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先锋中的先锋

刘蒨

我的父亲刘忠，不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是中央红军长征先锋中的先锋。

长征中，作为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的父亲率领红一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中央红军长征最前面，斩关夺隘，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敌占区，探询前进道路，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智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一致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和红军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刘伯承曾经说：“长征，刘忠功不可没。”

临危受命

1934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开始准备长征时，我父亲接到红一军团首长的命令，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我父亲对侦察工作并不熟悉，加上只有三年私塾的底子，一开始顾虑重重。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鼓励我父亲说：“你当团政委时间很长，又兼任团长，政治上可靠，打仗很勇敢，我相信你能够完成军团首长给你的侦察任务。”于是我父亲临危受命。

军团精选了一些政治素质好、有各种各样技术本领的人员，加上司令部的便衣侦察队30多人组建了侦察科。侦察科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整理综合敌情材料报告军团首长，通报全军，测绘作战要图，找向导带路，调查行军路线；捕捉俘虏，讯问俘虏，了解敌人的行动企图；指挥军团的侦察部队（师侦察连、团侦察排）集中行动，作战役侦察；有时佯动，有时深入敌后迷惑与钳制敌人等。经过左权参谋长的指导和父亲的努力，红一军团侦察科很快担负起繁重的侦察任务。

1934年7月上旬，我父亲与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谢滋群奉命前往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处领取了长征路线图和行动方案，并安全带回亲自交给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

长征开始前的侦察工作

1934年9月中旬，我父亲率全军团侦察部队进至赣南，渡过赣江，在信丰、南雄、南康、崇义地区间进行侦察活动。任务是查明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堡垒构筑等情况，并弄清这一带的地形、路线，绘制成略图，于10月10日前，准时送往军团司令部。此任务是左权参谋长亲自授意的。我父亲当时心里明白，这是大的战略转移前的侦察。

在苏区人民的掩护下，侦察部队把所需了解的敌情、地形、路线均按时弄清楚。我父亲派侦察参谋毛孝清于10月9日率三个便衣队员把地形路线图直接送到军团司令部并向左权参谋长作了当面汇报。

湘江之战的侦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我父亲奉命率红五团的侦察排和军团便衣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部队走在长征队伍最前面。

根据上级指示：“途经兰山、道县，相机占领各个县城，并查清湘江各个渡口的情况和全州、桂林的敌情并及时报告，以便全军渡过湘江。”1934年11月27日，我父亲派参谋化装进入全州侦察，发现城内只有民团，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这时，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红五团已到界首村停了下来，未渡湘江。我父亲向他建议红五团速渡湘江，进占全州城。李棠萼犹豫不决，说需电报军团首长批准后才过湘江，占全州。我父亲再次建议机不可失，应尽快动作，李棠萼还是不同意，于是我父亲只好立即直接电报军团首长。军团首长于当日下午2时回电，令立即“渡过湘江，进占全州”。我父亲马上率侦察部队迅速前进渡过湘江，下午2时到达全州城郊时，已失去了时机。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占了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

湘江之战终因李德不愿放弃辎重，采取搬家式行军错失了时机，导致红军血染湘江。多年后，每当我父亲回忆此事，总是狠狠地在大腿上拍一下，他仍旧为当时失去良机、损失五万多红军而悲愤不已。

掩护全军渡金沙江

1935年3月，为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我军两路三渡赤水。一路经茅台渡赤水向宜宾方向前进，一路经鲁班场渡赤水向云南的威信、盐津方向前进。

蒋介石估计我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指挥所有部队向该地区前进。昆明龙云的部队也向威信、盐津调动，妄图在赤水河西合围歼灭我军。而我军于3月22日，静悄悄地四渡赤水，回到金沙、安底的乌江北岸。在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在息烽以西再渡乌江。

4月下旬，大部队到达金沙江东岸，前卫团找到七条船和船夫开始渡江。在全军渡金沙江前，部队进到宣威，左权参谋长命令我父亲率一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向昆明佯攻，以钳制迷惑敌人，掩护全军渡过金沙江。我父亲率领的侦察部队是最后渡过金沙江的，并奉命将七只渡船全部沉入河底，就此中央红军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强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

1935年5月，红军准备强渡大渡河，这是长征中重要的一关。国民党反动派说：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妄想歼灭我军于大渡河南岸。

一到德昌，我父亲就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去领受强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由红五团三营、二师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组成右路纵队，左权为纵队司令、刘亚楼为政委。这次行动需要穿过越西城抢占大树堡渡口，途中经过彝民区；再佯攻雅安，以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的防御之敌，掩护主力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到越西，必须经过一个叫小相岭的险要隘口。当右路纵队到达时，隘口的路已被四川军挖断，并树起吊桥，对面有一个排的兵把守着。我父亲设法做通了一个采药老人的工作，请他领路。我父亲带着十人的侦察分队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敌哨附近进行隐蔽，指挥分队迅速拿下敌哨、放下吊桥。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率右路纵队从吊桥顺利通过。

经过越西城时，我父亲发现一个监牢里面关着600多人，全都被扣上铁脚圈子，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彝族人。因受大汉族压迫，从清朝起彝族人都被轮流抓来坐监狱作押以防暴乱。左权参谋长和我父亲向彝族兄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并打开牢门，解救被关押的彝民，得到彝民们的真心拥护，因而顺利通过彝民区。彝族兄弟还自愿为红军带路，有的还参加了红军。

越西城离大树堡渡口有60多里，必须经过敌人把守的晒经关和大树堡两个要隘。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决定把在小相岭俘虏来的十几个愿当红军的士兵和七名红军战士进行混编，伪装成从越西城退出的川军，由我父亲带着向晒经关前进。结果一枪未放就夺占了晒经关和大树堡两个隘口，还抢夺到两只渡船。

在大树堡渡口，左参谋长、刘政委下令收集木材造船，佯言红军要北渡攻取雅安，迷惑和钳制了敌人，为红一军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四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翻过夹金山 达维村接头

1935年6月19日，我父亲奉命率侦察队先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接头，为中央红军过雪山踏出了一条路。雪山空气稀薄，人喘不过来气，又冷又饿，脚也抬不起来，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上山不易，下山更难。积雪滑得无法站稳脚，只好一班一组手拉手慢慢下，弄得不好整班组都跌进雪窝，再从雪窝里爬出来。

6月20日，在夹金山脚下的达维村，我父亲率领的侦察队与红四方面军部队接上了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的柴洪儒师长带了一个营来迎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柴师长热情地说：“奉军团首长命令，到此来迎接中央红军老大哥，你们辛苦了。”我父亲说：“谢谢柴师长的热情接待。我是刘忠，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奉军团首长命令带侦察部队先过夹金山来同红四方面军同志联系，今天看到柴师长很高兴。我们红一军团的部队，明日开始过夹金山。”柴师长说：“我们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经到了懋功县，他在那里等着欢迎红一方面军的首长。”

1935年6月22日，红一军团部队开始翻过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面继续过大雪山的行军秩序是三军团、中央和军委机关、九军团、五军团，他们全是沿着我父亲率领的侦察队踏出的这条道路翻过夹金山的。

生死大草地

1935年6月底，中央红军到达黑水，要想通过大草地，要先找到识路的向导。

我父亲带着便衣队找到三个藏民为红军带路。其中一人是本地藏民，他知道路线但不懂汉语；另一人是山东移居芦花的回民，他会翻译藏语，称他“通司”，但他不知道路线；第三人是在这一带来往经商的商人，从草地出腊子口到甘肃他都走过，他既知道路线又懂点藏语，是四川汉族人，这是最起作用的一个，但他不积极，对红军有一种抵触情绪。我父亲发给他们每人一匹马、每人一条毛毯，以及足够的酥油、糌粑、干肉、咸盐等，还要每天做三个向导的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关心他们的生活。我父亲在大草地带着这三个向导、军团侦察连和便衣侦察队走在右路军的最前面。

草地气候多变，早晨是的雾天，天气好时，中午11点至下午2点很暖和，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野牛、野马、野驴、野鹿等动物成群地跑。下午3点后，开始变冷，有时突然下雪，有时下冰雹，到晚上又冻得要命。部队穿的衣服很单薄，吃草营养又不足，所以身体差的战士很难渡过这一关。

过大草地，要走十几天，荒无人烟，部队的粮食供给成了大问题。军团首长给我父亲增加了一项为全军侦察能吃的草叶、草根的任务。我父亲带领侦察队开始每天挖草根、煮草叶，找到的野葱、野蒜、茴茴菜，或是野芹菜、豌豆苗，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都要亲自尝尝，有的草吃了就会中毒。若找着能吃的野草，马上送到军团卫生部鉴定，鉴定可以食用后再向各单位介绍或用文字通报全军。侦察队作为红军的长征先锋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冒死尝百草。长征红军指战员到底吃过多少种野草，无法计算。咀嚼野草时的味道，下咽的艰难，反胃的感觉，父亲说一生都不会忘记。

突破腊子口

1935年9月16日，中央红军走出大草地，到达甘肃省管辖的腊子口地区。军阀鲁大昌派出一个旅的兵力把守，妄图堵击我军。

腊子口地形险要，两边是悬崖，中间是一条不宽的河，但水流急，人徒涉过不去，只有用桥才能通过。但守备之敌在桥两端均构筑了许多碉堡、工事，难以攻打。左权参谋长令我父亲把便衣侦察队化装为国民党的中央军，向腊子口侦察前进，查清守备敌人的情况，并争取相机占领隘口。红四团（前卫团）跟在便衣队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父亲化装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四师中校情报科科长，军团保卫局王班长化装为少校联络参谋，他们大摇大摆地向腊子口前进。下午2点左右，距腊子口大约15里时，遇上守敌派出的便衣侦探。

化装的联络参谋（王班长）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敌探说：“我是做买卖的商人。”王说：“我看你不是商人，是腊子口长官派出来的吧？我是中央军第二十四师联络参谋，来同你们联络的，我姓王，这位是中校情报科刘科长（指我父亲）。”敌探信以为真说：“呵！你们是中央军，失敬了！我是奉旅长命令来迎接你们的，长官，请跟我走吧！”于是他带着我军便衣队向腊子口前进。走到腊子口敌前哨，敌哨兵问：“哪里来的？”敌探答：“是中央军来同旅长联络的。”敌哨兵就放便衣队进去了。这时红四团一跟进，敌人发觉了，立即向我们的部队开枪射击。我军迅速夺占了一侧桥头碉堡。

天将黄昏，军团首长命令连夜进攻，坚决夺占敌守备的桥梁。战斗整整打了一晚上，红四团的突击排乘骡马渡过河，他们爬上石崖大山绕到敌人后面，于拂晓前，在敌人的后面发起攻击。突击排站在山顶上，向山下的敌人猛打，把敌人打乱了，胜利地夺占了另一侧桥头碉堡，红一、三军团当日就通过了天险腊子口。

毛主席点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由哈达铺出发东进到理川。当时没有陕甘宁地区的军用地图，行军路线完全依靠向当地群众调查。左权参谋长要求我父亲每到一个宿营地，至少要找20个以上的向导，并立即调查前进方向150里的路线网。

从哈达铺出发，毛主席、彭总均随红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毛主席在这段行军中，亲自掌握前进的路线和敌情，并一到宿营地就亲自找我父亲布置任务。9月8日宿营闾井时，毛主席向我父亲交代任务：左边要查清漳县、陇西敌驻军；右边要查清礼县、天水的敌军情况，而最主要是调查祁山、马坞间直通会宁、静宁，即通过西（安）兰（州）公路的平行路线，沿途的人家、道路、沟渠和河流等情况。父亲于当晚12时将调查的路线图送交毛主席和彭总。

通过西兰公路后，9月15日，到达马营宿营，由于连续的侦察我父亲实在太累，就叫苏孝顺（苏静）副科长到毛主席那里去接受任务。毛主席见到苏就问：“你是谁？”苏回答说：“我是苏孝顺，侦察科副科长。科长要我来接受主席指示，调查敌情、路线。”毛主席又问：“科长呢？”苏说：“太累了，在休息。”毛主席说：“你还是叫他来吧！”苏跑回来叫醒我父亲：“毛主席还是要你去。”我父亲一骨碌爬起来，立即就去了。毛主席说：“刘忠同志，路线是当前部队行动的关键问题，我要亲自交代你负责，怕出纰漏。”自此，我父亲即使再累每天也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侦察的路线和敌情。

组建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

过了六盘山，我父亲率便衣队向青石嘴前进。刚到青石嘴以南两里多的山坡上时，前面的侦察员就抓住了敌人两个便衣侦探，供出：青石嘴镇上驻着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十九团，四个连，500多人，500多匹马，骡马大车20多辆。这时林彪军团长来了。他亲自询问俘虏，并要我父亲到前面查清敌情和地形，同时又叫作战参谋张雄去报告毛主席、彭总，并通知各大队长前来接受作战任务。毛主席、彭总命令迅速歼灭该敌，以利于全军通过平宁公路。军团长立即下达战斗命令：杨得志指挥一、二大队正面进攻，直扑青石嘴；张鼎山率五大队从左翼绕向敌侧后，迅速抢占对面山头，以防海原方面的敌人增援；陈赓率十三大队从右翼插出断绝敌人的退路，同时负责对平凉方向的警戒，防敌增援；四大队做全军的预备队并担任后卫的掩护。

几乎同时，青石嘴周围的山上，到处冒出火星和烟雾，镇上的敌人顷刻间乱成一窝蜂，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只见红军战士们拉着一匹匹高头大马，押着一队队俘虏骑兵。这时聂荣臻政委兴奋地对我父亲说：“刘忠同志，这次缴了几百匹马，先把你们军团侦察连编为骑兵连，以这个连为基础，军团将要建设骑兵团。你快到前面去通知各单位，把俘虏里面的钉掌工人、修理鞍具的工人，还有马术教官和马医官一一清查出来，对他们好好做思想政治工作，争取他们到红军里来，为建设红色骑兵服务。”

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骑兵团成立，辖四个骑兵连。中央军委令刘忠为特别支队（骑兵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这是红军最早成立的骑兵部队。 我父亲率领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斗，还承担了东渡黄河钳制阎锡山部队，先期与红二、四方面军接头会合，西安事变时携带彭总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信南下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与其接头做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后盾等任务。（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刘忠的女儿，北京润通天虹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