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李大钊

李建生 孙良菊 鲁杨

一

今年是爷爷李大钊烈士诞辰130周年，各个方面对爷爷的悼念纪念活动很多，这有助于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爷爷那些先辈的革命事迹。但也有一些媒体刊登的文章在宣传爷爷时有一些不实言论，譬如说李大钊“子女个个都是高官”，让我们这些后人哭笑不得。爷爷有子女共五人，分别是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和李欣华。我父亲李光华排行老四，是二儿子。爷爷牺牲时，我父亲才四岁，由于年纪小，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我父亲在北京上过艺文、孔德等中学的附小，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读完了小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年仅15岁的父亲，回到乐亭参加了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负伤后便在家乡养病，后又回到北平。1940年，他随我大姑（李星华）离开北平，从平西到山西，从山西过黄河，到西安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了延安。1942年，经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米脂县委宣传部当干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回到冀东开展地方工作，1946年担任乐亭县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先后在秦皇岛市卢龙、抚宁当过县委领导;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父亲任唐山华新纺织公司公方代表，后到唐山钢厂任党委书记，还担任过唐山市委委员。在爷爷的子女中，我父亲长得最像爷爷。“大跃进”时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视察唐山钢厂时见到我父亲，周总理介绍我父亲时说，是大钊先烈的儿子，大家说长得和大钊同志真像。刘少奇说，如果戴上眼镜，留着胡子就更像了。

1959年秋，我刚入小学没几天，父亲就调到北京，在中直西苑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去了山东邹县的“五七”干校，回来后到了中科院电子所。我母亲李永兰是乐亭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山市路北区宣传部长。后来跟着父亲到北京，母亲也在中直机关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拿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时，党中央号召干部把工资减下来，还要和工人打成一片。我们家就积极响应号召从高级技术人员住房搬到了工人宿舍。工人宿舍没有暖气、厕所、自来水，很不方便，我父母没有丝毫怨言。我还有一妹一弟，弟弟在1966年6岁半时患脑炎留下了严重脑损伤和癫痫后遗症，自幼重度残疾，给家庭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我父母后半生的精力，除了工作，都用在照顾我弟弟上了。因为给弟弟看病花销较大，家里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但他们也不向组织张口。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熟悉我家情况的老同志看不下去，就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我家的困难情况。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批示，让罗干同志具体布置。由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单位给我弟弟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补助随着物价上涨也逐渐提高，一直发至我弟弟去世。

1973年9月，李大钊的子女李葆华（左二）、李星华（左三）、李光华（左四）、李欣华（左一）合影

二

我的父母和家人，很少谈起爷爷，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爷爷牺牲时还小，只有我大伯和大姑对爷爷有完整的记忆。二是他们工作都很忙，很少交流。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爷爷不仅是我们的家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家人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知道爷爷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外边也不说。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后，每到清明节全家族都要去扫墓，那是难得的聚会，在那个场合下才多少会谈起爷爷的事迹。

第一次让我觉得自己是烈士后代，是从唐山到了北京，那是1960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班里只有五个人加入了少先队，我是其中之一，因为老师说我是李大钊烈士的后人。那时比较重视革命传统教育，老师每年都带着我们去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扫墓。那个时候的我对爷爷的了解，一个是通过姑姑李星华1943年在延安解放区发表的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文章后来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着同学们为李大钊烈士扫墓，都要选这篇课文中的一段，进行集体诵读。另一个就是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这本书里对爷爷事迹的介绍。

对于爷爷事迹的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比较重视。1979年10月29日，首都举行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大会。中国革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筹备处联合在陶然亭慈悲庵举办了《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览》。

李大钊

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陵园落成后为爷爷进行了移灵。1927年4月28日，爷爷就义后，由于家中只剩一元生活费和白色恐怖严重，灵柩未能安葬，一直存放在宣武门下斜街浙寺里。在我奶奶的呼吁下，直到1933年4月23日，由北大教授等人士捐助、中共地下组织出面，为爷爷举行了公葬。我父亲那时十岁，他在现场亲历了这一幕。傍晚，送殡的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的时候，有一辆骡车在后面跟随。车上放着一块党组织给爷爷制作的墓碑，碑头刻有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党徽。碑的正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有碑文。

那时环境险恶，在安葬时，国民党不让立碑，刘半农写的碑文也没有刻出来。北大的老师说历史上有“六朝墓志”的做法，建议先把它埋起来，什么时候能立了再立起来，这样就把这块珍贵的石碑埋在了地下。

1983年移陵，为了寻找这块墓碑，费了很大劲。头一次起灵，没有找到（石碑），別人问我父亲是不是记错了。我父亲很肯定地说石碑埋下去了，要么是让人挖走了，要么就是还没有找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说再往外围找找，又多挖了几圈才找到。

起灵的时候，我看到爷爷的棺材一点没有损坏。有关史料说，当年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少山钦佩爷爷的人格，不仅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只索银140元，而且请师傅用上好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所以，棺木埋在地下50年依然完好。请来的老杠房师傅们用传统方式给棺木扎上鲜艳的红绳子，然后扛到新墓地下葬。

邓小平同志为墓碑题了词，胡耀邦同志出席了陵园的落成仪式，彭真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那一刻，作为后人，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腥风血雨的年代，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高唱《国际歌》，让爷爷入土为安。到1983年时，爷爷他们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领导着人口最多的国家！半个世纪风雨征程，五十年间沧海桑田！

1989年10月29日是爷爷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江泽民总书记作了讲话。这一年，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由李雪健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李大钊》。

1997年8月16日，李大钊纪念馆在河北省乐亭县落成。江泽民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出席落成仪式。

199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同志作了讲话。

200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办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时任国家副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三

爷爷去过八次五峰山，五峰山是碣石山的副峰。碣石山就是曹操诗中提到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那个碣石山，也是毛主席诗词《浪淘沙·北戴河》中所提到的“東临碣石有遗篇”的那个碣石山。爷爷自己说过“性乐山”。爷爷为什么这么爱山？我觉得是因为他在平原地区长大，之前没见到过壮观的山景。所以，他顺着滦河到滦县坐火车的时候，顺便看看五峰山。我们今天读他的《游碣石山杂记》等文章，能感受到他很喜爱这座山。他有一个笔名叫“孤松”，就是来自于五峰山。我去了五峰山，才真正明白爷爷用“孤松”这个笔名的用意。五峰山是石头山，山顶基本不长什么植物，有一些松树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其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印象深刻。爷爷意识到，虽然当时投身他所开创的事业的人只是少数，但他相信这项事业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就像岩石上顽强生长的孤松。

我第一次去五峰山的时候，见到的韩文公祠还非常简陋。我真没想到爷爷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这两篇在党的思想史上极具分量的文章。后来，我再去的时候，韩文公祠已被修葺一新，昌黎县还辟了纪念李大钊的场所，并在下面的平台建了爷爷的塑像。

在李大钊研究方面，真正成系统的还是党史专家们。王学珍、李新、张静如、萧超然、吴家林、朱成甲、朱志敏、朱文通、李全兴、李继华、侯且岸、杜全忠、宋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出了很多成果，我很注意看他们的书，从字里行间感受爷爷的精神气质。

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仪式在北京举行

李大钊手迹

作为后代之一，我在宣传爷爷事迹方面做了一些事，编辑了一些资料，给很多单位作了一些普及性的讲座。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宣部要求拍摄一部抢救式的纪录片《回忆李大钊》。为配合拍摄，1989年4月5日那天，我到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祭拜爷爷，又跟着摄制组到北京医院找罗章龙，到玉泉山找薄一波，到聂帅家找聂帅，还找了彭真等老同志回忆爷爷的事迹。这部片子拍完后曾在电视上演过，我保存了一盘录像带。

在宣传爷爷等先辈的事迹方面，我想做的事情很多。直至今天，很多中小学生只知道《十六年前的回忆》，不清楚爷爷他们是怎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不清楚爷爷为代表的那些先烈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曾经有一度，互联网上有些不实舆论，有的说爷爷“是俄国间谍，他自己说他是俄共党员”。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至今也没看到我爷爷说自己是俄共党员的证据，但是很多人信了，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显然是不利的。互联网上关于爷爷的不实言论还有一件，说李大钊主动要求死刑行刑用西方式的绞刑，甚至有文化名人做视频，专门讲爷爷为什么要求绞刑，这桥段还被某知名高校编进了舞台剧。其实，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说法。那具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绞杀过爷爷等20位革命者的绞刑架，是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从欧洲进口的。也是在1919年，爷爷发表了题为《牺牲》的短文，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那时他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又何以在乎牺牲的方式呢？另外，反动的奉系军阀于1927年4月28日上午突然宣布判处爷爷等20位革命者死刑，下午就仓促地实施了绞刑，这个行刑地点是离京师警察厅最近的京师看守所内的临时刑场。从时间上判断，如此仓促本身就反映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奉系军阀既做贼心虚又手段残忍，使用绞刑完全是反动军阀的决定。好在最近几年，互联网上涉及党史的不当言论得到了有力治理，网络空间清朗了很多。

搞清历史真相，搞好党史宣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后人，我们所能做的还很有限。要更好地宣传包括爷爷在内的众多革命先烈的事迹，拿出有影响力的宣传成果，离不开众多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离不开有关部门和热心人士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民众对学习党史知识的初心和渴望，我期盼着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进来，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而努力。（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