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效峰身负重伤走完长征路

郑南东

1934年9月，我的父亲郑效峰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科长。10月，开始长征。为保障总部的行军安全，父亲率队执行侦察开路任务。1935年1月，在赤水时，右纵队红一军团遭遇川军截击，而率队执行侦察任务的父亲首先与敌相遇。他率队英勇作战，组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击退了川军。可是，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被两颗子弹击中左胸，人当场就昏了过去。有人认为他生还希望不大，主张把他就地留下。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知道后说：“还是先抬着走吧！”几天后，军团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几位首长来看望我父亲。父亲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军团首长，表示不想留下，想和部队一起走。军团首长说：“你放心，当时没有留，现在就更不会留了！”“你从小就跟你父亲和家人一起当红军，现在就剩下你一人了，只要有口气，就不会把你丢下！”就这样军团首长给父亲配了一个警卫员和四个担架员。

当时我父亲伤得很重，伤口不断地流血，几天后开始化脓，又没有药，只能用一块麻袋片捂住，被脓血浸透后就再换一块。父亲先是在一军团卫生部，用担架抬着行军，之后又转到军委卫生部。那时父亲的伤口化脓很厉害，每到驻地就用麻袋片沾盐水清洗、放脓，一放就是两盘子。一次在部队通过封锁线去云南的时候，在贵阳附近要爬一座山，部队很拥挤，走得很慢。为了让担架员休息，父亲下了担架，没想到和担架队员挤散了，父亲就咬牙自己往山上爬。就在这时，罗瑞卿恰好骑着骡子过来，看到我父亲后，就和饲养员一起把我父亲扶到骡子上，自己徒步。我父亲在饲养员的帮助下，骑着骡子走了40里路，一直到宿营地才跟上了部队。这期间，傅连暲先后给我父亲做了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取出子弹，因为子弹离心脏太近。

部队过了四川天泉以后，我父亲基本上可以慢慢自己行走，这时就不用担架抬了。卫生部首长给他配了一头骡子，我父亲骑着骡子行军。6月中旬，红军到达雪山脚下，因为只有翻过雪山才能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军委卫生部帮助大家准备了干粮和辣椒水，并告诫大家山顶上不能停留，不能大声喊（共振可能引起雪崩），不能猛跑（保存体力），不能骑牲口（会冻坏双脚），也不能坐（会站不起来）；一定要在下午两点以前过山顶。卫生部的朱良才政委还给我父亲拿了一张羊皮、两张小皮子，父亲把羊皮简单地缝了一下，改成了背心，用小皮子把脚给包上。翻山那天，当天没有通过，于是在山下过了一夜，第二天翻越山顶。山脚下是酷暑天气，走不久就大汗淋漓，可是山上却冻得发抖，雪有一米多深。前面有部队开道，后续的沿着前面的脚印就好走多了。人越往上，气越短，身体越软，眼睛也不想睁，就想坐下歇一会。警卫员急忙提醒：“不要坐！不要坐！”“拽着骡子尾巴呀！”父亲在后面咬着牙关，拽着骡子的尾巴，警卫员在前面拉着骡子，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由于肺部重伤，父亲越往上走呼吸越困难，感到上不来气，只能大口地喘，终于在下午两点左右翻过了山顶。翻过山没敢停下来喘口气，就拼命地往下赶，顺着前面滑出的雪道，往下一坐就滑了下去，一直到没有雪的地方，感觉才好了些。警卫员牵着骡子绕道下了山。在山上时看到一些“雪堆”，都是一些体弱牺牲的红军战士。现在想起来，我父亲肺部受了重伤却爬过了雪山，和他当了几年司号兵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8月，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第一天就有不少红军战士陷进去再也没有爬出来。父亲身体虚弱，走得也慢，光靠担架抬和骑牲口是根本不可能跟上大部队的。为了保证跟上部队，在警卫员的搀扶下父亲每天尽量提早动身，晚上赶到宿营地，但仍然总是让收留队收留。其次是御寒难，早晚温差大，中午烈日炎炎，晚上却冷风飕飕，冻得人缩成一团。赶上下雨，更是冻得人直发抖，牙都打颤，那张羊皮背心还真是起了大作用。其三是宿营难，每天就地而卧，能找到干的地方躺下就是最美的事了。很多时候红军战士就是背靠背坐着，连挡风雨的支架也没有，红军队伍中能用树枝搭一搭或者有块雨布遮一下就是最好的待遇。我父亲第一天就没跟上部队宿营，蹲在草地里和警卫员背靠背淋了一夜雨。最难的就是吃饭。出发前大家准备粮食，由于部队已经在毛儿盖住了几天，粮食几乎都没有了。当时是8月份，正好青稞熟了，大家就收地里的青稞，可是哪那么容易，没有镰刀也没有脱粒机，一切都靠双手。卫生部伤病员多，收不了多少，幸亏部队给军委卫生部支援了几麻袋青稞。我父亲分了七八斤青稞，另外还给了他一小袋炒面，大概也有三四斤。每天只有晚上宿营时才煮青稞吃，白天饿了就吃点炒面糊。两天后通知说：可能还要走十天，粮食要省着吃。到宿营地只有挖野菜，以野菜为主再加一点青稞一起煮着吃。为了防止部队食野菜中毒，不少红军战士专门试吃，可是试吃的战士，吃了有毒的野菜，轻的拉肚子、脸上身上发肿，严重的头痛、发烧、昏迷，甚至再也没有起来。跟着我父亲的警卫员就是最先尝了采来的蘑菇，结果再也没有站起来。他是1935年1月跟着我父亲，一路上搀扶、帮助、照顾我父亲，8月牺牲在草地上。我现在也非常后悔，当初没有问父亲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个四川籍的小战士，年纪和父亲相仿，那时父亲19岁。

警卫员牺牲后，父亲只能跟着收容队走，粮食越来越少，最后连牲口都杀了，皮也加进去煮。路上见到有牺牲的战友，也有一些还有口气却走不动的。劝他们走，他们说：“你们走吧！我们革命已经成功了。”他们都是饿的。给他们吃的，他们说算了，保存革命力量吧，要不然都走不出去。看到这种情况，浑身无力的父亲拄着棍子也想躺下不走了，但一想到军团首长不丢下他，在他不能动时抬着他走，如今又怎能自己丢下自己呢？想到如果以后见到自己母亲，还要告诉她，父亲埋在哪里了，姐夫是怎么牺牲的……就这样，父亲咬着牙继续往前走，和收容队一起拼死拼活地追着部队的踪迹……

终于到了班佑，前面部队留下了一些吃的，父亲身体得到了补充，终于走出了草地。原来前面部队到了班佑时，一下子倒下几百人，再也走不动了。离此地二十来里就有了人家，还有菜地，有吃的。于是，部队立即派人把食物拿回来，可是倒下去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救起来。他们把食物堆在一起，留给后面的红军。父亲常和我们说：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我们不能忘本，和那些牺牲的人相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个人利益和得失呢！

父亲出草地后，伤口又突然恶化，发起了高烧，但这时条件相对好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父亲在领导的关怀下，在战友的帮助下，以自己顽强的毅力于1935年10月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走完了长征路。父亲当时是中央红军队伍中伤势最重的伤员之一。到达陕北后，父亲又住了八个月的医院，傅连暲和一个日本大夫给他做了两次手术，用锯子锯断两根肋骨，在心脏的边上取出了子弹。可惜的是，长征路上抬过他的担架队员和警卫员都先后在战斗中失散或牺牲了。

1964年在官厅大比武时，郭沫若先生见到我父亲——红军小司号员（1928年，朱毛井冈山会师时，12岁的郑效峰任二十八团司号员），特赠词一首：

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对来，遍地吹军号。

（编辑 叶松）

（作者是郑效峰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