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与调整改造

马述林　王开来

1980年我从基层单位调入重庆市计划委员会，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三线建设结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1983年底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成立，揭开了全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序幕。重庆是三线调整改造重点地区，20世纪90年代我是市计委分管国民经济规划和工业的副主任，分管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因此，对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和调整改造情况有些了解，下面作简要介绍。

一、重庆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起我国在国境内的三线地区，即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主席一直在思考如何防御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根据毛泽东的系列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意见，1964年9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二是“用五年到六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材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三是“用七年到八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从后来实际执行的情况看，三线建设持续的时间长达17年，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是，三线建设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最初设想，实现了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

在三线建设酝酿和决策阶段，重庆一直是中央关注的地区。1964年夏中央北戴河工作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在驻地接见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他说：中央决定要搞三线建设，你们重庆是一个重点，有什么困难？大东同志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战略决策，重庆的工业有点基础，但交通有点问题，运力不足。毛泽东幽默地说，运输有问题，把我的车开去吧。他还询问重庆工业和军工生产情况，大东同志都一一回答。中央工作會议以后，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战略决策很快得到贯彻落实，三线建设迅速展开。

1964年11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等一行32人来重庆视察，研究部署有关三线建设的问题。

1965年4月16日，来渝视察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程子华，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听取了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关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建设和战备增产工作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抢时间，加快建设后方基地，早些准备以应战时急需。

1965年9月24日，周恩来总理飞抵重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在潘家坪招待所，专门抽出时间部署白市驿机场扩建为二级机场的有关问题。9月2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船去武汉，特意通知鲁大东登船，听取他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当大东同志汇报到三线选点布局原则时，周总理说，大三线建设的方针，仍是“靠山、分散、隐蔽”，但是分散中也要注意到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的合理性。生活区与生产区离远一点有好处，但也要注意到不能搞得太分散。对于选择的迁建项目一定要配套，一种产品在三线选点布局要形成生产能力，成套生产，不能缺了胳膊少了腿，打起仗来用不上。

11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薄一波、李井泉等陪同下，到重庆视察了军工企业。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五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就重庆南线高射炮生产基地、重庆北线光学仪器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部署。

二、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主席在1965年5月酝酿三线建设的中央工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原子弹时代，没有战略后方不行。又说，决定战争的最后胜负，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因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初期的重中之重。当时称为“两基一线”（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昆铁路线）。

重庆常规兵器基地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大口径火炮及炮弹生产，主要是用于地面压制的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和防空武器大口径高射炮以及相应炮弹，新建生产厂点；二是增加新型武器品种生产；三是对重庆主城老厂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和改造，加强防空能力；四是疏散重庆主城老厂一部分生产能力。

兵器基地生产的大口径火炮

新建兵工企业一律不布置在重庆主城，主要布置在重庆周边山地丘陵。重庆南边盆周山地，属于大娄山系余脉。当年在南线（綦江、万盛、南川一线）新建了一系列企业，主要有147、157、257、5007、5017、5027、5037、5047、5057、5067等厂。

重庆北面及西北面有华蓥山、云雾山、巴岳山等条形山脉。在这一地区分属今广安市的华蓥、代市以及重庆市的合川、璧山、铜梁、荣昌等区县，当年布置了308、338、348、398、598、268、354、204、383、393、5003、5013等厂，这些企业主要是生产炮瞄器具及光学产品、大口径炮弹等。

重庆兵工原有七大厂，即长安机器厂（456厂）、望江机器厂（497厂）、空气压缩机厂（256厂）、建设机床厂（296厂）、嘉陵机器厂（451厂）、江陵机器厂（152厂）、长江电工厂（791厂）。1965年5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关于重庆市区兵工厂疏散问题的报告》，要求抓紧有准备地进行疏散搬迁工作。市区各厂按照对空防御要求都对洞窟进行了扩建加固。市区老厂分迁到四川专县的项目，主要有：位于南溪县的长庆机械厂（216厂）、南山机械厂（661厂）、雅安的建安机器厂（226厂）、江津的长风机械厂（236厂）、璧山的青山机械厂（246厂）、岳池的江华机械厂（354厂）等。在重庆主城新建的兵工企业有虎溪电机厂（5019厂）和七一仪表厂（5077厂），前者建在已撤销建制的重庆炮兵学校，后者建在当时停办的重庆工业学院。

三线建设中，普遍实行老厂带新厂的办法。当时提出了“三老带三新”的建设方针，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例如，重庆大口径火炮及炮弹各专业厂，主要由齐齐哈尔、沈阳、包头、太原等地的相关工厂对口援建；四川各地的枪厂、弹厂由重庆的长安、建设、江陵、长江等厂援建。要求做到“三包一建”，即包建好、包人员和设备配齐、包建好后投入生产，从建厂到投产负责到底。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新厂建设进展较快。整个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原定三年完成的建设任务，实际用两年就基本完成了。

1966年9月1日，根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批复，重庆地区开始高射炮十一厂建设。1967年初土建工程动工，原计划1968年建成。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实际上到1972年底各厂基本建设工程才结束。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成后包括：新建兵工企业34个，在重庆市区改建2个，新建研究所2个，单位总数达到48个；能够研制和配套生产40多种比较先进的陆海空常规武器、坦克与装甲车辆、特种装备，以及配套的光学仪器、弹药、火工产品。

在长江上游地区建设船舶工业基地，也是三线建设的重要部署。针对船舶工业布局集中在沿海的情况，毛泽东指示，船厂也要搬到内河江湖去。从1965年起，由六机部副部长刘星负责组织踏勘，在下起万县，上至永川、江津的沿江地带，按照靠山、近水、扎大营的建设思路和船、机、仪三大系统分片布局了船舶工业及其配套企业。

沿江布局了三家船厂。川东造船厂和重庆造船厂分别由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包建，1969年底基本建成。以后均陆续有军品出厂。卫东造船厂1966年动工，未建成投产即转交地方改建为渝州造纸厂。

在长江上游沿江地区相对集中布局船舶动力机器及配套企业。20世纪70年代在永川、江津形成完整的船舶动力机器制造基地。为船舶工业生产大型铸锻件的长征机械厂（现重庆重型铸锻厂，479厂），先后选址多地均不成功。1970年在鲁大东支持下，最终定点伏牛溪。这是三线建设期间唯一建在主城区的大型国防工业企业。位于江北区的前卫仪表厂（662厂），系利用江陵厂部分厂房改建，生产水中兵器。万县船用仪表基地对于海军建设贡献很大。南极科学考察船上的平台罗经等都是这里的工厂生产的，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多次嘉奖。后来，452、454、455、457、487五厂合并搬迁到主城区组建华渝电气仪表总厂（453厂）。重庆船舶工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船舶、船用柴油机、船用仪器仪表生产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船舶工业基地。重庆三线船舶企业创造了船舶系统许多全国第一：第一台平台罗经、第一台指挥仪、第一台减摇鳍、第一只精密小模数齿轮等。

三线建设期间，交通部系统在重庆也安排、改扩和新建造船企业。主要是东风造船厂扩建，新建川江港机厂（位于江北鱼嘴，1969年建厂）、川江驳船厂（位于长寿周家沱，1970年建厂）。

当时，中央在重庆地区还安排布置了其他国防工业单位，包括核工业、航天工业、军事电子工业。对冶金工业、机械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等也进行了扩建。

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加强。煤炭工业建设的重点是松藻矿区和天府矿区。先后建成了打通一矿、打通二矿、刘家沟矿、杨柳坝矿、南桐三井、三汇一井、石壕煤矿等，新增设计生产能力近400万吨。重庆煤炭生产能力突破1000万吨大关。重庆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20世纪70年代重庆东部发现石炭系列气藏，取得勘探开发重要突破，天然气进入大规模开采时期，卧龙河气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天然气田。重庆地区电力工业重点在电源点和送出工程。重庆电厂是四川电网主要电源点，1967年6月和1969年6月，先后各建成投产1台5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29.6万千瓦。1975年5月，川渝电网第一条220千伏输电线路豆渝线（宜宾豆坝－重庆凉亭）建成投产，实现了重庆与川南、川西电网连接，川西水电开始东输重庆。

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建设得到发展。1965年10月，新建川黔铁路正式通车，重庆有了南向出口。1970年2月襄渝铁路开工，1978年5月全线竣工。从此，重庆北出口打通，重庆去往北京不再绕行成都。港口码头方面，在九龙坡港区重件码头增设了起重180吨的作业线，成为当时长江各港口起重能力最大的一套设施。重庆港拥有机械化码头13座，最大停泊能力达到3000吨，年通过能力达到632万吨。

三、重庆地区三线建设部分重大项目

三线建设时期，除了兵器工业基地和船舶工业基地外，国家在重庆还安排了一批重大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南铝加工厂。这是三线建设时期为航空航天工业配套建设的特大型企业。该厂原定点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城，后来改到重庆巴县西彭（现属九龙坡区）。1965年工程大规模上马。“文化大革命”动乱严重影响建设进度，国务院实行军管。1968年9月，国务院召开有国家计委、建委、科工委、国防工办等八部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解决该厂重大问题。各方面协调配合，排除干扰，现场万余人建设大军努力奋斗。1972年5月，该厂六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决定研制“两弹一星”和新型飞机，即定下所需原材料及其制造装备必须立足国内的决心。196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安排九套大型成套设备生产任务的报告，这就是俗称的“九大件”，其中四套是西南铝加工厂所需设备：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辊宽2800毫米热轧铝板轧机、辊宽2800毫米冷轧铝板轧机。两台压水压机是模压挤压大飞机和大型火箭所需轻金属构件的关键设备，两套轧机是轧制大飞机用宽厚铝板的设备。这几套既大又精的装备在中国重型机器制造史上是第一次设计制造，在国际上只有美、苏两国能制造。在苏联中止援建、西方禁运的情况下只能自力更生。此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指定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牵头负责。沈鸿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1931年在上海自办五金厂，1938年携带工厂全部设备奔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字“无限忠诚”。沈鸿具有极强的机械工程实践能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持了许多国家重大装备的研制。1958年担任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沈鸿受命以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投入研究设计。举国之力，密切协作，1963年完成了“九大件”主机的技术设计，随即陆续组织制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正常生产程序。1967年，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组织检查进度，排除干扰。20世纪70年代初终于制成并安装到位。西南铝两套水压机共有设备298种、460台套，总重量2.48万吨，主要用于生产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锥的锻造和挤压成材。两套铝板轧机共有设备221种、303台套，总重量超过万吨，用于轧制飞机、导弹所需的宽大铝板。时任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称西南铝为“冶金战线三线建设第二个有重要意义的项目”（第一个是攀枝花钢铁厂）。“这个工厂的建设投产标志着中国铝加工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一样，证明中国人民具有雄心壮志，不管多大困难，看准了、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

三线建设时期西南铝加工厂3万吨水压机

三线建设时期西南铝加工厂2.8米铝板轧机

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牵引战略导弹的红岩重型越野汽车

改革开放以前，西南铝四大件属于国宝级设备，不宣传不开放参观。世界上拥有这类设备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改革开放以后，美、日、德等国专家参观以后，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即研制出这样的设备无不表示惊讶和赞佩。西南铝3万吨水压机从80年代起，即承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大型锻件加工任务，其中钛合金起落架可能算是世界上要求最严峻的锻件。几十年来西南铝加工厂一直是我国铝加工行业的头部企业，荟萃了中国铝加工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承担着我国航空航天轻金属结构材料的试制和生产任务。

重庆重型越野汽车生产基地。20世纪6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炮、导弹陆续装备部队，但部队急需的重型越野汽车却无法生产。李先念副总理曾慨叹：“有炮无车也白搭！”导弹专家、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曾开玩笑对一机部部长说：“要是你们再造不出运导弹的汽车来，我就和你去当导弹的搬运工。”

1964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拟在西南建设一个重型军用越野汽车生产基地，由四川汽车制造厂、重庆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制造厂、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重庆油泵油嘴厂和重庆汽车研究所组成，简称为“六厂一所”。

1964年初，中法建交。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中国要和法国增加经贸往来，汽车工业是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内容。根据周总理的安排，一机部组织重型汽车考察团，到法国贝里埃公司谈判引进他们的重型越野汽车技术。经过艰苦谈判，引进了贝利埃公司GBU15等四种车型及相关的三个发动机产品制造技术。同时，引进西欧六国工艺设备78台用于该项目。重庆重型汽车制造基地采用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大足新建汽车制造厂负责重型汽车底盘、钣金件总成制造以及总装，其余各老厂经过改造扩建以后，生产发动机、变速箱等总成和部件配件。

国家从济南汽车厂、长春汽车厂等单位抽调优秀员工赴川参与建厂，并组建四川重型汽车研究所。1968年，该厂正式建成，但一直无法正常生产。1974年国务院采取两大措施：一是派杨以希（“文化大革命”前任中组部副部长，后任重庆市委书记、成都市第一书记）作为总理联络员到厂指导工作，二是因厂设重庆市双桥区，很快稳定了局面。1975年，以四川汽车制造厂为主，组成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公司成立以后，推动了生产发展。1979年重型越野汽車产量达到500辆。四川汽车厂红岩261重型越野车，自投产以后便成为我军主要的重炮牵引车、122毫米火箭炮底盘、地地导弹牵引车。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凭借出色的越野性能，红岩重型车在崎岖山路畅行无阻。在老山战斗中，由131辆红岩261型重卡组成的后勤车队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次运输任务，成为南疆前线炮兵信任的伙伴。该厂一直是我国重型汽车骨干企业，21世纪初，改组为重庆红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21世纪以后在重庆红岩基础上组建上汽依维柯红岩汽车商用公司，生产快速发展，整车生产能力达到10万辆，其重型自卸车产量居全国第一。

四川维尼纶厂（今重庆市长寿区）

鞍钢第二中板厂迁建。1964年9月，国家确定鞍钢第二中板厂为首批内迁三线的重点项目，以重钢生产的扁锭为原料，生产6—40毫米中厚板，年产能力20万吨，其中军工合金板2万吨。主要生产设备由鞍钢搬迁，同时新增后部工序设备以及增建相应的铁路、公路、供排水、供电、天然气输送等设施。鞍钢负责设备拆卸和大修工作。从1965年2月10日开始，仅用67天完成了半年工作量。对390个台组的机电设备进行了拆卸、清洗、修理、调试、刷漆、编号，共计7000余吨设备及备品备件分装2200箱，用524个车皮发送到重庆。随迁职工257人，其中干部和技术人员50人。鞍钢在这次中板厂内迁工作中体现了高风亮节。鞍钢中板厂迁到重庆刘家坝。1965年1月，冶金部批准成立刘家坝中板厂现场指挥部和现场党委，全面指挥工程建设。各方面协同配合，有效地保证了工期。12月14日，工程竣工投产，轧出第一块钢板。刘家坝中板厂正式定名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五钢铁厂。当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来重钢五厂视察，对建设情况十分满意。重钢五厂工程作为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样板工程，在全国冶金基本建设会议上受到表彰。长期以来重钢五厂生产的造船板、锅炉板、容器板都是国家优质产品，达到国际水平。该套轧机经过多次技术改造仍保持良好状态，在21世纪重钢新区建设时是老厂区唯一搬迁的成套设备。

中国最大的天然气综合化工基地——四川维尼纶厂。1973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方案），其中有4套大型化学纤维设备，四川维尼纶厂即其一。

四川维尼纶厂位于重庆市长江下游北岸，厂区面积300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综合化工企业。四川维尼纶厂于1974年8月破土动工兴建，1979年12月全程投料试生产成功，1983年国家正式验收竣工投产。全厂设有化工厂、化工二厂、化纤厂、化纤二厂、热电厂、机械厂等6个生产厂，其主要装置分别从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成套引进，具有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该厂设计规模为年产维尼纶短纤4.2万吨、维尼纶牵切纱0.3万吨、甲醇9.5万吨、甲醛1.8万吨、醋酸乙烯9万吨、聚乙烯醇4.5万吨、涤纶低弹丝0.25万吨。投资概算10.43亿元，是三线建设最大的工业项目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厂生产的维尼纶占全国产量1/4，聚乙烯醇占1/3，甲醇占1/8，产品质量全国领先。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川维厂多次扩建，特别是与英国BP公司合资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醋酸生产项目。长期以来，川维厂是我国最大的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也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综合性化工企业。

四、重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见成效

三线建设工业布局的指导方针是“靠山、分散、隐蔽”。大批企事业单位迁入山区分散布局，有的所在地地质灾害严重；由于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这些都对三线企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以及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原来为应对战争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三线企业，面临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困难，大批三线建设企业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从1984年起重庆三线建设调整工作逐步展开，三线建设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纳入全市经济发展中通盘考虑。长达三个五年计划的调迁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方式：一是把性质相同、工艺相近的厂所合并调迁。如兵器59所就是由兵器54所和62所合并迁建的。兵器系统将处于重庆南部山区的9户大中型企业，集中调迁至巴南区鱼洞镇，成立了大江工业有限公司。二是将调迁与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和技术相结合。重庆市43户调迁企业中，实施较大的技改项目50个，投入技改资金12亿元，开发新产品423件，引进外资9760万美元，办合资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与调整前相比明显好转。三是老厂不动，将科研机构和民品生产调迁。如红宇机械厂，军品生产线不动，将民品生产调出山区，军品民品生产达到了较快发展。如一坪化工厂是厂所合一的单位，把研究所迁入城区，另择地新建了一个年产5万吨的高级润滑油生产企业。四是就地调整改造。如建峰化工总厂（816厂），原是国家重点投资的核工业企业，支持该厂引进一条大化肥（年產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生产线，使企业摆脱了困境。五是企业调整与三峡库区淹没企业搬迁相结合。如西南合成制药厂既属三线企业，又属三峡库区淹没搬迁企业，在调整中建设了比原来规模更大的新厂，形成了既生产原料药又进行深加工的新局面。

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40多家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先后迁入重庆市区和郊区，在重庆市区和郊区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工业片区：一是南岸区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三厂三所即338、789、759厂和电子24、26、44所调迁于此）；二是巴南区鱼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南线布点的9个兵工厂调迁于此）；三是江北区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万县的452、454、455、457、487、489共6个厂调迁于此）；四是九龙坡区石桥铺科研区（兵器59所、航天机电设计院、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石化润滑油研究院、中国重型汽车研究所等调迁于此）。这些企事业单位的调整迁建，不但促进了一批工业新区和企业群体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为90年代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21世纪初重庆两江新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重庆市列入国家计划的三线调整项目共45个，批准投资49亿元，到2002年实际完成投资54亿元，完成了国家批准的调迁任务。重庆市三线调迁项目大约占同期全国三线调迁项目的1/5，完成投资占1/4。重庆市调迁项目及完成投资，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各省中居于前列。经过调整改造，重庆现有军工企事业单位42户，分别隶属于兵器装备、兵器工业、船舶重工、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技等六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产业总产值在全国名列前茅。长安集团、中船重工重庆公司等一批军民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强势崛起，汽车、风电设备生产跃居全国前列，军事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迅速向民用转移，加快了重庆传统工业的更新换代。重庆军工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民结合，军民两用技术扩散初显成效，民为军用取得进展，民口配套企业和军口溢出企业已成为我国国防工业的一支新生力量。重庆正朝着军民融合的更高阶段发展。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