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七次胜利会师

蒋建农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事实上，在80年前各路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征途中，先后有过七次会师。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另一路红军会师就意味着某路红军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意味着红军抵达新的革命根据地，意味着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意味着红军夺得长征的局部胜利或彻底胜利。对于长期在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的各路红军来说，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非常期盼来自另一根据地的战友们的支持；因失去根据地被迫长征的痛楚和对寻找新落脚点的急切，更使得他们对和其他红军武装会合产生热切的憧憬。因此，长征路上的每一次会师，对于身处绝境的红军将士而言，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毋庸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独特的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致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因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革命理想，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素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长征中的七次会师，正是各路红军团结奋战夺取长征胜利的具体写照。透过这七次会师，可以窥见长征历程之斑斓。

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在重溪会师

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展开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发，到福建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浙江省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所以选择红七军团执行这一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原本就是由在闽浙赣苏区成长起来的红十军组建的，这次是回老家。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省的几十个县，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等地，行程3200多里，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和追击。10月中旬，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0月底在江西葛源以北的重溪同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及一些地方武装合编成红军第十军团，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稍后又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人数10000余人，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但是，在强敌的重重“围剿”下，红十军团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先是由原红七军团主力改编的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作战中负伤牺牲，最后部队损失殆尽，方志敏和刘畴西被捕后英勇就义。少量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辗转坚持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红二军团）在木黄会师

1934年8月7日，以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红六军团此行是奉中革军委7月23日的训令“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在进军途中，中革军委进一步指示红六军团在湘桂边界地区活动，吸引和调动大批敌军，在实现这一作战任务后，便转移到湘西北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共同发展湘西和湘西北的苏维埃运动。红六军团西征的区域和路线与中央红军稍后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实际上起到了战略先遣队的作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征战，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主力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25日，红三军、红六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隆重的会师大会。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时，两个军团共有7700余人。在随后的一年间，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下，吸引和牵制了10多万敌军，歼灭敌军两个师又一个旅，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部队人数扩大到21000人，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外，形成第三大主力红军，并在长江以南地区坚持斗争达一年时间，对支持全国红军夺取长征的最终胜利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四渡赤水之战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与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取得战场主动、与红四方面军取得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与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起，共同挽救红军危亡于倒悬，使中国革命闯过了长征开始阶段最危险的关隘。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各野战部队离开瑞金，向集结地于都开进。从10月16日起，中央红军各部共86000余人分别从于都等地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当时的既定目标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湖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全党全军的共识，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则是大不相同的。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机械指挥下，中央红军虽然连续冲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却遭受重大的牺牲，陷于非常危急的境地。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仍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毛泽东则更清醒地注意到红军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在老山界，他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意见在湖南通道得到实施，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接着，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从而得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经过四渡赤水之战，渡过金沙江，翻越夹金山，向四川西部进军。

红四方面军是大革命失败后发源于鄂豫皖地区的一支英雄的部队。1932年10月，因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从鄂豫皖苏区撤离，后辗转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28日，为与中央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并撤离川陕苏区，开始踏上长征征途。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达到八万多人，连同地方武装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医院、学校的人员，总计约有10万人。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向川西北进军，并占领了松潘、理番和茂县一带地区。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懋功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作战部队充实红一方面军。同时，统一了军事指挥。这次会师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党中央的主持下，两大主力红军的将领们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性的问题。鉴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南方和北方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此消彼长，提出在反动统治薄弱的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针对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河北、内蒙古和绥远地区，为实践北上抗日的初衷，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把进军方向确定在邻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为了以苏联为靠背和战略依托，并便于在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得到苏联的援助，也把建立新根据地的目标锁定在与苏联、蒙古接壤的中国西北地区。最终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在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和革命大本营，并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以此作为长征的最终战略目标。这样，长征不再是起初时被逼无奈的战略转移，而变成有计划的战略行动；红军脚下的路不再是简单的行军路线问题，而升华为长征道路问题。长征道路成为打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胜利之路，成为争取中国革命由低谷到复兴的希望之路，成为抗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的光明之路。可惜的是，由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破坏，这一战略计划受到严重的阻碍。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纵队被迫单独先行北上。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永坪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由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发展起来的。1934年11月16日，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2980多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大别山区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红二十五军一路冲杀，并一度创建起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1935年7月16日，根据鄂豫陕省委（吴焕先兼代理书记）“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的决定，红二十五军开始向陕北进军。9月7日，到达保安县的豹子川。由于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并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在他们的指挥下，红二十五军3400余人于15日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全军7000余人，不久，在劳山战役中全歼张学良部一个师，继而在榆林桥战斗中再歼东北军一个团，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留了唯一的落脚点。

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

先行北上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在党中央的直接统率下改编为陕甘支队，1935年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落脚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营建新的革命大本营。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会后，派原来代表陕北苏区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贾拓夫率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撤销红三军团番号并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也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为了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力量，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红十五军团的徐海东等得知中央和红一军团经济十分困难时，除抽出衣物、医药、枪弹等送给红一军团外，还从仅有的7000银圆积蓄中拿出5000银圆送给中央。两支红军间表现出亲密团结。11月21日，在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协同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全歼进犯之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1935年11月19日，按照红军总部的命令，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经过七个月时间和10000余里的转战，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的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合。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在会上讲话。5日，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这次会师的重要成就是：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贺龙、任弼时等，连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的协调下，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挥师北上，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

本营。

三军大会师

为策应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由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组重建的红一方面军，继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发动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建立起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1935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8月1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于“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的电报后，随即致电红二、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率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队进入甘肃会宁城，与在那里等待他们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所部会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的将台堡（现为宁夏西吉县），同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胜利会师。

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为标志，中国南方各路红军历时两年的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路团结奋战，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引与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经过长征的痛苦磨难与精神洗礼，浴火重生。（编辑 叶 松）

（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