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

史姚 眉平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红旗》史。为什么要研究它？概括地说，身份使然，职业使然，刊物的性质使然，再加上机缘巧合。

首先，我是198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在沙滩大院工作了整整30年，也算是“红旗”时代的人，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

其次，我是学历史的，虽未直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在本社哲史室（部）当过十几年编辑，编过不少历史方面的稿件，对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回想起1998年秋季的某一天，当我第一次看到《红旗》的档案时，我的眼睛都直了！其实，这是大学四年历史学训练的结果，如果换作旁人，对那些灰蒙蒙的故纸堆未必会产生兴趣。

再次，党刊是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中央党刊是党中央的喉舌。《红旗》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创办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总发行量超过20亿册，在1958年至1988年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一部党刊史就是一部党史的缩影。换言之，研究《红旗》史是了解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共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当然，研究历史光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占有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

所谓机缘巧合，是指我幸运地获得了两次接触《红旗》档案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我任求是杂志社办公室秘书处处长，直接分管档案工作。红旗时期的档案虽然齐全，但当时的档案管理工作，特别是文稿档案管理比较薄弱。文稿档案被随意堆放在大楼西侧一层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有的卷宗甚至被水淹过。一次我去那里查看，随手抽出几页档案，发现竟是邓小平的亲笔批示，上面部分字迹因曾被水浸泡而变得模糊不清。这简直是“暴殄天物”！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让档案室的洪跃华把《红旗》的文稿档案从总编室接收过来。她见这批档案又多又乱，表示必须等总编辑室整理后才能接收。虽然她说的有道理，但为了尽快保护好这批档案，我就和她商量：不作为正式接收，只是借地下库房的保险柜存放文稿档案。她同意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就被安全移至地下库房。利用这种工作便利，我翻阅了不少《红旗》档案，主要是创刊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档案。

另一次，是2006年社里准备搞一个中央党刊史陈列室，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团队，我任资料组组长，具体负责梳理党刊史和挑选陈列品（复制）。更巧的是，当时恰逢中央办公厅要求各中直单位整理并移交各自的历史档案给中央档案馆。求是杂志社为此拨了一笔专款，请几个人整理“红档”。那些人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到地下库房干活。我也经常下去翻阅资料，系统梳理了《红旗》的历史档案，同时兼顾《求是》档案。在此基础上，我整理出一个可供陈列的史料清单。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对《红旗》的历史档案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为我研究《红旗》史打下了坚实基础。我要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蒋建农先生！当年正是他把我拉进那个工作团队，否则我很难掌握那么多“红档”。

档案是历史的载体，其价值取决于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红档”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层次高。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讲究“级别”，档案也不例外，单位级别越高，其档案层次就越高。红旗杂志社是一个正部级单位，但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它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能量，远非一个普通部级单位所能比。因此，《红旗》不仅刊发了大量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而且深度介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因而产生了一批价值很高的历史资料。

第二，数量大。《红旗》的文稿档案、文书档案共计6857卷。一般人难以想象，办一本杂志何以产生这么多档案？这是由于《红旗》特殊的性质、地位及其独特的运作方式所造成的。从运作方式看，《红旗》的大多数文章是“命题作文”，通常由编辑部负责人根据中央精神策划选题，然后自行撰稿或组约稿件，再经过反复修改加工，最后出版发行。要完成这些程序，需要召开各种会议，产生一系列文字材料，包括各种会议记录、文件、信函、指示、批示、请示报告、各种过程稿等，其中文稿档案和会议记录的量最大。这些资料，经过档案人员收集、筛选和整理，30年累积了6000多卷档案。下面试举两个文稿方面的例子，以此说明《红旗》档案多的原因。例一：《红旗》的稿件名目繁多，包括原稿，即作者的稿件（手稿或打印稿）；初稿，即编者第一次发排的稿件；审稿（或审样），即领导审改的稿件；批稿，带有领导批示的稿件。例二：《红旗》每篇稿件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三稿四稿经常有，五稿六稿不算多，七稿八稿不稀奇，十稿以上不罕见。我见过修改最多的一篇，竟达十六稿！

第三，有不少珍品和孤品。至少包括以下五类珍贵史料：

一是中央最新精神的传达。包括“毛主席指示”，以及中央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精神、中宣部会议和中央其他部委有关会议精神等。邓力群同志曾说：“毛主席一直重视红旗工作，许多事情都直接过问……总编辑陈伯达有事或外出，由胡乔木顶着。他们二人都直接受毛主席领导。我和胡绳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经中央批准，轮流当班，列席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有中央召开的重要的专门会议。我们旁听回来，把重要精神及时向编辑部传达、并按照精神组织稿件。中央领导同志下去搞调查和检查工作，常常要我们跟着去。”现在看这些“中央精神”，信息量自然不大，但从历史角度看，客观反映了“中央精神”是如何得到传达和落实的，因而具有历史价值。

二是中央领导的文稿、指示、批示、信函、题词、审稿样、谈话记录等。如邓小平1964年9月28日亲笔书写的宴请越南代表团的《祝酒词》，邓小平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的题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王震为纪念《红旗》创刊25周年的题词，胡耀邦关于《红旗》工作的指示、批示、改稿、谈话、信函，王任重关于《红旗》工作的指示、批示、谈话，李鹏、芮杏文、朱镕基、李瑞环的文稿。中央领导的谈话记录，还包括与外宾谈话的材料，如接待越南《学习》杂志代表团、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杂志代表团和《党的工作》杂志代表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代表团、朝鲜《勤劳者》杂志代表团、匈牙利《党的生活》和《社会评论》杂志代表团、西德《新社会》杂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三是军政要员和文化名家的文稿、信函、发言等。《红旗》作者中军政要员众多，从史料价值的角度，并非只看级别。如谭震林是政治局委员，但他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档案价值比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官样文章要高得多，其手稿、改稿、信函及华、叶、邓、李、汪五位正副主席对文章的批示，清晰完整，极其珍贵。其中包括邓小平那段著名的话：“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红档”中文化名家的东西也不少，仅我所见，就有陶铸给邓力群的信、郭沫若与《红旗》编辑部的来往信函，何其芳、林默涵、何祚庥、钱学森、苏步青、曹禺、陈垣、张光年、焦菊隐、田汉、侯外庐、汤一介、魏巍、周一良、冯牧、刘白羽、严济慈、冯骥才、王蒙、薛暮桥等人的手稿或审样、信函等。

四是《红旗》内部各种会议记录、《红旗》每一篇文章的过程稿、中央领导对部分稿件的审样、批示等。前两部分数量巨大，构成了《红旗》文书档案和文稿档案的主体。第三部分价值更高，不过它们一般都附在过程稿中。如“文革”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文革”中周恩来、华国锋，“文革”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胡耀邦、胡乔木、耿飚、乌兰夫、张平化、邓力群、王任重、习仲勋、王震的批示。

五是先后担任《红旗》负责人的指示、批示、谈话、改稿等。如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姚文元、王殊、熊复、王忍之、苏星的指示、批示、谈话、改稿、信函等。

此外，有一批“文革”史料。包括“两报一刊”社论、《红旗》重要评论和梁效、池恒、罗思鼎、初澜、唐晓文、洪广思文章的初稿和过程稿，以及《中央文革记者站持红旗杂志记者证人员名单》《红旗杂志文化革命简报》《红旗杂志文革小组会议记录》等。

顺便介绍一下“红档”移交的情况。2008年3月6日，按照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有关通知要求，求是杂志社完成有关档案向中央档案馆的移交工作。其实，早在1979年至1980年间，就有人到红旗杂志社来查找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红旗》杂志历次修改文稿上的批示，经过逐一筛选，将一批珍贵史料拿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保藏。因此，我在“红档”中从未见过毛泽东档案的原件，但有一些影印件，如毛泽东给哈工大的题名和题词。

如何利用《红旗》档案来推进《红旗》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掌握《红旗》版面的基本情况。我作过一个详细统计，《红旗》30年共出版杂志544期，发表文章约6800篇、3万页、3300万字。研究《红旗》，当然要研读这些文章，了解其时代背景、基本观点、社会影响等。这是基础性工作，不可或缺，但还远远不够。要深入研究《红旗》史，就必须把《红旗》版面与《红旗》史料、《红旗》史与中共党史、当代思想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限于版面解读，而不去挖掘其背后的史料，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最多叫“述评”。如果《红旗》史与中共党史脱节，就会限于《红旗》的“家谱”研究，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反过来说，孤立地研究《红旗》史，即使研究得再深再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研究《红旗》的目的，决不仅仅是回顾和再现那些编者和作者的历史，而是要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形象地说，就是通过讲述沙滩大院的故事，去透视党史风云，触摸历史脉搏，感悟历史规律。

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在沙滩大院工作了30年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此略尽绵薄之力。（编辑 叶 松）

（作者是求是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