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曹军庆
两人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地点就选在东湖里的老鼠尾。去老鼠尾需要走过一条细长的蜿蜒小道,小道延伸到东湖深处。步行的话要十来分钟。老鼠尾的名字大概与这小道有关系吧。或者与古时候的铸剑术有关?不知道,反正就叫老鼠尾。到了小道尽头——也就是老鼠尾,有个小亭子,叫先月亭。相亲的这两个人,男的周伯雄,女的苏亚娟。介绍人老谭选地点的时候说:“到老鼠尾去吧。”
你只要想想这地名就会觉得有意思,难道没意思?东湖有个老鼠尾,我们到老鼠尾去相亲吧。老谭两边都这么说,他一提到老鼠尾就神采飞扬,仿佛那里是一处“爱情飞地”。他的确用到了“飞地”一词。老鼠尾甩在水中央。浩渺的水里的飞地,孤悬于波光水面之上。老谭说相信我,那地方适合幽会,凡是在那地方幽会过的男女,必然会结出甜蜜的爱情果实。浪漫之地。喧嚣大武汉的世外之地。阳光直射,老谭开玩笑似的说道:“或许还是受孕之地。”两人都被老谭的巧舌说动了,同意在老鼠尾见面。
这次相亲成就了周伯雄和苏亚娟的婚姻。他们交往了一年零十个月就结婚了,结婚一年多生下儿子周文通。相亲那年是一九八七年,周文通生于一九九○年年底。后来的这些事情老谭在一开始就预见到了。他说在老鼠尾相亲会让他们的爱情有一个好的结果,他还说那里是受孕之地,所以他们结婚生子早就在老谭的预料之中。但是老谭并没有亲眼看到后面的事情,事实上在他们相亲的那个日子里他意外地离世了。
周伯雄是太平县人,生于小河镇下面的响堂村。母亲是响堂村的民办教师,父亲在村子南头开了间杂货铺。做教师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读过《红楼梦》。开杂货铺的父亲热衷于赌钱,每天做生意赚到的钱只够他斗地主。苏亚娟则出生在幸福县城,幸福县和太平县算是邻县。她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父亲在她八岁的时候去了内蒙古,再也没有回来。她母亲是幸福县医院的一名护士,长着满头漂亮的头发和一张甜蜜的嘴。小时候周伯雄和苏亚娟都是好学生,学习用功。都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也都留在省城武汉。可是在老谭介绍他们相识之前两人从无交集,彼此并不认识。虽然都是省里的公务员,但系统不同,平时几乎不可能有相识的机会。偏偏老谭是省报记者,记者嘛自然要到处跑。跑来跑去,就和周伯雄跑熟了,也和苏亚娟跑熟了。老谭知道这两人都还单着,没有对象,就长了个心眼,想把他们往一起撮合。
老谭老谭地叫,也不知谁开的头,认识的人都这么叫他。其实老谭并不老,一九八七年给他们做媒时他才三十五岁。他生于一九五二年,面相看上去有些显老,显老的原因是他早早地就谢顶了。老谭身体不好,经常吃中药。但是老谭说,过早谢顶跟他身体不好没有关系。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悲观,却并不在意脑袋上有没有毛发。“身体好的秃子多得很。”他说。老谭有个理想,那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帮别人成就一桩姻缘。有此理想,实际上是受了他老婆古玉之的蛊惑。古玉之一直在他耳边念叨,说是成就一桩姻缘,等于在人间做成一桩善事。为此她反复替人做媒,不厌其烦地帮那些没有成家的人牵线搭桥。经她介绍过的人倒是有不少,但是一桩姻缘也没促成。老谭说你那么诚心,居然撮合不成一对儿,不对劲呀,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跟你作对呢?古玉之虽不爱听这话,却又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乡下人做咸菜,讲究的是一双手。哪个女人的手做咸菜刚刚好,哪个女人的手只要碰过了咸菜,一缸咸菜过不了几天就会全霉掉,都烂掉。粗看,女人的手都是手。只要细看,手和手终究又不一样,有的手能做咸菜,有的偏不能做。古玉之开始怀疑自己,说不定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本来是有缘分的,恰恰因为是她做的媒,反而走不到一起去。这就是罪过了。就像乡下女人那不能做咸菜的手,因为被她的手碰过,于是做成了的咸菜也得烂掉、倒掉。自从这样想过,古玉之就把她的人生理想移交给了老谭。她一个劲儿地蛊惑他,怂恿他,我不行你行,换个手瞧瞧。她说,老谭不如你也试着去给人做个媒吧。说不定我做不成的事,你一做就做成了。老谭想了想说,刚好我手上就有这么两个人。他于是跟古玉之说了周伯雄,又跟她说了苏亚娟。古玉之听了,一拍大腿说:“般配,绝对般配,事不宜迟,你赶紧跟他们说去吧。”
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在这儿。老鼠尾上有个先月亭,三个人中老谭先到,媒人嘛,就得第一个到。周伯雄随后也到了,苏亚娟是最后一个来的。这样先后来到的顺序中规中矩,拿捏得都有分寸,该先来的都先来了,该迟到的也迟到得并非那么离谱。都站在先月亭里,一眼能看到东湖里浩荡的水面。湖水的斜对面是双湖桥,正对面是武汉大学北门。老谭背了个很大的军用水壶,斜挎在肩头。他水量大,从早到晚不停地喝水。这天是周末,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半。苏亚娟只迟到了三分钟,女孩子呗,所谓三分钟也就是个象征。老谭对说媒的事没经验,出门前和古玉之商量过,问她有哪些步骤,要注意哪些事项。古玉之授意他先随便聊聊,看看风景,也可以适度地插科打诨。你年龄大一点,又是介绍人,由你在中间插科打诨容易让人放松。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就近去水云乡。水云乡是个不错的餐馆,就在东湖里面。不远处还有一家亚洲棋院,所谓棋院,不下棋的人也可以进去吃饭喝茶。吃饭时老谭你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个你自己临场把握。但是吃完饭你就必须走开了,你得把他们两个人单独留在一起。古玉之头天晚上替老谭设计了这套方案,他只要在现场照着方案去做就行了。当了多年记者,老谭算是个健谈的人,他一手叉腰,对着湖面讲述他所知道的有关东湖的传说。周伯雄恭维他,说你们做记者的就是不一样,文化人比一般人能说会道。苏亚娟保持着微笑,没有插言。第一次见面,她发现周伯雄是个其貌不扬的人,跟她心目中理想的男人标准有很大出入。当初老谭跟她介绍周伯雄的时候,关于他的长相说得比较含蓄。她记得他是这么说的:“男人啊,说真的不要拘泥于长相,老实说,过得去就行了。”
当时听老谭这么说,苏亚娟心里曾经犯过嘀咕,她想“过得去”是什么标准啊?是不是很丑?是不是丑得不行啊?又想,老谭是个实诚人,他说“过得去”至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可是现在站在一起,苏亚娟老大不情愿。他所说的“过得去”大概是指周伯雄的面相吧,要说他的面相真还过得去,不是那么差。关键是他的肚子,他才二十几岁,居然挺着那么肥的一个肚子。关键是他个头又不高。你想想。矮个子男人挺着肥肚子。真是的,这哪里“过得去”呀!苏亚娟不愿意,她不可能把自己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她想撤,理由都想好了。我就说我妈到武汉来了,周末她要过来看病。我得去武昌火车站接她,不好意思先走了,以后我们再联系。话都想好了,几次差点说出来。周伯雄可能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明显不甘心,眼勾勾地瞅着她。他那眼神有些特别,并不全是沮丧和忧伤。他是一个擅长隐藏的人,苏亚娟甚至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挽留。那里面呈现出一种像是无所畏惧的威严,大体上又要比威严稍稍冷淡一点。近似于放弃。苏亚娟想,尽管我们没有缘分,但我们之间还是有默契的,我在想什么他一清二楚。
她说:“不好意思——”
这时,老谭打断了她,他说:“你们先聊聊吧,我得去上个洗手间。”
苏亚娟心想坏了,老谭可能知道我想撤,故意将我们留下。上什么洗手间,不过是他临时找到的一个借口。
老谭说:“没办法,水喝多了,我马上回来。”
说走就走了,这个老谭,真是的。现在只剩下周伯雄、苏亚娟,气氛一下子变得僵硬。没话找话说会很难受,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更难受。苏亚娟正这样想着,周伯雄说话了。
他说:“你是不是想撤啊?你如果想撤,我配合你。”说到“我配合你”,他还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苏亚娟很吃惊,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不光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还表现得很大度,很善解人意啊。看来,这个男人的内心比他的外表优秀很多。
“这么说你也想撤?”
“我不想撤。”周伯雄坚定地说。
上完洗手间,老谭一边往这儿走,一边举着军用水壶猛往嘴里灌水。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好你们。”说着,他拉过周伯雄的手,又拉过苏亚娟的手,把他们的手叠加在一起。他自己的手掌覆盖在他们叠加着的手上面。老谭的手很大,很温暖。他把他们的手叠加在一起就像是一个长者,这个长者正在把周伯雄托付给苏亚娟,或是正在把苏亚娟托付给周伯雄。周伯雄示意苏亚娟,让她说话。苏亚娟已经张开嘴了,她正准备抽出手,把她的决定说出来。这时候没有任何先兆,老谭突然松开手往后倒去。扑通一声,他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上,时间停留在上午十一点。
老谭死于心梗,这是梨园医院在他的死亡报告上写下的结论。老谭陪同他们两人相亲,在这个周末(星期天)的上午十一点猝死于老鼠尾。古玉之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梨园医院。她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和足够深刻的悲伤。她的悲伤配得上老谭作为丈夫理应得到的尊严。但是死亡已无可挽回,古玉之同时又表现得很大度。她什么也没有追究,只是安静地处理着必须由她自己处理的那些事情。在不得不签字和不得不回答某些问讯的时候,她一一做好了分内之事。古玉之语调缓慢,表述清晰。她自始至终裹着一条深色头巾。在某个忙忙碌碌的间隙,到底是哪个间隙——苏亚娟后来想不起来了,反正有过这么一个间隙,古玉之把苏亚娟堵在走道上一扇玻璃门的后面。
她们站在那里说了一会话。周伯雄从远处望着她们,不知道她们在交谈什么。他本来想走过去,跟她们站在一起交谈,又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离开梨园医院之后,他问过苏亚娟。
他说:“老谭的老婆当时和你说什么了?”
苏亚娟没有正面回答他,她说:“老谭死得真可怜。”
她用这句话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打发了周伯雄。他当然知道老谭死得可怜,可是他不相信她们站在玻璃门后面只是说到这个。古玉之和老谭没有生养孩子,老谭死后,周伯雄和苏亚娟再也没见过古玉之。
在医院,他们至少觉得在道义上应该陪着古玉之。事实上他们还回答了医生和警察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为目击证人,他们的证言被登记在案。苏亚娟生长在单亲家庭里,母亲是医院里的护士。所以在苏亚娟很小的时候她母亲教过她一些急救知识。母亲的动机是希望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女儿能用上这些知识来救她。苏亚娟学过的知识从前一次也没用过,但是这次在老鼠尾却用上了。老谭倒在地上抽搐,大汗淋漓。苏亚娟搓着手说:“我要试一下。”说着,她俯下身子按压老谭胸部,嘴对嘴地给他做人工呼吸。她重复了很多次,按压他,往他嘴里吹气。苏亚娟把自己累得瘫倒在地上,也没有把老谭救回来。
一九八七年他们都还没有手机,不可能在原地呼叫120。周伯雄看到苏亚娟满脸通红,她流着眼泪说我真没用。周伯雄背着老谭,把他从老鼠尾背出去。老谭在周伯雄的背上变得僵硬,生命最终从他的背上流失殆尽。只有从老鼠尾来到东湖外面,才能叫上出租车。他们步行了十多分钟才出来,苏亚娟一直在催促他,她说你能不能再快点?周伯雄一开始还能回答她,他吭哧吭哧地喘着说“好,我快点”,嘴里说着,脚下的步子也跟着加快了。但是这种时候并不多,他慢慢地顾不着再回答苏亚娟,由着她催吧,怎么催也没用。他没有力气说话,老谭在他背上越来越重。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在给他自己的双脚使绊子。他没有跌倒已经是万幸。到了梨园医院,老谭早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后来,周伯雄每次和苏亚娟提起这件往事,都会反复念叨:我当时背着的不是老谭,而是老谭的尸体。我也不是背着病人,送他去医院抢救;我不过是背着一个死人,正在把尸体从老鼠尾运送出去。
周伯雄并非对老谭不敬,他所陈述的事实在他反复念叨的时候显得荒诞不经,却又和他们的婚姻关系紧密联在一起。两人都很清楚,如果不是老谭当时出现意外,也许他们不会成为夫妻。老谭上洗手间之前,他们已有默契。苏亚娟想撤,周伯雄也知道她想撤。等老谭去了洗手间,周伯雄从苏亚娟那里证实了他的判断。他要保全面子,跟她商量好了要和她一起撤。但是老谭没有给他们机会,他及时心梗了。于是苏亚娟认为,正是老谭之死,让她嫁给了她并没有第一眼就爱上的男人。也因此她认为她的婚姻里弥漫着死亡气息。周伯雄同意苏亚娟的看法。对他而言,没有死亡就没有爱情。可是他还有另外难以释怀的痛处,他在现场亲眼目睹苏亚娟抢救老谭。虽然老谭并没有被抢救回来,但他看到她为老谭做人工呼吸的全过程。他后来每次回想起来,仿佛都看到苏亚娟在亲吻老谭。这是一种极其恶心却又挥之不去的想象。他怀疑老谭和苏亚娟是否有过不清白的历史。他们有没有曾经比较暧昧的时期?如果他们不清白,如果他们暧昧过,那么,由老谭来为他们做媒就是别有用心的事情了。周伯雄知道自己长得丑陋,老谭把苏亚娟那么漂亮的女人介绍给我是什么意思啊?想一想就会痛不欲生。周伯雄控制住自己不胡思乱想。如此怀疑自己妻子,并不是周伯雄所情愿的。清醒时他绝不会这么想,一旦喝醉了,却又禁不住疑窦丛生。
“你为什么要亲吻老谭?在他即将死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亲吻他?”
“不是亲吻,那是急救。”
周伯雄相信苏亚娟,他当然相信。所谓急救只是说一说,谁都相信,也都理解。问题是周伯雄看到了当时的动作,他看到苏亚娟的嘴唇包着老谭的嘴唇。她往他的嘴唇里吹气,又从他的嘴唇里往外吸气。
“你不能太狭隘了,”苏亚娟说,“那些动作跟亲吻没有关系。”这是苏亚娟新婚之夜对周伯雄说过的话,之后她再也没有对此说过什么。
相亲那天从梨园医院出来,已是傍晚。他们一整天只吃过早餐,没吃午饭。疲惫,身体像散了架。马路上的路灯亮着了。周伯雄问苏亚娟想不想吃点什么,苏亚娟说就想吃碗热干面。周伯雄说好吧,我也想吃热干面,我们去户部巷吃吧。两人叫了车,去了户部巷。苏亚娟说心梗这种病什么时候发作确实没个准,但老谭毕竟是为了我们的事。苏亚娟眼里含着热泪,我怎么老觉得我们脱不了干系,这会儿我心里好难过。虽然我也知道我们没什么责任,可我还是满怀愧疚。说着,苏亚娟就那样眼含热泪地望着周伯雄。是啊,周伯雄说,我也很难过,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老谭说不定能逃过这一劫。至少,苏亚娟补充说道,如果不在老鼠尾,即使老谭心梗发作了,如果在他家里,或是其他更方便抢救的地方,说不定老谭能救回一命。这么一假设,苏亚娟似乎也说服了她自己,仿佛真是这样。把这件事情捋清楚了,她含在眼里的热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她面色苍白,全身发抖,差点摔倒在地。周伯雄扶住她,他搂着她的肩头,顺势为她拭去泪水。
“或许,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对着她轻声耳语。周伯雄比苏亚娟稍矮一点,在他对着她耳语的时候,他需要仰着脑袋。
“可是,可是我们也没有做对什么。”
“还可以这样说,”周伯雄尽力劝慰苏亚娟,“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没做对什么都毫无用处。”
周伯雄吃完了他碗里的热干面。苏亚娟只吃了一半。她作呕,却并没有吐出什么。看得出来她情绪低落,就像是遭到了某种伤害。很严重的伤害。仿佛冥冥之中在被指责。有罪,又不清楚罪在何处,罪为何物。有一杆枪指着她的眉心。不是害怕,也没有恐惧。因为明明知道那枪是虚无的枪,即使指着她的眉心也永远射不出子弹。她倒是希望真能有所惩戒,那样至少会有赎罪的可能,挽回一点内疚。可是没有。她一晃脑袋,那虚无的枪也没了。
“我要回去。”苏亚娟说。
周伯雄说:“我送你。”
苏亚娟没有反对。相亲的时候,刚见面苏亚娟就想离开。到了晚上,她居然会允许他送她回家。老谭当时为什么要上洗手间?上洗手间与心梗发作有没有联系?当时他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某个谁也不知道的信号?
送她回去的路上,周伯雄握着苏亚娟的手。她的手软到没有骨头,他的手却很有力量。
崔国松躲在吴家河的玉米地里拉屎,吴家河跟崔国松是邻居,两家共着一堵山墙。崔国松的父亲活着时,吴家河和崔顺义是一对赌友,也是一对酒友。他们一起赌钱、喝酒、吹牛。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吴家河偶尔才会提起。崔国松老在吴家河的玉米地里拉屎,这是他的习惯。玉米地里的空气不像茅坑里那么恶臭,躲在这里拉屎畅快多了。即使无屎可拉崔国松也会偷偷躲在这里。他坐在地上歇着,要不就躺一会儿,无聊的时候他能在玉米地里睡上几个小时。崔国松还太小,他不知道那就是孤独,那就是绝望。小孩子的绝望就是躲避,躲避到别人的视线之外去。吴家河的玉米地就是这么个去处。崔国松九岁死了父亲。再往前推三年,六岁死了母亲。现在他是孤儿,崔顺义为他留下两间破败的平房。从此,崔国松就住在四处漏风的破屋子里。
村里人接济崔国松,没让他饿死。最先接济他的人是吴家河。吴家河是个粗鲁汉子,脾气暴躁,可是心肠好。他在村里放话说,崔国松要是饿死了,那是我们白龙村人的耻辱。天下男人都会日我们白龙村人的祖宗。吴家河用到了激将法。他和崔顺义以前是朋友,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的儿子死在他隔壁的破屋子里。他才九岁。看到他可怜,东家一碗饭西家一碗菜端给他吃。崔国松吃百家饭,无论谁送来饭菜,他端着就吃,从不抬眼看谁。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崔国松十岁的时候就没人再接济他了。崔国松不需要接济,他能活下去。因为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各种本领,比如钓鱼,比如挖鳝鱼、捉蟋蟀。鱼、鳝鱼和蟋蟀,这些东西他可以用泥裹着在火里烧着吃,也可以用油炸了吃。关键是——据吴家河说,崔国松还学会了偷窃。在他无师自通学会的所有的本领中,没有一件本领是做农活。他偷别人地里的庄稼,偷别人菜园子里的蔬菜。不光地里和菜园子,他还入室盗窃。到别人屋子里去偷鸡蛋。偷鸡。偷油盐酱醋。偷碗、筷子和擦屁股的手纸。还偷他们的面粉、菜叶和大米。白龙村每家每户用的都是木头门闩。一道木头杠子横在两扇门的木槽子里,就算是把门闩上了。崔国松拿着镰刀,从门缝里伸进刀刃,东拨一下西拨一下,就把门闩拨开了。这本领是他自己练出来的,后来他不用镰刀,只用木棍就能把门闩拨开。吴家河发现了崔国松的偷窃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对外张扬。他想这个孤儿偷点东西不算什么。直到他偷到自己头上,他居然偷了我三枚鸡蛋和一只青花碗。吴家河这才嚷嚷开了。他站在村子中央吆喝,村里出了小偷你们知道吗?你们送他吃送他喝,吃你们喝你们还偷你们。你们亲手养了个白眼狼呢。送个鬼!再也别送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接济崔国松。白龙村人不接济他,还防着他。但是水涨船高,崔国松的偷窃技艺也在跟大家的对抗中提高。他能在你眼皮底下,在你严密防范时,把他想要偷回的东西偷到手。他把所有那些他能弄到手的东西——无论多么不搭界,都放在一起煮着吃。他把它们全都煮成面汤糊糊,加点盐,如果有油,有时也加点油。他就吃那些煮成一锅的糊糊。崔国松会弄鱼,每次煮糊糊都会在里面加上几条鱼。他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谁的东西不见了,都知道是崔国松所为。无须证实。没有人再怜悯他,也没有人再把他当作弱者。相反,很多人都觉得他讨嫌。他依靠偷窃而活着,算是我们倒霉。我们接济他是我们愿意,可是他偷我们就是他混账。人们暗地里憧憬着,希望崔国松能快点长大,等他长大了到外面去祸害别人吧。
崔顺义活着时没让崔国松上学读书,认不认得字无关紧要,他说。吴家河记得他曾劝过他,让你儿子读点书,以后总有好处。崔顺义没答应,说什么读书会让他儿子变成软蛋。他死了之后,崔国松成了孤儿,吴家河这才把他儿子送到学校去。白龙村小学里的校长叫宋世光,是吴家河的表哥。吴家河跟表哥说情,求他收下这孩子。人家是孤儿,就当是你们学校做善事吧。
宋世光请示镇上领导,免了崔国松的学杂费,把他收进学校。崔国松九岁了还在上一年级,跟那些刚发蒙的六七岁孩子混在一起。他不好好读书,经常旷课,到池塘去抓鱼,或是去拨谁家的门闩。同学的东西他也偷,铅笔头呀,橡皮擦呀,见什么偷什么。哪个同学要是告发他,他就抓住人家狠揍一顿。他在班上年纪最大,个头也最高,想揍谁就揍谁。宋世光很头疼,他怪吴家河多管闲事,也怪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哪是收了个学生,简直是弄了只刺猬,扎手。读了一年,崔国松也没学会几个字。宋世光只能让他留级。他现在十岁了,还在读一年级。宋世光想,如果这一年他还不长进,干脆开除他算了。这是宋世光愤怒时的想法,能不能做到很难说。当初宋世光收进崔国松,请示了镇里领导,镇里把这件事宣传出去了。对外宣传的文稿标题是:白龙村小学让一名九岁孤儿免费入学!因此宋世光现在要开除崔国松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崔国松不知道。宋世光仍然可以威胁他,他动不动就把他叫到身边训斥一通。他揪着崔国松的耳朵,把他扯到离地半尺高的位置。
“我跟你说崔国松,你要再敢偷东西我就开除你。”宋世光咬牙切齿地说,“开除你,再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崔国松脑袋疼,宋世光一揪他耳朵,他就脑袋疼。他担心总有一天宋世光会把他的耳朵连根拔掉。耳朵上的疼痛很快传到脑袋里面。人们说十指连心,看来耳朵也一定是连着脑子的。
“我脑袋疼。”他说。
宋世光很奇怪地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他耳朵。“你脑袋疼什么呢?”
“我就是脑袋疼。”
“别跟我鬼扯,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可我是小孩子,你不能把我送到派出所去。”
“为什么?这是谁告诉你的?”
“反正有人告诉我,别说偷东西,就算我杀了人,派出所也不会关我。”
崔国松不怕派出所,可是他也不想被学校开除。他说:“宋校长,你不要开除我。”
“你又不读书,留在学校里干吗呢?”
“我还是想读书。”崔国松哽咽着说。
“好吧,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开除你。”宋世光兴高采烈地说道。他本以为这孩子没有软肋,天不怕地不怕。这会儿忽然发现了,原来他害怕开除。好吧好吧,宋世光讨厌死了崔国松,既然他害怕这件事,那我就要做成这件事。宋世光准备自己做主,开除一个学生何必到镇上去找领导汇报呢?再说,现在分管教育的领导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领导。镇里对外宣传的事多着呢,谁还会记得这个?终于想清楚了,宋世光打算不声不响地把崔国松踢出去。这种垃圾留在学校不是害人吗?不如早点让他回到社会。
宋世光未能如愿开除崔国松,要怪只能怪他自己。这天下午不上学,崔国松看到吴家河到镇上赶集去了。他从河里钓鱼回来,好多天没吃过鸡蛋了,崔国松临时起意想着到邻居家去偷回几枚。吴家河家正门上挂着锁,后门从里面上着闩。崔国松以为屋子里没人,他用一根木棍把后门上的门闩拨开了。推开后门没有发出很响的吱呀声,吴家河可能在他的门轴上抹过油,门轴润滑着呢。但是崔国松进去时他的面孔罩上了一张蜘蛛网。估计很久没人从这道门里进出过了,蜘蛛都在上面结网了。崔国松拿双手在脸上搓了几把,混着汗水,蛛丝被他搓成了几股黑泥。他轻车熟路,从鸡窝里掏出五枚鸡蛋,放在衣兜里。正要离开,这时他听到侧屋里传出男女呻吟的声音。崔国松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之前他可不止一次两次偷看过这类事情。他有些害怕,转念一想,我不是亲眼看到吴家河赶集去了吗?那么里面的人肯定是别人。崔国松于是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嗬,嗬嗬,他看到了什么?原来那是宋世光宋校长,他正在和吴家河的老婆在床上滚床单。
崔国松指着他们大喝:“宋校长,你竟敢偷人!”
宋世光光着身子从床上滚落在地。吴家河的老婆披头散发,满脸潮红。她顺手抄了件内衣遮在白晃晃的胸前。
“你这个小偷,又摸到我家里来偷什么了?”
“鸡蛋呢。”崔国松喜滋滋地说,他还从衣兜里掏出鸡蛋给吴家河的老婆看了看。
“国松啊,这事可不能让我表弟知道。”宋世光说着,赶忙往身上慌慌张张地套裤头。
“你表弟是谁啊宋校长?”
“吴家河呀,吴家河就是我表弟。”
“哦,他呀,他可是火爆脾气,要是他知道你偷他老婆,他可能会杀了你。”
“会的,他一定会杀了我。所以国松,你不能说出去。”
“好吧,我不说出去。但是你也不能开除我。”
“不开除不开除,”宋世光一迭声地说,“我一定让你把小学读完,好歹做个小学毕业生。放心放心,你一定能从我手上拿到小学毕业证。”
宋世光不停说着,如果他手上有现成的小学毕业证,他肯定会马上盖上公章,双手递给崔国松。
“那就好。”崔国松往外走去,走了几步,他又折回来。“还有……”他说。
“还有什么?”宋世光问道。
“宋校长你再也不要揪我耳朵了,我求你再也别揪了,好吧?”
“好,不揪,我再也不揪你耳朵。”
吴家河的玉米地里隐藏着一只大老鼠,重量有三十七斤半。人们在干掉它之后,有人拿秤称过它。称秤的人一只手还拎不起来。崔国松在他拉屎的地方看到过它。当他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它就是老鼠,它的样子让他误以为它是一头小猪崽子。他看到它从很小的地洞口里钻出来。地洞口子很小,崔国松以前还曾对着它撒过尿。它圆滚滚的身子硬从那狭窄的口子里挤出来了。看上去它像极了猪崽子,比较起来就是腿脚细了点。脑袋也小了点。尖了一点。脸呢,好像也比普通猪崽子长了一点。可是猪脸也长呀。唯一的区别是猪大概不会住在地洞里吧,这才是疑点。它钻出来,探头探脑走到崔国松面前,保持着警觉,好像随时准备逃窜。他们彼此对视,崔国松瞪着它,它瞪着崔国松。崔国松想起他的裤兜里还有一只烤到半熟的土豆。另一只烤熟了的土豆被他吃掉了,只有这只半熟的还捂着。他直了直腰身,从裤兜里掏出土豆,抛给它。那只猪崽子叼着土豆,慢腾腾走开了。走了几步,它还转过身来瞅了瞅崔国松。崔国松说吃吧吃吧,它又钻进那个地洞。于是崔国松明白了,它不是谁家的猪崽子,它就是老鼠。老鼠怎么会长到这么大呢?崔国松又见过它几次,他们之间相互认识。有时他故意先到洞口旁边重重地跺上几脚。老鼠知道是他,它听到跺脚的声音就会钻出来。崔国松总会给它带来吃的,有一次他还给它带了枚鸡蛋。
崔国松以为他和老鼠的交往是他的秘密,没人会知道。但是大人们早就发现了它。吴家河无法理解,他的玉米地里怎么会长出这么大一只怪物似的老鼠。它太大了,就是怪物。这只怪物会影响到村里的风水,所以要除掉它。吴家河叫来了三个人。四个男人同时还牵了四只狗。狗守在洞口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上。有人把燃烧着的草把子扔进洞里。草把子是用艾草扎成的,燃烧到一半,扔进洞里就熄灭了。没有明火,只有闷着的烟雾。艾草的烟雾在狭小的洞里熏着,它堵住老鼠的呼吸,让老鼠的眼睛无法睁开。不一会儿,老鼠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守在洞口的四只狗狂叫着扑了上去,男人们兴奋地吆喝着,大声喊叫。狗嘴咬住了老鼠身体上的四处位置,往四个不同的方向撕扯。古时候的五马分尸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现在是四狗分老鼠。但是老鼠并没有坐以待毙,它挣扎,扭动躯体。往上面再往下面奋力地撬动。有几次它成功地从四只狗嘴里逃脱了。它掉落在地上。甚至它还往前跑了几步。但是狗又扑了上去,再次咬住它。狗锲而不舍,一波又一波不停地发动攻击。那四个男人手上都拿着木棒,如临大敌。其中有个男人还扛着一把铁锹。他在老鼠掉落到地上的时候举起铁锹剁了下去。他的本意是想用锋利的铁锹剁掉它的脑袋,剖开它的肚皮。只是他的动作缺少准头。尽管这种情形发生了好几次,他一次也没剁上它的脑袋。有一次他剁在它肚皮上,也并没有剖开它的肚子。还有一次他阴差阳错地剁上了它的尾巴。铁锹实在太锋利了,像一把刀子。他那一锹下去剁断了老鼠的尾巴。老鼠的尾巴有毛笔的笔管那么粗。你握着毛笔写字,那笔管有多粗,这老鼠的尾巴就有多粗。它的长度大约有两根筷子接起来那么长。
在玉米地的混乱现场,崔国松捡到了那截被他们剁断了的老鼠尾巴。四个男人和四只狗花了半个小时才把老鼠弄死。他们回到村里称了称死老鼠的重量,它确切的重量是三十七斤半。崔国松想,如果把他捡到的老鼠尾巴放上去,它的重量应该能超过三十八斤。
吴家河在外面支起大铁锅,炖了一锅老鼠肉汤。可是没人愿意吃。你们不吃我先吃。吴家河说着,给自己盛了一大碗。他吃下一块,皱紧了眉头。他吃着的不是肉,嘴里嚼着的分明是木块。木块腐烂了,或是在恶臭的土里埋得太久。混杂着酸味腥味和臭味。他又坚持吃了几块,实在吃不下去。你们不吃是对的,吴家河对村里人宣布说,这肉没法吃,不如拿它喂鸟吧。他们从汤里把肉捞出来,剁成肉末。然后撒在树枝上。他们搭着木梯,爬上粗大的树干,把老鼠的碎肉块搁放在枝杈或树叶上。不一会儿,白龙村突然间变得无比喧闹。黑压压的乌云似的鸟群从天外飞来,它们呼啸着飞临白龙村的上空。村前屋后,它们向着每一棵树俯冲。许多鸟村里人都不认识。它们不是白龙村的鸟,不知道是哪里的鸟。还有大鸟,从来没见过的硕大的鸟。本土白龙村的鸟,没有一只抢食老鼠肉。它们蜷缩在树叶后面瑟瑟发抖。有些大鸟在吃过了老鼠肉之后开始相互撕咬,厮杀。也就半天时间,那些来去匆匆的鸟群又都消失了。树上的老鼠肉早已啄食一空。有几根粗大的树枝断掉了。还有一棵树倒掉了。后面的山坡上和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前前后后有十几只鸟掉落下来。它们被别的鸟干掉了,被扭断了脖子,或是被扯掉了翅膀。
这天夜里,吴家河在自己家里拧断了一只鸡的鸡脖子。他老婆企图上去阻止他,但是没拦住。她后来说,如果我硬要把他手上的鸡抢下来,说不定他会把我的脖子当成鸡脖子给拧下来。吴家河在清醒之后证实他老婆说得没错,那种事我做得出来。他很庆幸村里人没像他那样吃掉老鼠肉。吃过老鼠肉的鸟是什么样子,你们也都看到了。他说,要是大家吃光了那锅肉,村里免不了会有一场相互残杀。
崔国松亲眼目睹了白龙村上空的惨烈空战,他怀揣着两根筷子那么长、毛笔笔管那么粗的老鼠尾巴仰望天空,老鼠尾巴在他怀中已变得硬撅撅的,就像一根并不那么粗的木棒子杵在怀里。他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不吃,自己不吃也不给他吃。他看到鸟在他头顶厮杀,遮天蔽日,扇起一阵阵狂风。他把老鼠尾巴拿出来,放在鼻头下面嗅了嗅。它已开始变味,嗅得出某种即将腐败的气味。黏附在它上面的鼠毛发因为长时间被他握在手上,好像变得更为柔顺。于是崔国松回到屋子里,像烤玉米棒子那样把老鼠尾巴放在灶里烤着吃。半顿饭的工夫就烤熟了。他握着它一口一口撕咬着吃。他的嘴巴变得黑乎乎的,脸庞额头和眉毛也变得黑乎乎的。
吴家河吃出来的味道崔国松也应该能吃出来,但是他吃得惯,咽得下去。崔国松有不同于别人的胃,他什么东西都吃得惯,什么味道都能接受。他才不会把它扔到树上去喂鸟,他要留给自己吃。正吃着,小学校长宋世光来了。
宋世光说:“你在吃什么啊国松?”
“宋校长,没吃什么。”崔国松遮掩着说,他把吃了一半的东西往身后藏。
“吃什么不要紧。”宋世光说,他今天说话亲切极了,脸上堆满了笑容,“什么都能吃,说明你胃口好,消化功能强啊。”说着,他还摸了一下崔国松的耳朵。崔国松本能地往后躲闪。宋世光赶紧说:“你不用躲闪国松,老师不会再揪你耳朵了。放心啊国松,老师今天是来家访呢。”
“你为什么要到我家里来家访呢?宋校长你看看,我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也没有家长。”
“就因为这样,才要到你家里来家访呢。国松我告诉你吧,你们崔家祖坟上冒出青烟来了,走运了。国松你遇到了贵人呢。”
宋校长所说的贵人是一位匿名者。匿名者来自武汉,据说是女性。她要求以匿名的方式资助一名贫困学生,一直资助到他上大学。她的条件是,被资助者必须是绝对贫困的孩子,最好是男孩。镇里领导在帮忙物色人选,让各小学校长报上名单。宋世光报了崔国松。崔国松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如果他不合适那么全飞沙镇就再没有合适的了。他是孤儿,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平时只能靠抓鱼和偷窃度日。十岁了还在读小学一年级。但他个人有很强烈的求学欲望,不愿失学。名字报上去,那位匿名资助者很快就认可了。她先把一学期的资助款打过来了,钱打在白龙小学账上,由校长宋世光监护使用。每个月他要从账上取出一笔钱来交给崔国松。崔国松听明白了,天上的好事砸到我头上了。有人每个月都会给钱我,一直给,要给很多年。那人还是武汉人,是我从没见过面的阿姨。阿姨是个很古怪的称谓,宋世光教他这么叫,他第一次叫出声来,皮肤上起了层鸡皮疙瘩。
血往崔国松脑袋上冲,他想找人打架。找比自己个头大的人打架,最好是成年人。宋世光走了,他若还在,崔国松可能会和他打上一架。他往自己头上猛击一拳,头嗡嗡响。晚上躺在床上,他想,跟吃过什么没关系。好运来了,那一拳是他对自己的奖赏。
周伯雄在单位里是最早得到提拔的年轻人。他的长相是他率先得到提拔的原因之一,他其貌不扬的长相不对任何一个同龄人构成威胁。单位里人们往往会忽略掉像他这样的人,内心里不经意间将他剔出了自己的竞争行列。虽然事后将会证明,这种做法其实太过草率,但是往往为时已晚。男人的长相在机关里面还是平庸一些更有优势,尤其是在仕途刚刚起步的那几年。这当然不是周伯雄唯一的长处。周伯雄的另一个长处就是无所作为,他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没有随时准备做出惊天动地大事情的那种样子。没有,他没有展现出那种气魄和抱负。相反,他总是按部就班,对长者亦步亦趋。结婚那年,他被提为副处长。周文通出生的时候,周伯雄又得到了下派的机会。他被派往幸福县去做副县长。他显然又被重用了。虽然副处长和副县长的行政级别是一样的,但职务的内在含金量谁都能看到巨大的差异。下派之前,组织上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刚生小孩,下到县里去是否方便。周伯雄拍着胸脯子说没问题。回到家里,他希望得到苏亚娟的谅解和支持,因为他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他抱着周文通对苏亚娟说。
苏亚娟同意他下去。“但是,”她说,“我们家得请个保姆。”
“好吧,请吧。”
周伯雄找好了保姆才下去,保姆叫云嫂。
他下去就职的地方是苏亚娟的老家,也巧,老公被派往自己的娘家县里当了副县长。苏亚娟有了孩子,却不想让母亲过来带外孙。宁愿让周伯雄找个保姆。当然,她母亲也没有带外孙的打算。她听她母亲说过,即使退休了,她也还是更愿意住在幸福县城。苏亚娟相信她母亲有怪癖,这可能怨不得母亲。她母亲在她父亲离家出走后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那时候母亲还年轻,长得也漂亮。苏亚娟记得有个医生和母亲好过,他好像姓胡,个头高高的,头发浓密,她叫他胡叔叔。胡叔叔有妻子,母亲和他好得死去活来。胡叔叔的妻子和母亲吵过架,不止吵过一次,她们多次吵,一见面就吵。她们在医院大门口、在母亲值班的病房里面大吵大闹。两个女人破口大骂,你扯我的头发,我扯你的头发。母亲那时候的表现就是不知羞耻,就是在抢别人的男人。很多人劝母亲放手,他们说胡医生不可能和他的结发妻子离婚,你又何必夹在中间呢?母亲偏不放手,她说他有没有妻子是他的事情,我爱不爱他是我的事情。这桩婚外恋在县医院和幸福县城弄得人尽皆知。苏亚娟小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她母亲是个殉道者,她所谓的爱情好像只是在为她自己破败的生活殉葬。事后证明苏亚娟的猜测是对的。胡叔叔并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但他的妻子不久后生病去世了。所有人都认为母亲将和胡叔叔走到一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他们将组建一个新家庭。可是母亲的决定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她断然离开了胡叔叔。胡叔叔安葬了自己的妻子。大约两个月之后,他穿着崭新的西装,带着戒指和鲜花,前来求婚。胡叔叔做得无可挑剔。无论对他妻子,还是对苏亚娟的母亲他都做得无话可说。但是母亲把他赶出家门,她扯碎鲜花,把戒指塞回他的口袋。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你?”苏亚娟的母亲当着围观者的面大声说道,“我说过了吗?没有。我不会嫁人,我怎么会嫁人呢?因为我有老公啊,只不过我老公现在不在家而已。”
人们这才想到,苏亚娟的父亲只是不在家。他是死是活没人知道,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没有结束啊。
苏亚娟母亲的风流韵事并不只限于胡叔叔。胡叔叔只是她若干风流韵事中的一个。苏亚娟并不认为她的母亲是在谈情说爱,她就是在胡闹。她后来胡闹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医院里的医生,还有她服务过的病人、街坊或某个偶然打过交道的路人。胡叔叔娶了医院里的另一个护士。那个护士比母亲更年轻,奇怪的是他们竟然生了三胞胎。胡叔叔为此很是骄傲,他经常带着新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苏亚娟母亲面前晃荡。他那样做显然有某种示威的意味在里面。虽然,你可以说胡叔叔很肤浅,可他们晃来晃去总还是会被人注意到。注意到他们的围观者也总是会议论纷纷。
坦率地说,苏亚娟在幸福县度过了暗无天日的小时候。说她小时候暗无天日一点也不过分。那时候她抬不起头来,害怕被指认,害怕被人说“那就是魏破鞋的女儿”。她母亲姓魏,很多人都忘记了她的名字,只叫她魏破鞋。苏亚娟只能埋着头拼命读书。她从小成绩优秀是有原因的,她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上大学,然后离开那座鬼魂一样的小城。她不能继续留在那座名叫幸福县的小城里。苏亚娟做到了,她考上大学,并且留在省城武汉。可是转了一圈,周伯雄又被派到那里去了。不就是当个副县长吗?哪个县城不能去?偏偏要去幸福县。有了这种心结,苏亚娟并不看好周伯雄在幸福县的发展。
周伯雄自己却像是如鱼得水,他在下面做得很快乐。每次回来,都要津津有味地和苏亚娟说到工作上的事情。他说幸福县书记和县长矛盾很深,自成一派,各有各的背景。这样也好,他说,他们双方都要拉我。这有什么好呢?苏亚娟不理解。当然好啊,我有空间嘛,可以在中间踩平衡,必要的话有调节作用。可以往这边倾斜一下,也可以往那边倾斜一下。苏亚娟并不在这个矛盾中间,可是她本能地觉得这样踩来踩去不合适。没有人会是傻瓜,人人以为只有自己才精明,但是踩来踩去终究会漏洞百出。你不要管这些,周伯雄说。他不明白苏亚娟,自从她生了孩子,好像对什么都忧心忡忡。你到底在担心什么?苏亚娟眼圈发红,她承认她得上了产后忧郁症。
“是不是我老在下面跑没时间陪你啊?”
“不知道。”
周伯雄大体上每周都回来,因为事多,两周或三周回来一次的时候也有。司机小王送他回武汉。每次回来,小王都会捎来一些东西。比如野生甲鱼,小王说苏亚娟产后不久,这东西能补身体。还有高档烟酒,还有茶叶什么的。小王径直把捎来的东西拎进屋子,周伯雄就像没看到一样,理都不理。小王不在了,他才会帮忙料理小王留下的那些东西。周伯雄跟苏亚娟说,下面还是要比上面活泛一些。苏亚娟却对别人送来了什么很冷漠,她说,它们来历不明。周伯雄搂着她说,你管它什么来历。苏亚娟闻到他嘴里的酒气,他的肚子比以前更大了,就像裤腰里别着一只气球。她把他往一边推。他说你别推我,手上使劲扯她的衣服。苏亚娟皱着眉头,我要照顾孩子。你总是这样,周伯雄对她不满,她对他越来越冷淡。你不能怪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是对你想做的事提不起精神。
云嫂四十几岁,做事靠谱,苏亚娟对她放心。她休完产假就去上班了。办公室的事还是从前那些事,做起来却有不一样的感觉。上午或下午她还要抽时间回去给周文通喂奶。只坚持了一个星期,苏亚娟又请了长假。请假之前她并没有和周伯雄商量,请假这事变成既成事实之后她才告诉他。假期半年,请假理由是身体不好,单位里准了她的假。
“你为什么要请假呢?如果说是为了孩子,家里不是有保姆吗?”
“我不想上班了,我情绪调整不过来。”
苏亚娟说她有产后忧郁症,她的精神在白昼和黑夜的交界处徘徊。她的精神有七只脚,有时甚至有八只。它在墙壁上,或者在悬崖上行走。它的脚就像是章鱼的爪子。我从楼顶跳下去了,从悬崖的顶端跳下去了。但是我并没有跌落,我贴在崖壁上,黏附在上面。苏亚娟在她比较放松的时候,她会这样跟周伯雄讲述她的精神状态。独处时,她老有幻觉。她的幻觉在为她所说到的她的精神赋形,比如章鱼的爪子。每次跟周伯雄讲这些,要么是刚刚吃过一顿美食,要么是刚和他做过爱。周伯雄相信她的忧郁症很快会过去。他要减少她独处的时间,光周文通还不够,还要给她安排别的事情,要把她的生活塞得满满的。他建议她养宠物,给她买回一只宠物狗。家里有了一只狗,果然多出很多事。苏亚娟亲手给它做衣服,用一只篮子给它做狗屋。给它洗澡,拿梳子梳它的毛发。买狗粮。打防疫针。用套绳牵着它,每天抽时间出去遛狗。但是苏亚娟只养了四个月,就对狗厌倦了。她在某天晚上把这只名叫点点的狗送给了她的闺蜜。养得好好的,怎么就送人了呢?我想早一点了断。早一点了断什么?苏亚娟说我跟点点的感情太好了,发展下去早晚会是我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离不开就离不开呀,周伯雄说没有谁会把你们分开。可是,苏亚娟说,狗的寿命没有人的寿命那么长,它不能陪我一辈子。总有一天我还活着的时候,它却死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周伯雄看着苏亚娟,她脸色苍白,泪水横流。该了断的事情不如早一点了断,把它送人了,也就断了念想。苏亚娟说得轻松,却没有那么简单。她剪了自己一缕头发,装进香囊,那香囊像个挂件就吊在点点的脖子上。那缕头发染上了苏亚娟的血迹,她刺破食指,让血滴在上面,把黑色的头发染成红色。
闺蜜随她丈夫搬迁到另一座城市去了,点点从此无影无踪。
点点带给苏亚娟的伤痛,延续了数月。她尽量压抑着,就连云嫂都看不出来,就像没事人一样。但是她的体重减轻了,她消瘦了十多斤。随后她又长胖了,一下子胖了三十多斤。体重忽上忽下大起大落,证明苏亚娟并没有真正放下点点。有一天苏亚娟突发奇想,她想要资助一个孩子,老实说她的资助有抱养的意思,但又不是抱养。就是资助。我资助他上学。像我“小时候”那样,她很想资助一名特别想离开自己老家的孩子,他最好有在老家活不下去的感觉。满脑子都是活不下去的理由。活不下去了,所以必须离开,要离开那鬼地方只有好好读书,要读书却又没钱。苏亚娟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孩子,她要找到他。这孩子她愿意资助,她要帮他实现梦想。周伯雄对她提出来的想法没有太多异议。我老婆在做善事,我要支持。你要找的孩子,我可以通过幸福县教育局帮你找到。如果你想资助,就在幸福县找个对象吧。资助谁怎么资助,都由你自己定。不过周伯雄修订了某些细节,那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他要苏亚娟以匿名的方式去资助。因为你是副县长的老婆,一旦披露出去,肯定有人拿这事炒作。我分管教育这一块,有人会说我们沽名钓誉。苏亚娟同意匿名,这么做正合她胃口。她只是做她想做的事,并不想被人知道。但是周伯雄只说出了可以说出来的理由,他还有不便说出的理由。不便说出的理由是他害怕,他害怕被资助的孩子成为另一个点点。看来苏亚娟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从点点身上就能看到,她很容易用情过深。苏亚娟的这种禀性是否遗传自她的母亲呢?可是她的母亲只是用情过泛而不是过深。那么所谓遗传,也可以刚好相反:苏亚娟很难动情,一旦动情即深不可移。
一九九○年,周文通出生,周伯雄下派到幸福县做副县长。同年,崔顺义去世,崔国松成为孤儿。崔顺义死于一次爆炸。他把炸药塞进玻璃瓶里,用土制炸弹在河里炸鱼。导火索从玻璃瓶口伸出来。崔顺义吸着烟,用烟头点燃导火索。不知道是导火索太短的原因,还是他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却以为还没有点燃,因此没能及时出手。反正那只玻璃瓶并没有被扔进水里,它在他手上爆炸了。在这之前,崔顺义炸过很多次鱼,从不曾失手。崔顺义活着时拒绝送崔国松进学校。这次他被自己炸死了。他不是在现场就死掉了,吴家河听到爆炸声赶了过来。他看到崔顺义的脸炸得稀烂。但是他还能说话。他说:“家河你把我儿子送到学校去吧,你表哥不是在做校长吗?你替我求求他。”
吴家河听到了崔顺义说的话,却无法从他脸上找到他的嘴巴。他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他脸上哪个地方说出来的,可是他还在继续说。他说:“我不让崔国松上学是不对的,他应该上学,我不再和他妈作对了。”
不是崔顺义的嘴巴——他已经没有嘴巴了,而是他的脸在说话。崔顺义用他那张炸得稀烂的脸对着吴家河说话。吴家河是他邻居,他的脸说出吴家河能听清楚的话语,他在对他说出遗言。
吴家河说:“我听到了,你就放心吧死鬼。”
崔顺义抽搐了一下,这才死去。
这年崔国松九岁,因此他比周文通大了九岁。苏亚娟生于一九六三年,她后来成了他干妈。崔国松比她小十八岁。周伯雄生于一九六一年,按理说他后来也是崔国松的干爹。他比崔国松大了二十岁。一九八七年,省报记者老谭介绍苏亚娟和周伯雄认识,两人在一个周末也就是星期天的上午去老鼠尾相亲。这一年,并且是在同一天,崔国松的母亲死了。当然,和崔国松母亲同年并且同一天死去的还有老谭。老谭死在老鼠尾。崔国松的母亲死于自杀。他们都死在那一天。她有肺病,总要吃药,却总不见好。于是崔国松的母亲开始厌世,她觉得她活着就是在拖累崔顺义和崔国松。她在洪水来临的季节里跳进了飞沙河。她在飞沙河下游被人找到了,她的尸体蜷缩在一只顺流而下的杉木衣柜里。
崔顺义记得他老婆出门之前对他说:“崔国松今年六岁了,明年一定要让他上学啊。”
说着,崔国松的母亲就出门了。那天下着大雨,她披着塑料雨衣。崔顺义无法理解的是,你自杀为什么一定要死在水里呢?你明知道我要到水里去炸鱼啊。你死在水里我以后还怎么炸鱼呢?他痛恨他老婆抛下他们父子俩,你这么做可真是狼心狗肺。为了和她作对,第二年崔国松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却不送他上学。你不是要他读书吗?我偏不送他去。崔顺义直到他自己也死去的时候才和他老婆和解了。他失去了嘴巴,却坚持用他破碎的脸说出了他的心愿。吴家河听清楚了,他相信他能替他做到。
崔国松成年后查证过他母亲死去的时间,他告诉干妈苏亚娟,他母亲死的时候干妈和干爹正在相亲。苏亚娟说,那个周末武汉好像没有下雨。崔国松说是的,武汉没下雨,可是幸福县却在下暴雨。
一九九一年,崔国松十岁,读小学一年级。这年他成了苏亚娟的定点资助对象。苏亚娟匿名资助他,决定一直资助到他上大学。按照约定,苏亚娟不和崔国松见面。她直接和宋世光联系。在崔国松读小学的那几年里,宋世光一直在和苏亚娟保持通信。通过宋世光的信件,苏亚娟了解到崔国松的所有情况。他以捉鱼和偷窃度日。会做饭。能自己给自己洗衣服。苏亚娟心疼这孩子,找到这么一个孩子是对的。他是周文通的一面镜子,她绝不会让周文通以后也过上他那样的生活。但是,宋世光在他后来的信中描述,自从得到苏亚娟的资助,崔国松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宋世光很明显是在谄媚苏亚娟。尽管没有人确切告知宋世光苏亚娟是谁,他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但他能猜测到苏亚娟一定是个有来头的人。所以,在给她的那些信件中充斥着奉承阿谀之词。周伯雄笑着对苏亚娟说,这是难免的,你要习惯。你要有这种能力,剥除掉那些粉饰奉承的文字,剩下了什么你还能看到。宋世光无疑夸大了崔国松的变化,但变化肯定在他身上发生了。崔国松听宋世光说有贵人在帮他,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定要抓住这个贵人。他不再偷窃,需要什么宋世光就去给他买什么。事实上崔国松需要的并不多,无非是米呀油呀什么的,在苏亚娟给他的资助款项里,这些东西都能买回来。他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十岁的孩子当然比六七岁的孩子学得快。宋世光有了新打算,他在信中告诉苏亚娟,这个学期结束后,他准备让崔国松同学跳级。让他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苏亚娟回信说,看到崔国松有这么大的进步她很高兴,让他跳级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她担心他能不能跟得上。能跟上,崔国松的智商没有问题,只要他肯学习,他会比谁都学得更好。苏亚娟又问他,他偷窃的毛病是不是真改了?他说真改了。崔国松一天一个变化,宋世光为此激动不已。他认为这是奇迹,可以看作是一个典范。一个误入歧途的坏孩子,很多人都放弃了他,他自己也放弃了他自己。可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有个好心人对他伸出援手。这孩子居然好了。他好得比其他好孩子更好。苏亚娟又问他真有那么好吗?是不是宋校长为了让我开心故意这么说呢?真有这么好,宋世光发誓说。我把他树为典型了,经常让他在国旗下面讲话。小学生能在国旗下面讲话是很高的荣誉,宋世光把这荣誉给了崔国松。一九九二年,崔国松从小学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下一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他又从小学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同年,周文通进了幼儿园,开始上小班。
到了一九九七年,周文通进入武汉水果湖小学。这年崔国松初中毕业,考入幸福县三中也就是飞沙镇高中。三年后,崔国松考上武汉大学。小学期间,有关崔国松的资助事宜,是宋世光在和苏亚娟联系。初中和高中,跟苏亚娟联系的人换成了崔国松班上的班主任。初中三年至高中三年,先后有六个老师和苏亚娟联系过。
就像很多人具有很好的平衡感一样,比如那些走钢丝的人,崔国松也天生具有非凡的命运感。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用他那双肮脏的惯于偷窃的小手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小学时他在国旗下面讲话。进了初中、高中,他又在班级或全校演讲。通常,他的演讲都被安排在五四青年节这天。他把自己的演讲定位为感恩演讲。他会讲到自己苦难的童年,讲到他生命中的奇遇。他所遇到的无私的帮助。然后再讲到他的努力,他的上进。所有这一切,他都要归为感恩。每次演讲,崔国松都要在演讲台上哭上一场。但又不是痛哭流涕。不是那样子,而是有节制的热泪盈眶,讲到紧要关头时的有意停顿。崔国松很会利用这些。班主任把他的演讲录音发给苏亚娟。苏亚娟听到他的演讲,每每都能听到落泪。
苏亚娟告诉周伯雄,资助一个贫困学生是她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她为此自豪,希望能早一点和崔国松见面。周伯雄答应她,等这孩子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了,我就让你们见面。崔国松也很争气,他考上大学了。来大学报到那天,有辆小车开进校园。司机走到崔国松面前,问他是不是崔国松,崔国松忐忑不安地答道“是的”。司机说请你上车吧。崔国松并不知道那个陌生的司机要带他去哪里,但他依然跟他上了车。他潜意识里想到,说不定是他的贵人找到他了。
果然是,司机把他送到苏亚娟家里来了。周伯雄在家,周文通也在家,他们一家人都在家里迎接崔国松。崔国松哭着,他跪在地上。叫苏亚娟干妈,叫周伯雄干爹。苏亚娟也哭了,她拉他起来。崔国松坚持跪着,他说:“干妈干爹你们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苏亚娟望着周伯雄,意思是就认了吧?周伯雄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背着手走开了。苏亚娟于是做主答应了他。
她说:“好吧,我就认你这个干儿子。”
崔国松回大学去了,苏亚娟跟周伯雄说:“我愿意认他做干儿子,这么些年,我们的关系不就是一种收养关系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资助。”周伯雄说。
“没错,我们的关系是从资助开始的。可是这种关系在演变,崔国松是孤儿,他没有父母亲。想想看吧伯雄,我们其实可以做他的干爹和干妈。”
“你想有两个儿子吗?”周伯雄摸了摸周文通的脑袋。听这话苏亚娟就知道,周伯雄也同意了。
崔国松的学校在街道口,苏亚娟住在岳家嘴,坐公交车也只有几站路。崔国松一有空就会过来。他虽是男孩子,却嘴甜。见到苏亚娟叫干妈,提到周伯雄就说我干爹,叫周文通叫我弟。不光嘴甜,手也不闲着,来了就做事。拖地,洗衣服,擦拭家具。经常忙得满头大汗。苏亚娟看着喜欢,心疼这孩子,让他歇着。崔国松说不累。不累你也给我歇着,苏亚娟强拉他坐下。替他擦汗,逼着他喝饮料,削水果他吃。崔国松一边大口吃着,一边说好吃,真好吃。囫囵吞下水果,又接着干活。苏亚娟点着他的额头,你呀,就是闲不住。
来的次数多了,崔国松自然而然成了家中一员。苏亚娟有意识带他到外面吃饭,还带着周文通。周文通比他小,在吃上面却比他懂行。通常是他教崔国松怎么握刀叉,怎么铺毛巾。苏亚娟用了点小心思,由着周文通跟他交流更合适,崔国松不会觉得没面子。苏亚娟有心让崔国松长见识,见世面,带他吃他从前没吃过的东西。西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泰国菜。崔国松吃的时候,眼里总会闪着惊喜的亮光。苏亚娟看着他吃,比她自己吃着还要令她喜悦。母性、母爱的光辉在她心里流淌。她在补偿他,补偿他过去的岁月。或者说她在为他打开另外的生活。崔国松在学习,学习吃。学习怎么点菜,怎么坐着,怎么吃下搁在面前的东西。他悟性好,学什么都学得快。有时周伯雄从下面回来了,也会参加这类聚餐,一家人其乐融融。周伯雄还要喝点酒。崔国松说他没喝过酒。周伯雄就笑了,他说你现在是大学生了,可以开始喝点酒。男人必须学会喝酒。酒这种东西在很多时候都能成为你意想不到的通行证。只要你在酒桌上喝得爽,你就能很容易得到信任。拼命喝,来者不拒,把自己往死里喝。冲锋陷阵,挺身而出,替你敬重的人挡枪,帮他代酒,替他喝。喝上几回,再从酒桌上下来,你会忽然发现朋友多了。你比喝过酒之前更有人脉。你口碑好,很多人会认你做兄弟,说你为人豪爽,一看就是两肋插刀之人。在周伯雄这么教导崔国松喝酒的时候,苏亚娟笑而不语。她想这就是男人,男人有男人的游戏。所谓江湖、所谓争斗,有时就隐藏在热气腾腾的饭菜和酒水里面。不喝酒还是男人吗?不是,不喝酒的男人没资格做男人!崔国松喝下第一口酒,摇头晃脑地咳呛了好一阵子。苏亚娟拍打着他的肩背,就像是他吃菜不小心在喉咙里卡上了鱼刺。这时坐在一边笑而不言的人是周伯雄。他暗想这算不得什么,女人真是小题大作。果然,崔国松很快就适应了。主要是崔国松在喝,周伯雄很少喝。崔国松有很好的喝酒天分,他比干爹喝得多。周伯雄弹出一支烟,自己含在嘴里,又弹出一支烟递给崔国松。你也来一支吧,俗话说得好,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崔国松接了,现在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能是酒精在作怪,他还笑嘻嘻的。苏亚娟阻止了,她说:“男人喝点酒我不反对,抽烟不行!”
“我不是在抽吗?”周伯雄说。
“你抽烟我一样厌恶。”
“好吧,听你干妈的吧。”周伯雄把崔国松手上的烟又收回去了。
苏亚娟说:“抽烟让男人身上有一股可怕的味道。”崔国松记得干妈用到了“可怕”这个词语,自此,他从来不曾尝试过抽烟。
饭后,周伯雄拍着自己挺着的肥肚子说:“时候还早啊,要不找地方KK歌?”
苏亚娟同意,她说:“K歌消消食吧。”
就他们三人,在歌厅里要了个小厅。周伯雄先唱,他俯在崔国松耳边轻声说:“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唱歌都要让领导先唱。不管领导唱得有多烂,也要让他先唱,你小子明白了吗?”
崔国松连忙点头说:“明白了。”
苏亚娟嚼着口香糖说:“你干爹又在跟你说什么鬼话?”
崔国松笑着:“没说什么。”
周伯雄唱了首《洪湖水浪打浪》,他有副鸭子嗓音,唱歌跑调。崔国松为他鼓了掌,苏亚娟没鼓。接着,周伯雄又点了一首对唱《心雨》。苏亚娟说:“没办法,你干爹一到歌厅就逼着我和他唱这首歌。”
唱完《心雨》,周伯雄如释重负,他说:“好了,我的节目完毕,现在请你干妈登场。”
苏亚娟确实唱得好,她像个专业演员。干妈是真正的麦霸,她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都是电视里听过的歌。
“国松,你也唱一首吧。”大约唱了六首,苏亚娟把话筒交给他。她要喝水,润润嗓子。
“我不会唱。”崔国松有些害羞。
“唱唱就会了。”
崔国松于是就唱,他唱了《小白杨》。开始唱他也跑调,声音忽高忽低。他恐惧,嗓子紧,觉得自己上不得台面,丢人,恨不得扔下话筒跑掉。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我不能那样做!歌唱到一半,崔国松平复了。其实他声音很好,很适合唱歌。周伯雄说:“你唱得挺好啊,《小白杨》你小子再给我唱一遍。”
在他唱第二遍《小白杨》的时候,周伯雄和苏亚娟开始跳舞。干爹比干妈的个头还要矮,可是他舞姿娴熟,很平常的交谊舞,他能跳出很多花样。
“你干爹歌唱得烂,舞却跳得好。”苏亚娟说,“要不,你也来跳一个?”
“我不会跳。”崔国松摇着手说。
“不会跳不要紧,让你干妈教你。”
“来吧,我教你。”
崔国松身子僵硬,他的腰像根木棍。他老踩干妈脚。苏亚娟说:“不要紧,慢慢来。对了,就这样,一二一二。”教了一支曲子又教一支曲子。周伯雄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停下来,崔国松能听到干爹发出的鼾声。
天已经很晚了,从歌厅出来,崔国松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公交车内光线昏暗,乘客不多。几个人埋着头玩手机,另几个人眯着眼睛装睡。从车窗望出去,街上灯火通明。崔国松像是行走在梦境里。不真实,他生活在不可能当中。吃饭唱歌的时候他一直坚强地忍着,这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他在公交车里涕泗横流。我是个孤儿,我没有亲人。可是就算我亲爹亲妈全都健在,又能怎样?白龙村也好,飞沙镇也好,父母双全的孩子多的是,他们又能怎样?谁说父母不能选择?父母真的不能选择吗?在崔顺义和周伯雄之间,他宁愿选择周伯雄。在亲妈和干妈之间,他宁愿选择干妈。想到这里,崔国松突然发现,他不仅感恩他有了这样的干爹干妈,同时他也感恩亲生父母在他们不妨死去的时候死去了。崔国松的泪水流得更畅快了,几乎在哽咽,头顶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不要怪我不孝,事实就是这样:你们死去比你们活着能带给我更好的未来。如果你们还在,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那时候死去就是对我好。崔国松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庆幸。他在武汉的公交车上又一次埋葬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你们就安息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你们将看到你一无所有的儿子慢慢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那些楼房往车窗后面移动,崔国松黯然神伤地想道,我将会留下来,我要留在武汉。
恍惚中,他又看到吴家河玉米地里的自己。那个孤独的孩子,在他躲在那里的时候该有多么绝望啊。可是干妈从天而降,她给了我机会。回想起来,应该是从他在国旗下面讲话开始,他就在慢慢地给自己培植野心。宋世光也好,后来的班主任也好,他们事实上都在帮他。从他们教给他和没有教给他的东西里面,他学会了伪装,学会引人注目。他好像看到了一架垂挂下来的云梯,我要一步步走上去,我要出人头地。
苏亚娟送给崔国松一部手机,她说有了手机,我们联系起来会更方便些。崔国松在学校打了一份工,在食堂帮工。择菜洗盘子间隙,他第一次用手机发短信。收信人是苏亚娟,短信上写着:干妈谢谢你!
收到这条短信,苏亚娟很开心。
周伯雄在下面干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够长了。他在幸福县做过副县长,那是他刚下去时的职位。也做过县长。之后转到和平县,在那里做县委书记。做完一届县委书记,又到了一个地级市做副市长。按部就班,没太多惊喜,也没太多失误。以周伯雄的资质和背景来看,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轨迹和结果。不可能更好了。他没遇到很明显的针对他的陷阱,没掉到哪个坑里去。他希望继续这样下去。比如从副市长到市长,再到地级市市委书记,然后去省里,做个副省长或省委副书记。他把他人生的终点定在那个地方。在副省长或省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享受正省级待遇,那可能是他最为完满的人生结局。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在此处拐了一个弯。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让他回到省里,在一个厅级单位做了副厅长。周伯雄对这次调动内心里怀着无以言表的抵触,他想回到省里,可是不能这样回到省里。这样回到省里算什么,级别没有上升,也没有降低。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安排意味着周伯雄的仕途已到了尽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不是回省城工作,而是领导让我回来颐养天年。”
这年是二○○五年。前一年,即二○○四年,崔国松从武汉大学毕业,也考上了一个厅级机关的公务员。有意思的是,周伯雄回来做副厅长的这个单位,正是去年崔国松考进来的地方。
“干儿子和干爹,你们俩终于碰到一起了。”苏亚娟欣喜地说。
她亲手在家里弄了几个菜,让他们喝点酒。周伯雄比过去肚子更大了,背也好像驼下去了,脸上有一层揭不掉的晦气。真是奇怪,晦气也能揭不掉?它就是揭不掉,晦气像一张面具扣在他脸上。他情绪坏到了极点,副厅长就像是个垃圾,或者就像是一顶绿帽子。
“哪个男人愿意戴上绿帽子啊?”周伯雄跟崔国松碰了碰酒杯说。
“没那么夸张干爹,”崔国松劝他说,“事实上副厅长是个很大的官呀,很多人一生的梦想也到不了这个位置。”
“干爹就这样了,”他对崔国松说,“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能有什么造化,还不是要依靠干爹。别的不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心腹。”
周伯雄笑起来了:“你这嘴巴!心腹不心腹的也就是个笑谈。不过,我们的关系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了。”
“哪能呢?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干爹。”
“好吧,其实也没什么。可是机关里很复杂。你呢好好干,以后听到了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
崔国松笑了笑,他想他运气真好。周伯雄可以感叹对他的安排不好,他尽可以哀叹命运不济怀才不遇。但对崔国松却是难得的好消息。副厅长足够罩着他。他的发展、进步,周伯雄有太多能帮到他的地方。
周伯雄就是混日子,打算混到退休算了。他的初衷并不想和谁争斗。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事不由人。机关确实复杂。哪怕混日子,混过几年,局面也就自然形成了。厅里的几个副厅长事实上各有各的人马,每个副厅长都有自己的地盘。崔国松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周伯雄的心腹,也是他的耳目。别人不知道,没人知道他们还有这层关系。很多人按惯例分析,都以为崔国松是关副厅长的人。他们这样分析当然也有道理。分管崔国松的领导是关副厅长,关副厅长对崔国松也比较有好感。他在不同场合都曾很含蓄地称赞过崔国松,还有几次出差,他直接点名把崔国松带在身边。关副厅长比周伯雄年轻,学历背景也好很多,他是想做厅长的人。至少关副厅长比周伯雄更想做厅长。周伯雄在下面工作了那么久,回到省城突然发现,同事的学历都比他高,口才都好,哪一个都比他能说会道。关副厅长把他当成了假想中的对手,处处给他使绊子。
崔国松告诉周伯雄,关副厅长在对他示好。周伯雄明确对他说行啊,你也正好和他搞好关系。
有了周伯雄的默许,崔国松跟关副厅长跟得更紧了。他在暗地里视周伯雄为干爹,他是他的干儿子。表面上却又是关副厅长的铁杆跟班。周伯雄和关副厅长是对手。崔国松脚踩两只船,他可以自如地跟他们两人周旋。关副厅长是个有魄力有胆识的人,有上进心。崔国松相信他更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厅长。周伯雄经常问到关副厅长的事情,崔国松刚开始什么都对他说。包括关副厅长爱抽什么牌子的烟爱喝什么牌子的酒,他都告诉了周伯雄。可是后来他慢慢有了选择,关副厅长的有些事情他会告诉周伯雄,另一些事情他不告诉他。当然,关副厅长也会问到周伯雄的事情。起初他什么也不对关副厅长讲,后来他讲了一些,并且越讲越多。崔国松悟到了一些东西,也逐渐掌握到了某些技巧。虽然有风险,却更有快乐。他在两边提供信息。因为周伯雄和关副厅长都很信任他,所以在缺少信息的某些日子里,崔国松还会适度地虚构某些信息。游戏很早就开始了。崔国松相互出卖他们,相互告发他们。却又分别保护他们,分别向他们提供对方的蛛丝马迹。当然,虚构某些信息实际上就是在撒谎。可这是必要的。真实的事情只有掺杂了某些谎言才更为真实可信。就像住房,谁都不愿意直接住进毛坯房里,你总要装修一下。崔国松深谙此道。他由此也得到了很多好处。三十岁的时候崔国松被提拔为副处长,这虽然不是太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崔国松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深夜里他捧着自己的脑袋说,要知道我是个孤儿啊,崔顺义你知道吗?你儿子现在是省里的副处长呢。你知不知道副处长是多大的官呀?跟县里的副县长一般大呢你知道吗?你要是知道了,今天夜里你就在我梦里出现吧。
提了副处长崔国松还没有可以结婚的女朋友。苏亚娟关心他,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是早点娶了吧。崔国松说干妈,不着急。我还什么都没有呢,怎么结婚?苏亚娟说结婚一定要有房有车吗?这种观念不行。崔国松就笑,我不能让我老婆受委屈呀。
有一天关副厅长把崔国松叫到办公室。崔国松坐在办公桌对面。关副厅长正在接电话,他看上去和颜悦色。接完电话,关副厅长说:“你知不知道和平县出了大事?”
“和平县?我们幸福县的邻县吗?他们出什么大事了?”崔国松其实是知道的,现在什么事情看不到呢?都在网上,但他故意装作不知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不过早晚会知道的。那地方出了塌方式的腐败窝案,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
“真的吗?怎么回事?”
“还不是那些事,最没有新意的事情就是所谓腐败。你查查看,所有地方,所有倒下的干部基本上大同小异。”
崔国松沉默着,关副厅长叫他来,不会只跟他闲聊这个。
关副厅长说:“和平县的事刚刚开始,还会发酵。至于发酵到什么程度,未来的走势如何,都不可预测。不知周副厅长有何动静。和平县那可是他从前的根据地啊。现在倒下的人全是他以前的同事或部下。火会不会烧到他身上去,谁也不能保证。”
崔国松说:“关厅长,我先出去了。”
出了关副厅长办公室,崔国松没有直接去周伯雄那里。他到了楼下,找一个僻静处给周伯雄打电话。
他说:“干爹,和平县的事你还是要早做防范啊。”
周伯雄气急败坏地说:“我防范什么?我什么事都没有。”
“还是防范一下好,那么多人进去了。没有人能顶得住,你在明处,完全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周伯雄说:“不要在电话里说这些。”说着,他把电话挂了。
崔国松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怎么能不记得?他上大学,入学报到的那一天是二○○○年九月十七号。那天他和他贵人一家见上面了。也是那天,崔国松认了苏亚娟做干妈。苏亚娟答应了,从此她就是他干妈,周伯雄是他干爹。后来他把九月十七号当作是他的生日,也是他唯一的生日。崔国松给自己绑定了这个日子,他把他从前的生日废弃了,九月十七才是他的生日,他为此感受到了重生的意义。
苏亚娟不同意,她说:“生日怎么能随便改动呢?”
“我没有改动我的生日,”崔国松说,“我只是更愿意把这个日子当作我的生日。是的,我母亲把我生出来了,可是她生出来的只是一个小偷,一个肮脏的贼,一个十岁的时候还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孤儿。是你,干妈,因为有了你我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崔国松的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孩子气,但他不是说说而已。他很认真,也很执拗。苏亚娟也觉得新奇。她说好吧,我也觉得这个日子值得纪念,就算是你的生日吧。但是你从前的生日也不能废弃,你可以有两个生日。崔国松说好,有两个生日的人是不是就有两条命呢?不过呢,九月十七号这个生日我就要和干妈过。苏亚娟说没问题,只要方便,干妈一定好好给你过生日。
自那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崔国松都要和苏亚娟一起吃个饭。周伯雄只要在家也会参加,但这种时候并不多,他好像总共只参加了一两次。其他时候周文通都会到场。崔国松每次都激动不已,他说和你们在一起太好了。二○○八年周文通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九月初就到北京去了。崔国松生日临近,周伯雄出差去了上海。崔国松因此提前一天和苏亚娟商量,他问她,今年我的生日我们能不能不到外面去吃饭呢?苏亚娟问你有什么打算?崔国松说我可以到你家里去,亲手做顿饭给干妈吃。你还会做饭啊?会呀,我小时候就会做。听说过,听说你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煮。干妈这个都知道啊,我最擅长做的菜其实是鱼。明天我给干妈做一份清蒸鱼吧,再做一份盘鳝。好吧,我就等着吃了。行啊,那就明天见,我们的生日。苏亚娟接一句,我们的晚餐。
第二天是星期三,下午崔国松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他去菜市场买了鲈鱼,买了小鳝鱼,还买了几样时鲜蔬菜。苏亚娟等在家里。崔国松进来的时候,干妈正在听佛教音乐。她说佛教音乐她只听王菲版,或是李娜版。苏亚娟穿着新衣服。
崔国松说:“干妈你在听这种音乐?”
苏亚娟说:“这种音乐听着心静,让人不烦躁。”
崔国松卷起袖子进了厨房,开始做菜。苏亚娟走进来告诉他油盐酱醋在哪里,崔国松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那是干妈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看来干妈今天洒过香水了。之后她再也没进过厨房。崔国松一手把饭菜做好了,一一端出来,已过了七点钟。央视的新闻联播应该开始了,可是苏亚娟还在听佛教歌曲。崔国松说:“干妈,我想看看新闻。”
苏亚娟说:“看吧看吧,和你干爹一个习惯。”
她关了王菲,也可能是李娜,把电视打开了。这天的新闻平淡无奇。后半段的国际部分说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遭美国无人飞机空袭。巴格达地区多处发生爆炸。两地都有数十人死伤。
“这就是你和你干爹要看的新闻,”苏亚娟说,“每天都是这些。”
苏亚娟喝了红酒。她一喝酒就脸红,红得很厉害。她频频举杯,为我们的晚餐干杯!又说,为我们的生日干杯。因为知道自己容易脸红,苏亚娟在外面相当克制,从不碰酒杯。可是今天她放开了。崔国松喝得更多,他能喝,白酒都没问题,何况红酒。喝到后来,苏亚娟喝得眼冒金星。她一个人冲到卫生间去哇哇地吐。崔国松进去搀扶着她。他说:“干妈,你喝醉了。”
“国松,我为你喝醉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呢?”
“我们的生日。”
“对,我们的生日,还有我们的晚餐。”
从卫生间出来,室内的光线突然变得很昏暗。屋子里不知道哪里还有另外的开关,可能是干妈触碰到了哪里。大灯关掉了,电视机也关掉了。李娜的歌声重新响起来,也可能是王菲。她们两人所唱的佛教歌曲崔国松分不清楚。音量调到很低。曲子冗长,实际上很可能是单曲循环。音乐是从另一个房间里流淌出来的,不在卧室,也不在客厅。王菲或李娜的歌声听着很缥缈,不像是真实的人间的声音。晚餐之前干妈喷洒过的香水,仍然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气息。干妈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音乐?它让我心静。对了,能让干妈心静。可是我不习惯。你不习惯就关掉它吧,不关?你不关我关。苏亚娟伸出手在墙壁上摸索,她摸到什么,按了一下。音乐一下子听不见了,寂静很快笼罩了整个屋子。
他们坐在沙发上,没了音乐,大灯又开着。崔国松看着干妈,她的脸色从不曾如此红润。我们是什么关系?干妈和干儿子吗?崔国松不会改变这种关系。他从这种关系中得到过好处,他还要得到更多好处。他知道干爹表面上看是个低调的人,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他们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果我能得到这些财富,我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吗?想到这里,崔国松大惊失色。他身体僵硬,喉咙里像堵上了石块。可是,难道我不是一直都在这样想吗?难道这不就是我的计划吗?越过干妈的脸,他看到屋子上面的天花板和天花板上灿烂的灯光。
“有件事我没跟你说,干妈。”
“什么事?”
崔国松把手机递给苏亚娟,他说:“文通今天给我发短信了。”
苏亚娟看到了,周文通在短信里说:“崔哥哥生日快乐!”
“难得他还记得,挺好的,你们这样子我很欣慰。”
“可是我嫉妒他。”说到这里,崔国松落下泪来。
“你无须嫉妒他。”苏亚娟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毕竟不一样。他是你们真正的儿子,我嫉妒他有这样的家庭,嫉妒他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我们会对你好的。”苏亚娟说。
“你还能怎样对我好?”
“比你所能想到的对你还要好。相信干妈,以后你什么都会有的。”
崔国松在沙发上坐得笔直。“我很贪心啊干妈。”
“你有多么贪心呢?”
“我无比贪婪。”崔国松说着,忽然没来由地哈哈大笑。
周文通在北京,只要周伯雄出差,崔国松就会单独来看苏亚娟。如果有事来不了,苏亚娟还会很生气。你不能这样忽略你干妈。崔国松于是还得很耐心地给她解释。解释变得不重要,一旦见上面,所有的不快和恼怒转眼就消散了。苏亚娟总在给崔国松讲故事。她怀疑自己老了,一直在回忆往事。这种感觉无法克制。她不能变得更年轻,只能从回忆中捞回一些年轻时的影子。只有跟崔国松在一起,苏亚娟的内心才会安宁。安宁降临在她头上,即使天塌下来了她也不会惊慌。世界在慢慢收缩,或者也可以说世界在慢慢放大,有了干儿子她就有了这世界。不管多么久远的旧事,不管多么陈芝麻烂谷子,苏亚娟都能记起来。她差不多把他们家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崔国松了。这个家对崔国松没有秘密。有些事她还不止说过一次。我就像是个话痨,她说。忽然有一天,她想到了古玉之。古玉之是个可怜的女人,我们仅有一面之缘。苏亚娟说,我和周伯雄相亲那天,老谭不是死了吗?他死在梨园医院的。不对,他死在老鼠尾,是我们把他送到梨园医院的。在那里,我见到了古玉之。古玉之是老谭的老婆你知道吗?我知道她是他老婆,我记得你讲过。古玉之在料理老谭的后事,她从某间房里出来碰到我了,她把我堵在一扇玻璃门后面跟我说话。你干爹当时从另一个地方看着我们,隔着玻璃门他看着我们交谈。后来他很严肃地问过我好几次,他说你们当时在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说你们好像在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说你别乱猜,就是女人间的闲聊。那么你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古玉之和我说过什么。崔国松说我想知道。古玉之说她和老谭也是在老鼠尾认识的。他们在那儿约会,在那儿散步。老谭老说那里是爱情的蛮荒之地、不毛之地或流放之地。如此不着边地乱说一气,我脑子里升起一个奇异的念头。就像卡萨布兰卡这样的地名,我只要一念出它的名字,我的脸孔马上就会长出毛边书的模样。他这么说老鼠尾也总能扰乱我的心智。古玉之承认,遇到那些荒诞的或者粗暴的,但又是关于爱情的胡言乱语,女人的应对往往总会显得仓促或捉襟见肘。老谭有浪漫气质,偶尔写诗。他一直勾引我和他在那地方野合。有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我们真在那里那个了。“那个了”是古玉之的原话。她的声音在发抖,很明亮的发抖。事实上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做爱。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可是突然出现了三个小混子。他们可能一直在暗处,因为没有月亮,老谭因此不知道周围还有别人。他们是抢劫者,准备抢劫黑夜里还在外面逗留的人。在他们快要做完的时候,那些人按亮了手电筒。他们抢劫了老谭,拿走他的钱包。也抢劫了古玉之。然后他们还要轮奸古玉之。两个小混子拿刀逼着老谭,另一个上来扯古玉之身上的衣服。老谭当时只想死掉。他往小混子的刀上扑,他扑上去了,他的身体扎进了一柄刀。他是从下面挺上去的。小混子们碰到了比他们更不怕死的人。他们扔下刀子逃窜。老谭伤好之后他们就结婚了。老谭后来身体不好可能跟那次受伤有关系,至于跟心梗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老谭当时捡回了一条命,可是终归还是死在老鼠尾了。说完这句话,古玉之就离开了。你们还有联系吗干妈?没有,老谭死后,古玉之也消失了。他们有孩子吗?没有,她和老谭没有生育。老谭往小混子的刀上扑是因为勇敢吗?古玉之说老谭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那又是因为什么呢?这我就没法解释了。
说完古玉之,苏亚娟又说到她的忧郁症。在我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你干爹为我买了一只宠物狗,它叫点点。但是点点没能治好我的病,相反加重了我的症状。我相信和点点长期相处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我就是这样想,对危险我总是有很敏感的嗅觉。我爱点点,我太爱它了,点点也很依赖我。正因为如此,我害怕。它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无法接受这个。我宁愿死在狗的前面。但狗的寿命和人的寿命相差太多,我不想在我离不开它的时候亲眼看着它在我面前死去。它欢蹦乱跳,我却整天想着它死去的样子。我把它送走了,送给了我闺蜜。我知道我的闺蜜爱狗,也知道她不久就将迁居到另一座城市的去。那么,点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没有打听过,我的闺蜜有时候会和我通个电话,我们心照不宣,从不说到点点。没了点点,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资助一个孩子?我就这样找到了你。是啊我也找到了你干妈,宋世光说你是个匿名者。所谓做好事,所谓行善,可能只是外在的说法。我更主要的想法还是治疗我自己的忧郁症。虽没见面,我却总在打听你的消息,也总能知道,你的消息多半都是正面消息。那些消息对我有用。你知道吗国松,有关你的消息比药物对我的忧郁症更有疗效。
相比崔国松,苏亚娟在周文通身上花费了更多精力。她是他母亲。她为他所做的事情只能是母亲为儿子所做的事情。周文通和崔国松不一样。崔国松说过他嫉妒周文通,妒嫉不足以说明他们的经历。他们出身不同。崔国松只是受到了慈善的荫庇,他所获得的母爱并不是真实的母爱。苏亚娟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她的存在在他们没有见面之前更像是某种虚幻的印迹。更像是他的梦境。他通过他所获得的资助去想象远在他乡的人。但是周文通衣食无忧,他的童年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崔国松是周文通的镜子,或者说周文通是崔国松的镜子。两个不在一起的孩子,两个人的成长迥异。周文通健康阳光,成绩优异,热衷于打篮球。他单纯、开朗,一点也不腼腆。没有人会怀疑他有美好的未来。但是他的内心又很脆弱。他不能受到打击,不能有挫折。崔国松来自旷野,他狗屎一样的童年使他获得了比别的孩子更强盛的生命力。比城里的孩子更有心计。他有目标。整个人只有确定性,没有不确定性。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他不是他的外表所告诉你的那个样子。
周文通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这年是二○一二年。周伯雄帮他买了房子,买的是毛坯房还没装修,周文通临时租住在朝阳区。他白天上班,晚上跑到三里屯去通宵达旦地泡酒吧。这段时间他交了一些朋友,多半是酒吧里的摇滚歌手。周伯雄对儿子有要求,他希望他工作两年以后能去美国,他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周文通骨子里很文艺,文艺这种东西潜藏在他的意识深处。苏亚娟后来承认,她的儿子可能遗传了她母亲的某些基因。母亲把她很执拗也很文艺的浪漫精神隔代遗传给了她的外孙。苏亚娟了解了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丝毫不觉得惊讶,“我儿子和我母亲如出一辙。”她希望儿子最好能更像他的父亲周伯雄,周到、稳健而又理性。在周文通念高中和大学期间,她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可能真是这样。她以为他真是从周伯雄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基因遗传,因为他学习成绩好,从不让她操心。但他们不知道周文通是个同性恋,他从三里屯酒吧带回家去的恋人全是男人。他还吸毒。最先知道他吸毒的人不是他父亲,也不是他母亲,而是崔国松。按说他也不会知道,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北京,没有知道的机会啊。可是有一天,周文通忽然给崔国松打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周文通找他借钱,要他打一笔钱过去。周文通的声音听着有些虚弱。他没告诉崔国松他为什么借钱,崔国松也没问。
他说:“好吧,我马上打给你。”
之后周文通又陆续找崔国松借过钱,他开始怀疑这件事有不合理的地方。他设想了多种可能性,但他没想到吸毒。下半年,单位派崔国松到北京去学习。他见到了周文通,才发现他在吸毒。这就对了,崔国松一下子明白了他借钱的原因。也知道他在搞同性恋。他陷得很深,也没想瞒着崔国松。他还告诉崔国松,说他不想去美国了,况且他的爱情就在北京。
从北京回来,崔国松并没有把周文通的情况告诉周伯雄,也没有告诉苏亚娟。他们问他周文通过得怎么样,他说挺好的。他意识到自己在撒谎,但他坚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包庇他,甚至也不是要救他。他也没有告诉他们,周文通在那之前曾多次找他借过钱。崔国松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即使他这时候说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救回周文通。但是他故意隐瞒不说,就是在背后推他。崔国松知道他在做什么,周文通坠入深渊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没想到这么好的结果提前到来了。
当周文通和他的摇滚歌手聚众吸毒的时候,朝阳区的几位大妈举报了他们。事情闹大了,周伯雄和苏亚娟才知道。他们接回周文通,把他送进武汉郊区的一所戒毒所。
和平县的腐败窝案必然会牵扯到周伯雄。关副厅长找过几次崔国松,他也认为和平县的事情周伯雄脱不了干系。不过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本单位有人再烧上一把火,或许就能早一点把火引到他身上去。
“本单位的火怎么烧呢?”崔国松很谦卑地问道。
“告发他呀,”关副厅长说,“把他做下的某些事举报到纪委去,他在我们本单位的事情可能并不严重,可是只要举报上去了,纪委就要调查。这一调查,顺藤摸瓜不就摸到和平县去了吗?”
崔国松竖起大拇指说:“领导就是高!”
周伯雄对从前的事情深怀恐惧,不仅是和平县,还有幸福县。人说不定会被自己的影子咬死。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人也会被自己的影子吓死,或是被自己的影子缠死。周伯雄过去的事情一件也清除不了,它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一个人说出来。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周伯雄也不知道。他相信他早晚会进去,他把他的恐惧告诉给崔国松。现在他没有别的人可以告诉,他只能告诉崔国松。
崔国松提醒他说:“干爹你不光要防着过去,还要防着此时此刻正在你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我不怕,他们能告我什么呢?”
“他们不能告你什么,他们只要告你就行了。”
“我在这个单位里没有什么事,诬告我吗?”
“告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会启动对你的调查。”
“有人做这种事吗?”
“据我所知,有人。”
“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可是干爹,落井下石的人从来就没少过。”
周伯雄哀叹着,我的家庭现在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苏亚娟身体不好,周文通呢还在戒毒所里待着。我再一出事,这个家就毁了。好像是这样,崔国松认为周伯雄所说句句是实话。你说得都对。而且,崔国松接着说,干爹你真要出事了,情况可能会比我们所能预想到的更糟糕。更糟糕吗?能糟糕到什么程度呢?我说直接一点吧干爹,至少会人财两空。周伯雄全身颤抖,崔国松所说的话,他自己想过好多遍了。现在从他者嘴里说出来,更为惊心。人活着,就会进去。一旦进去,所有的钱财都是脏污的,都将化为乌有。只有人死了,那些钱财才会还在。只要钱财还在,那就是干净的。
“实在不行,我就自杀。”周伯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可是真进去了,你就没有了自杀的机会。这问题周伯雄恰恰也想过,真进去了你想死也死不了。你什么机会也没有。你不可能用你的双手掐死你自己。你也不可能用你的牙齿咬死你自己。周伯雄甚至还上网查过,书上所写的“咬舌自尽”其实是谎言。即使你真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你也死不了。那么,真想自杀你只能在进去之前自杀。进去之后你想自杀也自杀不了。如此计算的前提是周伯雄一定会出事。若真是这样的结果,他的自杀将会恰到好处。可是如果他出不了事,那他的自杀也就太冤屈了。
什么样的计算才会如此精确?“如果我不得不死,”周伯雄说,“国松你一定要好好帮你干妈,也要好好帮文通。”
“干爹家大业大,我一定好好帮他们。”
“家大业大说来不错,”周伯雄看了崔国松一眼,“或许只有你能保住周家,我把宝押在你身上了。”
周伯雄不是个优柔寡断之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计算得那么准确呢?但是刚好有人从后面适时地推了周伯雄一把。确实有人给纪委写了信,举报对象正是周伯雄。恰恰又有人巧妙地给周伯雄透了透口风。周伯雄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死于自己家中,据说他的死因是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认识周伯雄的人都知道他爱吃蘑菇。刚好那天苏亚娟不在家,周文通从戒毒所出来了,她陪着儿子到东北旅游去了。傍晚六点钟左右,苏亚娟还和周伯雄通过一次电话。周伯雄让她陪着周文通好好玩。苏亚娟问他在哪里吃晚饭,他说他推掉了一个应酬,就在家里吃。吃什么呢?周伯雄说他在下班路上看到有农民在卖他们自己采的蘑菇,随手买了一些。今天晚上我要用蘑菇做汤吃。少放盐别做咸了,苏亚娟叮嘱说。
次日,周伯雄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们破门而入,发现周伯雄已死。桌上的蘑菇汤还有半盆没吃完,汤面上漂着一层凝固了的浮油。
崔国松提为处长的这一年他三十六岁,年龄不算大也不算小。在他那一拨人中间,他的进步算快的。关副厅长直截了当告诉崔国松他帮过忙。这年是二○一七年,明年换届关副厅长极有可能做厅长。
五一小长假,崔国松带着丁银花到河南鸡公山去住了两天。丁银花是他未婚妻,他们的关系刚刚确定。崔国松在鸡公山上正式向她求婚,两人决定在二○一八年元旦结婚。在丁银花之前,崔国松交往过好几任女朋友。和他好过的女人不说有十几个,七八个肯定是有的。那是他的私生活,因为他尚未结婚,所以他和哪个女人好上又和哪个女人分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交往过的女人,崔国松认为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结婚。她们多半都太幼稚,有时候崔国松甚至觉得她们就像是他女儿。可能是经历太顺了吧,她们在这世界上就像是一只又一只绵羊。似乎她们活着就是为了被谁宰杀。崔国松不能和她们结婚,那样的话,她们很有可能把他的生活过成电视里的动漫节目,既幼稚又搞笑。这事想想都可怕,崔国松于是一直往后拖延。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宁愿等待。终于让他等上了,他认识了丁银花。
他们认识的时候,丁银花三十岁。丁银花有过短暂婚史,结婚一年零四个半月就离婚了。没有孩子。他们在一起谈过几次话,崔国松一下子就认定她是他要找的人,也是他一直在等的人。他就想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丁银花看着端正,但是她又狡黠。可是她的狡黠深藏不露,看上去又是个正派女人。她没有不正派,可是她的脑子里随时都有一只盘子,有些人天生就是操盘手。生活就是操盘。崔国松试探过几回。在他们闲聊的时候,他故意和她交锋,这有点下盲棋的意思。你来我往,好多个回合,酣畅淋漓的交锋令崔国松无比欣喜,他发现两人真是棋逢对手。当然喽,丁银花也很欣赏崔国松,她评价说崔国松是一个有理想的男人。很多男人只有欲望,崔国松却可以把他的欲望升华为理想。“我愿意,”丁银花接过崔国松递给她的戒指说,“我答应做你的妻子。”
丁银花问过崔国松,她说写周伯雄举报信的人是你吗?崔国松反问道,你说呢?丁银花说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关副厅长暗示过你,需要有人举报。事实证明后来关副厅长也提拔了你,他不会无缘无故帮你吧?你这只是一种可能,崔国松说也有另外的可能,说不定那是一封子虚乌有的举报信。什么意思啊?压根就没有人写什么举报信,给我干爹透口风的人说有人举报他,不过是吓唬他而已。丁银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瓜子,对呀这也说得过去,我怎么没想到呢?周伯雄本已是惊弓之鸟,他已站在悬崖边上了,任何不经意的惊吓,都会让他跌下去。所谓举报就是惊吓,就是风吹草动。有没有人写那样一封信其实无关紧要。
在他们“下盲棋”的时候,这便是他们交锋的内容。听着就像是一场智力游戏,或是写文章的人在精心地谋篇布局。虽然也有那种可能,你的嫌疑还是更大,丁银花说。为什么?崔国松问她。因为周伯雄早就不对关副厅长构成威胁了,关副厅长没必要对一只死去了的老虎下手。所以你认为是我?是啊,你知道周伯雄有多少钱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知道有很多。
周伯雄是个死者,相比他而言,周文通更是他们这盘盲棋中经常出现的棋子。他还活着,实际上他是一步“活棋”。周文通反反复复,一直在不停地进出戒毒所。他小时候是好学生,听老师的话,成绩优秀。有了这种底子,每次进到戒毒所,他都能成为优秀学员。管教干警要他做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但是出了戒毒所,要不了多久,他又会复吸。不得不又进去,如此循环,从不间断。关于他的未来,丁银花和崔国松讨论过好几种死法。他们的“盲棋”经常在下这枚活棋。丁银花坚持认为周文通可能会因吸食毒品过量而猝死,也可能死于艾滋病。崔国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另外的假设。他说,他也有可能死于斗殴。周文通虽不是一个有攻击性的人,但是吸毒之后他会发生变化。说不定他在迷幻状态下攻击了谁,然后被围殴致死。说到这里,崔国松流出了眼泪。一个染上毒瘾的人,在他们眼里事实上也已成了死者。丁银花说我关注的是他还能活多久?崔国松说这么说太残忍了。我更关心的事情是我的干爹有没有私生子?这个比较麻烦,丁银花说,如果周伯雄有私生子,不管苏亚娟愿不愿意,他或她都是周家的人,都可以继承周家的财产。崔国松说,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有结果吗?有了,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我干爹没有私生子。
“那么,只要周文通死了,你可能就是你干妈——也就是周家唯一的继承人了。”丁银花说。
崔国松说:“目前好像是这样。”
“你会做个好官吗?或者做个好人吗?”
“会呀,我要做好人,做个老实人。做好官,做个干净官员。自从我有了贵人,我就是好学生、好青年。我要一直好下去。我不会冒险去做别的什么,做那些事情太冒险了。我才不冒险!”
“哈哈,你这狡猾的人儿,太周到了。”丁银花说,“你完全可以不做贪官,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坐享一辈子是吧。”
“不能这样说呀。”崔国松鼓着腮帮子,点了点丁银花额头。却又暗忖,这女人和我真有默契啊。
丁银花爱骑摩拜单车,只要不上班,她就缠着崔国松到东湖绿道上去骑行。骑行线路多半是郊野道,从磨山出发,绕过落雁岛,再回到磨山。丁银花喜欢从磨山顶上往下俯冲,人和单车贴在一起,就像在飞翔。可是崔国松不是每个周末都能陪着她去骑单车,有些周末他要去戒毒所探视周文通。还有些周末他要去陪伴他干妈。
苏亚娟在周伯雄死后半年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她全身肌无力,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没有一丝力气,身体得不到支撑,动不动就摔倒。像个纸人儿。她去过同济医院,去过协和医院,做过各种检查。CT、核磁共振什么的全做过。医生们不约而同地摇着头,他们做不了任何结论。从检测结果看,苏亚娟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都在标准值内。也就是说苏亚娟没病,她所陈述的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肌无力现象,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发生。现实中她又确实全身无力。从卧室走到客厅她都要停顿下来,歇上好几次。她喘气,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从前的保姆云嫂又回来了,她来照顾苏亚娟。苏亚娟总躺在床上。云嫂边做家务边抱怨,她抱怨她的子女们不尽孝道,她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让她出来做事情。苏亚娟也不愿意总是躺着,她更想出去透透风。她说她像个囚徒,被囚在床上了。她跟崔国松说,监狱里那些真囚犯也有放风的时候,我也要放风。崔国松答应她,他只能挤出周末时间才能带她出去。苏亚娟于是专心等着周末,周末对她就像是很重要的节日。崔国松开着车把她接出去,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折叠轮椅。到了东湖,崔国松把苏亚娟扶到轮椅上坐着。他推着轮椅,带着她悠闲地散步。
他们散步的地点固定在老鼠尾。崔国松一般都会选择天气比较好的日子出来,太阳温暖地照着他们。苏亚娟有时候会歪在轮椅上打会瞌睡,涎水顺着下巴滴落到她胸前,就像雨水中的蛛丝那般闪亮。不打瞌睡的时候她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崔国松说话。有些反复说过的故事时不时地又被记起,她便娓娓道来,再说一遍。她说她和周伯雄相亲那天,因为老谭去世,我们很晚才从梨园医院出来。如果不是老谭去世,我们可能早就分手了。可是老谭偏偏去世了,他和老鼠尾真是有缘啊,他一生的故事都在这里。不说老谭,还是说我们。我们那时都饿了,就去户部巷吃热干面。周伯雄你干爹吃了一碗,我只吃了半碗。然后周伯雄送我回家,天太晚了,我很恐惧。那天晚上周伯雄就留下来了。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可是周伯雄坚持没碰我。或许正是这个细节打动了苏亚娟。老实说周伯雄是个单纯的人,干妈说。她望着崔国松的眼睛。夜里他到洗手间去过好几次。我不知道他去那里干什么,周伯雄后来告诉我,他去洗手间是用凉水一遍一遍淋他那个地方。他用凉水给自己降温,不让它发热发烧。他那样做有效吗?崔国松听过好多回这个故事,可是他仍然很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巧了,苏亚娟说,这也是我问过他的问题。他说刚淋的时候有效,可是回到床上来,躺不了一会又失效了,它变本加厉地再次发热了,火烧火燎。我不知道,我很快就睡着了,完全不知道他曾受到过的煎熬。早上起来,我看到他眼圈发黑。就是因为那个夜晚,我们后来才结婚。此时,崔国松内心生出的愧疚之情汹涌而至。他望着苏亚娟,这个被他视为贵人的女人,突然想到,老鼠尾的上空若是有了雷电,那雷电这会儿会劈死我吗?他抬起头来仰望天空,没有,不可能有雷电。天上只有太阳。那太阳能变成雷电吗?太阳会把我劈死吗?崔国松缓过神来,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劈死我,我还得继续往下走。老天,我停不下来。但是我要抽时间回一趟老家,崔顺义也好,我妈也好,你们应该有一座自己的好坟。放心吧,我回去给你们修。崔国松的内心变得柔软,他看到他身体内部的某一个地方在呜咽。
苏亚娟还在说话,她指着先月亭里的一个女孩说:“那女孩在注视我们。”
“谁呀?”
“那女孩。”苏亚娟又指了指先月亭。
“哦,没关系,那是个骑摩拜的女孩,她一定是骑累了,在那儿歇着呢。”
“摩拜是什么?”
“共享单车啊,你看看她身边,那辆橙色单车就是。她还戴着墨镜,一看就是骑摩拜的。”
“可是她注视我们很久了。”
“很久了吗?”
“很久了,好像她上次和上上次也出现过。也是站在先月亭里注视我们。”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同一个女孩,现在骑摩拜的女孩多着呢。”
“有可能,她们穿着不一样的衣服。”苏亚娟若有所思地说,“骑摩拜的女孩好像都很性感。”
“到处都是性感女孩。”
老鼠尾会是不祥之地吗?苏亚娟小声地自言自语着。因为声音太小,崔国松不得不俯下头去倾听。对恋爱的人来说,老鼠尾会不会是不祥之地呢?老谭告诉过我,说老鼠尾是爱情的飞地。他介绍我和你干爹在这里相亲。可是我和你干爹的结局并不好呀。老谭和古玉之的结局也不好。这时苏亚娟又扭过头去,她咕哝着说:“那个女孩呢?”
“哪个女孩?”
“那个骑摩拜的女孩。”
“可能人家早走了。”
崔国松打了个激灵,像是抽搐了一下。苏亚娟在暗示什么呢?她知道丁银花是我未婚妻吗?如果知道,那就是她在诅咒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再次见面,崔国松告诫丁银花不要再去老鼠尾。你去那里干什么呢?明知道我带着干妈在那儿散步,你跑过去不是给我添乱吗?我没做什么,我只不过去看看你,看看你们。我想知道你推着轮椅,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你干妈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知道了。可是我不喜欢你跟你干妈那种样子。哪种样子?就是那种样子。问题是干妈也很警觉,她发现你了。她发现我什么了?她说先月亭里的那个女孩在注视我们。注视你们不行吗?一个骑摩拜的女孩随便看上你们一眼有什么不妥?但是她记得你了。她记得我吗?她说你上次出现过,上上次也出现过。丁银花想抠自己的眼珠子。她喝多了酒。只要喝多了酒,她就会很焦虑,只要焦虑她就会抠自己的眼珠子。崔国松注意到她的手指头在痉挛,他使劲抓住她的手。他说,你可以掐我,不要抠自己的眼珠子。丁银花真掐了他,她的指甲掐到他胳膊上的肉里面去了。崔国松咝咝地吸着气。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我跟你说,不要再去老鼠尾了。为什么?我干妈说那里很可能是爱情的不祥之地。我们有爱情吗?你说呢?可是,我已经开始怀疑苏亚娟的疾病了,丁银花说,肌无力到底是个什么鬼?谁能说得清楚?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肌无力了呢?就连医生也没法解释。我不相信没法解释的事情,你相信吗?这时,崔国松的手机响了。丁银花看了看时间,都夜里十二点半了,还有谁打你电话?崔国松说,我干妈。丁银花捧着脑袋说,我要崩溃——我肯定会崩溃。崔国松握着手机说,我到外面去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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