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

郭维城（1912—1995），男，辽宁省义县人，满族。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参加东北军，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西安事变时，担任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下设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主管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兵第一指挥所司令员、铁道兵第二副司令员、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本文写于1984年，

作者之女郭梅供稿。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积极贡献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在1937年2月2日惨遭杀害。人们回忆往昔，无比怀念这位具有远见和胆略的爱国将领。

王以哲原名蓬峤、海山，字鼎芳，1896年生于黑龙江省宾县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由经商的伯父供给上学读书，后来伯父破产，王以哲被迫停学。中学没有毕业的王以哲，借了同族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从军校毕业后，王以哲在东北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军长等职。

严峻的时代，严峻的考验。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以哲从一个正直的有肝胆的爱国学生出身的职业军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献身于和平统一救中国的道路，这种可贵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是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

1925年，王以哲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团上校团长时，已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西北方面的共产党员张克侠、张存实，就是通过王以哲开的护照，经过东北地区到苏联去的。他的进步表现，经常遭到直属上级的非议和打击，却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和重用。

1928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军，大量起用学生出身的中青年军官，王以哲被任命为第一旅（后改番号为第七旅）中将旅长，驻守在沈阳北大营。在这期间，王以哲招考一批青年学生，办了一个学生队，兼任教育长实负其责，为部队培训骨干，得到张学良的赞扬。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用重炮轰击沈阳，第七旅的北大营遭到日军袭击，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根据南京统帅部“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的电令，严令第七旅不准抵抗，荣臻在电话中同王以哲讲，你要是抵抗，先拿你的头来。王以哲忍恨被迫屈从执行不抵抗命令，指示部队突围，经大虎山等地，辗转退入山海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激起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潮。王以哲在新形势下，更加痛疚自己在日本侵略军面前不抵抗而撤退的行为，这是他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他也暗暗地从中记取极其深刻的教训。

进关不久，东北军改编。王以哲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下辖四个师。东北军和大批东北各界人士，形成了一个以东北军为主的流亡政治集团。大家深感失去故土的痛楚和民族责任的重大。身为东北主力部队的军长王以哲更感收复国土责无旁贷。

30年代初期，全国处于抗日与降日、革命与反革命的严重冲突中。东北进步青年包括王以哲的侄儿中共地下党员王育才，少校参谋李济民，上尉参谋李在时和东北上层进步人士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于毅夫、车向忱等人不断对王以哲施加影响，不能不使他深受触动。究竟亲谁仇谁，何去何从，昭然若揭地摆在面前。怎样才能打回老家去，不能不让王以哲反复深入地思考和探索。王以哲除支持和资助东北进步人士办教育、出刊物、搞救亡活动外，六十七军也创办一个进步刊物《东望》，王以哲亲自为该刊题词：“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这一刊物一直出版到王以哲被杀害。

1933年3月，蒋介石亲自到保定召开会议，逼张学良下野交出兵权。张学良坚信东北军不会被收买瓦解，但由于身体不好，同意出国考察。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南京政府确实用金钱和地位拉拢王以哲。王以哲在庐山受训时，蒋介石还给他五万元，王以哲令他的军需官，将五万元全部买成军毯、军衣、日用品等分发给六十七军全体军官，自己却分文不留。

1934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趁福建反蒋的机会回国，他为了换取重掌东北军军权，竟接受了调集五十七军、六十七军、一〇五师三个部队到湖北打红军的任务。当时，湖北的红军主力开始向川陕方向长征。两军没有多大接触。不久，中央红军也向陕甘方向长征，蒋介石紧急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进陕甘。1935年9月，六十七军刚到陕北，王以哲所属的一一〇师在劳山被红军全歼。红军的战斗胜利，对王以哲震动很大。官兵士气低落，反对打内战。王以哲在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于是，他派人同红军取得联系。1936年1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代表红军到六十七军军部同王以哲会谈。3月，双方达成停战协定。4月，张学良将军同周恩来副主席的延安会谈，也是通过王以哲精心安排并亲自陪同参加的。

王以哲是一位重诺言、讲义气，在东北军中有威望、得人心的将领。王以哲的爱国正义行动，得到全军爱国官兵的同情和拥护。双方停战后，迅速建立了通信联络，并且到处是联欢活动。有时，在军事行动上也取得密切配合。为了安全，红军在西安的电台就设在王以哲的家里。经张学良统一拨给红军的枪支、弹药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大部都是王以哲经办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派人到西安同各方面谈判的代表叶剑英、潘汉年、彭雪枫、刘向三等同志，都是由六十七军掩护，通过该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和交际科科长王政安排接待，保证安全。

张学良信任王以哲，王以哲崇信张学良。1936年6月，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集中东北军中进步的军官，办了一个干部连，由王以哲任连长。不久，办起军官训练团，王以哲被任命为教育长，向部队灌输抗日思想，培养爱国骨干力量。机要秘书系统参加干部连和训练团的有我和吴家兴。当时，我起草了一篇爱国抗日的文章，张学良授意我给王以哲过目，连题目也是同他商定的。后来，这本《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小册子，以张学良名义发表了。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得到中国亿万人民的拥护。王以哲将军积极参加这一正义行动，形势急剧发展，放蒋介石回南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有利于实现联共抗日，促成全中国统一，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王以哲在这关键时刻，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特别是在张学良被扣后，王以哲紧跟周恩来副主席和张学良指定的代理人杨虎城将军，坚决主张三方谈妥的“甲案”。东北军主动调入甘肃，由十七路军和红军把东北军和中央军隔开，巩固大西北，争取张学良回来。西安事变成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转折点，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东北军中极少数不顾大局的野心分子，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他们颠倒黑白，诬陷王以哲主持和平是“投靠南京政府”，欺骗舆论，煽动不明真相的少壮军官对王以哲不满。1937年2月2日，王以哲将军突遭袭击，惨死在血泊中，史称二二事变。事件发生后激起人们的无比气愤。

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王以哲将军很高的评价，在唁电中写道：“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在致东北将领的信中写道：“闻鼎芳兄被害，弟欲哭无泪，泪不知从何处流……”

王以哲将军被害后，在东北军中失去了一位抗日救亡的领袖，严重地削弱了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东北军不得不接受“乙案”，东调河南。

不久，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东北军被分割使用在最不利的战线上，刚调河北沧州战线的六十七军，又紧急调到上海参加八一三战役。部队开到上海还未及展开，已遭日军合围，军长吴克仁、参谋长邓玉琢、师长金奎壁等均战死。

王以哲将军生于忧患，死于非命，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献出了生命。人们将永远铭记王以哲将军在中国历史上作出的贡献。（编辑 叶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