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上个月看完《水泥花园》后的第二个夜晚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梦中我和我不常来往的弟弟蓄意谋杀了村中一个独居的鳏夫。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没什么人和鳏夫来往,发现的周期相对较长,以及我们和鳏夫从没有说过话,真到秋后算账的时候也难以算到我们的头上。之后我们细心地处理了我们可能留下的一切痕迹,但在屋外抽烟的时候,我们颓唐地意识到我们终究逃不过被捕的命运,因为我们所杀的鳏夫与我们的家只隔一条小河。在和弟弟长久地争论是否要自首之后还是选择了逃离,绝望感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梦中。因为巨大的反差感,醒来后觉得能自由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的是无比美好的事。
其实梦中的绝望感和写作的绝望感于我是相似的,我不知道别人写作时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愉悦,但我在创作时总是带着沉重的压抑,只有放下笔的一刹那才得到少许喘息,但我停不下来。脑子里总有一个一个故事往外蹦,抑制不住的叙述欲望,逼着我这些年不管写得好不好,不断地先写下来再说,仿佛不做完昨天的自己,就再也见不到了。很多人跟我说,年轻作者不用急着去写,让自己多沉淀沉淀可能会不一样,但是绝望感让我没办法停下来,就像溺水的人,游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你必须得游下去,不然就会淹死。
《告密者》也是一样。大三那年生活繁忙枯燥,我想给自己找个乐子,但想到自己还没写过话剧,又怕自己是三分钟热度一个人没法完成,就找来几个要好的朋友攒了一部叫《非典型关系》的话剧。当时好高骛远,想着要做一部像南大《蒋公的面子》一样能代表学校的恢弘巨作,说不定以后还能写进校史。然后我们去翻大历史,学校是1952年创立的,“文革”期间停办,之后又复校,学校的历史几乎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没办法从历史层面上写,这时有人提出写非典。其实非典也不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非典那年我上一年级,回忆也仅仅局限于每天去操场上量体温。后来话剧不出意外地扑街了,成了对我们几个来说意义大于一切的作品。事后想想还是心疼,心疼故事也心疼自己,一种若隐若现的绝望感又来了,这时记起来自己原来还是个写小说的,于是便有了这篇《告密者》。
前几年写创作谈,特别怕被问或者特别渴望被问“你为什么选择写作”,那个时候会不断说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仿佛用理想主义的崇高可以证明提问者的低劣。加上那几年“文学已死”的论调特别多,自己又叛逆,偏要与世界去对抗,去证明我钟爱的事业不可能死掉,有时候绝望了还给自己打鸡血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搞得自己特像传教的,说得多了连自己都快不相信了。这些年成熟一点点了,想来也是越不自信才会越去重复,差不多也是另一种向自己的告别,写小说也是一样。至于现在为什么还在写小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理由,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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