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陈集益
生产队解散那年,我还没有出生。我在哪儿呢?在父亲与母亲的血液里。不,也有可能游荡在坟地,每天晚上到村子里寻找投胎的机会。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我是谁,从哪儿来,又将到哪里去。当我于两年后出生,面对的是一个硬邦邦的世界,没有笑容,没有告知,甚至没有奶水。我是被接生婆粗暴地拽出来的,就像一条鱼从池塘被抛上陆地。
“又是一个男孩!”
“又是一个男孩?”
我似乎听到这样的对话。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已经有两个男孩。大哥叫山子,大我八岁,二哥叫庆子,大我六岁,现在又多了一个我。在我到来之前,父母太想要一个女儿了,或者说他们是为了想要一个女儿,才决定在贫困的年月里孕育我。
“阿囡,等我们老了,你可要对我们好一点啊。为了生你,也被罚了钱呢!”
“阿囡,生你的时候本想生一个女儿,将来好照顾我们……”
父母从小灌输我“孝顺”的观念。我偏不!我不是他们的女儿。“阿囡”在我们这里是对女孩的称呼,我讨厌父母这样叫我。我愿意自己是顽皮的男孩,贪玩,好吃,多动。我一定让他们失望了。但是父母很疼我。他们往往命令大哥去干这个,二哥去干那个,却允许我独自在家里睡觉,或者在野地玩耍。我挖蚯蚓、捉蚂蚱、追赶蝴蝶,偶尔也会感到空虚,对着天空发呆。然而,当我再大一些,自由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
父亲呵斥我:“你也不小了,阿囡,明天跟我们一块儿上山去!”
我说:“我才不去呢。山上有蛇。”
刚开始父亲只是嘴上说说,希望我一点一点地参与劳动——毕竟我越来越不像一个“囡”了——后来就强迫我。我说我宁愿不吃饭也不去帮忙干活。有一次我因为不干活饿了一天,到晚上,饿得肚子像着了火,我偷偷起床,到厨房里找吃的。厨房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我饿到第二天,盼着母亲起床煮粥,母亲在灶台上忙活,我闻到的不是粥的香气,而是长毛头的苦涩。原来,我们家已经没有大米。我什么都没说,全家人有一声没一声地吸溜长毛头糊糊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桌腿也瘦了。
“狗娘养的兴国!就是他出的馊主意!什么玩意儿!”父亲又骂起兴国来了,“要不是分田抓阄前,他提议把溪边零零碎碎的田做成一个阄,倒霉就不会只落到咱一户人家头上。我当时就反对,差的田要匀到好的田里去分,不能好上加好差上加差。队长还帮兴国说话,说好的田和坏的田都不挨在一块儿,没法分。难道这些狗屎田就挨在一块儿了?”
母亲说:“都过去的事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父亲白母亲两眼,吼着说:“没用也要说,我要让子孙后代记住这些王八蛋!”
母亲说:“要是不交农业税、不被罚款也不会这样!”
父亲看看我,没有吱声。屋里突然安静了,空气中弥漫着长毛头的气味,尝过了它的味道,这气味闻起来就更具体了。就像清早杀了一头牛,从牛的胃里掏出来一脸盆热气腾腾的东西。收碗筷的时候,父亲的脸跟那一盆东西一个颜色。
“分田到户分田到户,以为这下总要好了,我盼了多少年啊。盼着单干,累了,就歇上几天,有力气就多种多收,谁也管不着。唉,谁能想到……”父亲又开始抱怨起来,“也不知啥时候重新分一次。到时,我决不自己去抓阄。”父亲顿了顿,摊开手又放下,凄然地朝我笑了一下,“阿囡,以后爸爸要让你去抓阄。好不好?”他满脸愁苦地看着我,仿佛我一点头,就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我的胃一阵抽搐。
“田……为什么要拿来分啊。”我迷迷瞪瞪的。
“田不拿来分,就更吃不饱!”父亲说。
“以前没有田吗?”我问。
“我们家祖上当然有田了,一等一的好田,后来都被收上去了。”父亲告诉我,那些田被收上去以后就成了生产队里的田了。又告诉我:现在那些田都分给了谁,谁在上面种了几茬庄稼,收了多少粮食——仿佛,祖上那些“一等一的好田”现在仍然属于我家,只是暂时租给村里人种罢了。
“以后,我就指望你们三个了。”父亲叹了口气,显得那么不甘。
我家的田大部分在金塘河畔。金塘河,其实是一条溪流的名字。
在我们村,利用溪水灌溉,且平整开阔的田,叫畈。利用山泉灌溉,顺势筑在山上的梯田,叫垄。畈田根据土地肥力、日晒时间、产出粮食、离村远近,又分三六九等。我家的畈田无疑是等级最次的,因为它们离溪滩太近,洪水一来就会冲毁田坎,掠走肥力,折断稻禾。所以,不等到粮食最后进仓,稻谷长势再好也令人担忧,仿佛穷汉担心心气极高的婆娘迟早跟人走掉一样。为了防止洪水毁坏稻田,唯有加固田坎,抬高田埂。事实上,父亲一直这么做。只是限于人力,那些隔三岔五垒上去的亡羊补牢的石头,总是被水流冲走。洪水就像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年复一年降祸于我们。父亲坐在岌岌可危的田埂上,一声不响地看着红浑之水漫进稻田,看着汹涌的浪头拍打脆弱的田坎,将它掏空。
父亲等待着,跟谁都不曾提起他的等待,仿佛时间成了他唯一的依靠,一件秘不示人的法宝。他一声不响地等我长到七岁那年,突然决定在我家稻田的外围,建设一条石坝——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艰巨的工程,以至于父亲跟我们说出它时,紧张得不敢直视我们,也没有跟母亲商量过。我们是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突然挑着簸箕,背着锄头、铁棍,出现在溪滩上的。我们在父亲的指挥下撬动与搬运石头,没有人能猜出这是要干什么。
“你们家要造房子吗,谁用这些石头?”“不会是在挖宝吧?”不断有人走向溪滩,像蹩脚的侦探。父亲爱理不理的,问急了就扔一句:“问问兴国吧,分田的时候他出了什么馊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去问过兴国,倒是母亲听说后跑来溪滩叫我们回家去。
父亲辩解说:“你以为我乐意受累?我还不是为了孩子?他们一天天长大,胃口越来越好!我只有咬牙建成围坝,才能保住现有的田,还能在这片溪滩上种点别的什么。”
母亲说:“你就做梦吧!‘农业学大寨’那会儿,都没有在溪滩上造出田来。”
父亲说:“不要不信,三十年内田都不会重新分了。没有围坝,田每年都要垮塌,发一次水就塌下去一块,他妈的,迟早有一天塌得没有影儿,到时一家人吃什么?!”
母亲回不出话,走之前,气咻咻地叫我们把脚上的塑料凉鞋脱下来,不要被石头硌坏了,又命令我把斗笠戴上,以免晒蜕一层皮。那是七月的阳光,白花花的金塘河晒出油来了。我们当然希望回家,但是没有父亲的许可不敢走。父亲是认真的,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平时由于生病的缘故,他总是显得倦怠、眼珠子泛白,但是此刻——他的眼里射出黑色的光来,那光仿佛是复仇者手中的剑,攥得紧紧的。
父亲说:“我想建一条围坝,从阿囡一出生就想到了——三个儿子,以后要分三次家,我们家没有什么可分的,穷,你们就自认倒霉吧,等到将来造房子讨老婆,你们都自己去造、去找,我帮不上——眼下能做的,就是带你们建成这条围坝。我等了好多年了,终于等到你们都大了。山子庆子长得瘦,但是力气一点不差。我不想再让你们跟着我挨饿哪。”
说完以上的话,父亲弓下腰,带头掀起一块上百斤的石头。那石头就像听懂了他的苦衷,咕咚咕咚往前滚了两下。大哥二哥模仿父亲,相互配合,把溪滩上那些洗脚盆那么大、水桶那么大、马桶那么大的石头,都掀起来了。那些石头挤挤挨挨的场面,好比溪滩上跑来了一群史前动物,下了一堆奇形怪状的巨蛋又跑远了,留下我们就像屎壳郎推粪球那样,把巨蛋一个一个地往前掀,往上游翻,翻到溪滩的一个转角上,码成一长溜儿。再然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去劳动坞砍毛竹了。
我们砍了二十几根毛竹,从山上又是拖又是背地弄到山下,扔进溪水里往下漂,好不容易弄上溪滩我们要筑围坝的地方,兄弟仨在水深的地方洗澡,父亲手持一把篾刀,将毛竹一根一根地劈开了。然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父亲用那些竹片做成了十个网袋状的巨型竹笼子,放置在之前码好的史前巨蛋上。再然后,我们往这些竹笼子里塞石头。确切地说,是捡拾如拳头那么大的鹅卵石,把它们统统投掷进竹笼子。石头进了笼子密密匝匝地挤压在一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堤。这个前前后后的过程,我们花了二十天。
围坝是成功的。那年,好像是上天专门针对围坝的考验,围坝建成不久就下起了雨。下得昏天黑地。父亲看着门外,雨瀑就像一股股绳子,相互缠绕,摇曳多姿,地上的水铺满路面,晃荡着往低处流淌。父亲上楼拿来了蓑衣斗笠锄头,他要去我们家的溪滩上看看,被母亲阻止了。
“你还能跳到水里去阻挡洪水冲坝吗?”
“我只是去看看。”
“要是你阻挡不了,看跟不看都一样。”
父亲不吱声,一屁股坐在八仙桌旁的长条凳上。暴雨一直持续,天黑了,家里亮起了昏黄的灯泡(我们村当时有水轮发电机),他的脚跟前还摆放着蓑衣,母亲没好气地叮嘱父亲收拾一下桌上的东西。父亲唉声叹气,没有吃母亲端上来的南瓜番薯粥。不久,电灯泡闪了几下黑了,大哥连续拉了几下开关,断定是停电了。屋外不断地传来打雷的声音,窗户上亮起闪电的寒光。我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黑暗中,心里明白,一定是洪水对通电设施造成了破坏,洪水已经来到村里,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雨声持续到后半夜。我一觉醒来,听到门口有硬物刮擦地板的声音,起来看见母亲在用铁勺子往外舀水。屋里汪洋一片,八仙桌前的长条凳上坐着父亲,仿佛他从未离开,坐在一条静止的船上。我撒了一泡尿,又回卧房睡觉了。再次醒来时,雨停水退,屋里有螃蟹爬来爬去,父亲已经不在凳子上。
不久我就知道,昨夜村里有一座木桥被水冲走了,还有一户人家的猪圈倒了,猪被水一口吞了。邻居们卷着裤脚,拿着捞饭用的竹漏子,在门口的浑水里捉鱼。我和二哥向金塘河走去,到处可以看见洪水留下的痕迹,以及跟我们一样神色仓皇的人,他们交换着关于洪水的最新信息。也有凶悍的妇女,拧住哭哭啼啼的孩子的耳朵,不允许他去河边捉鱼。洪水还很凶猛,不断地发出嘭嘭嘭的声音。此时的金塘河是一条真正的河,翻卷着,咆哮着,经过我们村时有三处拐弯,其中在“瞭望台”下的岩壁处,水流的撞击激起三层楼高的水雾,阳光照在上面可以看到彩虹,大量的村里人聚集在不远处,观望这一奇观。
美丽的幻境,往往会让人忘记恐惧和处境。
我和二哥没有停下来,我们穿村而过,在大会堂那儿就看见我们家的围坝还没有被洪水冲走。那种激动与自豪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我们在牛栏后面的一条甬道上奔跑,我的胸中涌动着想哭的感觉,这种感觉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当我们跑到我家的田埂上,看见父亲的眼睛也湿漉漉的。
“我们的围坝起作用了!”他的声音是颤抖的。
“嗯!”我和二哥冲到了原先发一次洪水就要垮塌一次、离金塘河最近的稻田里,看见我的大哥在稻田下面,一片混沌的水中,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你们也下来拉网!”大哥喊。
我们跳下去,那水并不深,是从围坝的缝隙,还有围坝朝下游方向一个还没有封上的缺口里涌进来的。我们的网就拉在那个缺口上。然后我们在那湾浑水里捕了一天鱼。那些鱼平时都躲在深水潭的岩洞或者河中巨石的缝隙里,一定是被洪水搅晕了裹挟进浑水的。我一生都没有再捕过那么多鱼。它们有石板鱼、白鞘鱼、红水鞘、吸岩佬、耳朵聋、溪鳗(其中大部分野鱼我也不知其学名),还有虾、螃蟹、水蛇。我们把它们拿回家,装满了两只水桶,还有一些倒在地上。母亲拿剪子一条条剖鱼肚,捞肠子,忙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家的铁锅里不断地冒出煎鱼的香气,那香气带着盐的味道。由于天气原因,这么多鱼必须先抹盐再用油煎至半干才能储存。母亲一边煎鱼,一边心疼耗油太多,后来就生了两堆炭火,把鱼架在铁丝上烘烤。总之那一场洪水过后,我几乎天天都要从母亲藏鱼的陶罐里偷鱼干吃。我总是先把鱼头鱼尾吃了,才开始吃鱼的身子,最后连鱼刺也咀嚼进了肚子。母亲发现我偷吃,有时候会骂我,说要留着招待客人,有时候却装作没看见。
事实上,洪水退去,我们家不仅收获了鱼,也收获了厚厚一层泥浆。父亲带领我们用铁耙子清理围坝内的杂物,其中大部分是干树枝,然后又带领我们去附近的溪滩上挖来更多油泥。那是比老屋天井里清理出来的淤泥还要肥沃的有机肥,它们就像是洪水适时馈赠的礼物,使得那一片刚刚得以保全的溪滩,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块酱色的肥地。
那一年,我们家第一次收获了很多粮食。我们家从来没有那样富足过。我们家的谷仓里第一次铺满了稻谷,我们家的楼板上第一次摆满了番薯、玉米、大豆、毛芋、南瓜、冬瓜,它们有的装在簸箕、蛇皮袋里,有的胡乱地堆在楼板上。我们家的主食里终于不再掺杂野菜,每顿的白米饭白里透着香,香里透着黏,就连锅巴也是好吃的。我经常打嗝,我感觉我开始胖了,尽管有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是错觉会增加幸福感。就像父亲在吃饭的时候,总要抬头看楼板,怀疑支撑楼板的栅木有点撑不住——其实根本就没有的事。不过,父亲还是请木匠另做了一个谷仓,将稻谷分开了放。
“家里有两个谷仓,省得堆得太满,楼板吃不消,密不透风也容易捂坏。”父亲有时候幸福起来,会让人觉得他缺乏城府。
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很多粮食,母亲在父亲面前欲言又止,一问,才说想接外公来住一段日子。父亲说:“趁今年还有一些吃的,赶紧去接他来吧!”母亲高兴得脸微微红了。母亲其实一直想把外公接过来住。外公由于家境不好,一直在山上帮人看守树林,住在简陋的窝棚里,挣很少的工钱。尽管这样,外公还经常接济我们家,外公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还有野板栗、橡子、葛粉等等。每到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母亲总是担心外公(就像父亲担心溪边的田),他在那么高的山上,窝棚搭在一棵百年老树下,树大招风也招雷电。
不几日,外公就来到了我家。白天,他享受三顿白米饭的滋养,晚上睡在阁楼爷爷留下来的那张床上。正月初三过后,闲不住的外公开始去我家的溪滩上补补缀缀,一方面用石头加固围坝,在石缝里填土,种上爬墙虎、石坎藤、小竹子;另一方面,他设法延长了围坝的长度,使得土地面积有所增加;而且在一个角落,外公用一只粪缸、两根横木、一堵石墙、一个茅草顶,建成一间像模像样的厕所。如此一来,我们就再也不到别人家的厕所去拉屎了。
源源不断的粪肥,越来越热的天气,浇灌的便利,加上外公的勤劳,溪滩上那块新生的土地疯狂地生长庄稼。简直没有比庄稼那种蓬蓬勃勃更能感染人情绪的了,它们油亮多汁的叶片可能会释放一种神秘气息,我们只要一来到溪滩面对那一片碧绿,甚至一想到它们绿油油的存在,就会像喝了酒那般醉醺醺。它们激励着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就连一向理智的母亲,发誓再也不养猪的母亲,都把猪重新养上了。奇怪的是,猪吃了溪滩上长出来的庄稼,长得特别快。
我们家很快成了村里人嫉妒的对象。那时候村里人都不富裕,却有一种奇怪的风气:你家造了新房,他家也要造;你家买了闹钟,他家也要买;你家养了一头猪,他家要养两头;你家收了一千斤粮食,他家想要收两千斤。那时候村里人都生活在村里,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相互攀比上。他们看见我家在溪滩上种出了庄稼,不少人当面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愤愤不平,认为溪滩边的田在做阄时考虑到会受灾,本来就多了面积的,现在我家不但不受灾,而且还把公家的溪滩给霸占了,这不是土匪又是什么?
父亲听到这些闲话,气得牙齿打战。他说,原来村里人一直盼着我们家受灾哪!原来这是他们诅咒的!敌对的情绪激起他更大的决心,他挽留外公继续住在我家,他俩早出晚归,大部分时间用在维护溪滩的土地上。围坝继续在加固,酱色油泥已经变黑,除了庄稼,他们还在曾经垮塌的田坎边种上了桃树、梨树、杏树,搭起了葡萄架。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在一处低洼的地方,挖了一孔小小的池塘,既解决围坝之内渗水的问题,又可以在池塘里种茭白、荷花、荸荠,还有喂猪的水葫芦。
这真是一块种什么长什么,想什么有什么的神奇土地,就像传说中的聚宝盆。
客观地说,那一场洪水相比历次的洪水,是平常的。
冬季能下多大的雨呢?
那时候粮食都进仓了。辛苦一年,庄稼人就等着在这个季节好好休息。
那时候外公还住在我家。父亲的老毛病——哮喘加慢性支气管炎,也没有复发——我们家粮食够吃,父亲卸下了精神包袱,无疑是身体好转的原因。由于外公在,母亲做饭及时、花样也多,我们也真的胖了。走在街上,人们会说:“那个痨病鬼的孩子,吃了溪滩上的粮食胖了。”“三个儿子像三根铳针,将来大了,吴村又只有他们家的份儿。”前者的话难听,却说出了一个事实,后者的话就明显不善了。父亲义愤填膺。
“生产队的时候,他们仗着出身成分好,拉帮结派,偷奸耍滑,威风得还不够吗?分田分山的时候,怎么个分法也是这些流氓混账说了算!现在我们家仅仅吃饱一口饭,他们就嫉妒、诅咒,你们说说,这些王八蛋是人不是人?要摸着良心想想哪,他们种的田分的山住的屋很多原本是我们家的。如果不归公,我们家何至于沦落到要在溪滩上扒食吃?如果曾祖父、曾曾祖父活过来,看见这些没良心的东西现如今爬到他们的子孙头上撒尿,会哭死的!”
父亲说的这些话,很多是从死去的爷爷那里继承的。爷爷活着的时候,总是在怀念他小时候家里有多少田地,我的曾祖父如何勤劳简朴、善于经营,如何救济鳏寡、修桥铺路,最后他在解放那年被村里几个流氓无赖趁乱打死……爷爷在世的时候,父亲是反对他在我们面前说这些的,觉得曾祖父死得窝囊,不体面。现在他却说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父亲决定把造房的计划提前。那时候,大哥的上唇已经长出毛茸茸的须子,二哥的嗓子变得又尖又细,跟父母同住一间卧房已经不方便。如果在家门口挨着墙再盖一间,不但能解决住房问题,也能“气气”那些巴不得我家越过越穷的人。父亲算了一笔账,造一间房需要请多少工、多少木材、多少粮食——总之,除了现金还需要积攒,随时可以动工。而事情就在父亲这么盘算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村里人就在他打算盖房子的日子,纷纷效仿起父亲的做法:先是一户人家在金塘河下游用竹笼子筑起了围坝,接着是两户人家又筑起了围坝,然后是更多人家背起锄头铁棍扁担,就像当年“农业学大寨”那般,只要有溪滩的地方都被他们垒起了石头,就算不种庄稼光占有那块地方看到里面长出一棵草,也内心欢喜。
我的父亲有点蒙了。这是要干什么呀?
但是,他没有理由阻止。
于是,在我们村的溪滩上,出现了如此忙碌、浩浩荡荡的场面,那场面一定像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场面,唯一不同的是,不再有传说中的红旗飘飘,也没有劳动号子,每户人家起早摸黑、相互竞争,他们把金塘河肢解了。金塘河蜷曲着躺在延绵群山之间,这里肿起一块,那里发炎流出脓水。所以,一定是奄奄一息的金塘河向老龙王发出了下雨发大水的呼唤……
洪水来了。但是洪水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冬季会发洪水。雨是淅淅沥沥下的,没有打雷,没有狂风,一切现象表明,这只是普通的雨,只是下起来没有停。下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村里人要么聚在代销店、经销店打牌,要么窝在床上睡懒觉。也有嘴馋的妇女,坐在灶台后头,用没有燃尽的炭灰煨各种吃的,没有上学的小孩争着要吃,手被煨出来的食物烫得甩来甩去,食物却已经吞进肚子,嘴唇沾满了灰。
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天气冷飕飕的,溪滩上更没有人去。村子笼罩在凄风斜雨、水雾、慵懒与散不开的炊烟里。晚上,大家早早地睡下了,突然听到金塘河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混沌又清晰。阁楼上响起了动静,看来外公也听到了。
外公敲响卧房,喊道:“得令,溪水暴涨了!咱们那块地要毁了。”
父亲隔着门板,喊:“爹,上楼睡吧!去年那么大的水都没有冲垮它呢。”
外公说:“溪滩上筑起了太多围坝,这次要毁了。”
父亲穿衣出了卧房,他和外公坐在门前,不停地咳嗽。天蒙蒙亮,我起床去上学时,他们两个已经去了溪滩。
我站在那座著名的叫金塘桥的石拱桥上,它的桥墩正承受着激流的冲击。洪水的规模算不上大,但是浑浊至极,不断有石头在水流底部翻滚,石头与石头的磕碰声隐约可闻,就像水流之下有一万头牛头抵住头,正斗角呢。
这是一半洪水一半泥石流的灾难。可能是上游某户人家浮皮潦草筑成的围坝最先被击溃了,石头被水流挟带如同雪球滚下山坡。金塘河水失去了控制,它嘁里喀喳地毁坏河的两岸,把更多石头和泥沙卷了进来,不论原本完备的石堰、延伸到溪滩的泥坡,或者村里人临时铸就的围坝,在泥石流的冲击下都显得不堪一击。
想到自己家的围坝一定在激流里颤抖,我决定逃课去溪滩上看看。我看见父亲和外公在加固围坝,用石头和泥巴封堵渗漏的眼。我家的围坝因为设计合理,建成之后多次加固,整体上还没有被洪水撞破。父亲看见我,大喊,快回去上学,别站在这儿!我迟疑不决,父亲就捡起石头扔向我,我只好回到了学校。
学校离金塘河不远,那时候全校有三十来个学生,分两个教室。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见金塘河的水已经下降,但是显得更黏稠了。我闻到了河水的腥气,很重,那水就像黏稠的血,水下滚动的是人的头,它们凄厉地叫着,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偶尔有干树枝在水面上翘起,就像人求助的手臂。我看着看着就忘了听课。
教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有一个人朝里喊:“阿囡,你外公快不行了,赶紧去看一眼!”我在全班人的注目下,跑出教室,两腿发软。我向家里跑去,那个报信人在我身后喊:“在大会堂,在大会堂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外公闭上了眼睛。仿佛他就等着我到来,我一到来他就泄了最后一口气。
顿时哭成一片。哭,也是号,在大会堂里回响。大会堂就像一个可怕的扩音器。外公的身体在被放大的声音里,慢慢地失去人的血气。在他身下,是一层干稻草,干稻草下面是大会堂的泥地,湿漉漉一片——那是外公从活人变成死人的过程中,从身体上流下来的水。那些水是从洪水中带来的。我就想到了外公在洪水中挣扎、呼喊、翻滚……我的眼泪一下就奔出来了。我恨洪水!
我恨在溪滩上竞相筑造围坝的人。
我恨父亲,是他把外公留了下来。外公的去世对我而言,比爷爷的去世更伤悲。因为爷爷去世时,我还小,不懂得人死后再也回不来。
外公在比洪水更凶猛的舆论中,抬回坞头村埋葬了。父亲一遍遍地向亲戚、村里人、坞头村人,叙述外公被洪水夺走生命的过程。外公的死,使他陷入道德的指责和自我忏悔中,他无法向母亲、舅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人交代。如果他不留外公帮我家干活,外公怎么会死在洪水中呢。但是在围坝崩溃的时刻,他同样是受害者。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如何劝外公回家,外公如何执拗,当洪水冲进围坝他如何拽住外公,与洪水搏斗。甚至,他也是被洪水冲到下游一里以外,抓住河边一棵树上岸的……
父亲一遍遍地讲述,加长了我对外公的思念。在我的脑海中,映现的永远是我在教室里看到的一幕,一条流淌着血的河流,一条滚动着头颅的河流,它如此浩荡,是它吞噬了外公——“外公!”我在亲人们停止哭泣的日子,开始哭泣。我在人们开始遗忘的时候,开始怀念。这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切身感受。我和父亲相继病了。我的病是整夜地说胡话,梦中继续滚动着张嘴、瞪眼、哀号的人头。父亲的病是整夜地咳嗽。
母亲把家里的猪卖掉了。那个让人厌恶的屠夫磨刀六,本来不想要我家的猪,但是看我家实在可怜,就一次性给了钱。母亲请人给我画了一张符,贴在我额头上,给父亲抓了许多药,熬得满屋子药香。不几日,我又去上学了,父亲的病也有所好转。父亲又去我们曾经筑坝的地方了。那里只剩下一条深坑,深坑中间有水流过,两边是大小不一的石头,父亲坐在石头上,比石头更沉默。然后,他又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去溪滩了,但是再也没见他们筑成围坝。他们只在塌陷下来的田坎边上,砌了窄窄一溜菜地,在菜地上架起一只崭新的粪缸,拉了一堆屎,后来又一场雨就把它冲垮了。
一片废墟之上,父亲捡起石头,扔向还在不断往下坍塌的稻田,他哭了,嘶哑的声音好比乌鸦的叫声,在金塘河上久久回响。
我也莫名地有些怕他,担心他会变成一个死人。就像外公一样躺在干稻草上,身体越来越僵。母亲还把家里的农药、绳子都藏了起来。但是度过那段失意的日子,于莺飞草长的季节,父亲再次捆上了柴刀,背起了锄头。
他要去干什么?父亲没有去溪滩,没有去陇上,而是一个人去了山上。
那是属于我们家的毛竹林。我们不知道父亲去劳动坞做什么。他总是起早贪黑,少言寡语。等到我们去劳动坞看个究竟,父亲已经砍掉三分之一毛竹林,还砍掉了紧挨毛竹林的油茶树,那片油茶树是和毛竹林一起分给我家的。母亲以为父亲疯了,他这是在寻求发泄吗?
殊不知,这竟然是父亲的又一次开垦土地。
母亲说:“你不折腾死不了人!”
父亲说:“你知道把这里开垦出来,能得多少粮食吗?那边山梁上能收上千斤高粱、玉米和大豆,这边山坳里能收两千斤番薯和毛芋,再往下,那里有泉水,可以种各种蔬菜瓜果,甚至可以弄出几块水田来种稻……”
母亲说:“你想粮食想疯了吧!”
父亲郑重地说:“我不能不想啊!人不吃饭行吗?行的话,为什么都盼着单干……咱家的畈田和围坝被洪水冲走了,陇上的田没肥力、光照不足,种一季稻都歉收呢,但是,咱还要活着,要吃饭!”
母亲说:“要种你一个人种!别连累家里人!”
父亲果真没有让家里人参与,从春天到夏天,两个哥哥都跟着母亲干活,我不上学的日子,父亲也没有叫上我。他早上带着午饭上山,饭菜装在铝盒里,用一个布袋子拎着,傍晚回家空铝盒拴在他腰上,与柴刀相碰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听到这声响,就知道院子里将响起扑通一声,那是父亲将肩上的重物扔在地上。它们已经堆积如山,油茶树根,松树桩,竹鞭,竹枝,灌木根,奇形怪状,盘根错节,却是上等的柴火,点燃后会冒出油来,吱吱作响。
或许,母亲就是被这堆两年也烧不完的树根树桩打动了,在用它们烧水煮饭的时候,看着灶膛内的焰火那么旺,她会“死棺材”“死棺材”地骂。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塞给我一个鸡蛋,叫我去山上看看“死棺材”到底种了些啥。
我一个人还没有单独上过那么高的山呢,一路上害怕草丛里有蛇,坟地里有鬼,山洞里有野兽。那一路紧走慢赶惶恐不安,在通往劳动坞的茶叶山上,我不由自主地奔跑,把口袋里的鸡蛋都跑丢了。我终于看见了父亲的土地,那片崭新的土地在高高的山腰上,就像一个人裸露着胸膛。我看见那上面生长着大片庄稼,庄稼中央有一间窝棚。
“爸!爸——”当我呼唤的时候,心中猛然生出一股自豪。我跑进窝棚,里面没有人,当我跑出来,父亲出现了——就像一个野人,突然出现在热气腾腾的玉米丛中。
“爸!爸啊——”我又怕又急,差一点跑掉。
“阿囡,怎么,你怎么来啦?”父亲挑着两只水桶,走出玉米丛。汗水挡住了我的视线。“是妈妈叫我来的。”我说。父亲有些高兴,又似乎早有所料,问我吃午饭了吗?我说没有。父亲放下水桶,重新钻进玉米地,等他出来时手中多了几个玉米棒。“我们烤玉米吃吧。”父亲说着,就在窝棚前的三块石头间点起了火。玉米棒穿在枯树枝上,青色的苞衣在火上微微翻卷,里面冒出一股香甜的白气。
我想起来,父亲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我很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等到粮食丰收的时候,再叫你们挑着篾箩簸箕、背着背篓上山来。到时候,我们家的两个谷仓就将重新装满粮食啦……”
父亲黑了瘦了,头发长了,两只手就像野兽的前蹄,皮包着骨头和筋。父亲身上有一股咸酸味,发硬的衣服上有灰白色盐粒。父亲说,他一定要把劳动坞开垦出来,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产出粮食。父亲说的时候,两眼放光。父亲太渴望开辟一片可以种出粮食的土地了。这土地将产出番薯、玉米、大豆、高粱、粟、毛芋、洋芋,以此填补每年遭遇的粮食短缺。
父亲说,他已不指望重新分田地了,也不指望有人带他到山外去发财了(曾经,他给山外的亲戚写过信)。“现在我的身体一到冬天就不行,咳嗽严重得下不了地,再说,我也扔不下你们啊……”父亲噘嘴吹火的样子,越看越像一个野人。他说,他想在这山上建成一个农场,种出庄稼来把我们养大,希望我们以后都有出息。父亲似乎有着无限憧憬,又似乎带着难言的感伤,而我已经吃掉了头两个烤熟的玉米棒。因为玉米粒还没有成形,其实我只啃到一些甜淡的水分。
父亲还说了很多。有可能他一个人在山上,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吧。那个炎热的中午,他犹如一条回溯之鱼,说了许多我们家祖上的事情——要不是输掉一场官司,曾祖父是村里最大的地主。又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年轻时参不了军,大队派他去修水库,结果落了一身病。不知为何,当父亲说起这些,我总感觉非常遥远,遥远得不像是真的。我渐渐困了,站起来要回家。父亲送我到茶叶山,说:“如果山子庆子没什么事,你让他们明天就上山来。”
父亲抬头看了看天,又说:“天很久没有下雨了。”
母亲最初是不愿上山的,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劳动坞开荒。她也不太愿意让庆子山子上山。“山下的事情都做不完呢!那个老虎叼的,他以为我们在家天天玩?”母亲对父亲的称谓,始终没有一个吉祥的词。但是,干旱最终把我们全家逼上了山。
父亲种下的庄稼已经结出青涩的果实,如果在这时候晒死,是可惜的。父亲挖出地里的番薯给我们看,枝蔓下面挂着一把根须,中间有手指般粗的块茎。父亲摘下豆荚剥开来,里面有四颗鼻渣子一样的小颗粒。大量的玉米棒子还没有长满玉米粒。高粱穗子耷拉着头。好在劳动坞有一口泉水,这也是父亲当初要在这里开垦土地的原因。只是这一处从砂岩缝里奔涌而出的泉水位于劳动坞的低处,能直接引其灌溉的面积不大。
我们在泉眼附近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我们开始挑水。
为了挑水方便,父亲在庄稼地里开辟了几条上下通达的小径,有的地方比较陡,他就用锄头刨出一级一级的台阶。挑水的主力是母亲,其次是父亲、大哥、二哥。我的任务主要是站在水坑里舀水。父亲从家里弄来了水桶、尿桶、粪桶、氨水桶,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就像一群同母异父的兄弟。当我往这些桶里舀水,挑水人可以站在树荫里休息一会儿。
刚开始,我们大家都很努力。挑水的,一次次挑着空桶下来,挑着水上去。到了一处每次要跨上去的岩石上,两只桶都要晃荡一下。那个地方很危险,每次都溅出来一些水,等过了这个坎就上了相对平缓的小径,再一步一步往上走,就走到了山梁上。那里的庄稼最先蔫巴了,水浇在根部会发出吱吱声。等到日落西山,蝉在余晖的朦胧里鸣成一片,短促的鸟叫声响起,似乎在催着我们快快回去。大哥二哥扔了挑水工具,牛一样趴在泉水冒出来的岩石上喝水。他们喝够了,父亲母亲接着喝,咕咚咕咚声中,每个人身上出现一股清凉气息。我们回望劳动坞的土地,庄稼和竹林都已经变得影影绰绰。我们走到茶叶山上,一条通往山下的路就像一根转动的皮带,但是我们跑不起来。
第二天早上,大哥二哥的肩膀肿起来了,挑前面几担水的时候他俩疼得龇牙咧嘴,就像挑水专用的扁担上布满铁钉,好在挑着挑着就麻木了。太阳照耀下,大地笼罩着一层雾状的热浪,汗流浃背的我们重复着昨天的生活。然而仅隔一天,浇过水的庄稼就重新蔫巴了。燥热的土地留不住水,饥渴的根须把水分都吸到了叶片上,叶片就像狗耷拉着舌头,在热浪里苟延残喘。到这时父亲才发现,如果光凭肩膀挑,是不可能拯救所有庄稼的,现在必须放弃那些距离水源远的庄稼。然而谁能忍心看着大片庄稼死去呢?热风从山梁上吹来,忧伤与热浪与疲惫混杂在一起,父亲脸上写着严峻。
大哥摔倒了,就在那块要跨上去的岩石上,尿桶没有摔碎,水流了一地。大哥从泥泞里爬起来,胳膊和膝盖上有血。接着二哥喊起累来,他甩了鞋给母亲看脚底,有血泡破了,有血泡鼓着。母亲阴沉着脸,把鞋捡起来给他穿上,她一声不吭,一个人一担一担地挑着。她不再和父亲说话。父亲就像做了亏心事,即使步履蹒跚、气喘不止也要坚持着挑。而我早已厌倦了舀水,那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因为它是重复的,而且总是在等待,等待泉水蓄满水坑,等待他们挑水回来……我真想玩去,不要钉在这泥泞里——父亲就递给我一根打通了竹节的毛竹筒,跟我一般高,让我灌满水后往番薯地里背。我背了几趟就小腿肚抽筋了。
太阳这个老东西,它一定是成心折磨人,它把整个劳动坞晒成了一个巨大的炉灶,炉灶里燃烧着冒油的树根。山梁上的玉米高粱已经枯死,风吹过山梁带来一股焦味儿。山坳里的番薯叶子大面积发黄,根茎在饥渴中休克,甚至在黑暗的泥土下成了孤儿。而在能够得到泉水滋养的地方。狼尾草的长势比庄稼更旺盛,父亲看了生气,用锄头挖掉了一簇簇疯长的狼尾草,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块原本有湿气的土地开始变得干燥了,没几天泉水就像一个快要断气的人,气息奄奄。
劳动坞终于不用全家人都来挑水了,因为泉水小得不够四个人挑。然而,我们并没有因此得到休息。母亲带着大哥走了,他们要去陇上为我们家的稻田争水。他们轮流守夜,不让别人偷走田里的水。在劳动坞呢,父亲和二哥到了夜里也要打着手电挑水,如果不挑,水就流走了。水流走了,白天就会多一些庄稼死去。
我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每天抽时间坐在门槛上等待收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可耳朵里总是塞满阳光制造的噪声——轰轰轰轰——当我往返于劳动坞与村庄,途中所见草木萎靡,稻田水竭地裂,不论我们家,还是别人家,庄稼都在加速死去。一些离水源近的田地里,有许多人挑着水桶,跟我们家一样,希望能用汗水挽回一些损失。同时也有人为了抢水,拳头打在弱者的脸上。我担心母亲和大哥在陇上也会被人欺负,看到吵架心里总是发慌。
当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山上,父亲见到我的第一件事便是问我,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怎么说?我总是重复广播里那个水淋淋甜腻腻、犹如挂着露珠的酸葡萄似的声音:“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34℃,最高气温41℃,风向偏北,风力三级,请注意降温防暑、野外用火。”父亲听了我的话,就操操操地对着天咒骂,骂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球。
谁也无法阻止,一串串的太阳在燃烧,难以忍受的酷热中,劳动坞的庄稼大部分萎黄了,就连扎根很深的毛竹都开始落叶。持续的干旱,使得泉水像一泡小便撒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反复嘟囔说没指望了,没有指望了。每次他要在窝棚里躺上一会儿,水坑里才能蓄满两只水桶的水。水挑走后,没一会儿就浇完了,因为不需要再挑到很远的地方去浇。庄稼们死的死、残的残,也只有靠近水源的地方还绿着。
我以前只知道下雨会引发洪水,带来灾难,没想到阳光普照,也会是一种灾难。当太阳把地上的植物烤得冒烟,泉水萎缩得像大山的两行眼泪,从烫得像块烧红的铁皮似的岩石上嗞嗞嗞地尖叫着流下来,父亲已经绝望。他砍了很多根死去的毛竹,捅开竹节,然后在毛竹一侧打了细密的眼。他把这些毛竹一根根连接起来,布置在植物根部,这样就把岩石上最后一口泉水都接到了最后一片绿地里,不用再守着人一担一担地挑了。
父亲离开劳动坞的时候,他掩面而哭。
然后,就下山去了需要他去争水的陇上。
陇上全是梯田。在这样一个远离村子的山坳里,勤劳的先人们之所以筑出这样一些裙皱似的梯田来,是因为这儿也有泉水。平时,泉水从一条山涧里流出来,淙淙流得像一条小溪。现在,只从山涧里流出来一股杯子般粗的水了,这点水供应一户人家的梯田都不显得充裕,对于一整陇的梯田更是杯水车薪。
分田的时候,我家的田分在了最上面,紧挨着我家的是螳螂家的田,再下面是耕马家的。我们三家平分着这可怜的一点水,注定每户人家的田里只有朝着水源的这一边,水稻像一条鱼的鱼头一样活着。
父亲去了陇上以后,基本上就日夜守在了陇上。饭菜由我回家给他送去。他的加入,无疑增加了三户人家的紧张关系。那时我们几家还没有争吵过,但已经越来越不信任对方,尽管仅有的水用三根竹管平均了三份,但每家都提防着对方用石头堵了自家的竹管,以至于我们谁也少不了谁,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自家稻田旁……
我知道父亲是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他根本不适宜做一个守水争水抢水的人。如果世上还有一件活是可以与外交官相提并论的,我敢说,在干旱的年月里,为一户农家去守水争水抢水便是这样艰巨而又错综复杂的工作。
螳螂为了抢水绞尽了脑汁——他在村里开有一家经销店,在弄虚作假方面总是那么具有禀赋——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家稻田蓄不了水的原因,他用一根细木棒上上下下戳穿了我家的田埂,这些隐蔽的洞眼就慢慢把水渗光了,渗出来的水湿润了他家水田一大片。而耕马更是不满意三户人家平分水源,他仗着他家人多势力大,几次试图用暴力抢水。他恨不得把所有水都灌进他家的田。
我家斗不过那两家,这是明显的。如果换作平常时候,父亲可能愿意认输,就像两个看不顺眼的人碰到一起一声不吭地走开一样,可是这层层叠叠的梯田把我们三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仿佛从大地断裂的血管里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一根随时把人勒死的绳子。
父亲说,我们家的畈田来一次洪水就塌掉一块,都快要塌没了,劳动坞的庄稼已经不能再指望了,现在只能盼着这陇上还能收几百斤稻谷,以度过下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父亲的意思,似乎是要把其他地方的损失从陇上的稻田里“抢”回来。其实,说“抢”并不确切,因为父亲只想得到自家稻田本该得到的,可是为了得到本该得到的,总是困难重重。
父亲说,这水是从高山深涧流下来的,为什么我们上面的田反而让水给下面的田?按理说,我们家有剩了才轮到他们的!现在三户人家平分我们已经吃了亏,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得便宜?我们把田地荒了,他们收获了粮食,不会感激我们,反而会在心底里嘲笑,以为我们生来就是任人欺凌的孬种……
父亲没有放松他的工作,反而在稻田里搭了窝棚,像瓜农看护瓜田似的守着大面积枯萎的水稻。其他两户见了,纷纷效仿。螳螂甚至把经销店关了,唯恐别人趁他不在偷走源头所有的水。我总觉得这似乎有些相互折磨的味道。
陇上种的是一季稻。一季稻又称单季稻,指在一年内在同一块土地上由于种种原因,只播种并收获一次稻子。此时稻禾已经齐膝,正处于拔节孕穗至抽穗扬花期,然而水流入口处蜿蜒爬着的是蚯蚓般纤细的一口水,板结的土地发出微弱的吱吱声,就像孱弱的婴儿无力地吮吸母亲寡淡的乳汁。水流流不过三丈,便消失在稻田深处。从田的这头往田的那头看,稻田的颜色从翠绿到了金黄,仿佛梯田的另一边已经提早进入秋天。可以想象父亲看着这样的景象一定心如刀割。
金塘河也快要干涸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曾经有过波涛汹涌、山呼海啸的金塘河也有朝不保夕、油尽灯枯的时候。溪滩上到处是石头,石头上附着晒成粉末的水苔和污泥。在给父亲送饭的路上,我看见不少小孩在最后的溪水里捉鱼,在浅滩上追着鱼群用铁丝抽打,有鱼被铁丝抽中会在脚后跟漂起来,如果没有抽中就继续追。特别是那些断了水源的洼坑里,每掀开一块石头都会有鱼虾螃蟹爬出来。我也很想下去和他们一起捉鱼虾,可是天上滚圆的一轮金黄依旧悬着,天像一只油锅,这一轮金黄好比油锅里的一只饼,空气中飘散着刺眼的、刺鼻的焦煳气息。我想到了陇上的父亲,他还在等我给他送去食物的补给。
父亲每天除了等我传去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他还认真察看露水、云雾、晚霞、月亮、星星,根据大自然的种种异象,比如风的湿度、鸟的鸣叫、飞虫的汇集、蛤蟆的出没,以及“棉花云,雨快淋;云交云,雨淋淋”之类的谚语,判断明天是否会下雨。这期间,他有过几次欢喜就有过几次失落。最后,身心俱疲的他在田里竖起一个木架子,在架子上披上蓑衣,戴上斗笠,还给它撑了一把破伞。父亲在这个自己制造的偶像面前虔诚地跪着,磕头烧香。
他以前是不相信这一套的,现在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祈雨上。他多么希望自己制造的偶像能感知到他的祈求,给陇上,给劳动坞,给吴村,给整个山乡,落一场痛痛快快的雨。但是他越是虔诚,越是痛苦不堪。有时候,父亲会喃喃自语:“说你哪!是不是你把天上的雨水都下在去年啦?嗯?去年发洪水你毁掉了我的围坝,还把我岳父淹死了!你他妈的今年又闹大早,他妈的老天爷就没有管管你吗?都说民意可通天,现在我们村每户人家都在祭拜祈祷,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管不问啊?!”
父亲长时间待在野外,又没日没夜地处于焦虑与激怒中,整个人干缩了一号,就像一只从卤水里捞出来的鸡在绳索下吹了一夜风,浑身紫铜、干硬。但他是活的,他的眼睛是一只活鸡的眼睛,眼袋浮肿、眼睑发炎,两只眼珠猩红。他在勒住他脖颈的绳索下扑棱、挣扎,嘎嘎叫唤。以至于,父亲的脾气在无休止的失望与纠葛中,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好在村里已经有人去山乡政府报告灾情,政府终于派干部进山了。但是,据说他们除了吃掉村干部家一只鸡一只鸭一壶酒,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连农业税也没有答应减免。这让村里人很气愤。他们回去后,有线广播的官方发布仍然像两个月前那样,仿佛那个水淋淋甜腻腻的声音只录了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是重复播放。
父亲每次听完由我传达的天气预报,先是叹息说,早知道天旱到这个份上,当初就没必要抗旱,也没必要争水,反正都要颗粒无收。听父亲这样说,我心里难受极了,我想起我们一家人在劳动坞所受的累,还有父亲这些日子以来的辛劳,仿佛都跟我传播那个魔咒一般的天气预报有关——在父亲看来,我一定像一只报丧的不祥之鸟。为了宽父亲的心,我撒谎说我其实没有听广播,我贪玩忘了听,每次都是现编的。我以为父亲会打我,打我一顿对他多少是一种安慰吧。可是父亲没有打我,而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又马上改口似的说,其实,他早知道天不会轻易下雨,旱吧旱吧,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谁也别想得到!父亲说着说着突然哈哈哈笑起来,笑得地动山摇似的,我从来没见父亲如此笑过。
我有些怕父亲,怕他疯掉。
也就是在那天,我拿着空饭盒菜筒回家的路上,看见两个人在一片狼藉的稻田里打架,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得血流满面,因为他赢了,从竹管里接过来的一口水便全灌在了得胜者的稻田里。难道我家就应该向螳螂家和耕马家认输吗?我想,我们几户也陷入这样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抢水的怪圈里去了。
父亲就是被耕马那四个粗壮如牛的儿子打瘸了腿的。起因是他们的爹蛮横无理地用锄头刨走了水源源头所有的水,我父亲看见了,先是他本人与耕马干了一架,差一点被耕马打伤,所幸我大哥闻讯赶到,把耕马揍得鼻青脸肿……后来,耕马的儿子们赶来了,他们打倒了我父亲,然后把我大哥的头按在稻田里,让他去啃田里的泥。他们对大哥又踩又踢,大哥呼吸不了,动弹不得,就像一只垂死的鸭子拍打着翅膀……父亲爬起来,要去救大哥,那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就对着父亲打……
这件事经村干部多次调解,耕马家虽然赔了医药费,但是父亲的腿一直没有痊愈,一脸颓相的他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像一只孤单的山羊。等他强打精神再次回到陇上,属于我家的水稻基本死光了。死了水稻的梯田远远望去,像一条巨蟒蜕下的糙皮丢弃在群山里。当然,其他两家的灾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山涧里的水枯竭了,它只在夜里会渗出来一些。以至于那年到了一季稻的收割季节,三户人家都没有使用打谷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光把稻穗挑选着割了,放在搓衣板上搓一搓,用几只蛇皮袋就把稻谷全背回家了。结果表明,我们的努力和祈盼是徒劳的,我们的争斗与结怨显得可笑。但是谁不是这样活着?
父亲又想起劳动坞的庄稼来了。自从他用毛竹引了最后的山泉水滴漏到最后一小片绿地,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到劳动坞去劳作。
一天,父亲派我上劳动坞去看看。
父亲说:“如果从茶叶山上望过去,只看到黄黄的颜色,你就掉头回家。”
我确实看到黄黄的一片,但是我也看到了绿色。
万万没有料到,在劳动坞,竟然还有一部分庄稼活着——
那是在以泉水为横截线的一长溜“绿洲”,父亲发明的在毛竹上打眼,让水流经竹管时一滴滴渗漏到植物根部的办法起作用了。我看到那一长溜幸存下来的庄稼格外的茁壮,就像在贫苦中长大的孩子格外的坚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办法在现代农业上叫“滴灌”,但我父亲完全是自己发明的。他拯救了劳动坞,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灵魂。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干旱最严重的日子,劳动坞的这眼神秘之泉没有枯竭断流,它也始终在坚守着什么。
当我回家把我看到的景象告诉父亲,他的嘴唇哆嗦了:“天不灭我,天不灭得令啊!”
父亲一下子激动起来,连连咳嗽,眼中有泪。
第二天父亲拄着拐棍去劳动坞,回来声音高了八度,他算了一下,如果把溪边畈田里的晚稻(那些畈田尽管年年遭洪水侵袭,但还没有全部塌掉)和劳动坞幸存下来的庄稼都收回来,至少能熬到春节后。如果我们在秋后的稻田里及时种上冬季作物呢,等到来年春天就可以接上吃的。不过眼下,我们必须去劳动坞消灭老鼠、驱赶野兽。
父亲说:“洪灾鸡灾,旱灾虫灾。”意思是,伴随洪灾而来的是鸡瘟、鸭瘟、猪瘟,疟疾;伴随旱灾而来的是蝗虫、鸟雀、老鼠、野兽对庄稼的危害。
此时秋天已经临近,或者已经来临。被早灾折磨的人们已经忘记雨滴落在额头上的滋味,当雨落下来,第一滴雨落在额头上的那一凉,让不少人吃了一惊,那感觉就像冷不防被蛇信子舔了一下,但是顺手一抹,抬头看看,就发现更多的雨正急速地向大地靠近。人们欢呼着,把两只手举到额头上方遮挡,前脚跑进屋里,后脚就被雨打湿了。
整个村子的人都听见了龟裂的土地发出久旱逢甘霖的呻吟,听见雨打在瓦片上持续的声响,就像有千军万马从屋顶嗒嗒嗒奔过。
“啊——”
“好啊!”
黄干黑瘦的人们,终于被一场雨唤醒了微笑,紧绷的神经暂时松弛下来。
不日,父亲决定重整旗鼓,带领大哥二哥重回劳动坞。他们修缮了窝棚,挑去了化肥,抓紧时间给那些幸存的作物培土、追肥。九死一生的庄稼们,就像在饥饿与疾苦中长大的人类,一旦得到一丁点照顾就一副感恩戴德的架势,没命地汲取着养分,试图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尤其那一片得以重生的番薯,根部在几天之内就像被蜂蜇了的脸庞一样鼓了起来,把培上去的土都拱开了。
父亲说:“现在地里一天长的,顶平时十天。家里的两个谷仓已经见底,我们必须保住这些庄稼啊,在收获之前,不能让野兽给糟蹋了。”
那年月,村里很多人在山上开过荒,种过庄稼,却只有父亲成功了。这是父亲的土地啊!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不用担心被洪水冲走,事实证明干旱也拿它们没办法。我们三兄弟又有些佩服起父亲来了,就像当初父亲在溪滩上建成了围坝那样,心中激荡着小小的崇拜和即将收获的喜悦。但是,父亲本人对这一次上山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一脸严肃地叮咛,不要对外宣扬我们家在山上种出了粮食,更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老天爷是会捉弄人的。你越想好,可能活得越差。”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谁知道!”
父亲一边守在山上保护着现有的庄稼,一边在那些死掉了庄稼的地里播种冬季作物。播下的主要有冬小麦、荞麦、油菜、萝卜、胡萝卜、大白菜,其中一部分种子是托人从供销社买的。父亲播得很仔细,播完种子又盖了土。他怕种子被鸟雀吃掉了。
的确,父亲最早发现糟蹋粮食的是鸟雀。它们包括家雀、山雀、金翅雀、黄莺、乌鸫、暗绿绣眼、白腰文鸟等等,其中山雀是最频繁光顾的。有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一团叽叽喳喳的云块,落下来的是几十只山雀,它们跳跃在庄稼枝叶间啄食果实。被驱赶后,往往在竹林上空盘旋一圈又重新落下来。父亲一次次瘸着腿奔跑,嘴里发出两兵交战时那样的呼喊,山雀并不惧怕。可能它们认为这里也是它们的领地吧。
父亲在庄稼地里立了几个稻草人,稻草人身上穿着人的衣服。鸟雀被吓唬住两天,之后就停在稻草人头上拉屎。父亲气得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个弹弓,叫我们打它们。我们开心极了,没想到拿弹弓打鸟也成了光荣的任务。我们就像电影里的狙击手那样,头戴绿藤编织的草帽躲在隐蔽的植被里,当猎物出现,弹弓瞄准,拉开,放手,小石子像箭一样射出去,心就提着,跟着在空中飞,飞,飞。突然,一只鸟雀被石子击中了,它悲惨叫唤的时候,我们高兴得从隐蔽处跑了出来,鸟雀们就全部飞走了。
我们打落鸟雀最多的一次是五只。其中一只受轻伤的被父亲用绳子缚住,挂在树上吓唬那些刚飞走的。等到晚上,我们点起篝火,烤鸟和老鼠吃。鸟的味道并不好,因为个子太小了,羽毛成灰后就剩下一小撮细脆的骨头。而老鼠却肥硕得很,在火上皮肉开裂吱吱地冒出油来。老鼠是父亲抓住的。父亲说,山上的老鼠不吃脏东西,是干净的。的确,我们这里管山上的老鼠叫山鼠,都抓来吃的。其中有一种“竹鼠”因吃竹子而得名,据说体大肉多味道鲜美。可惜我平时要上学不能每天待在山上,等我再次上山,二哥告诉我,他们刚刚吃过竹鼠了。还说捉竹鼠时,竹鼠露出锋利粗大的门齿,发出咯咯的磨牙声示威。
二哥说:“山上还有野兔呢!那边草丛里拉着很多兔子屎。它们也偷吃我们家的庄稼呢。什么时候我们去抓野兔来吃吧。”
我越来越向往住在山上了。住在山上可以打鸟雀、捉山鼠、逮野兔、采蘑菇、烤玉米、煨番薯……山上的生活完全不是挑水抗旱时期的情形了。山上的生活丰富、自在又有趣。
山上的清晨,树林里到处是鸟的鸣叫,“几维,几维”“啁啁啾”“滴溜儿”“滴哩哩”……一粒粒、一串串、一钩钩的鸟鸣,透着细瓷的质感,我宁愿相信那些叫声好听的鸟是不偷吃庄稼的,就算偷吃庄稼也是用悦耳的音符与我们交换而已。
山上的中午,最适宜躺在树荫下睡觉,那时天气已经凉爽,阳光折射在身上薄薄一层,很舒坦。而夜晚,群山幽静得如同世界上只剩了我们几个,我们坐在月光下看星星,星星布满幽蓝的夜空,偶尔还会看到离我们很近的星星倏忽之间划向山的另一边。父亲说,天上流星划过是地上有一个人死了。
半夜里,我们困了,蜷缩在窝棚内的干稻草堆上睡觉,在父亲鼾声起伏的间隙里,我听到近处传来风吹竹梢的瑟瑟声、泉水流淌的淙淙声、昆虫叽叽啾啾的私语,我的耳朵支棱着,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呜嗷”“呜嗷”声,那是饥饿的野兽在叫唤。那么“哈——哈——呶——呶——”的声音会是谁叫的?我猜是猫头鹰。听着这恐怖之音,我联想起了鬼魂。
我想起外公死的时候,也是躺在这样一堆干稻草上。不同的是,那是一个雨天——雨天天上也会划过流星吗?我的脑海里闪过外公的佝偻身影,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
我们太想拥有满仓的粮食了。
我们守护着即将收获的庄稼,心生喜悦却又越发担心。一定是劳动坞业已成熟的庄稼散发出了魅惑野兽的气息,在鸟雀们还没有停止骚扰的时候,它们开始向劳动坞进军。
我们知道,在父亲开垦的土地周围,山鼠、松鼠、黄鼠狼、野兔、刺猬、穿山甲之类的小动物是一直存在的。父亲为了消灭它们,在庄稼地边缘地带布设过多种铁夹子。其间铁夹子多次逮住山鼠,野兔却只有一次。父亲并不特别担心这些小动物会毁掉山上的粮食——父亲说,刺猬、穿山甲、黄鼠狼、松鼠之类,数量有限,只要我们住在山上就形不成灾害,更何况穿山甲喜欢吃蚂蚁,对庄稼几乎无害。至于野兔,它喜欢吃绿叶,现在玉米大豆之类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它们饱餐的绿叶了,番薯叶就算吃掉也不可惜,因为番薯埋在地下。
不过,随着冬季作物的发芽,野兔的危害逐渐突显出来。父亲花了很多心思对付野兔。他在自认为野兔必经的路径上一次次挖洞,如脸盆大小的洞,下面埋下复杂的机关,上面铺满落叶。他用棍子往落叶上一点,啪的一声,棍子就被一根突然弹起的绳子拽住,吓人地悬在半空。可是野兔一次也没有被绳套套住过。父亲就琢磨起野兔的步幅,在绳套前方制造障碍,使得野兔迈过障碍时前肢刚好落在铺着沙子的落叶上。可是也不知是野兔识破了父亲的诡计,还是父亲总是选错了路径,那些绳套最终逮住的还是山鼠。以至于我们开始吃腻山鼠了,见到父亲提着吱吱叫的山鼠从山梁上下来,就想到了那种膻膻的鼠肉味。
大哥为了不吃鼠肉,说:“吃多了鼠肉,身上也会长出鼠毛来的。”
二哥说:“我怕长出老鼠尾巴来。”
父亲说:“那你们说说,有什么办法逮住野兔吗?”
大哥说:“那还不简单?用农药毒死它们呗!”
父亲派大哥回家取来了敌敌畏,特意割了一些番薯藤泡过药水放在野兔出没的地方,结果天明后发现它们没有吃番薯藤,冬季作物的幼苗却吃了一大片,父亲破口大骂野兔已经成精,此后他不得不夜里起来两次,在星光闪耀的夜空下巡视他的土地。于是有一次,他看见了一只麂,它在偷吃庄稼!父亲兴奋得屏住了呼吸。
“要是把它逮住了,能顶二百斤稻米!”
父亲回窝棚取了一把锄头,还把我们叫了起来。
“都给我蹑手蹑脚地,拿好棍子,看见那对蓝莹莹的眼睛了吗……不要发出声音!”
我们就像做贼,确实是那样一种感觉。我们猫着身子,向父亲指明的方位靠近。可是麂在哪儿呢,我一直没有看清,但是我很想逮住它。突然,父亲叫起来了:“快!快啊!”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父亲就带领我们往山梁上追,等我们追至山梁,父亲说的麂已经闯入竹林隔壁繁密的树林,父亲一个人在黑黝黝的林子里追了十多分钟,最后窸窸窣窣地回来了。
“他妈的,损失了二百斤稻米!”
其实,我们的损失不在于麂的逃跑,而在于我们把好端端的冬季作物幼苗踩坏了不少,这是第二天早上发现的。不过想起昨夜里追赶麂的情景,父亲依然兴奋不已。在父亲的描述中,他差一点刨中那只麂了,要不是他被一根藤蔓绊了一脚。
“麂没有尾巴,起码有五十斤,它太善于跳跃了。应该是一只黑麂,长着短角,它一定饿坏了,不然不会在夜里出来行动的。”父亲这一天都处于莫名的兴奋中。
这天起,我们白天留一个人驱赶鸟雀,剩下的人在窝棚里睡觉。到了晚上,睡醒觉的人值班。父亲说,现在别人家的粮食要么晒死了,要么收回家去了,饥肠辘辘的野兽们都要来劳动坞偷吃庄稼了——尽管这一现象是不值得高兴的,但是听父亲的口吻却像是充满期待似的。我每次周末放学去山上,二哥都要向我讲述他们在夜里发现及追捕野兽的情形。正如父亲所料,野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除了野兔、麂,还有獴、果子狸、猪獾、豪猪、野猪……
二哥说:“你知道吗?猪獾不像猪,像狗,它还会咬人呢!只有咬人时,吼声像猪。”
二哥又说:“豪猪也不像猪,像刺猬,它身上披着钢针一样的刺,那些刺会发出沙沙沙的响声。”
我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它们为什么都不出现?”
二哥说:“你不在夜里值班,当然看不见。这些可恶的家伙!它们都要到后半夜出现。”
我说:“可是,你们一只都没有逮到过。”
二哥说:“嘁!你以为野兽好逮啊!就算被你发现,你去追总也追不上。它们都是夜行动物,眼睛能看清黑,只几秒钟就逃进树林了。”
说着,二哥要带我去看野兽们留在庄稼地里的蹄印,还向我炫耀捡到的豪猪毛。我简直不敢相信,豪猪毛真的像钢针一样的,比筷子还长。我心想,要是被它扎中可就死定了!
就像所有传奇故事一样,最厉害的角色总是在最后时刻出来制造麻烦。当然,我所讲的“传奇”只是针对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很显然,父亲也是传奇的一部分。在经历一次次追捕失败以及熬夜的辛苦之后,父亲决定放弃逮住野兽去卖钱的想法——尽管他布设的铁夹子和绳套也曾逮住过小动物,但是布设过程耗费时间太多——于是,父亲一心一意地琢磨起驱赶野兽的方法来。父亲说:“我们不能全陪在山上,家里还有很多事等着去做呢。”
父亲重新做了稻草人。这一回,他把稻草人挂在了高高的树枝上,又在它的手臂上挂了铃铛,风一吹,那个妖怪似的稻草人就会摇摆起来,当当当当,就像是它摇响了手中的铃铛。父亲认为这还不够,又在稻草人身上扎了几面蛇皮袋做成的旗,这一下,悬空的稻草人就像插上翅膀那般飞起来了。飞起来的稻草人果真吓住了白天的鸟雀和夜间的野兽。父亲如法炮制,又在其他树下挂了三个会飞的稻草人。
但是很快地,鸟雀和野兽试探出稻草人是没有灵魂的,它们只是随风飘荡而已。父亲想了半天,给稻草人戴上了骇人的面具,那些面具是用印着人像的旧报纸做的,有鼻子有眼儿——不管用,他又在稻草人身上拉了绳子,绳子相互连接,上面挂满锡纸,终端拉到窝棚里,于是当我们急迫而用力地拉动绳子的时候,空中的稻草人立即变成了随叫随到的金刚四拿,尤其在夜间,这一招很管用,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害怕。
父亲又相继制作了“不灭又省木柴的火堆”“自动哐当哐当敲击的竹筒”“尼龙线大迷阵”之类的发明。其中“自动敲击的竹筒”的原理,就是当泉水灌满了竹筒的这一头,它因失重就会哐当一声砸下去,然后引起一连串机械的反应。而“尼龙线大迷阵”的原理看似简单,效果却出乎意料,它利用了尼龙丝的透明和动物的恐惧心理。在夜间,哪怕是夜行动物,当它要去吃一棵庄稼的时候,在腿间或者嘴唇上突然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它也会感到一惊,就会停下来看,这一看就会发现月光下有神秘之物闪闪发亮,一圈又一圈地环绕在庄稼地周围,它猜不准其中的凶险,就再不敢往深处走去。
总之,父亲就是利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挡住了野兽们的脚步。它们往往在山梁上留下一串串踟蹰的脚印,而不敢越雷池半步。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可以舒一口气了。况且山下的农活越积越多了,父亲白天要下山帮母亲干活,晚上才能上山去。可是,就在我们以为劳动坞上的庄稼就等着我们去收获的时候,野猪出现了。
据父亲讲,野猪之前也出现过一两次,他是从众多的动物蹄印里分辨出来的,他以为它只是路过,从此走远,没想到还在。而且它带了一群幼仔来。这是父亲最担忧的事情。它可能带着一家子在劳动坞附近安营扎寨了。
父亲一面策划对付野猪的方法,一面带领我们先把大豆连秆砍了,捆成几捆,挑回家去。接下来又带领我们摘了玉米,把玉米棒从层层包裹的苞衣里掰出来,拿蛇皮袋装了几麻袋。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诸如高粱、粟、芝麻、绿豆之类碍手碍脚的庄稼,也都准备先收了。
父亲说:“野猪在山梁上观察几天了,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把番薯和毛芋也挖了。尽管它们还能长,正是补秋膘的时候哩。”
只是这一系列抢收需要一个过程。偏偏天又下起了雨,我们把一些没来得及挑回去又怕淋雨会捂出芽来的庄稼塞进窝棚,结果里面连一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天黑了,父亲让我们回家去,他说一个人守在山上就行了。第二天,我们发现野猪倒是没有敢从山梁上下来偷吃,父亲冻了一夜却是病了。而雨还在下。
大哥说:“爸,你回家去吧,我和庆子待在山上吧!”
父亲说:“我没事,这是老毛病了,我一咳嗽,还能起吓唬的作用呢!”
在劳动坞,幸存下来的庄稼里面,数番薯最多了,其次是毛芋。我们在雨天割掉了番薯藤,砍掉了毛芋梗,就等天晴后开挖。当然,在“我们”当中并不包括我,因为我非常讨厌在泥泞的地里干活,而且越踩越黏糊了,所以我在那天中午就偷偷地溜回家了。
第二天,我去上了学。据二哥回来说,野猪在我回家那天晚上就行动了——“他娘的,那是一群野猪啊!先是两头大猪下来的,紧接着一群小猪跟随,直往番薯地里奔,什么稻草人、铃铛、尼龙线,狗屁,它们一点都不怕。它们看我们收走了最后的庄稼,一定也急了吧!它们肯定豁出去啦!我听到山梁上传来咻咻哼哼的声音,还有一对对晃动的眼。我害怕得喊起来,野猪来了,野猪来了……”
二哥花了很多时间强调野猪的到来,他是第一个发现的;又花很多口舌描述野猪的样貌,他滔滔不绝;我被他的讲述吸引的同时,始终没有搞明白,我们家的番薯被野猪糟蹋没有。
父亲是瘸着腿回家的,就像一个从敌营里逃回来的败将。自从他的腿被耕马的四个儿子打坏后,他瘸过好长一阵子,后来渐渐康复了。所以那天看到他又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惨状,母亲的脸唰一下难看了。
“这一回没人跟你打架吧?”
“没、没有。”
“那你的腿怎么回事!”
父亲简直要哭起来了:“我只是打了一个盹,它们,它们就把……整个地都拱了!”
母亲凶了父亲一句什么,就别过脸去,我看见她的眼圈红了。
父亲说,他和山子轮流值夜,轮到他的时候是夜里三点,也不知怎么搞的,在黎明时分他打了一个盹,等他被咻咻哼哼的声音吵醒,就发现野猪已经把番薯地拱了一个底朝天。他忘子拿锄头就冲过去赶,有一头长獠牙的,显然是一头公猪,在他拿石头砸小猪仔的时候冲过来,给了他一下,他忍着痛拿起石头砸大公猪,大公猪就扑上来了……
母亲打断父亲的讲述,问山子呢,山子受伤了吗?父亲说没有,幸亏山子醒过来,哇哇大叫着,从窝棚拿来了手电、锄头和砍刀一起对付,野猪一看情况不妙,就全走了。
说着,父亲咳嗽着瘸着腿找赤脚医生去了。
中午,天大晴了,我们全家上了山。
可是,面对一片被野猪拱翻过的土地,我们就像面对一片地震后的废墟,有些无从下手。众所周知,挖番薯最怕的是把番薯挖破了,挖破的番薯很难储存。所以,挖的时候需要确知番薯的大致位置。而现在,我们很难在杂乱无序的烂泥里找到番薯,工作进展缓慢不说,也容易把番薯挖破或者遗漏。父亲一边挖,一边咬牙切齿:“它们是故意的,故意的!它们不仅仅为了吃,还为了霸占!”
那一天,我们没能把番薯挖完,挖出来的番薯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破损,不仅仅来自锄头,也来自野猪的嘴。看着破铜烂铁般的一堆,父亲的脸都青了。他跟随我们下山(因腿伤,他挑不了担子),去螳螂的经销店里买了一捆“二踢脚”,就又上山去了。夜里,我一直留意着从劳动坞的方向传来“二踢脚”的双响,并且想象野猪因此吓得仓皇逃窜。也不知是距离过于遥远,还是我听力不好,始终没有听到。
从劳动坞陆续传消息下来的,是大哥二哥,他们每天都会挑一些“破铜烂铁”回来。并且告诉母亲,野猪照样还来,在地里乱拱。
母亲问:“死棺材就没有放二踢脚吗?”
他们说:“没有。”
母亲说:“死棺材想养野猪成精啊!”
大哥二哥相互看看,也不说话,吃过饭又上山了。
我感觉这其中一定有鬼,但是猜不透。逢到不上学的日子,我连奔带跑地上了山。这才知道父亲他们在挖洞,不是用来设置绳套的小洞,而是一个很大的洞,足以跳进去四个人的洞。而且,这洞的容积还在继续扩大着。
父亲在洞里对我说:“我们要挖一个洞,很深的洞,洞的上面,铺满落叶和沙子。”父亲的声音从洞里过一会儿才飘上来。
我说:“爸,你是不是要用一根很粗很粗的绳子,做一个很大很大的绳套?”
父亲笑了,说:“就算我能把一根毛竹压弯,让它把大绳套弹上去,也没有那么粗的野兽脚踩进来啊!”我说:“那我们挖它做什么?”父亲又想笑起来,但是被一阵咳嗽打断了,咳嗽止息后,他让我跳进洞里去。在洞里,他严肃地说:“等我们挖好了这个洞,我们就能逮到野猪了。如果我们能逮到野猪,就能逮到别的动物,那么今年的损失就回本了。”
父亲歇了口气,又说:“阿囡你知道吗?我们挖这个洞不仅仅捕野猪逮野兽这么简单哩。等到明年,如果天还大旱,你就会知道这个洞还有更大用途哩!”父亲以为我肯定会追着问为什么,但是我还没有搞懂父亲将怎么利用这个洞来逮野猪呢,我想野猪那么精,它就那么愿意往洞里跳?在我发愣之际,等不及的父亲只好说——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山上预先挖好引水沟,等天一下雨啊,我们还能利用这个洞收集雨水呢。所以这个洞挖得越大越好,越深越好。等你们再大一些,如果能够学习愚公的精神,能在这山梁上挖出一个小水库来才好呢!那样子,再干旱的年份,我们家也不怕老天会晒死庄稼,劳动坞就会年年丰收啦……”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充满憧憬的孩子,两眼放光。我想父亲一定太想过上传说中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了,所以他才会在守护庄稼的日子里生发出那么多美好的幻想吧,以至于他总是被这些幻想激励着。
父亲他们挖洞挖了好多天。为了不让夜里出现的野兽看出这里有一个新挖的洞,负责在地面上拉土的两个哥哥还要把新土挑到庄稼地的腹地倒掉。他们在挖洞的那些天,忙碌的母亲没有上山,但是跟我说她做了一个不好的梦,梦见父亲掉进一个陷阱,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陷阱很深很深,父亲在里面挖啊爬啊,然后她在父亲的哭号中大汗淋漓地醒来。
我猜想父亲一定被塌方的洞壁埋在洞里了,我没有去上学一路忐忑地跑到劳动坞,却见父亲他们几个正在洞上面铺设竹枝与落叶,父亲笑嘻嘻的,告诉我,晚上他们将先让野猪下到番薯地(故意的)——它们下来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踩进洞去的,但是当我们突然对它们进行围捕的时候,它们就会在慌不择路中掉进去。“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上山路。这个洞就在路中央。到时候,我们在左右两个方向放‘二踢脚’,它们肯定会吓得直往中央跑。”说着说着,父亲突然想起这天是我上学的日子,骂了我一通,命令我下山去。我只好下山了。
我想梦是反的。梦里掉进陷阱的是父亲,现实里有可能是野猪。我始终没有跟母亲说出父亲他们在山上挖洞的秘密。如果母亲知道了,一定会上山去阻止的。我心里还是希望父亲能抓到野猪、豪猪、猪獾,或者黑麂。我又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那天夜里,我的两只耳朵支棱着,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在黑暗里飞,飞,飞。我飞越村庄上空,飞过小溪、畈田与丘陵,飞过茶叶山,突然砰的一声响过,又响了一声啪,我分不清自己是在梦里跌醒了,还是真听到了“二踢脚”的回响。我想等到天明,大哥二哥就会抬着一头野猪或者豪猪或者黑麂回家了,就算大的能跳过去,小的肯定会掉进去。
我等了一天,两天,失望之余又怀疑起他们逮到了一只小野猪,他们自己吃掉了!
逢到周末我上了山。我说我也要参与围捕。可是二哥告诉我,自从野猪们被“二踢脚”吓破了胆,就再也不敢下来了。我问,你们费了那么大功夫,就没有逮到过哪怕一只小野猪吗?二哥说,世界上简直没有比野猪更机智的生灵了,第一次围捕,是有一头野猪掉进去了,但是等他们搬石头往里砸的时候,它又蹿上来了。我不敢相信,从那么深的洞里还能蹿上来?二哥说,它在洞壁上来回跳,几下子就跳上来了。
此刻,父亲正在日渐荒凉的山上补种冬季作物。
秋天已快走到尽头了,附近山上的落叶树这里一棵那里一棵,红艳艳的,很扎眼。
风依旧是从山梁上吹来,已经有些冷飕飕的感觉。
父亲看到我,停下手中的活,淡淡地说:“家里还好吗?待会儿,你们都一块下山去吧。家里事情多,现在就我一个在山上就可以了。都下去吧!”
父亲有些憔悴,老毛病又犯了。好在咳嗽几声,没有哮喘。
此后好长时间我没有上山。既然庄稼已经收回来了,父亲挖那么深的洞又逮不到野猪、黑麂什么的,天又越来越冷,为什么还要上山呢?
母亲显然也知道父亲在山上挖洞的事情了。母亲埋怨说,父亲是偷懒,贱骨头,躲在山上可以不管家里的事呢。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季节,多亏了从劳动坞上收回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粮食。尽管有的粗粮吃起来味道并不好,或者会吃到沙子。
后来,我们在家里烧着父亲背回来的树根取暖,火上烤着一个红薯、玉米棒之类,竟渐渐忘记了父亲的存在似的。直到冬至那一天,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要给祖宗上坟,家里还没有钱买肉做祭品呢,母亲正发愁的时候,父亲回来了。
父亲是挑着一挑子已经长成的萝卜和胡萝卜回来的。父亲挑得很累,也一定走了很长时间,放下挑子就坐在门槛上大口喘息。母亲本来要奚落他几句的,看到他一副蓬头垢面像要咽了气似的样子,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父亲含含糊糊着:“野猪又回来了……还有,别的……这一回放鞭炮也不怕;我怕刚长好的作物又被糟蹋了,所以……”
母亲一听又是野猪呀、庄稼呀,忍不住生气道:“在劳动坞,那里有仙女迷住你了吧!你挖那么大的洞,就不会逮住一只野猪再回家啊,我还以为你送野猪肉回来了呢!家里那么多的事,你就不知道问一问!”
父亲低声说:“嗯,嗯,我有带来的,是一只兔子。”
那一年冬至,我家就用一只剥了皮的野兔上坟祭了祖。野兔的两颗大门牙龇着,真难看。也不知道祖宗们会不会喜欢。
等我们从坟上回来,父亲竟然还在家门口坐着,也就是说,按照惯例他早该上山了。当然,我不该这样说。更何况,母亲还想留他在家里呢。
原来,父亲是想让我跟他去坞头村舅舅家。舅舅家有一把猎枪,这是都知道的,之前我们还向父亲提起过,但是父亲没有吱声。因为自从外公死在他这个“姐夫”手上后,舅舅就与他翻脸了。他也觉得自己无脸再去坞头村了。他一定在内心里斗争很久。我知道他叫上我,是想利用我去跟舅舅说借枪的事,他躲在村口等我也说不定。但是母亲不让我去,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去。父亲只好一个人上路了。
没有人知道父亲经历怎样的窘迫进了村,又怎么与舅舅一家见了面,他说了什么。总之下午父亲回来的时候,肩上背着一只蛇皮袋,蛇皮袋里包着枪。枪沉甸甸的,枪托像一只火腿,掏出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二踢脚”爆炸时才有的味儿。
母亲说:“这一回你不打死野猪,不要回来!”母亲说的显然是气话,因为她无法容忍自己的男人总是待在山上,家里的事找不到人商量不说,村里人也开始议论了,说你的男人是不是被你赶出家门,夫妻关系不好。或者半夜里听到父亲在山上放炮仗,很多人以为被雷打醒了,人们说:“这得令,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父亲并不在乎村里人怎么说,即便他们说什么,他也没办法,问题就在于,他也觉得对不起母亲,同时让三个孩子跟着受累。他其实很想放弃这片远离村庄的土地也说不定——不,不,这只是我的猜测。从父亲背着枪上山时的毅然决然,相信他从未想过放弃。父亲看上去蔫蔫巴巴的,却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硬汉呢。他要捍卫这片土地,让它长出庄稼来。
他会打死入侵的野猪吗?我们还能收获粮食吗?
我祈盼父亲能够打赢这一仗。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忽而明亮忽而黯淡在黄昏临近的光里。父亲走向了上山的路,太阳正在下山,这是白天与黑夜的过渡,父亲的背影模糊之时,太阳也落下去了。但是天还亮的,红彤彤的霞光映照下还能看清东西。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也要上山去,我要帮助父亲,哪怕什么忙都帮不上,也要给父亲做个伴。父亲多孤单啊!
我于是往山的方向跑。
我跑了几步,发现二哥也跟来了。
二哥喊我等等他,然后说:“这次死定了!谁也逃不掉啦!”
我说:“真的能打中吗?”
二哥说:“当然。”
二哥总是喜欢和我在一起,而不喜欢和大哥在一起,因为我总是相信他。二哥说:“如果咱爸想睡觉,那就咱俩来守夜吧,我知道埋伏在哪儿能看见野猪,野猪却看不见咱。野猪下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动它们啊,要挑一头个头最大的来瞄准,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我心想,到时候还能轮到我来瞄准吗?看二哥那一副兴奋劲儿,就知道他只想让我给他壮胆。不过一路上,我忍不住想象起我将如何拿枪、上膛,如何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我在电影里看过。
或许,我们真的已经适应了眼前的暗,到了劳动坞下的茶叶山,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们还能看清山上的东西,所以走得很快,马上就到了属于我们家的地界上。这时,只见有什么野兽正在往山梁上跑去,仔细一看是父亲跑起来了,他跑了一段,就站下来察看,随即我们就到他的跟前了。父亲一拍大腿,大声唉、哎呀两声,丢下我们继续往山梁上跑。
我低头看看脚下,才发现庄稼被野兽吃掉了!冬小麦、油菜、大白菜,没有了叶子,只留下一个又一个茬。一定有野兽来过了!我们跟着父亲往山梁上追。山梁上有什么活物正往树林里蹿。我们再往上跑了一段,就听见有野兽的嚎叫从什么地方传出来。
“嗷呜……”
“嗷呜——”
可怕的声音在洞里回荡。这一回终于有野兽掉进去了!那不会是一只狗熊吧!我和二哥本能地抱起石头,追到父亲挖的那个洞附近,要往洞里砸。可是,就在我们赶到的时候,枪响了。可能这一切应激反应,都鉴于上一次有野猪掉进洞去、就在父亲他们往洞里砸石头的时候蹿上来逃掉了,所以这一回,父亲直接往洞里开枪了。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一股火药的味儿,确实跟“二踢脚”爆炸后的气味相像。
但是,就在我们想看清洞里的野兽时,我听见洞下有不同于野兽的呻吟传出来,然后再听,那个声音就像人咽气时那样哼了几哼,再也不响了。父亲差二哥去窝棚里拿手电。等待的过程,我看见父亲大口地喘息,拿枪的手在颤抖,两条腿直打晃,他吓得站不住了。
掉进洞里的是村里的哑巴。那天他在离劳动坞不远的山上放牛,山上的草大多枯了,牛东跑西跑,不知怎么就跑到劳动坞来了。哑巴大概找牛找到了山梁上,一不小心就掉进父亲布设的陷阱里了。哑巴不会说话,在洞里只会嗷呜嗷呜地叫……
父亲拿手电照清被他误杀的人是哑巴,他的手渐渐不抖了。我们知道,哑巴是一个孤儿,平时村里人都欺负他。当然哑巴也不是一个善茬,他经常暗地里报复欺负他的人,比如用竹枝抽断别人家的油菜花,拿石头砸破别人家的粪缸。但是不论怎么说,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就是地球上又一个生命终结了,天上会不会有流星划过?我没有朝天上看,我看到的是父亲跳进洞里以后,瘫在了哑巴的尸体旁,哑巴的身上在流血……
二哥和我在洞上面等着父亲把绳索捆扎在哑巴的身上,我们好齐心把哑巴拉到洞上来,如果他还有一口气,二哥还能背着他去抢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可是父亲的两只手又抖起来了,他怎么都不能把哑巴的身子抬高,将绳子从哑巴身下穿过去,他努力几次就重新瘫在了地上。“快去叫村里人来抬吧!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父亲的哀告从洞里传上来,“要是他死了,我会去坐牢……”
听到“坐牢”,我和二哥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跑,到了茶叶山的斜坡上,正应了那句“上山容易下山难”,我无论如何都走不了了。
二哥丢下我,一个人下山了。
冬天的夜晚,山上寂静得可怕,就连蛐蛐都销声匿迹了。我蹲在下山的路上,膝盖簌簌地响。幽蓝的天幕上有几颗星星,一棵松树上掠过一只蝙蝠的黑影。有一只猫头鹰叫起来:“唔——唔——呃——啊——”这黑暗里的不祥之音,隐约让我嗅到死亡的气息。“爸,爸,不要丢下我们啊!”我感觉时间那么漫长,当山下出现几束手电的光亮,我擦去了眼泪。
大人们七手八脚,把哑巴和父亲都弄到地面上来了。
平时很多人没有来过开垦以后的劳动坞,一见之下大为震惊。
他们背着我父亲下山的时候,都表现出了钦佩。
“得令!你他妈的不声不响搞出这么大一片庄稼地,你想当地主啊!”
“要是山上没有野兽来闹灾,还真能种出很多粮食哩!”有人附和着。
父亲一点都没有放松下来,问哑巴死了吗?上山来救急的人似乎都不太在乎哑巴的生与死,他们已经把哑巴捆绑在一副担架上当死人抬了。
抬担架的磨刀六说:“好像死了吧!一直都没有动一下!”
背父亲下山的兴国说:“哑巴早一个月就断粮了,来山上是来偷胡萝卜吃的吧?”见父亲不回答,又说,“得令,你……你这是咋啦,不会吓得尿了吧?”
众人都笑了起来。
等到下了山,父亲照样站不起来,刚开始大伙都以为他的腿被箍了一路,麻了。可能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哑巴呢,下了山就放在了我家门口一块拆下来的门板上——之所以没有连夜抬去乡卫生院救治,是因为金塘河下游建有一座大型水库,晚上谁也出不了山。就算出了山,也难保半夜能找到医生。
母亲呜呜地重复着她反对父亲上山开荒,早上她还反对父亲去借枪……“现在,死棺材把人给打死了,这可怎么办?死棺材要是被抓去坐牢,家里谁来管啊?”母亲的哀怨、痛苦、无助和对未来的恐惧,加重了黑夜的窒息感。
到了午夜时分,家里就剩下我们自己,连赤脚医生也回去了。赤脚医生说,哑巴的身体还没有硬,还软的,他失血过多,可能缓一缓就会醒过来……
当然,哑巴已经被人抬进屋来了。
我感到很害怕。害怕父亲被抓,害怕哑巴死掉。人如果死了不就变成了鬼?我害怕和鬼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连看都不敢朝哑巴那边看。但是不看,脑海里照样显现出哑巴死人的模样。那是一个恐惧、绝望的夜晚。
直到凌晨三点,哑巴从门板上醒来。
哑巴一醒来,就发出可怕的嗷呜嗷呜声,接着又昏迷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有村里人来家里帮忙抬哑巴去救治,惊吓过度的父亲依然白汗淋漓,两腿打晃。他强撑着自己,去村里向稍微富裕的人家借钱……他刚回到家,那些急着抬哑巴去赶船的人,接过父亲手中的钱就抬担架走了。他们抬走后,父亲倒在了床上,气管炎和哮喘病趁机发作了,他一刻不停地咳嗽……
哑巴在山乡卫生院救治一天,最终又转到汤溪镇医院去,父亲借的钱很快花光了。母亲一大早搭乘拖拉机回到山乡,又赶中午的柴油机船回到村里,哭着说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医院等着她拿钱去。可是我家哪里还能借到钱?母亲哭着埋怨父亲误伤人命,如果哑巴死了,派出所的人就会来抓。父亲又一次走在了找人借钱的路上。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有多为难,他走几步就蹲下来咳嗽,如一只瘟鸡……最后,有人出主意:“天大地大不如人命大,救活哑巴也是救你自己啊。现在就剩一个法子了,就是把哑巴养的两头牛抓紧卖了,就当是你借了哑巴的钱拿去救哑巴的命了,等你日后挣了钱再慢慢还他。”
这样,哑巴的两头牛就被父亲牵到村街上。这两头牛一老一少,少的是一头几个月大的小牛,被村里一个人低价买走了(据说那人牵到邻县狠狠赚了一笔),剩下一头太老了,再便宜也没人耍,父亲不得不请磨刀六杀了它,肉价自然要比平日里便宜许多。所以牛杀死后,几乎全村人都来买牛肉吃了,最后还剩余牛头牛尾牛肝牛肺之类,父亲干脆送给那些帮助我们抬哑巴下山和去医院的人家作为回报,以至于只给自己家留了四个牛蹄子——那玩意,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咬的东西了,以至于我们兄弟仨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日子里龇牙咧嘴了很久很久。
哑巴得以活下来,还得感谢他养了两头牛。或者说,是那两头牛牺牲自己救活了它们的主人。只是躺在医院里的哑巴并不知情,他还担心他不在家的日子牛饿着肚子,反复跟母亲打手势。所以当他捂着刚刚拆线的伤口,坐着嘭嘭响的拖拉机和柴油机船辗转回到吴村,满怀歉疚地打开牛栏不见了他的牛时,他会如此愤怒与悲伤。
他是拿着一把菜刀来到我家的,那样子完全像一个准备拼死的疯子。他一边跟我们打手势,一边挥舞手中的刀,我们吓坏了,吓得跑到了楼梯上。此时父亲还卧病在床,听到我们的尖叫和哑巴的哇啦哇啦,他几乎从卧房的床上直接掉到地上又滚进了堂屋。哑巴一见我父亲,情绪更激动起来,他把菜刀狠狠地砍在一根柱子上,刀身一阵颤抖。父亲吓得跟哑巴打手势,哑巴哇啦得更厉害了,他一会儿左手,一会儿右手,一会儿两手并用,表情狰狞。
那天以后,哑巴就天天来我家要他的牛。
他总是张牙舞爪,逼迫父亲用他的语言方式与他交流。
父亲打手势哀求说,卖牛的钱会尽早还他的,现在困难实在拿不出。父亲说,你不是没有粮食吃吗,我愿意用粮食代替现金分批分量偿还你,五年还不完十年也要还完。哑巴打手势配以跺脚,说他受了伤还没有得到赔偿呢,赔他多少粮食都是应该的。现在,他要的是牛,头顶长两只角的动物。他还捂着心窝示意说,他从小没有亲人,头顶长角的动物就是他的亲人,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杀了!
我第一次看见哑巴哭了。
父亲打手势说你命在旦夕啊,为了救你的命那也是没有办法啊在当时。父亲就像表演哑剧的人那样,夸张地诉说杀牛的必要性。可是哑巴固执得很。父亲狠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赔给了哑巴,他希望哑巴能消停几天,容他想想办法。只是哑巴挑走粮食后,照样一到饭点就赖在我家吃饭。哑巴吃饭就像饿鬼,桌上好吃的都被他卷走不说,光他那副吧唧吧唧嘴的样子就让人受不了。更何况,我家里没有了粮食下一顿饭该怎么准备呢?我们自己家的人可以随便摘点绿叶子糊弄一下肚子,可哑巴不喜欢吃那种菜糊糊,而且会到处去宣扬。
有一次大哥实在不能忍受哑巴的挑剔和脏样,夺了哑巴的饭碗跟哑巴打了起来,哑巴毕竟年纪大了而大哥正当其年,几个回合之后哑巴顺势往地上一滚,哀号不已。山里人本来就爱看热闹,这下左邻右舍全跑了来,围了个水泄不通。隔壁的顺娣跟母亲说:“这个哑巴就是欺负你家得令老实。他以前被人那样子打,打得满地找牙也没见他敢去要什么赔偿。”母亲听了顺娣的话,命令父亲立刻把哑巴拖出去。可是在旁的人说:“不管别人怎么对待哑巴,都没有人把他的牛杀了。哑巴要的是还他的牛,他有什么错?”
哑巴的撒泼加上村里人的议论,使父亲进退维谷、不堪其羞。父亲突然走到哑巴躺着的地方,把哑巴扶了起来,就在哑巴要再次躺下去的片刻,只见父亲突然跪在哑巴跟前磕了一个响头,然后他强忍着什么,两只眼睛在瞬间红了,他用力地甩动两条胳膊,和哑巴打起了手势。那一通手势凌乱而决绝,把在场的人看得如坠云雾,但是哑巴好像看懂了。哑巴嘿嘿笑起来,笑得大伙心里冷森森的,他走的时候,向父亲竖起了大拇指。
哑巴走后,村里人也都走了。屋里安静得就像结束了一场梦。
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们叫到跟前去,有气无力道:“我把劳动坞的土地——让给哑巴种了!是爸没用啊……”说着,父亲呜呜地哭起来。
父亲说:“我原打算,在劳动坞盖两间瓦屋,可以住人,也可以堆粮食,等我把整个劳动坞开垦成庄稼地,我就住在山上,种庄稼、水果、蔬菜,养鸡、养鸭、养鱼……把你们养大……现在,我没有一点力气,我再也不想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没有去劳动坞劳动,也没有开垦一寸土地。我的父亲,头发白了许多,也越发瘦削憔悴了。就像一根绷过头的弦,再也恢复不到原初的状态,拉不成激昂的曲子。似乎掉进洞里的人是他,再也没能从洞中爬出来。
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又经常饿肚子,还不断地听到“你爹他真傻”之类的话。穷困、绝望与屈辱,逼得母亲对父亲也越来越不好。以前母亲怨父亲是因为他过于勤劳,总想多种庄稼,现在她怨父亲是因为他终日蔫头耷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母亲说:“是你自己把地让出去的,你怨谁?跟谁闹情绪?好好的日子被你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这个样子!”
父亲从不反驳,他总是低头盯住地,似乎他的目光能穿透脚下的地,一直看到深藏在地底的地狱。不过家里的活,他还是会去干的,只是在他身上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
总之,我们家就像所有深陷困境中的家庭那样,靠省吃俭用和唉声叹气挨着日子。好在一段时间后,大哥被山外的亲戚带出去打工了,他时不时会寄点钱回来。我们就像洪涝与干旱中存活的庄稼,总算都还活着。
后来,我读书读到了初中。这时候,我已经长得高高瘦瘦,频繁来往于吴村与山乡政府驻地,离家住校数年了。初三临近中考那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突然就厌倦了读书。可能书本上的知识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感觉学了这些东西在生活中用不到;也可能是我从小被灌输了“本想生一个女儿”以及“孝顺”的观念;抑或是我的骨子里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土地情结,那是从我爷爷或者外公那里继承的;我一脑门儿想回家,想一边靠养殖种植发家致富,一边照顾贫苦中的父母;所以同学们准备迎考的时候,我从书店买了很多养殖种植方面的书,我看这些书看得废寝忘食。
但是我没想到父亲会阻止我。他说你要是回来种地养猪啥的,我就拿锄头砸破你的头。
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做,为此吵了架。
只是,我并没能考上高中,我的成绩太差了,我跑到跟人学装修的大哥那里去,又从他那里跑到更远的城市去。在流落城市衣食无着的日子,我也没有想过要回去。好比一个人,从此被故乡抛弃或者他抛弃了故乡,我在陌生的土地上漂泊,不知道要怎么努力明天才会变得美好。我是陌生土地上的一个陌生人,就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四处游荡。却也有过几回,我莫名地想念故乡,我想起我的村庄,梦见我的祖先在那些“一等一的好田”上劳作,想起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在河边筑造抵御洪水的围坝,我们在劳动坞汗流浃背地开荒,挑水抗旱……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经过时间的沉淀,回忆起来心酸又那么美好,以至于我对眼前枯燥的机器上的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我厌恶自己浑浑噩噩地活着。
有一年春节,在大哥的再三敦促下,我终于决定从遥远的地方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相约回到大山,翻越井下村的马骚盐坡,一步步向吴村靠近,远远望见群山脚下铺陈在金塘河两岸的田地,湛蓝天空下银带一样波光粼粼的溪水,炊烟袅袅下这熟悉又陌生的村庄,还有即将见到的亲人……百感交集的滋味潮水般向我涌来,我不禁泪流满面。
到家后,大哥说在城里也曾有房主请他们装修工吃过酒店里的菜肴,但是他最想吃的还是家乡的土猪肉炒冬笋。其实这也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味道之一。于是我们与母亲简单聊过几句,就每人背一把锄头上了山。这还是我离开吴村外出后,第一次回到父亲开垦的土地上。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去劳动坞的一路上,我看到大量的田地荒芜了,就连那些“一等一的好田”里也长满一人高的狼尾草。我不禁想起那一年干旱,水稻枯萎了,我几乎隔几天就会看见有人在稻田里打架,他们打得血流满面……
二哥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现在,谁待在家里种地就会被人嘲笑。而且,真想种地也种不出了,零星的庄稼地更容易招来野兽和病虫害。留下来的人,要么是带孩子的老人,要么是像耕马家大儿子这样的,当了村主任想着法子截留扶贫款,前年他还把祠堂拆了卖,卖了三万元说是留作村委的招待费……”
我哦了一声。二哥又说:“村子空了,有田没人种,有事没人管,现在村里死一个人,都凑不齐青壮年抬棺材。幸好你们两个都比别人出去得早……”
我的心又一次难受起来。
我想,劳动坞肯定也长满一人高的狼尾草了吧,就像这山下荒芜的稻田一样。尽管这样想,到达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震惊——这里完全是另外模样。这片我们曾经挑水抗旱的土地,曾经日夜守护的土地,已经重新被毛竹占领。毛竹郁郁葱葱,从山坳一直蔓延到山脊山梁,就像在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我按照记忆的指引,找到了父亲挖的那个洞。那个洞,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像一张深不见底的嘴。我趴在洞口往里看,下面黑漆漆的,有一股浊气涌上来。我看不清底下泛白的是石头,还是白骨。我很想跳下去看看,但终是不敢。
山梁上的风一如既往地吹着,竹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阳光穿不透竹叶,落在地上的是大小不一的跳跃光斑,就像一只只蠢蠢欲动的野兽……
是的,这里曾经野兽出没,飞鸟成群,现在却安静得出奇。
“阿囡,你还记得哑巴掉在洞里嗷呜嗷呜地叫吗?”二哥打破了沉默。
“当然记得了,是你跑回村叫大人来抬的。我和爸都吓瘫了。”我说。
“哈哈哈,那时候,我们好搞笑啊。夜以继日地挖这个洞,以为挖得越深越好。”
“嗨,那个时候我们可真能吃苦,跟着爸在金塘河边筑围坝,还花了那么多力气在这儿挑水抗旱呢……”大哥插嘴道,“而且,咱爸还设想,我们长大后要继续往下挖,挖成一个小水库,在山上建设一个农场……”
“可是,咱爸一次也没有成功过。”二哥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自然而然地说起父亲的一次次失败,“异想天开”,说着说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完之后,心里又感到有点别扭。毕竟,父亲的所有愿望、幻想、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我们一家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后来,那个哑巴怎么样了?”是我先打破沉默。
“他呀,在这里种了几年庄稼,也没有种出什么来。后来就在这山上,被蛇咬了。”
“怎么会这样?”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二哥显然没注意我的情绪变化,继续说:“这个哑巴,当初硬要从我们家抢走这块地,害得我们又饿了几年肚子,没想到他却把命搭进去了。嗯,就葬在那边山上。”
回到家,我向母亲求证。
母亲告诉我,哑巴确实被蛇咬了,咬了后死在了劳动坞,很多天后臭味飘到茶叶山才被人闻到了。因为尸体太臭没人愿意去抬,最后是我父亲带着人把他葬在竹林边上了。母亲说:“为什么断定哑巴是被蛇咬死的呢?因为他有一条腿乌黑发胀,粗得像木桶……”
我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母亲叹口气,继续道:“哑巴的棺材,是拆了咱家楼上一个谷仓改做的。”
听了这话,我的喉头一哽咽,往事再次向我涌来……
我说:“爸呢?”
母亲说:“你们回来还没看到他吗?我还以为在路上遇见,跟你们一块上山了。”
我说:“没有啊!”
母亲说:“那准是到金塘河去捕鱼了。他天天念叨你们回来,念叨几天了。”
我趁大哥二哥在厨房里剥冬笋,一个人走到我们曾经筑坝的溪滩上,果真看到父亲穿着高筒雨靴,站在一处不深不浅的水洼里,正一丝不苟地摸着水底的石头。
“爸!水这么冷……你不能冻着啊,妈喊你回家吃饭!”
父亲从水里出来,塑料桶里有几只螃蟹和几条小鱼。父亲喘了一会儿气,说:“阿囡,你们真回来啦!阿囡……我知道你从小最爱吃小溪鱼,所以就来这里碰碰运气……”
“爸,小时候的那些鱼……还都有吧?”
“基本没有啦!在上游,也就是井上村下面的龙井那儿,有外地老板勾结乡镇干部……建起一座水电站,水电站一到晚上就要截流蓄水,鱼一刻离不开水,很多鱼就死了。”
父亲说着,一屁股坐在鹅卵石上,自顾自咳嗽起来。父亲的咳嗽没有了啌啌的、剧烈的撕裂感,只剩下喉咙里嘶嘶的喘息。
父亲老了。而河流也不再是曾经的河流了。
我和父亲在溪滩上坐了一会儿。曾经的溪滩杂草丛生,垃圾遍布在草茎上。
我不知道此刻,面对这一片溪滩父亲是否记得,我们当年为了抵御洪水在这里搬运石头。他有没有像我一样热爱又憎恨过这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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