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杰出外交家

章文晋 张兵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都活跃着女红军这一特殊的英雄群体。她们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特殊贡献，彰显了长征精神和中国革命女性的伟大力量，也使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史诗增添了更加耀眼的光辉。

各路红军中究竟有多少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关于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30人、32人、34人等多种说法，具体是哪些人，各种说法也有一定出入。产生分歧的原因除缺乏相关史料外，还有统计方法或统计标准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干部主要有30人，她们是：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蔡畅、刘群仙（刘群先）、萧月华、金维映、廖似光、陈慧清、刘英、李见珍（后名李坚真）、李建华、邱一涵、周越华、杨厚珍、李伯钊、曾玉、吴仲廉、钱希钧、阚思颖（后名甘棠）、钟月林、王泉媛、谢琼香（后名谢飞）、谢小梅、危拱之、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李桂洪（后名李桂英）、刘彩香（后名刘彩霞）。另有一人姓名不详，是兴国人，随部队到湘南后，被派护送伤员回到江西游击区。还有两人只参加了两三天的长征：彭儒被批准参加长征，但随部队出发两天后又因病返回苏区；陈碧英未被批准参加长征，但跟随部队向丈夫董必武送行三天后返回。女红军干部除少数随总部机关行动之外，多数被单独编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已知姓名的只有蔡云香（途中牺牲）一人；有的著作称还有女战士刘钊，实际上她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战士。此外，有的文章提到蔡纫湘、黄长娇也参加了长征，实际上她们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长征途中，1935年2月，阚思颖、李桂洪调至新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分别任党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和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周越华、吴仲廉、李建华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调至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分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后被党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上述女红军干部除去长征路上留下和参加西路军者，长征到达陕北的共24人。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了要求政治上坚强、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外，还要求身体健康能适应长途远征，所以她们大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和体检，不符合条件的就要被留下。同时，她们在长征前也大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从事重要工作，并非仅仅因为是领导同志的夫人就可以参加长征。如邓颖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康克清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贺子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蔡畅为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陈慧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李建华为中革军委无线电报务员等。能否参加长征由中央统一安排，走和留都必须服从组织决定。邓颖超在长征前由于工作劳累缺乏医药和营养，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至大吐血，因而自己要求留在根据地，以免给组织增加负担。“但组织决定让我跟队伍走，我只好服从”，她后来向采访她的爱泼斯坦说。也有领导同志的夫人如陈碧英，十分想同新婚不久的丈夫一起行动，但党组织决定让她留下打游击，最后只好服从组织安排，一路含泪送别董必武至苏区边界。还有个别女红军如曾玉因有身孕开始没让参加长征，但她自己偷跑着追上红军队伍，最后只好带着她长征，一路得到其他女红军的精心照顾。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18人、20余人等说法，实际上要大大多于这个数目，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近50人。1934年8月，李贞、陈琮英、陈罗英、戚元德、周雪莲（即周雪林）、张吉兰、马忆湘等13名女红军随红六军团西征。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参加长征的还有：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曾洪林，原名曾凤英）、胡越强、张四妹（原名张玉英）、石芝、陈琼英、伍秋姑、马积莲、杜玉珍、秦金美、张金莲、范琴芳（也有写作范庆芳，即二妹子、张二妹，张金莲之女）、尹菊英、李智、叶林、殷成福、侯幺妹、刘大妹（刘大梅）、陈月英、吴友香、文新妹、胡××（红军战士称其为大老胡）、侯月英、李芝（原名李金香）、胡月祥（红军战士称其为小老胡）、杜永新、许清、谢金莲、汤五姑、胡玉梅、胡自强、段六姑、张士美、大老张、曾纪林、徐远德、伍玉莲、夏玉莲、朱国英、小老张等。她们当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分散在各单位，没有单独编队和统一组织。其中，张吉兰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被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牺牲），刘大妹到达贵州时在战斗中牺牲，侯幺妹在甘肃成县的战斗中牺牲，文新妹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成重伤留在当地，大老胡在过草地时牺牲，段六姑在途中牺牲。李贞曾回忆说，红二方面军还有很多女红军，或牺牲，或散落，她们都是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姐妹。

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最多，总数没有十分确切的统计，有约2000人、3000人、4000余人、8000余人、10000余人等说法，但多数观点认为约有3000人。主要有：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局、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林江、苟贵英、李健、刘伯兴、彭玉茹、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她们集中在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妇女工兵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新剧团，总供给部下属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各军、师的宣传队等。因为参加战斗，减员幅度较大，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由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重新组编的妇女抗日先锋团约1300人，以及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有关工作人员，各部队宣传队和医护人员约四五百名女红军，参加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陕北。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没有争议，共有七人：周少兰（后名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后名余光）、田喜兰（也有写作田希兰）、曾纪兰（也有写作曾继兰）、张桂香、曹宗楷。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被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称为“七仙女”。其中，曾纪兰、曹宗楷壮烈牺牲，其余五位长征到达陕北。

长征女红军伟大的爱

红军在艰苦紧迫的长征中基本无暇顾及婚姻家庭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由于有了相对宽松的条件，王泉媛和王首道经特批结婚，但他们很快就各自投入紧张的战斗，后来在西路军失败后又阴差阳错天各一方，分别半个世纪。中央红军到毛儿盖后，刘彩香和毕占云也经特批结婚，毕占云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二人相伴一生。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及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曾结成很多“长征夫妻”，如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钟月林与宋任穷、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周东屏与徐海东、危拱之与叶剑英、邓六金与曾山等。

长征中女红军对亲人的爱与对革命的爱交织融合，令人震撼。红六军团西征中，张吉兰失去了丈夫。当她发现丈夫的尸体时，扑上去哇哇大哭，两手扒开丈夫的衣服，放在伤口上，颤抖着，抚摸着。张吉兰悲痛欲绝，但很快把全部的爱倾注到革命事业中，把一切仇恨倾注到对敌斗争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贺子珍在贵州盘县因用自己的身体扑救伤员全身被敌机炸伤十余处，生命垂危。她为了不拖累部队，不影响毛泽东指挥作战，主动要求留在当地。毛泽东得知后流下了坚忍的泪水，并告诉贺子珍，就是抬也要把她抬走。贺子珍从死亡线上挺过来了，但身体里有些取不出的弹片折磨了她一生。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李桂洪与丈夫戴元怀同时被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戴元怀被任命为中共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仅仅一个月后，他就为掩护主力转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桂洪亲眼看见丈夫倒在血泊中，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后来，在党组织帮助下，她与同样在革命中失去爱人的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结为伴侣。不久，余泽鸿也在游击战中牺牲。先后失去两位亲人的李桂洪没有退缩，而是继续与敌人战斗，直至革命最后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很多女红军在长征中需要抛下孩子。红六军团西征前，陈琮英不得不把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寄养在百姓家。红二方面军有位女军医（原在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生下孩子，战友们纷纷献出各种礼物如尿布、食品等，并用担架抬她过草地，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作出一个残酷的决定，偷偷把心爱的孩子投入水塘，以免连累大家。廖承志到延安时准备为此作一幅画，但画了20年，总是画不成。一触到“掷孩子”那一笔，他的手就颤抖起来，簌簌流泪。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分娩的有贺子珍、陈慧清、廖似光、曾玉、刘群先等人，孩子生下后就要寄养到当地百姓家。这样的离别是剜心之痛，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更爱革命”。她们期望在革命胜利后再来寻找孩子们，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

长征凝聚着革命的家庭，在长征队伍中，有姐妹，有母女，也有全家老少几口全部参加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中，陈真仁一家三代十一口参加长征，最后仅陈真仁一人到达陕北。红二方面军的殷成福及其丈夫、子女、儿媳一家八口参加长征，殷成福在北渡渭河时因躲避敌人袭击摔成重伤，后沿途乞讨艰难跋涉两个多月找到自己所在部队。蹇先任和蹇先佛被称为“长征中的姊妹花”。长征出发时，蹇先佛已怀有身孕，而蹇先任的女儿贺捷生刚刚出生19天。后来，蹇先佛在草地中分娩，险些丧命；蹇先任则毅然带着女儿走完了两万里的长征路。贺捷生成为红军队伍中最小的革命者。为了让贺龙专心指挥红军行军作战，当时组织决定，由全家参加长征的张金莲照看小捷生，于是她抱一个，背一个，牵一个，在长征路中行进。至云贵高原时，张金莲在战斗连队工作的丈夫身体不好，组织上动员她和丈夫一起留下，但张金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对女儿范二妹说：“这仔伢太小了，不能让贺总分心！”于是，张金莲狠狠心，把两岁的女儿交给了丈夫，抱着捷生，带着范二妹“轻装”前进了。贺龙后来满怀深情地对张金莲说：“你们母女，齐当红军，别夫舍女，远征万里，历尽千辛万苦，闯过道道生死关，古往今来，我还不知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英雄母女？革命成功，我要请个著书立说的人，给你们写一本《母女英雄传》！”

长征女红军的历史贡献

女红军在长征中满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始终跟党走的革命豪情，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担负着作战、运输、修路、架桥、征集粮食、制作被服、抢救伤病员、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等多方面工作，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女红军在作战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绝不亚于男同志，也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为夺取全局胜利作出贡献。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进行了很多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驻守剑阁阻敌援兵的战斗中，她们机智勇敢，击溃了敌一旅的兵力，并活捉敌旅长。在芦山、雅安一带的战斗中，代理团长徐美莲在阵地上被炸得全身是伤，昏了过去，醒来后又挣扎着叫醒其他昏过去的重伤员，互相搀扶着去寻找部队。在道孚、炉霍一带的一次战斗后，妇女团有十几人因照顾负重伤的战士而掉队，她们宁死不屈，抵抗至最后全体纵身跳进鲜水河。

女红军在长征中要克服比男同志更大的困难、作出更大的牺牲，但是她们在运输、后勤、宣传、抢救伤员、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甚至发挥着比男同志更大的作用。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首先要战胜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的各种困难。有些女红军如吴仲廉、杨厚珍、邬家珍、周起义、王泽南等，是裹了小脚的，行军困难可想而知。但她们爬山走路从不落后，身为红四方面军妇女营政委的王泽南执行运输任务时还和战士们一样负重行军，并完成战斗任务。中央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遇敌机轰炸，抬担架的一个民夫吓跑了，邓六金不顾自己体弱生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下山后，她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血。她回忆道：“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危秀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矮的女红军，但是她抬担架、做宣传、筹集粮食，充满革命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她曾在收容伤员时背着一位因发高烧掉队的红军干部翻过两座山，脱离敌人追击，这位干部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红四方面军的王新兰参加长征时只有11岁，担任宣传队分队长，能歌善舞，深得干部战士喜爱。但在长征出发不久她就得了严重的伤寒病，昏迷不醒。有人建议把王新兰留在当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命令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他算账！”王新兰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与肖华结为夫妻。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随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行动，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家。她带领宣传队，充分发挥各种文艺形式的作用，鼓舞士气、促进团结、发动群众，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红军战士就是在她们的歌声激励下奋发前进、英勇作战的。沿途很多劳动群众和知识青年以她们为榜样，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长征女红军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成为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光彩夺目的亮点，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伟大力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曾多是受尽磨难的童养媳或官僚地主压迫下的受害者，她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自由解放的革命营垒，新鲜的革命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结合使她们形成一股巨大的解放力量。她们认定一个目标，紧跟党和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前，危拱之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但在长征中，她并不因此而消沉，仍然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老同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等任务。部队休息时，她还在东奔西跑，做群众工作，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在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忙前忙后，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完全用一双曾裹足的“解放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并成为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指出：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危拱之被恢复党籍后，留下了激动而幸福的泪水。实际上，众多女红军都像危拱之一样一心热爱党和革命事业，她们的模范行动大大提高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声誉，这就是革命觉醒的力量。

长征女红军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她们的精神力量也将在一代代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传承。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条战线上，她们以各种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继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邓颖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康克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蔡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坚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刘英曾任中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蹇先任、蹇先佛、彭儒等曾任中纪委委员，周越华曾任卫生部党组成员、监察室副主任，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李伯钊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廖似光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陈慧清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邱一涵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李贞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长征女红军是我们永远敬仰的英雄群体。（编辑 王 雪）

（执笔人：王继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

熟悉章文晋的人会把他说成是传奇式的人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勤务员。作为周恩来总理亲自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他在起草外交文件、边界谈判、开拓和发展中美关系、开展友好交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跟随周恩来走上外交之路

1927年，13岁的章文晋赴德国留学。次年即加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活动。当时德国语言组的成员有成仿吾、廖承志和张崿等八个人，章文晋年纪最小，是唯一一个共青团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文晋回到上海，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在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编辑《中联报》。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他在清华南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对红十字会的控制，中共党员陆续撤出。此后，章文晋到西南联大完成学业。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把大后方一批学生出身的党员撤回延安，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建设储备人才。章文晋亦接到调令，准备经重庆赴延安。

章文晋到重庆后，领导决定把他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起点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直接领导，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等都是外事组成员，后来乔冠华也加入这一队伍。周恩来原来的秘书兼翻译是龚澎，龚澎后因工作繁忙，便推荐章文晋接替了她的工作。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时，章文晋被选定做翻译。会见后，毛主席夸赞彬彬有礼的章文晋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主席可能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雇员了。章文晋赶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席听后非常开心。

此后，章文晋亲历了1946年周恩来与马歇尔谈判的全过程。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共、美三方代表都带自己的翻译，轮流上场担任翻译。但在谈判过程中，国、美代表都发现，他们的翻译难以胜任翻译工作。后来，三方会谈只由章文晋一人担任翻译。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从重庆、上海、南京到延安；从济南、武汉到开封、花园口，同美蒋无休止地谈判、周旋了一年多，最终以马歇尔的调停失败告终。章文晋晚年所写《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一文，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分析和总结。其中谈到，周恩来、马歇尔之间的谈判是新中国建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它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包括国内斗争方面和国际斗争方面。

国共谈判破裂后，章文晋与张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7年的元宵节之夜，在南京梅园新村喜结良缘。由董必武担任证婚人，军调处的美方人员也送来了礼品。1947年3月，章文晋随董必武等从南京最后撤出，返回延安。1948年秋，周恩来在西柏坡召开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作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请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章文晋夫妇同外事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展望祖国的未来，心情无比舒畅。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章文晋随解放大军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后任处长。日常事务是处理外国在华机构的企业问题，以及外侨撤离等。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市长黄敬（后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任部长）知道章文晋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在筹建长春汽车制造厂时，就一心想拉章进那里的领导班子。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章“还是安心干外交吧！”章才彻底打消了离开外交部门的念头。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四处调兵。章文晋也被从天津调来，担任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翻译组负责人。出发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英语考试，章文晋口试笔试统考总分第一名。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会议期间，周恩来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风范，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对初涉重大国际会议的章文晋影响极大。章文晋用心学，周恩来则对章既亲切关怀又严格要求。有一次，发往国内的通讯译稿出了差错，周恩来曾严厉批评过章文晋。章文晋就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中成长。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底至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谈判，那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强调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后来在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关系时，也强调贯彻这五项原则。这无疑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大重要贡献。在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最后一个晚上，为写好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著名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熬了一个通宵，一直到窗外已出现鱼肚泛白才完工。正是在这样一字一句地推敲中，他才深刻领会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对指导我国外交事业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他日后正确执行我国外交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1944年一直到周恩来逝世，章文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1991年初，他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撰文《魂系周公》，深切地回忆起周恩来在同马歇尔谈判中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以及为贯彻党的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所作的不懈努力。回忆到周恩来对身边工作同志的态度时，他写道：“他做思想工作总是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对同志严格要求，但下级出了差错，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章文晋一生都以周恩来的人品和作风为楷模。

躬身于边界谈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能否公正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以及边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关系到同邻国的正常关系。

章文晋主管亚洲事务前后长达15年之久，亚洲外交事务中最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就是边界问题谈判。为此，章文晋主管的亚洲司专门成立了边界处。请专家、查资料、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与有关国家官员会晤等，工作十分庞杂。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连续几天不能回家，一直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中国缅甸边界谈判、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谈判、中国阿富汗划界和中国印度边界谈判中，章文晋肩负重任。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和平友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楷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章文晋率领他的亚洲司团队，从始至终参与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包括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文件，参与边界谈判，实地划界等许多工作。同时，他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全部中缅双方的高层互访活动和重要谈判事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研究调查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到1961年10月13日签订中缅边界协定书，历时五年。至此，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从1961年到1963年底，《中国尼泊尔边界条约》《中国蒙古边界条约》《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都陆续生效。

但中国印度边界谈判，由于对方的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公平合理解决，而且还导致边界冲突。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章文晋及他领导的团队做了大量工作。仅仅照会资料，最后都汇集了五大本。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抓中印谈判，工作班子经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因地图大，桌面上摊不开，就都围着地图坐在地板上，一点一线地查找。1960年6月至12月双方谈判代表多次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晤谈。中方首席代表为章文晋，印方首席代表为中国司司长梅达，但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在会谈中，中方出示了相当翔实的材料，如100多年前，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中印边界图以及在当时出版物上有关中国清代以来在当地收税、驻兵等文字记载。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自己的著作和印度不同时期出版物上的边界线图等等。这些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中方的立场和主张理由充分，论据确凿，使印度官员无言以对。他们的立场和论据既缺乏事实根据，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但在印方的报告上却蛮横无理地说：“中国方面引用的材料完全不说明问题。”至此，中印边界形势日趋恶化，最后导致边界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间，尼赫鲁在不同场合，就中印边界问题讲了300次话，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攻击和污蔑。为向亚洲和世界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章文晋主持编写了《中印边界》一书，还亲自审定外文版本，以正视听。

2006年，梅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因为没有正式划界，印方公开确定的边界就不存在法律效力。”“坦率地说，我们的事实材料并不平衡。”他还透露，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宣布：“不管是否存在，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从个人角度，梅达对章文晋的人格魅力十分欣赏，他说：“章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修养的职业外交官和谈判家。”“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谈判桌上坚韧不拔，同时却又不失理性和自信。”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无果而终。1969年10月，在北京又恢复了谈判。当时章文晋正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下放劳动改造，周恩来总理让章文晋参加谈判，造反派却说，他的社会关系还未查清楚。十分了解章文晋家世的周总理风趣地说：“要把章的社会关系查清楚，那得等到世界大同了。”就这样，章文晋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但他参加谈判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往接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岗位上了。

致力于中美关系发展

1.开拓中美关系的排头兵

1971年至1972年，从基辛格秘密和公开访华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并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时任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圆满地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

基辛格决定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来华秘密访问。因章文晋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官方熟悉，中央遂决定派他去接基辛格。7月5日凌晨，章文晋、王海容、唐龙彬、唐闻生四人匆匆登上了巴基斯坦叶海亚·汗的专机。临行前，周总理对大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后，首次重要的高级别会晤，说明了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对章文晋说，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要多讲一点……遵照总理的指示，接到美国客人后，章文晋和基辛格等人谈得很融洽，消除了他们不少顾虑。这是基辛格遇到的第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章文晋：“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它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基辛格承认，章文晋改变了他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共举行六轮会谈。中方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代表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问，章文晋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相识相知，从此成了好朋友。

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的），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重点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不仅会改变两国敌对了20多年的状况，开启两国正常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对全世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至关重要，其定稿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1972年2月21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来访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作为西欧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为会谈、为起草联合公报，不知熬了多少夜，加了多少班。章文晋作为“上海公报”主要起草人之一，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语言（特别是英语）上的功底。美方代表洛德回忆说：美方争取写入公报的有关美从台撤军的措辞是“在中方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国方面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中方用希望，美方用承诺，没有达成一致。最终是章文晋用英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用“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洛德回忆说：“这一措辞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

当被问及尼克松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全体合影为什么没有章文晋本人时，他笑答：“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哪有时间等着照相？宴会是非出席不可，因为我是那桌的主人。吃完饭赶快回去工作。直到离京，那份公报还没完全达成一致，最主要的一些争议还要带到上海、杭州去谈。”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对美国事务。恰在那时，“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周恩来总理的暗流。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四人帮”以此为借口，开始批周恩来。由于某些人把章文晋看作是他们扫除周总理在外交部影响的障碍，所以急匆匆派章文晋去加拿大任职。

2.陪同邓小平访美和参与“八一七公报”制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按双方谈判约定，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将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陪访人员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冀朝铸、杨洁篪和其他官员，章文晋为代表团秘书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首次访美。美方很重视，除了在正式欢迎仪式上，按副总理级鸣礼炮19响外，其他礼仪都按总理级安排。当专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国务卿万斯等到机场迎接。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中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同美国国旗并列飘扬在美国上空。2月1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和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这些重大外交事件中，他夜以继日地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了大量繁杂细致的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

尽管中美已建交，但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1979年1月26日，卡特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了立法调整的《综合法案》，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通过“美国在台湾协会”实施。但国会审议该法案后，改成了“与台湾关系法”，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是所谓“保证台湾安全”问题和美台关系性质问题上“非官方”一词被删除。该法案还规定美台之间以“国家”名义签订的59个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的协定外，都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继续有效。对此，中方坚决不答应，从此，展开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谈判。章文晋作为主管副部长，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几乎贯穿了他做副部长的这五年时光。从1981年12月4日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同美驻华大使恒安石在北京开始了马拉松式会谈。会谈异常艰苦，1982年春陷入僵局。同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邓小平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又经过三个月的拉锯谈判，1982年8月双方终于达成正式协议，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

3.出使美国

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章文晋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当时已届70岁的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意义不同寻常。中国已实行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制度，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持这项任命的。

章文晋抵美前，中美就已出现摩擦。里根总统在美国西部的一次讲话中指责了中国。章文晋到任后，国务卿舒尔茨想缓和、冲淡这种气氛。然而过了不久，就在章大使要递交国书的前三天，美国允许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避难。虽经中国政府几次交涉，美仍一意孤行。适逢中国官方文化代表团访美，已到达旧金山。为表示对美方抗议，代表团决定取消访问并立即返回中国。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章大使必须按美方早已定好的日子，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不能更改。但美方表示，倘若国书内容要修改是允许的，同时又告知国书、颂辞要见报。面对这样棘手的大问题，章文晋断然回答：国书和颂辞不改，但此次中国递交的国书不见报。章文晋大使上任伊始，就同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交锋。

1983年4月7日下午4时半，章文晋夫妇被安排在里根总统办公室接见并接受国书，而并非专门的接待大厅。仪式结束后，里根总统竟留章文晋夫妇坐下叙谈。交谈中，里根表示对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很感兴趣，希望在他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登上长城。章文晋及时捕捉到契机，立刻点头微笑回应道：如果我们能陪同总统阁下及夫人访问中国，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几分钟的对话，尴尬局面大改。通过一系列接触，章文晋发现，美国还是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的。特别是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转达了里根总统访华的愿望，希望在中国总理访美之后成行。为此，他希望中国外长访美，以磋商两国高层互访事宜。经过中美双方半年多的共同努力，两国首脑互访的条件渐趋成熟。为此，章文晋大使的团队不知付出多少辛劳。但是就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层互访时，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章文晋在递交抗议照会的同时，又和他的团队再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决定找几位重要人物来斟酌这关键的一步。他拜见了前总统尼克松，了解他对中美高层互访的看法。尼克松一直自视为中国的老朋友，他坦率地向章文晋大使提出建议：总的来说，促成美中首脑互访是有益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很看重内阁成员中的舒尔茨和温伯格的意见，二人较了解中国，且希望搞好中美关系；另外，里根比较直，喜欢开门见山，严重分歧能摆到桌面上谈。后来，章文晋又约见了基辛格博士，谈了同一问题。基辛格风趣地说，里根喜欢谈具体的事，不爱谈理论。同时还提醒章文晋，不要低估里根夫人的作用。经过外部调研，又同使馆团队综合分析后，章文晋大使向国内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分析：总的是，应对两国高层互访持积极态度，理由有四：一、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影响，里根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对亚洲的影响；二、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了美企业界的很大热情，对宣传中国和争取美国人民的认知有益；三、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了解甚少，故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四、中美由于长期缺乏了解和沟通，逆流和困难确实存在。通过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以民促官的作用。考虑到两国高层互访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意义非比寻常。那段时间，章大使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异常繁忙。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总理将于1984年1月10至16日访美；美国总统里根于同年4月26至30日访华。在中国总理访美前的1983年秋，吴学谦外长正式访问了美国。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相当成功，美国朝野反响很大。章文晋总结此访时说，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各国新闻媒体都做了较客观的报道，受到世界好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里根访华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率军事代表团访美。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成功互访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起到了一定推动

作用。

作为驻美大使，章文晋要同美国官员、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工商业巨子等多些交往。此外，还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这对70岁高龄老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想到，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能交到朋友，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才能上下贯通地做好美国工作，他们夫妇宁肯累也要出席活动。章大使还利用和支持中美各种交流来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章文晋同时动员全馆的力量来做美国的工作，调动了全馆从下到上各级外交官的工作热情。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时间，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在美国65个大小城市做讲演106次。1984年圣诞节，他亲笔签名的贺卡就达500多张。

开展友好交流

1985年4月，章文晋从驻美使馆离任回国。198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此时他已72岁，又登上了民间外交舞台。

1.主持协调国际和平年活动

国际和平年是联合国倡导的一项重要活动。1985年10月24日，由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庄严通过了国际和平宣言，并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同时还重申《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宗旨”。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际和平年活动，1985年4月成立了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并确定对外友协负责组织和协调国际和平年工作。王炳南任中国组委会主任，章文晋为副主任。1986年3月21日，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仪式的有以国务院总理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约3500人，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40多项涉及10多亿人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研讨会、座谈会、国际知识竞赛、音乐会和画展等。各宗教团体举办了和平大祈祷。还发行了纪念邮票、纪念币，举办首届环球火炬接力长跑等活动。同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纪念会。同年12月，章文晋以一篇《国际和平年在中国》的文章，回顾了我国开展和参加国际和平年的活动。文章说，经过一年来的活动，我国各族人民大大加强了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关注和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开展此活动，生动地告诉人们，人心思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各国政府和人民不懈努力，世界和平的前景是美好的。为表彰中国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向国际和平年中国组委会授“和平纪念章”，对外友协获得“和平使

者”奖。

2.召开第一次友协全国理事会

1954年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随着各国纷纷成立对华友好组织，以及我国对外友好交往的增多，协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文化交流的范畴。1966年4月20日，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期间，活动一度中断，1969年5月恢复活动。并于同年10月，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章文晋意识到，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必须与地方协会密切配合，全国一盘棋，才能把协会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于是他提出召开全国理事会会议。1986年12月16日，对外友协全国理事会在京举行，这是自1969年恢复活动17年来的首次全国理事会，也是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共200多人与会。全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通过了新的会章，健全了地方友协组织，为日后开展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大会开得很成功，全国政协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给大会发来了贺电，章文晋在会上作了主旨报告。会议继续推选邓颖超为中国对外友协名誉会长，聘请王炳南为顾问，选举章文晋为会长，凌青、刘庚寅、黄世民、孙平化、王孝贤为副会长，理事会共有192人。可以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对外友协的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3.被授予“巴基斯坦新月勋章”

自1951年中巴建交，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在各种考验中不断发展，两国成为全天候的朋友。对章文晋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国度。他曾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中巴边界谈判。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3月中巴达成并签署了两国有关地区的边界问题协定。1966年8月，章文晋出使巴基斯坦。由于“文革”的干扰，他于1967年1月被“押送”回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章文晋赴巴迎接，并得到巴方全力配合。1987年3月，巴基斯坦国庆40周年，章文晋应邀参加庆典，并接受齐亚·哈克总统授予的“巴基斯坦新月勋章”。正是由于章文晋对巴基斯坦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并尽力为中巴友谊添砖加瓦，巴人民才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以表彰他对巴中关系所作的杰出贡献。卡拉奇巴中友好协会主席希拉利说，中巴之交非比寻常，在巴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中国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当然，巴也是中国最可靠的邻邦，也曾给予中国巨大可贵的支持。章文晋访巴期间，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巴对中国人民最深厚的情谊。章文晋深知，这荣誉不属于他个人，它属于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回国后，他曾以《邻邦新月照我心》一文，表达他对巴人民的深切感激和怀念。

4.积极促使工合国际恢复活动

中国抗战初期创立的工合国际全名为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在当时，它是个响当当的国际组织。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该组织最初是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创建初期，曾得到宋庆龄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它于1939年在香港成立，1952年至1986年间停止活动。1987年，在章文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在北京恢复活动。

1986年1月，章文晋担任对外友协会长后，常去探望住在友协大院30多年的老朋友路易·艾黎。艾黎的几位老友马海德、汉斯·米勒、吴蔚然等也常去那儿。聚会时，艾黎总免不了谈起恢复工合国际一事，章文晋表示愿意帮助。友协是工合国际的业务主管单位，章文晋亲自主持操办恢复工合国际的各项手续。中央同意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后，又指定刘庚寅副会长代为主管工合事务，安排工合国际在友协召开恢复大会。当耄耋之年的艾黎看到终生为之奋斗的工合国际重新焕发了青春时，兴奋不已。为此，他撰写长文《夙愿已偿》表达其欣慰之情。许多同志称赞章文晋为工合国际恢复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他有使命感，敢于负责，善于沟通。凡是利国利民的事，凡是能增进中国同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而且做得很细致，很彻底，决不敷衍塞责。

他赢得同行的信任与尊重

章文晋在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的起草文件班子中，被大家戏称为“文草工”“文定工”，最后以“文晋公”的尊称定名。他为周总理做翻译多年，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全凭脑子记。别人休息，他要整理记录。谈一小时，用两小时也整理不完。他就这样夙夜匪懈地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办的案子力求原委本末清楚。问到什么问题，一五一十如数家珍。他所积累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资料如电脑硬盘，随存随取运用自如，难怪人们叫他“外交部活字典”。故称他“文敬公”更贴切，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

他思想缜密，作风严谨，原则性强；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事必躬亲，严于律己；他坦诚待人，学贯中西。他一生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言传身教，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自觉地以周恩来为榜样。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平等待人。不拉关系，不封官许愿。工作中，对同志对下属尽显关怀之情。他感情丰富，唯多流露于钢琴弹奏时。但这点“闲情逸致”也很难看到，他是一位十分淡泊名利的人。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回忆他1989年专程来京访问章文晋时的情景，那年章文晋已是75岁高龄。阮次山说：“他对整个中国外交那种见树又见林的分析、评判，不但见解独到，而且坦然直陈……中国外交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似乎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1990年底，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再访北京时，对章文晋说，像你这样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美国政要在章文晋1985年从美国离任回国前，有过不少类似的表述。万斯在章文晋离任时说过一段话：“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洛德回忆说：“我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当然不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章大使与他十分能干的夫人一起，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霍尔布鲁斯写道：“他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他能写回忆录，一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文献。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所见到的最高明的外交实践家。如果说能通过观察你的谈判对手学到些东西，那么我从外交家章文晋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从来不让外交僵局影响个人的关系，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方面也极富才华。”基辛格说道：“他极巧妙而又不失尊严地消除了我的顾虑，使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他尽量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只字不提他们的看

法……”

美国学者盛赞章文晋：“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谈吐儒雅，机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老报人说：“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是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传统培育了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经典的儒家思想融进了章文晋的血液中并落实到他的外交实践。

199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76岁的中国杰出外交家章文晋悄悄地走了。他的家人、部分朋友和同事与他做最后的告别时，厅堂里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肖邦《革命练习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按着他的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一部新中国外交史，有多少篇章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然而，他一生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既没有留下长篇回忆录，也不允许别人为他树碑立传。（编辑 黄 艳）

本文在章文晋夫人张颖的关怀下得以完成。她提供了全部自己撰写的书籍和照片供作者参阅和使用。

（作者是前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