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讲妈妈过去的事情

龚伊红?臧庆祝?潘仲彦?李清瑶

2016年3月9日下午，在吴军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一知女儿龚伊红的家中。龚伊红今年已87岁。当吴军先生向其母亲龚伊红介绍说，从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来的客人，想听听外婆王一知的事迹时，龚教授便讲起母亲王一知跌宕起伏而又伟大的一生。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原型。1945年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前几天晚上，毛泽东接见王一知时风趣地说：哦，一知啊，一知半解；1964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龚育之等人时对他说：“我认识你母亲，当年在广州很活跃！”1965年5月21日，刘少奇在王一知的来信上写下“关于半工半读试点改制”的批语。“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周恩来对101中学的红卫兵说：你们校长怎么样啊？请代我向她问好！她就是1922年8月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入党的王一知。

龚伊红教授说：以前听到别人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时，内心还不怎么在意；直到自己步入不惑、花甲之年后，就越发想听母亲讲过去那绝对不能吐露半字的地下斗争生活。

险被土匪抓走

我外公姓杨，叫杨凤笙，他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曾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又一同留学日本；熊希龄担任国民政府国务院总理时，我外公被邀请担任国民政府国务院主事。可他不习惯官场那一套，不愿做官，硬是回到家乡，长期担任《湘报》主笔。外公虽留过学、做过京官，但满脑子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因为我外婆生了我妈，是个女儿身，便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讨了妾，生了儿子。我外婆40岁白头，50岁便抑郁而死。那一年我母亲才14岁。

外婆去世后，我母亲便失去依靠。1915年春，我母亲考取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后五年时间，外公没有给过我母亲一文钱。但这反而更加激励我母亲思考与求知的欲望。除了完成课堂学习任务外，她还读过卢梭的《民约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她最感兴趣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期刊。因为《新潮》上刊登的多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揭露封建家庭丑恶，同情妇女的无权地位和非人生活，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文章。为此我母亲还写下《非孝》和《反对片面贞操》的作文，向封建礼教宣战。

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母亲与同学们组织了十人救国团，她们节衣缩食，自己动手，编织各种小件编织用品。节省下来的钱与卖编织用品赚来的钱，都用于资助学校的进步活动。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一起剪去了长长的头发，特地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这是五四新青年的标准照，也是我母亲留给我们最早的一张照片。

现代女作家丁玲当时也在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比我母亲小两岁。1946年5月，她在给《时代青年》写的《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见早年我母亲给丁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21年夏天毕业后，我母亲从桃源回到芷江老家，本想到北京去考女师大，却遭到我外公的反对，母亲只能采取“拖延”战术。

没多久，我母亲听说有一些同学要到桃源去上学，因为当时土匪很猖獗，为了安全起见，打算雇用一个班的兵力，租船去桃源。我母亲与大家一起“凑份子”将行李放到了船上，其他同学都是人和行李一起上船，从“水路”出发；唯独我母亲担心我外公知道后赶来拦截，而另外选择了人与行李分离，从“旱路”出发，雇了一顶轿子去桃源。

没想到此举歪打正着，我母亲躲过一劫。等我母亲从“旱路”赶到桃源时，得知那条运输船连行李带人（都是女同学）都被土匪抢去了。

就读上海平民女校

行李没了，原打算去北京去不成了，书也读不成了，生计成了大问题。好在原来同班毕业的有一位姓高的同学，在溆浦小学当校长。我母亲投奔到她那里，被聘为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员，还有12元的月薪。

其实早在1916年，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向警予，就接管了溆浦小学。向警予的教育思想带给我母亲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以向警予为楷模，专注于教育事业，就是在那时奠定的思想基础。

1922年初，曾在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窗好友王剑虹从常德来信说，上海有个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专门招收中小学毕业而无钱升学的女生；最主要的是，来学校教学的都是知名人士，理论水平都很高，都是要革私有财产命的革命家。我母亲一听二话没说，就向学校提出辞呈。溆浦小学的同事好友甘梅先，见我母亲要走却连个箱子都没有，将自己唯一的箱子送给了她。已经和我母亲有了深厚感情的那些小学生们，更是哭着挽留我母亲。这在我母亲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22年2月，我母亲和王剑虹一起从常德来到上海，来到了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平民女校。

上海平民女校第一批共招收30来名女学生，王剑虹一人就从湖南老家“招”来了三人，她们是我母亲、丁玲和王醒予。由于我母亲行李丢失，没有什么积蓄，常常是我母亲和王剑虹、丁玲三个人吃两份客饭解决吃饭问题。那时她们仨还真是无话不说的小姊妹。有一天她们仨在渔阳里（即现上海的淮海中路，差不多是原来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位置）租的厢房宿舍里说悄悄话，王剑虹（原名叫王淑璠）说：“我们仨一起把名字改了吧？”于是王淑璠报出了新改的名字“王剑虹”，剑如长虹，得到大家的肯定。丁玲（原名蒋冰之），尽管比其他两位姐姐小两岁，可特机灵，又有诗人气质，连名和姓一并改了，报出了“丁玲”大名。我母亲呢？稍稍想了一下，想想那么封建专制的父亲与家庭，多亏王剑虹将自己引入一个新的天地，干脆随了剑虹的“王”姓，同时又感到自己革命生涯刚刚起步、对革命知识又知之甚少，于是起了“一知”，即“王一知”这个姓名，同样得到大家的赞许（新中国成立后又将自己的生日改为“7月1日”）。

在平民女校时，我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刘少奇同志。这不仅是因为当年三四月间，刘少奇刚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来，就来平民女校给她们上课。更主要的是，这年的8月下旬，我母亲就由俞秀松和刘少奇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在上海平民女校发展的第一位中共

党员。

除了半工半读，我母亲还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当时上海出现罢工高潮，浦东浦西的日本丝厂、纱厂，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当时的党组织与团组织都集中力量去参加、支援和领导工人罢工。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都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上海的进步学生和平民女校的学生也都参加了支援罢工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正在筹集募捐时，一个小孩跑来告诉我母亲：“巡捕来抓人了！”恰巧此时有一辆电车开了过来，车上的铁栅门也恰巧开着。我母亲毫不迟疑地跳上了这辆正在行驶的电车，这一“跳”，成了我母亲从湖南芷江出来之后躲过的第二劫。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领袖顾正红，我母亲还直接参加了护送灵柩的示威游行，揭露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交通员

1938年初，我母亲和我继父龚伯伯（龚饮冰）在武汉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要派他们去上海建立和领导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是刘晓同志（湖南省怀化市人，和他们早就认识了）。龚伯伯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是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这个湘绣庄规模较大，从东北长春到湖南，设有很多分店。为了与这一“富商”的身份相适应，我们住的房子，包括卧室、书房、客厅、餐厅等比较宽大舒适，家具和陈设也都比较精致和讲究。这是工作的需要，实际上则是党组织的办公和活动场所。当然我母亲的公开身份是“全职太太”，帮助龚伯伯打理生意和操持家务，实际上是内务

“总管”。

当时他们在上海市中心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不间断地与延安保持联系，接收党中央的最新指示。这三个电台负责人分别是李白、杨建生和郑执中，都是我党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刚开始，他们身上总散发着正义之气，对“十里洋场”的生活气息，常常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我母亲就以“上海人”和“大阿姐”的身份，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上海的工作与生活中。空余时间还常常帮助他们学习和补习文化。我当时也就十来岁，他们都把我当成小妹妹。

为了工作的需要，经组织同意，我母亲还给他们介绍了三位纺织女工，以“夫妻”身份，隐蔽工作。其中有两对，还真的成了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革命夫妻。在成功的两对革命夫妻中，有一对就是李白和裘慧英。

1942年9月26日中午，我母亲照例去李白住处联系工作，刚转到后门，只见一楼的那位保姆，背倚着门，一只手握住门框，一只手向我母亲使劲地摇了摇，示意不要进去。我母亲顿时感到情况有变，便装作不认识的“过路人”，非常镇静地走出了弄堂，过了几条马路，回头看看确实没有“尾巴”和“跟踪”，随后就开始了善后处理。事后得知，隔天晚上，李白夫妻两人不幸被日本特务抓捕。这是我母亲第三次脱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参加举世瞩目的国共两党谈判，在签订《双十协定》的前几天晚上，专门用车把我母亲、龚伯伯和我接到红岩村驻地，由周恩来陪同接见了我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可有三点，我印象相当深刻：一是我母亲和龚伯伯被接见前后那几天，一直都相当的兴奋，真是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二是一见面，毛泽东和我母亲握手时就风趣地说：哦，一知啊，一知半解！三是毛泽东，包括周恩来与我母亲，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1924年我母亲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任办事员，毛泽东在组织部任秘书，那时就认识了；1926年我母亲在广州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解放协会任宣传部主任，毛泽东也在广州负责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那时就熟悉了），彼此没有任何生疏和隔阂。这次被接见的情形，我还一直依稀地记着。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周恩来总理在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对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说：你们校长怎么样啊？请代我向她问好！从而暂时保护了我母亲。可是后来，我母亲也受到了“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妄想从我母亲那里“挖”到有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所谓“材料”，对我母亲用棍子打、用皮带铜扣抽、钢针刺、烧红的火筷子烫下巴和脖子……一般人还真的难以想象，我母亲挺了过来！

难以割舍的教育情怀

我母亲1921年下半年在溆浦小学工作的半年，不仅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同时也接触到李大钊和《新青年》的有关文章，看到了改造旧世界的希望、方法和途径。向警予“热爱学生”的教育思想，对我母亲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向警予当年写下的校训和校歌，我母亲暮年时还时常念叨、吟唱。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之后，我母亲得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与照顾，特别是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以各种方法给我母亲莫大的安慰和照顾，让我母亲逐渐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从此，我母亲就在国统区的上海、重庆、芷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虽然断断续续在芷江、重庆、合江当过中学国文教员，但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是真正“潜伏”下来，而且是“噤声”，这样藏在我母亲心中的向警予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也就根本无法施展与实践，其内心的痛苦与焦虑，我们今天是无法体

会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同时又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产生的真挚感情，我母亲在天津与龚伯伯结为革命夫妻。龚伯伯也是个地下工作的老战士，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的公开身份是亚陆通讯社记者、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委；1927年马日长沙事变，他劫后余生，再次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用“龚再僧”“龚泽鸿”“张若臣”等姓名。

1949年2月，毛主席在自己的住处，再次接见了我母亲；陪同毛主席接见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见面，毛主席又风趣地对我母亲说：“你从事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该到地上来了吧！”是啊，终于可以到地上来了！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亮出自己的身份了！这句话使我母亲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按照我母亲早期妇女运动的工作经历，几位领导都主动询问我母亲有何想法？我母亲只说让我再想想。其实我母亲是有自己想法的。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5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我母亲也被中央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我母亲遇见了在广州的老上级邓颖超和许多老同志；有几位老同志，她们根据我母亲的革命经历和能力，动员我母亲留下来，参加即将成立的全国妇联工作，我母亲再次婉言谢绝了她们的盛情。

此时，向警予“热爱学生”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又激荡在我母亲的脑海；而教育工作的潜意识，又使我母亲毅然决然地随龚伯伯一起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龚伯伯担任了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总经理（当时总部设在上海），而我母亲则向时任中共华东局常委的刘晓叔叔提出了从事教育工作的想法。我母亲和刘晓叔叔是老熟人、老战友了，他们早在地下工作时就很熟悉，他同意我母亲的想法。

就这样，1949年10月，我母亲在上海市教育局杭苇局长陪同下，来到如今的上海市宝山区的吴淞中学（当时是上海市立吴淞中学），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上海市立吴淞中学校长和党支部

书记。

吴淞中学是1924年10月由著名教育家袁希涛创立的，1928年就是三所市立中学之一，它位于长江与黄浦江的出海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经过战争的破坏，校园内已是满目疮痍、瓦砾成堆、杂草丛生、弹坑累累。尽管如此，我听我母亲说，当吴淞中学的师生们听说从解放区派来一位新校长时，都欣喜若狂地奔走相告，并且敲锣打鼓，扭起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那边呀好风光》等革命歌曲，夹道欢迎我母亲上任。

随后，我母亲带领大家整修校园，每次都是身先士卒，大家都被我母亲的精神所感动，也都齐心协力，不分彼此，很快学校环境焕然一新，教育设施也逐步得到恢复。我母亲还在校园的东北角平整出一块土地，种上了蔬菜。后来，当师生们吃到我母亲种出的蔬菜时，都交口称赞：“王校长将延安精神带到了吴淞中学！”

当时上海刚解放，敌机经常来吴淞轰炸，国民党潜伏特务还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我母亲就对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用餐、上课都实行统一管理，并且演练如遇敌机轰炸，及时进行疏散，将损失降到最低。加之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很快使吴淞中学步入正轨。我母亲提出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爱集体的思想要求，尊师爱生、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教学方针，培养守纪律有秩序的生活作风，学生的生活既紧张有序又充满朝气。

我母亲在吴淞中学只当了一年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上海市教育局关于吴淞中学校长任免令”里反映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1950年4月1日，中央政务院人事局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发了一份公函：拟调吴淞中学校长王一知同志到中央文委教育部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当即表示“拟予同意”，并函请上海市教育局“考虑”，“如无其他意见，即同函请王一知同志交代工作，办理迁调手续”。

按照常理，我母亲应该是“即刻”或是“很快”就要来北京报到的，可事实上，因为吴淞中学师生的“恳切挽留”，我母亲还一度“打消辞意”；后来商定等本学期结束以后再成行；最后是中央组织部出面，而且是“旬日内迅即办理移交，俾使赴京”。

在现在的吴淞中学校史馆内，存有这样两件文物，可以进一步佐证当时的情况：第一是我母亲因心系吴淞中学校务而推辞赴京的“申请函”（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05-1-93）；第二是两块红绸布，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师生签名，主题就是“王校长，我们永远和您在一起！”正是这两块红绸布，伴我母亲渡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用我母亲的话说：“浩劫十年，九死一生，身家财产多少荡然无存，唯有这个临别赠辞我至今珍藏犹昔！”借此机会，我要替我母亲，谢谢吴淞中学师生，谢谢他们！

深情留驻101中学

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是调我母亲到国家教育部机关工作，可我母亲提出还是要到中学去搞教育管理工作。就这样，我母亲出任了华北中学校长。实际上该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开办的干部子弟学校。1952年，党中央决定将华北中学与北京师大附中合并，我母亲任师大附中党支书记兼副校长，主管师大二部工作。后师大二部改为师大二附中，我母亲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1952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核定工资级别时，按照我母亲参加革命工作的年限和从事过的工作，我母亲行政级别定为8级（即副部级）；而当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工资为12级。为此，我母亲三番五次地向组织上呈明情况，说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要求将自己的工资大幅度降下来，最后果然按我母亲的请求，将她的工资定在行政12级（中学行政特级），而且一定就是30年。虽然后来因级别关系，她不能进入高干病房、不能用某些药物、不能用轿车等，可我母亲从来没有什么怨言，因为她总是和牺牲的革命烈士相比较。

1955年，经我母亲提议，将师大二附中改为北京101中学，并由郭沫若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招生对象不再以干部子弟为限，并由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我母亲仍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直到1982年我母亲离休。对为什么要取名“101”，那是再明显不过了：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意，它时刻提醒全体师生，尤其是干部子弟：迈好人生的每一步！而校址选在圆明园的边上，其用意也是提醒学生，特别是干部子弟，要保持先辈的优良传统，不要做八旗子弟。

有一次，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特殊照顾他的孩子。学校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并训斥学校干部。我母亲得知后，既耐心细致地向他说明学校的办学条件，又态度坚决地说：越是参加革命时间早，受党教育多，就越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当时这位家长悻悻离去，不料第二天却专程来到学校，一见面就“大姐！大姐！”地叫个不停，并主动向我母亲做自我检查和批评。我估计他回去之后，打听了我母亲的资历，一下子懵了，没想到这样一个校长岗位，居然放了这样一位老资格的

“大姐”！

一天，有一位首长坐着一辆崭新的小卧车来看我母亲。同学们见到小卧车，很兴奋。这时有一个男同学，用手一拉门，门开了；随即就钻了进去。只见他东摸摸、西摸摸，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车发动起来了。同学们发出一片赞叹声，有人鼓动说：“兜一圈！”车子真的开动了。正当大家玩在兴头上，司机来了。这位同学急着想把车开回原地，弯没转过来，“咣”一声撞到一棵树上，车熄火了，车头左面的大灯撞碎了。后来那位首长心疼地对我母亲说：“刚换的新车，变成独眼龙了。”我母亲则打圆场说：“还能开就行，不然影响你的工作那就麻烦了！”

送走了那位首长，大家还都站着，知道这下闯了大祸。只见我母亲走到那位同学跟前，低声问：“是你开的？”这位同学点点头。“你学过开车？”这位同学摇摇头。我母亲略微思索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对大家说：“今后，同学们都要注意，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该随便动的。记住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没有？再说一遍！”同学们又异口同声地说：“记住了！”

1953年5月，周总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101中学看望我母亲和全校师生，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我母亲曾多次对同学们说：“不论在何时何地，你们都不能忘记周恩来伯伯对你们的殷切期望，要把他的话作为你们每个人的座右铭和指

路灯！”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曾刮起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只强调“智育第一”，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体育锻炼；而我母亲和101中学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科学合理地安排学生的学习、生活，按“三好”方向培养学生。为此，得到毛主席的表扬，教育部还专门派调查组，总结101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经验。

1965年5月16日，我母亲就“全日制学校试改半工半读”，专门给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不仅阐述五条理由，而且还提出四个方面内容的具体方案。没几天，刘少奇就针对我母亲的来信，给教育部部长、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何伟写下了批语。没想到这封信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母亲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表的“罪证”。

1991年12月7日，我母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有许多人前来为我母亲送行！人群中有政府的部长、戎装的将军、值得称道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们在普通的公职人员、教师、工人中间，相互安抚，相互问候，不分彼此，共同为我母亲送行，每一个人都在为我母亲默默祈祷和祝福。此时，我才真正感到，我的母亲不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而是我们所有学生的母亲！此时，我们才感到，我们又回到了我母亲所在的充满欢乐的101中学！

2005年3月，北京101中学组织了《王一知纪念文集》编委会，我母亲的老同事、老学生共同编撰了《王一知纪念文集》。其中，我母亲101中学的同事萧沅老师为我母亲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三十年精心办学，忠于党，忠于民，继往开来，永固千秋业；

七十载献身革命，不要名，不要利，披肝沥胆，堪为后世师。

这可以作为对她一生的一点总结吧！

我为我的母亲而感到无比自豪！

（编辑 姚建萍）

（口述者是王一知之女，整理者分别是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主任科员、上海市吴淞中学校史馆馆员、上海市宝山区档案馆征集编研科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