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矛?奋战“二万五千里”

陆德

扛着梭镖参加长征

长征前，父亲陆定一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陆被撤职），又被撤销了党和团的一切领导职务，调到《斗争》杂志编辑部，从事刊物刻蜡版的工作，被人称作是个“刻字匠”。

红军长征的启程，根据父亲陆定一执笔的《长征大事记》中记载：开始于“（1934年）10月12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

移动”。

“（1934年）10月18日，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总部首长夜渡于都河”。于都县城的东门，现在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地。199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当地人民在此修建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在碑座的左侧，刻有父亲陆定一手书他长征中创作的《长征歌》中第一段的歌词，其中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的词句。

陆定一是长征临出发前才得到命令准许他随队长征的，当时被编入“红章纵队”的“干部队”里。他因没有职务，不配枪，只是扛着一杆梭镖，拿着一支刻蜡笔，参加了长征。

父亲的前妻唐义贞同志，由于身怀六甲，不能跟随长征，被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后来据毛泽覃同志的爱人贺怡同志讲：红军长征后，唐义贞同志继续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在被撤销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之职后又被开除了党籍。但她革命志向不变，她对贺怡等五位女同志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必定为革命奋斗。”并嘱其他五位女同志，此是她的遗言，若今后她们能见到陆定一时，一定要转告给他。在艰苦的留守战斗中，1935年1月，唐义贞同志被国民党地主武装“铲共团”抓去，她坚贞不屈，被敌人剖腹开膛，壮烈牺牲。唐义贞同志的具体死因，直到1943年11月，贺怡同志从江西到延安，见到了陆定一才告知他。贺怡同志讲：“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口都是土。贺怡同志对父亲说：“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唐义贞烈士受尽王明宗派的打击和残酷对待，但在敌人面前仍不叛党，坚贞不屈，英勇赴死，可歌可泣。

长征路上的“宣传员”

当时，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有一、三、五、八、九共五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叫“红星纵队”，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红章纵队”主要由军委的后勤、卫生、后方机关人员组成。它下属的“干部队”，主要由老弱病残人员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大多数人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支梭镖。当时在干部队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以及成仿吾、李坚真等同志。这些同志的待遇要比父亲好许多，父亲由于没有职务，故没有待遇，但这些革命同志尽量帮助我父亲，长征中，父亲的行李就是由李坚真同志的马代驮着的。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一手拄棍一手提灯长征，黄镇同志为林老画了张速写，一直保存了下来。父亲讲：“这是我们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幅杰作。”

父亲的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是个“宣传员”。此时的父亲，虽然一直受着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压，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的信仰。在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时，父亲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老山界》，在艰苦的长征环境中，文章中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篇文章后被编入我国的中学教科书，教育、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父亲在文章中还说：“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现今，老人的夙愿已变为现实，一个大大的石碑屹立在老山界上，上刻有父亲手书的“老山界”三个大字，它已成为湖南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已成为自然保护区，当地也为纪念红军长征修建了“红军亭”。父亲在红军亭中为猫儿山题字：“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庐山之幽”。

遵义会议后，调总政治部

宣传部工作

遵义会议前，长征的指挥者仍是“三人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是“太上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情况下，不愿丢弃“盆盆罐罐”，连兵工厂、印刷厂的笨重设备都不愿丢下，人挑肩扛，辎重队伍一夜行军不到二三十里，处处陷于被动，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由父亲执笔整理所写的《长征大事记》中，逐日记载了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的战斗情况：“由于行动缓慢，突破湘江的战斗从11月25日一直打到12月初，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近8万人，锐减到了3万。”

此种状况，到12月18日开始发生了转变。这即是党史上所说的“通道转兵，黎平整编”。这是由毛泽东力主的结果，是由朱德下达的命令。《长征大事记》中记载，转兵和整编是同一天在黎平进

行的。

1936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红军由被动转向主动，由挫折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除主观原因外，听父亲陆定一讲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在战斗中把每天都要向共产国际联系和汇报的电台给弄丢了，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和汇报了。父亲讲：“现在想来，倒是‘塞翁失马。否则，会继续受到共产国际米夫之流的遥控，我们哪里开得成遵义

会议。”

遵义会议后，部队将一路抬过来的机器设备，不必要的行李辎重，几乎都扔到了赤水河里，同时，部队也进行了缩编。父亲陆定一也是在这时，被调到了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父亲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后，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在一起工作。后又调任宣传部部长，并接任小平同志任《红星》报主编。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进入云（南）贵（州）地区，穷乡僻壤，缺吃少食，但同志们都充满了乐观精神。听父亲讲：在饥肠辘辘时，就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各说各以前吃过的好东西，进行一场“精神会餐”，谈起上海滩的大饼油条，真是美味可口，然后哈哈一笑，又饿着肚子干起工

作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原为4开铅印，发行1.73万份，长征中由于条件所限，改为油印，不定期出刊，每期七八百份，一直发到连队中。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于1937年改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红星》报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提出“红军万里长征”的

政治用语

1935年5月，红军到达安顺场，蒋介石前堵后追，妄想要使“朱德、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红军“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当地人民在安顺场修建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邓小平同志题了碑名，父亲亦在纪念碑上题“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当时，红军一师一团虽抢占了大渡河安顺场，但仅有江上几条小船，几万人马大军仍过不去。为了争取时间，必须翻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区，另辟新径，让大军从泸定桥上

通过。

为了向彝族（当时称为“夷族”）少数民族区宣传我党和我军政策，朱总司令指令父亲陆定一撰写一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并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张贴出去。

父亲受命撰写的这一布告，六字一句，共26句，一韵到底。其全文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陆定一撰写好后，此布告的后续刻版、油印者，是当时总政治部的文书科长赵发生同志。赵发生同志在2006年悼念陆定一的文章中，记述说：“可贵的是，这一布告不仅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第一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在赵发生同志手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这一《布告》的原件。

“万里长征”这一政治用语，是陆定一首创提出，并经朱总司令首肯而被广泛传播开来，载入史册。

在对长征的研究中，缺少不了

定一同志留下的遗产

父亲在长征中，从一个宣传员，到遵义会议后任宣传部长及《红星》报的主编，不管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被打击的时候，都以笔为矛，无怨无悔，呕心沥血地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现在保留下来的部分党史资料显示，父亲在长征中写的文章、创作的革命歌曲、组织编辑和执笔撰写的长征史

料有：

（一）父亲在长征中所写的文章有：《老山界》《榜罗镇》。

《榜罗镇》，是记载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初到达榜罗镇，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并召开了全体连级以上干部大会的一篇历史性记述文章。《老山界》，则是记载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高山的记述文章。作为传统的革命教育题材，在“文革”前后，《老山界》一直都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它以长征的革命精神教育了几代青年人。

《老山界》和《榜罗镇》两篇纪念文章，是“姊妹篇”。一个是写在长征启程不久的“攀登高峰”，另一个是写在长征胜利到达后的“定都陕北（大本营）”大会。

（二）父亲在长征中所参与创作的革命歌曲，据现可回忆、查找的有：《渡金沙江》 （1935年4月），陆定一、萧向荣等填词；《红军入川歌》（1935年5月），陆定一、戈丽合编于泸定桥；《两大主力会合歌》（1935年6月），陆定一词、曲，编于宝兴；《打骑兵歌》（1935年7月），陆定一、黄镇合编（另有史料载是陆定一、李伯钊合编）于毛儿盖；《长征歌》（1935年10月），陆定一、拓夫合编于吴起镇；《红军东征歌》（1936年2月），陆定一词，于山西石楼城。

《渡金沙江》，是为纪念红军佯攻贵阳围昆明，主力巧渡金沙江而作。采用《军人争气歌》调，共填四段词，分别由陆定一、萧向荣（一军团）、徐文烈（九军团）、黄大尤（二军团）同志填写完成。

《红军入川歌》，是为了庆祝红军抢占泸定桥、飞渡大渡河胜利而作。

《打骑兵歌》，是为教战士如何击溃“马家军”骑兵的快速冲击而作。

《两大主力会合歌》，是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师而作。两大主力红军会合，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陆定一在宝兴县自编词、曲赶写了此歌。两天后，部队越过夹金山，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团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八十团在达维地区会合，6月16日，两大方面军的大部队在懋功会合。史料载，“两军在懋功召开了会师的庆祝大会，两军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庆祝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时，大型献礼节目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又将陆定一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改编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向全国人民播放。其歌词由原来的“两大主力”改为“三大主力”，增改了部分内容，而曲调保持不变。

《长征歌》，中央苏区红军的长征历时13个月，故《长征歌》作13段词，逐月唱出了红军万里长征的全过程和各个大事件，用歌曲的方式总结了长征，宣传了长征。1983年，78岁的陆定一又对原《长征歌》中的部分歌词，特别是对“一月”的歌词作了部分修改，突出它的历史地位，加入了“遵义会议载史册，保证长征得胜利”的内容。并嘱“以后用

这个”。60年代初，全国公演了萧华同志编导的《长征组歌》，那是建国后填写的词曲，追忆整合而成，在长征中并未唱过。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官兵传唱的是父亲陆定一以长征进程写出的十三段《长征（组）歌》。

《红军东征歌》，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提出了“东征抗日讨逆”的战略方针，“抗日”成为新的战略任务，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陆定一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在山西石楼城下写了红军《东征歌》。

（三）父亲在长征中所组织编辑和亲自执笔撰写的长征史料有：《红军长征记》《长征大事记》。

常人一般以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是最早介绍长征的著作，其实在之前的1937年2月，父亲即编辑整理出来《二万五千里》一书，亦即后来批量印刷的《红军长征记》。父亲在负责组织编辑此书中，耗费了大量心血。

《红军长征记》，原书名为《二万五千里》。1936年8月5日，毛主席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同志，联名致函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发动“集体创作”，出版一本《长征记》。大家纷纷响应号召，撰写回忆录。具体的编辑任务，交给了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短短两个月，总政治部就征集到200多篇作品，总计50余万字。总政治部成立了编委会，由徐特立、成仿吾、丁玲、徐梦秋等同志具体负责文章选编。1937年2月，宣传部编辑完成了此书，共选出110篇文章，总计3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并取名为《二万五千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仅抄写了20本，并将其中一本存于总政宣传部，供“内部参考”。1942年11月，该书才有条件付梓。印刷出版时将《二万五千里》改名《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32开，封面除书名外，还印有“党内参考材料”和“总政治部宣传部印”及“1942年11月”字样。这套书，据说目前仅剩六套，其中朱老总送给《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那一套，现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中。

《长征大事记》，由陆定一执笔撰写。早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由杨尚昆和各相关部门负责提供各种原始资料，由陆定一执笔整理和追记而写出的。《长征大事记》一直记录到遵义会议之前，后因红军1936年初要进行东征，而使父亲没有时间再继续写下去。

《大事记》不同于《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是对长征中某个事件或某个战役的回忆，是对长征过程中某个片段的回顾；《长征大事记》则逐年、逐月、逐日地记录了从长征开始直到遵义会议的全过程。遵义会议前， 是长征中最艰难、最复杂的斗争阶段， 父亲将它全部整理撰写了出来。这本珍贵的手记史料原件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1996年5月9日，父亲病故。当时正值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在对父亲的追思、告别活动中，当谈到父亲长征中的经历时，杨尚昆和一些前来慰问的老前辈对我说：“定一同志在长征中，留下了那么多的宝贵史料。在对长征的研究中，缺少不了定一同志留下的（这些）遗产。纪念长征，就是要纪念这些先烈和他们的革命精神。”“是这些先烈成就了万里长征。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继承。”

（编辑 黄 艳）

（作者是陆定一之子，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世界政党联盟经济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