蹂躏的悲惨景象，激发青年学生追求真理和抗日爱国的热情。郭大力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着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这些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论》的25封通信和3篇论文的原文，本来附在德文本《资本论》各卷的后面，当时因怕耽误《资本论》中文本的出版时间，没有与《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同时译出出版。郭大力在每天夜里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又赶译了这些通信和论文，寄交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于1939年出版了单行本。其时，《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虽已出版，可为争取时间，只好采取翻译、审校、排印、校对齐头并进的方法，因而难免有错译和误排之处。为校正这些疏误，从1939年到1940年，郭大力对照原文，把已出版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重新校订一遍，并编制了一个长达33页、1700余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于1940年5月寄给了读书出版社（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改名为读书出版社）。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当时出版社考虑不能马上重版三大卷的《资本论》，便将这个勘误表与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印出，深受读者欢迎。

1938年首版《资本论》全译本与之后出版的《〈资本论〉补遗勘误》

由于日军的空袭，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不得不迁移到离城区40公里的山区王母渡，郭大力和夫人余信芬一同迁往。在这种极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郭大力不顾奔波和劳累，从1940年春，按照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是把《剩余价值学说史》当作《资本论》的第四卷来写。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译介给了中国人民。

郭大力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同样经历了不平常的过程。1940年10月，郭大力应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之聘，赴广东连县（今连州市）东坡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学院尽管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闭塞落后，条件艰苦，但郭大力置之度外。他一边辛勤任教，一边课余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上学期尚未结束，郭大力就被迫辞职，从广东连县再次回到南康定居六年。在战火侵扰、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郭大力回绝一切高薪聘请。其间，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看重郭大力的学问才华，曾多次派人邀请他做经济顾问，并亲自到斜角村拜访郭大力，遭到婉言谢绝。郭大力的父亲要他谋个县长当当，他却说：“当县长有什么意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比当县长更有意义。”郭大力就是这样专心致志地扑在翻译事业上。到1943年11月，郭大力将这部100多万字的经典巨著翻译完毕。随后，又用几年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反复的校正、修改。由于时局混乱，一时无法出版，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卷四册的中文全译本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

矢志不渝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

郭大力从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至1976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翻译出版为止，在71年的生命中就有48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教学和宣传工作。由于长期从事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和翻译，郭大力不断地从中汲取理论营养，从而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郭大力在为《资本论》中译本所写的《译者跋》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但“它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在当时公开表明：翻译《资本论》不是搞学院式的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剖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给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锐利的理论武器。

1950年夏，郭大力先后调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从事政治经济学教研工作。除在校内讲台上向学员认真地讲解《资本论》外，郭大力还经常应邀去校外的工厂、学校等单位讲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论》。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郭大力还应众多学员和听众的要求，仔细修改完善自己的讲稿，出版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繁忙的教学和写作活动占去了郭大力每天的时间，但他时时为一桩心事所困扰。他感到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受当时的条件限制，还不够准确和通俗，不能适应新中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需要。因此，他决定对《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进行一次修订。1953年至1954年，郭大力花了两年时间，终于使修订版的《资本论》中译本相继出版。

1957年10月11日，郭大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郭大力对《资本论》中译本第一次修订本仍不满意，认为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太侧重于准确性方面，表达不够通俗。于是又着手对《资本论》的译文再做一次全面修订。通过艰苦修订，几易寒暑，郭大力分别于1963年、1964年、1968年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二次修订后的中译本。1966年春，《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二次修改稿交出后，郭大力又准备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想纠正初版中的纰漏，使之臻于完善。加之原译本是根

据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翻译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出版了按照马克思的手稿重新编辑的德文本，更促使他下决心重译此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大力已年逾花甲，身处逆境，由于受到错误批判，加上过度紧张和劳累，几次昏倒，还突发过心肌梗塞，但他凭非凡的意志和毅力，在夫人余信芬的帮助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校译和研究，终于把《剩余价值学说史》这部120多万字的巨著按照新版全部译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1975年12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3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

1976年4月9日，郭大力正和往常一样对译稿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润色，不幸心脏病猝发，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郭大力临终前没有看到自己重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译本第二、三卷的出版。1978年，人民出版社以编辑部的名义在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的《出版后记》中，高度评价、热情赞颂郭大力从1928年开始，就从事马克思《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 崔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