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引发中洋冲突

◎王 刚

霍乱引发中洋冲突

◎王 刚

1843年，上海开埠，当时的一位法国人这样描述：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淘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物满盈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做饭。

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状况充满了担忧。不久，这种担忧就化成了现实的危机。1850年夏天，上海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的侵袭。这年五月到七月，上海人被一种怪异的肠道传染病所困扰，多人死亡，几乎所有居民都在戴孝。

12年后，西方人才弄明白这种怪异的传染病是什么。1862年六月，一艘名为“千岁丸”的日本帆船载着51名一心想打通对华贸易之路的幕府官员和商人，从长崎起航来到上海。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未见识上海的繁华，就得了霍乱，上吐下泻，三天内就有三人一命呜呼。

然而上海的厄运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年，霍乱肆虐之势愈加凶猛，租界也笼罩在瘟疫之中，不少外侨死亡。

霍乱曾在欧洲肆虐了30年。后来，英国人终于发现，蔓延的疾病和被污染的水以及糟糕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疾病会传播得更迅速。

刚刚发生过的惨痛教训让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糟糕的生活习惯充满着不安。西方人发现中国的霍乱和中国的卫生状况正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与法租界毗邻的四明公所。

创建于1797年的四明公所是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及公坟，位于上海县城外西北侧紧邻护城河处。旅沪的宁波人死后大多停棺公所，再择机运回家乡安葬。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所内浮厝渐多，每到夏季，臭腐蒸发，无疑是散播疾病的巢穴。这让住在旁边的法国人头疼不已。在屡屡抗议无效之后，法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

这里放着旅沪打拼的宁波人尸骨，随意搬迁就是对祖宗的不孝，宁波人的同乡会自然反对筑路计划。他们向法租界公董局（即法租界工部局）提议，将道路稍稍向北迁移，并且愿意承担筑路费用。但法国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修路，而是要清理此处的尸体以免受可能产生的致命疾病的侵袭。

结果，三百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其间，一个中国人被打死。宁波人包围了公董局，焚毁了法国人房屋四十多间，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打死华人数名，伤二十多人。

法国领事和上海道台都不愿意引起更大的麻烦，于是最终法国人做出了让步，放弃了这项筑路计划，但四明公所内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们心头。

又过了24年，法租界的发展突飞猛进，四明公所已经成了都市里的坟场，令人侧目。不发生疫情的时候，一切都好办，到了传染病暴发的当口，这里注定又成为冲突的焦点。

1898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死人无数。法租界公董局重提筑路一事，再次与宁波同乡会发生冲突。这一回，法国人率先打算与宁波人谈判。法国人找来了宁波人虞洽卿（当时是洋行的买办，精通英语，很会办事），提出愿意以高价收购四明公所的土地，希望他能从中沟通、斡旋。

虞洽卿当晚就在四明公所召集宁波商人开会，不过他自有打算—先稳住法国人，然后发动全城的宁波人抗议，让他们措手不及。于是，双方的谈判破裂，之后引发的冲突导致了五个宁波人死亡。

宁波同乡会一面开追悼会，一面发动大家不再为法国人服务。虞洽卿还说：“凡是为法国人服务的宁波人和其他中国人，你们的工资由我们四明公所出，不要为他们干活，直到法国人向我们赔礼道歉为止。”那时的上海是宁波人的上海，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充斥于各行各业，不少握有实权。怀着淘金梦的宁波人几乎控制了这个城市的服务行业。

《新闻报》和《申报》刊登了法国人为争买四明公所地皮造成流血事件的新闻。随即，学生和商界都起来响应，打出的口号是“中国的土地上不许法国人杀人”。接着，宁波人发起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紧紧围着法国领事馆。

黑压压的人群高举着石头，砸向领事馆的玻璃窗。中午时分，法国领事馆里的中国厨师都不见了，法国人只得啃面包。晚上断水、停电。第二天，厕所也没人打扫了。送去换洗的衣服，店主一听是法国人，立马摇头。法国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努力再次触礁。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做出让步：法国人答应保留四明公所，中国人承诺不再往那里放新尸体。

四明公所事件之后，上海的中国人开始决定试着自己把上海建设得像租界一样了—这更多的是出于对洋人租界发展的遏制与反弹。不过，在这期间，洋人对于中国人的卫生影响还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1870年，即将上任的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德华·亨得森号召在上海来一场接种牛痘的运动，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台的支持。但是，来自民间的反应却是寥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使出了“撒手锏”，他们公告，愿意接种的小孩每人给300文的赏钱。此后，愿意接种的华人才逐渐增多。

而至于传染病消息的来源，向来是让洋人们头疼的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当局掌握传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报告。1932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乱时，工部局不得不规定，每报告一例霍乱，酬银一两。而这一年，霍乱在全国大规模暴发。上海凭借洋人建立起来的微弱卫生体系，得以幸免。

这次霍乱对于中国的打击，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因为没有成形的卫生体系，全国的死亡人数没有专门的统计。国民政府海港检疫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的估计是，霍乱侵入23个省，312个城市，病者10万人以上，死亡约三万四千人。

编 辑/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