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总理在西花厅过年

周保章，1933年生，周恩来堂弟周恩彦之子。1958年，周保章从部队转业到青岛通用机械厂工作。他一直谨记总理的教导，注意保密身份，默默无闻地做一名普通工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外界才知道他与总理的关系。1961年，他第一次到中南海西花厅过年，在与七伯、七妈七天短暂的相处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初到中南海

1961年，我准备去北京过年，当时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工作。1月30日我收到七妈邓颖超的来信。她在信上说：“我们同意你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前几年也不在北京，我身体不好，以往都在南方。今年是在北京，所以同意你来。”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的一封信。她说：“昨天发信忘了告诉你，北京的天气比青岛要冷得多，你应该多穿衣服，不要受凉，不要感冒。”

我从没到过北京，这次到北京没有人接站，因为七妈在写给我的信上已经告诉我该怎么走了。她让我下车以后坐无轨电车，到了府右街打听国务院就行了。到了国务院，找七伯的卫士长成元功就行。

下车以后，我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坐上无轨电车后，就跟人家打听国务院在哪。那时候人们警惕性很高，都不告诉我，结果我坐过了站，在西四下车。下车后，我又往回走，边走边打听，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从北门进了中南海。后来我就知道了，不应该在西四下车，应在西安门大街下车，下车回头一拐就是府右街。我第一次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第二次就好多了，才用了15分钟。

我到北京过年，是要经过批准的。七妈安排得很周到、很细致，我的内心感觉非常温暖。她还连续来信提醒我北京比青岛冷，提醒我多加衣服。为什么没有人接站呢？可能是他们觉得我是个年轻人，应当具备自理能力，能够接受各种锻炼。他们作为长辈，就把需要注意的告诉我，我能办到的就放手我来办。

住进西花厅

七伯住的地方是一个四合院，前面有个大厅，这是接见重要客人用的。后面的四合院有一个内厅，左边厢房是总理值班室，童小鹏他们就在这儿。再后面是七伯七妈的房间。内厅东面这间房子是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办公室，内厅西面那间房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另外，往走廊里面走，还有七伯的卧室、七妈的卧室。再往里边走，是伙房、卫生间。我当时就住在东厢房。我们平常吃饭都是在内厅，内厅有一个四方桌，除了吃饭，还可以在内厅活动、谈话、看报。

西花厅下了台阶，外面有个大院子，两边有大片的海棠花。七伯特別喜欢，为什么七伯喜欢海棠花？是与他和七妈的爱情有关。

外面这个院子很大，有一个不染亭，还有个乒乓球台子，球台特意放在外面。那时候，战士也可以去打，作为大家的一个文娱活动阵地，七伯有时候也和战士打球。后来，七伯年纪大了，一晚上都在办公，卫士、秘书就想叫他活动活动再继续工作，乒乓球台就搬到里面去了。

那个乒乓球台，是国家体委荣高棠送给七伯的，这是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首次夺冠的台子。七伯当时不要，七伯是不收礼的人，后来他们就不说送给七伯了，送给办公室工作人员用作娱乐活动，七伯这才收下。乒乓球队每次出征的时候，七伯都招待乒乓球队，把他们接到西花厅，请他们吃饭。七伯还专门把当时日本女子乒乓球冠军松崎君代请到家里，招待她，七妈亲自下厨。因为松崎君代人品很好，拼搏精神顽强，所以七伯安排松崎君代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交流，让中国队学习松崎君代的精神和技术。当时体委为了感谢七伯，就把这个乒乓球首次夺冠的台子，送到了西花厅。

当面指错，当面批评

到北京后，我刚一进门放下挎包，七妈就叫我写信。说是我哥哥在部队里表现得有些骄傲，要发动所有亲戚来帮助他。我正好去了，就让我也写封信去说说。

听七妈说了这个事，我就赶快拿笔，开始写。信写好后，我拿给七妈看。我信上提到这么一句话，我说：到了七伯家，见着国家的领袖了。七妈看到这句话以后说：“你伯伯他不是领袖，只能称他为国家领导人，这个地方写得不对，改过来。”

20多年没见面，见了面就这么严肃。但既然七妈都说了，我当即就说：“是！是！是！……”我赶忙把它改过来。这真是当面指错、当面批评、当面改正啊！

我以为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七妈主持吃团圆饭时，突然话锋一转，说：“保章说他伯伯是国家领袖，这是错误的。我们国家领袖就是毛主席。”这一下子，厅里三四十人眼睛都集中到我身上，弄得我很狼狈。

那天之后，有一次我和成元功叔叔讨论这个事，成叔叔是总理的卫士长。我说我这个事怎么说得不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原则错误吧？成元功就说：“保章，你真糊涂。你伯伯他这个人一贯维护党的团结，一贯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作为他的亲属，你说你伯伯是国家领袖，那么，这一个领袖，那一个领袖，我们国家还有没有个中心？所以，你作为他的亲属，是不能这么提的。”他这么一说，我就领会了这个意思。

七伯这一生，都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总是维护党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凡事都是从大局出发的，从这一件事上我深受教育。

自己盛饭、缝被子

我到北京之后，和七伯七妈吃第一顿饭时，我边吃边观察。我看到七伯的饭快吃完了，等他吃完最后一口，我马上站起来，说：“七伯，我帮你盛饭。”七伯是长辈，我是晚辈，而且饭也不在跟前，我作为晚辈理应去做这些。但是，当我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拿七伯碗的时候，七伯把手一挡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如此一来，我站在那里有些尴尬，我的手没有接到碗。看我尴尬了，七妈邓颖超打了个圆场，说：“保章，你坐下，你坐下。”七伯这时接着说：“自己能办到的事，为什么叫别人呢？”

后来的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一进西花厅内厅，就看到七妈拼着两张桌子在缝被子。我当时就想，怎么七妈自己缝被子，那么多工作人员，她怎么不叫来？我说：“七妈，你怎么自己缝被子啊，我来吧！”七妈说：“你会啊？”我说：“我会啊！我在部队上都是自己缝被子的。”部队那时的被子不像现在的，缝起来很麻烦，里面是棉花，每次拆洗被子的时候，都要重新铺棉花。脚部的地方，时间长了会蹬出个大窟窿，需要重新把棉花铺匀，然后把被里、被面四周框起来，中间要来回很多趟。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缝。

七妈看我不是生手，还可以，就让我加入了。七妈她也不住手，她也继续弄。七妈是1904年生人，那时候57岁了，她眼睛不行了，所以我给她穿针上线，和她一起缝。后来成元功叔叔回来了，我们三个人缝，这一床被子很快就缝起来了。三个人三个缝法，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缝得好。七妈就在那里一一点评，哪一种缝法有什么优点、缺点，七妈很高兴。

那时我就想，国家领导人，多么高的职位，身边工作人员不少，西花厅里有秘书、卫士、医务人员、炊事人员，还有专门的大师傅做饭。这些人都是年轻人，怎么七妈还要坚持自己动手呢？

我心生很多感慨：一个是平等的精神，认为大家都是同志，是平等的;再一个就是七伯七妈没有忘掉那么些年来所坚持的东西，不忘本。

年夜饭

在北京过年期间，最有意义的就是年夜饭，感触最深的也是年夜饭。

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飯都吃不饱，菜根本都见不到。我想既然到伯伯家里过年，或许没有山珍海味，但是大吃一顿应该没问题吧。我之前在部队待了八年，也在部队过了八次年，那时部队会餐，鸡鸭鱼肉也都有，很丰盛。

大年三十，总理家也和老百姓家一样，要吃个团圆饭。这个团圆饭可是大家庭的团圆饭。七伯把北京市的亲属接过来，像周恩寿伯伯一家。另外，七伯还把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医务人员、工作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有三四十人，光是大圆桌，摆了三大桌，一个桌不止坐十个人，小孩都围在茶几上。

到了吃团圆饭的时间，桌上光有碟子、碗筷，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很诧异，心想：总理那么忙，要节约总理的时间，应该先上凉菜，热菜先不要上，把酒斟好，总理一到，再上热菜，马上就可以开始了。但是一直没有动静，都这么坐着，看着桌上的碟子、碗筷什么的。

过了一会儿，我正纳闷的时候，卫士通知了，说总理到了。总理从车里出来了，从后厅的侧门进来的，这一进来就跟变戏法似的，工作人员哗地来了，他们拿来两样东西，小米稀饭和包子。就这两样东西，上得也很快，小米稀饭是大盆装的，包子也是大盆大碗端上来的。

这时候，七妈向七伯会心地一看，七伯就站起来了。七伯说话很简单：“今天年三十，请大家一块来吃个团圆饭，感谢大家。”我知道这是对着工作人员说的，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

他说了以后，又往七妈那一看，七妈也会心一笑。七妈站起来说：“今天是除夕，总理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设酒，不摆菜，总理请大家吃包子，喝小米稀饭。为什么呢？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的，小米对中国革命立下了功，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不能忘了小米，不能忘了小米那个年代。小米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艰苦奋斗，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的年代，所以还是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什么能吃到肉包子，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今天才能吃到肉包子，所以我们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七妈讲完以后，大家都开始鼓掌，很热烈地鼓掌。

和总理谈民间困苦

七伯和七妈很忙，早上饭吃不到一块儿，所以就各吃各的。七伯虽然在外头有应酬，但他午饭、晚饭一般都回家来吃。

我去的那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吃饭，七伯、七妈和我，这是我记事之后第一次和七伯吃饭。

1961年的时候，他才63岁，身体好极了，走路跟一阵风似的，吃饭也很快。他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他看我也吃完了，就把手一招，叫我过去。他问：“保章，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周家的事都是七妈在忙。七妈家没有其他亲人了，周家又是个大家庭，家里谁生病了，谁需要帮助了，都是她在打点，而七伯的时间太紧了，没有时间，而且我们这辈人20多个，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他不清楚。

我说我在青岛，在工厂工作，是一名职工。七伯听了很高兴，还给我一些鼓励。然后，他就问工厂的情况，工厂还能不能正常生产，工人的生活怎么样，工人每顿饭吃的什么等等，问得很细。我就照实跟他讲，没有东西吃，农村很多人都非正常死亡。能吃到地瓜干就着酱油汤，就是好的了。没有油水，什么菜也没有，就是清汤寡水，不扛饿，能吃很多。

这一年，我已被调到生活办公室，当时生产不是主要的，生活才是主要的，要保证工人能够吃。怎么样能多弄点，就想了增量法，为了把二两地瓜干做得更多一些，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掺木粉。木粉就是锯木头的木粉，在地瓜面里加上木粉来吃，但不能多掺。木粉和地瓜面吃了以后，上厕所很困难。没有东西吃，人都浮肿。脸很大，一摁起不来。没有营养，饿了怎么办？什么都没有，只有水，就喝水。喝水又没有营养，身体又虚弱，水排不出来，腿也是浮肿的，腿一摁一个窝。

七伯听到这个情况，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很沉重。我知道他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总理的窝窝头

大年初一的午饭，就七伯、七妈和我三个人一起吃的。

我一看，桌上摆放一个小碟子，盛了四个窝窝头。我心想，大年初一怎么吃窝头？过年有个习惯，应该吃好的，所谓好的就是细粮，细粮就是白面和大米，粗粮是苞米面、高粱面、小米。

我拿着筷子去夹窝窝头。七妈把我的筷子一拨，说：“保章，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那边有大米饭，你吃大米饭。”七妈没让我吃窝窝头。

这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都是按照定量的比例来供应的。老百姓细粮一个月占10%、粗粮占90%，过节时再另给一斤面，如果困难的话，就没有。比方说，像我一个月吃27斤粮，那就有二斤七两白面，其他那些都是高粱、小米、苞米面这些粗粮。工程师的待遇能好点，他们粮食比例就不一样，是粗细粮各占一半，细粮多。他们一个月还有两斤糖，如今想吃就有，那时候生活困难，糖也作为一种额外的补养品。他们还有一斤鸡蛋，那时候我们买都买不到。

我意识到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粗细粮搭配吃。后来，我发现他们不只是粗细粮搭配吃，而且也定量、定比例，老百姓怎样，他们就怎样，完全没有特殊待遇。

去中南海怀仁堂看戏

1961年春节期间，正值中苏友好11周年，要开个庆祝会。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有14个，叫社会主义阵营。当时这个庆祝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一个节目，一共演了14个节目。七伯回来后，说这些节目整体演得不错，特别是哪个节目演得好。七妈听着，突然说：“你怎么没带保章去？”七妈这一问，七伯一愣，说：“是，是，应该带，应该带。”

隔了一天，七妈就跟我说：“你伯伯今天要带你去看戏，在中南海怀仁堂。”我听了很激动。拿到的那个票上印着日期和戏的名字，我也一直好好地珍藏这张戏票，后来我捐给了天津。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戏叫《吝啬人》，就是小气鬼的意思，是法国的一个喜剧大师演的。那天，我和七伯是散着步去的，没有坐车。凭票进去后，七伯和别的国家领导人坐在前面，我没和七伯坐在一起，我在他们后面，隔了他们一排的位置坐下。

这一次，我见到好多领导人，有刘少奇、陈毅、陈云等。一下子见了那么多，心里很激动。

一晚上一晚上地办公

我刚到西花厅的时候，不了解七伯工作的情况，后来就知道了。七伯是非常忙的，他的台历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平时和我说话的时候，他都会不时地看看表。

七伯的办公室无关人员是不能进的，七妈一般也不进去，只有他的卫士、秘书等才可以进。当时内厅有个大报架子，我就常坐在内厅，看看报纸、杂志。我坐的沙发对面就是七伯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一开一关，我就能看到七伯在工作的样子。

我常看到七伯有很多的文件要批阅，一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常常需要七妈过来提醒他。每次七妈都是先敲敲七伯办公室的门，然后把门推开，七妈一推开门就说：“恩来，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会儿了。”七伯会说：“好，好，好。活动活动。”我远远地坐在七伯对面，看到他戴着那个黑框的老花镜、蓝色的套袖在那儿忙着。

当时，用电是很紧张的。比如我们工厂，不是天天有电，一个星期就三天有电。一个星期天天上班，没有电的时候，干些手工做的、不需要用电的活。电业局那时候都是开着大车，拿着零克（零克就是高压线和下面接的那个瓷的绝缘体），看哪个地方用电紧张了，尽快拔下来，不然就烧了。电就那么紧张，所以当时对电的控制很严格，要求人走灯灭。

我刚到中南海的时候，看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整宿地亮着灯时，很奇怪，就问成元功叔叔：“怎么对面那四行窗户老亮灯，一宿一宿地亮？多浪费电！”成叔叔说：“那是你伯伯还在办公。”我当时还想，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吗？要一晚上一晚上地办公。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七伯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当时刚果金的总理卢蒙巴因为反帝，帝国主义就把他谋杀了。中国为了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计划第二天要开十万人大会，地点在先农坛体育馆。

那天下午人突然就多了起来，来来回回的，看着很忙。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到内厅一看，他们忙了整整一晚上。想想也是，从得到情报开始，到第二天就要组织十万人大会，七伯作为总理，要亲自参与，亲自到会。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这时我又看到七伯站在办公室门口，成元功递给他一杯小米粥，喝了以后，他抹抹嘴，接着就参加大会去了。

五斤粮票也珍贵

我本来的意思是这七天揩伯伯的油，沾他们的光。他们有粮吃，我吃他们的，我的粮票就节约下来了。但是我一看，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和人民同甘共苦，也自觉地粗细粮搭配，吃定量，我就想不能沾他们的光。走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我拿出了全国粮票，跟七妈说，按照我的定量，我这七天应该拿五斤粮票。本来我应该留六斤三两的粮票。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有个情况，当时是八个月的粮食要分九个月吃，国家有一个月没有粮。

七妈对我说：“保章，你觉得你应该拿这个粮票，你就把粮票留下。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不拿粮票。”我说：“我应该拿，我不困難。”这样，七妈就叫秘书收下了我的五斤粮票。

其实我那个时候最困难了，因为我没结婚，是单身汉，所以相比起人多的家庭更不容易调剂。人越多，反而可以更好调节。当时我在工厂，有些二度浮肿，脸很胖，一戳一个窝，腿也很粗、很肿，一摁一个窝。人一点力气都没有，走路就是拖着走。但是我看到七伯同人民共渡难关，我也不能例外，不能去沾他们的光，所以我说不困难。实际上，我挺困难的。但是我还是应该把粮票留下。

简短的道别

我从准备去北京过年开始，到离开北京，七伯七妈都安排得很周到，让我感到很温暖。临走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就想早点出发去车站。我觉得到火车站等心里更踏实些。

当天晚上七伯有事，没在家吃晚饭，就我和七妈在家。吃完饭，我就和七妈说：“七妈，我吃完饭就准备走，这里我还不熟，还得去坐公交车。我早点走，早点到车站去，这样放心。”七妈说：“保章，不要着急，你伯伯还没回来。”七妈是长辈，既然她这么说了，我就先不着急。等了一阵儿，七伯还没回来，我就下意识地看看表，七妈见我看表，就说：“别着急，你伯伯就快回来了。”

又等了一会儿，外头有动静了，是七伯赶回来了。

七伯进门以后，就直接朝我来了。我一看到七伯进来了，马上站了起来。七伯三步两步就到了我跟前，主动握着我的手说：“保章，今天晚上我有会，不能送你了。”七伯接着说：“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多写信来反映基层的情况。”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转身就走了。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七伯已经出门了。

这个告别很简短，顶多两分钟。但是这两分钟对七伯来说，都是要事先安排的。特别是忙的时候，说争分夺秒也不为过，而且他的行程涉及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好多工作人员。所以，这简短的道别，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温暖和难忘！

七伯是长辈，是国家总理，他要到哪个地方去，安保都是要提前布置的。但是七伯那么忙还专门给我道个别，我是个晚辈，更是他的侄子，是亲人，这次的道别，既体现了他平等待人，也体现了他对亲人的关心和重视。（编辑 叶松）

（本文由中共青岛市市南区党史研究中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