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全程纪实（二）

周永福

如果仅从热闹的新闻报道看，华莱士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重庆，除了赶场酬酢，就是四处参观，别无要事。其实，表面上的这些活动，确如冰山之一角——只有3/10浮在水面，大部分都在水下。也就是说，台前貌似车马喧嚣，熙来攘往，真正的重头戏却在幕后。

罗斯福派他来中国，是要他解决几件被罗斯福认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

华莱士的一项使命是协调中苏关系。

当时，随着苏联对德反攻和日本溃败的临近，二战已到了“收官”阶段，美国已开始筹划自己在战后的霸主地位，即企望能继续维持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确立战后以美、中、苏、英等大国为基础，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为实现这一蓝图，在将中国培植成一个亲美政权，使之成为遏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王牌的同时，还必须使中苏关系维系在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正常状态。而在近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其缘起是新疆问题。

中国新疆同苏联紧邻，有着漫长的边界。盛世才从1933年控制新疆起，便打着联俄联共的旗号，借以巩固他的统治。他在1938年秘密赴苏期间，曾当面向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甚至提出新疆实行“自治”，意在使新疆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实想彻底脱离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独裁政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国民政府虚与应付，新疆几乎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他还同延安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络，中共人员在新疆也受到了相当的重用和礼遇。此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当他同苏联反目后，国民政府于1943年制定并执行“收复新疆主权方略”，迅速委派军政官员进入新疆，国民党中央的势力便取代了苏联的地位，新疆开始回归国民政府统辖。盛世才也露出军阀的狰狞面孔，对在新疆的中共党员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进行血腥捕杀。

与此同时，苏联在西部战场转入攻势的情况下，也腾出手来，决定报复盛世才，以致引起军事冲突。于是，苏联与国民政府剑拔弩张，关系急剧恶化。

这种局面并非是美国愿意看到的，它不符合美国欲营造的世界新秩序。

华莱士的另一项使命是调节国共关系。

国共关系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它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从时下的抗战来讲，由于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致使不能有效地整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战，从而有效地牵制日军，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共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必将导致内战，因而迫使中共倒向苏联，一旦国民党政权崩溃，将会使美国的远东利益在亚洲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为避免出现这种严重后果，半年前，在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的会议上，罗斯福已经向蒋介石提出应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他的想法是为打造一个亲美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然而，半年来，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国内战争似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的风险。这种状况令罗斯福焦虑不安。华莱士来华前，他给华莱士的训令是：迫使蒋介石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一项谈判协议。

华莱士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是，要求蒋介石批准由美军组团，到中共实际控制的华北地区进行考察。

1944年春季，日军集中80万优势兵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意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西南空军基地，将南方战略资源输往日本。根据中日力量对比情况，国民政府制定了“东守西攻”的战略，分别在豫湘桂和缅甸的东、西两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空前大决战。西线战场战果辉煌；而东线战场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抵抗，但还是不断丢城失地，形成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经过重新部署，方才艰难地守住了东线战场，勉强与日军形成了新的对峙。但大溃败给各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也！”随之而来，经济迅速恶化，人民啼饥号寒。于是，不仅国内对蒋介石政权批评不断，连盟国对国民政府也产生了信任危机。美国的决策者想对多年支持的国民党政权执政状况重新作出评估，还产生了在中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的念头。他们不想把宝只押在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方面。与此同时，不断有消息传来，在中国北方存在着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拥护的政权和几十万抗日武装。罗斯福非常想由美国派一个观察团深入华北，对在中国除国民党之外的最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进行实地考察。罗斯福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已通过有关渠道与蒋介石进行过沟通，但都没有得到他的正面回应。

华莱士还有一项使命是协调中美两军关系。

如何加强战时军事合作，使中美两军协调作战，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是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但在当时，无论是中美两军之间，还是驻华美军之间，都存在着双重矛盾。

自1942年初，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史迪威担任战区参谋长兼中美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曾在中国生活工作13年，当过驻华武官，也做过其他工作，中文非常流利，时为美国陆军中将。他骁勇善战，性格耿直而急躁，来华不久，即在指挥权以及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分歧。

然而，矛盾还远不止此。史迪威对刚刚结束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极为不满，认为他们纪律废弛，装备落后，士气低落，严重妨碍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他这时公开称赞中共的军队，直截了当地建议白宫应当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他还直接要求蒋介石拨出一些美国援华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对蒋介石来讲，无疑是触碰到了最敏感的神经，令他非常愤怒。蒋史矛盾便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华莱士此行还有一些其他任务，但都带有意向性。华莱士也很关注对中国战时的经济援助和战后的经济合作。在他看来，中国不仅仅是美国战后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就业矛盾的东亚大国，更是其未来“太平洋时代”美国西部的“新边疆”。而上述三项明确具体，是罗斯福件件交代过，且希望落实的。

华莱士在重庆，从20日飞机落地，到24日离开，同蒋介石在其曾家岩官邸紧锣密鼓地举行了四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21日下午5时至6时，出席者为蒋介石、华莱士、宋子文（翻译）。

第二次会谈是在22日下午4时30分至7时30分，出席者为蒋介石、宋美龄、华莱士、宋子文、王世杰、范宣德、拉铁摩尔、哈查德。

第三次会谈是在23日上午9时至11时，出席者为蒋介石、华莱士、王世杰、董显光（翻译）、范宣德、拉铁摩尔（协助翻译）。

第四次会谈是在同日下午5时至7时，出席者为蒋介石、华莱士、宋子文（翻译）、王世杰、拉铁摩尔（协助翻译）、范宣德、美国陆军准将法里斯及其副官谢伟思。

前前后后，累积谈了八小时之多。每次会谈不一定集中在一个话题上，往往对华莱士想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都有所涉及。为节省篇幅又能交代清晰，不一一回顾，而尽量撷取原话，按问题分类归纳，删繁就简，以作记叙。

关于调和中苏关系，在华莱士尚未动身访华前，美国和苏联已有商榷。华莱士到达西伯利亚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华莱士汇报了斯大林对中苏关系和中共问题的看法。华莱士由此形成了一些判断：关于新疆问题，“应由盛（世才）将军负主要责任”；中共并非完全听命于苏联。来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他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有保留地转告给了蒋介石。他强调，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盼望中苏之间早日达成谅解协议。

此时，抗日正面战场局势日益严重，国内通货膨胀难以扼制，再要应对强邻苏俄的侵犯，对于疲弱的国民政府实难承受。蒋介石早已有心由美国从中转圜，与苏俄和解，希望能用一纸协议对苏方起到一些约束作用。华莱士传达了美国愿为中苏关系调解的信息，蒋介石也就此借梯下楼。他表示，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什么都可以做，以避免与苏联产生冲突，中国政府会及早与苏联政府进行会谈。他还建议由罗斯福总统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中人”。

华莱士表示，美国很愿意斡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取得一致，但美国不能在中苏谈判中担任“中人”的角色，也不能成为中、苏之间任何协议中的证人。

在美国的调解下，中方委曲求全地决定：一、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保证避免中苏冲突；二、将大连港作为自由港供苏联使用，以满足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不冻港的问题；三、由美国发起中苏代表会议。

国内许多报纸迅即登出消息《华莱士促进中苏谅解获重大成就》，消息援引美国《芝加哥太阳报》的社论说：“华莱士副总统，以联合国团结及民主使者之身份，在远东之苏联，获得显著成就，刻下还正在中国，以同样智慧，致力于上项目标。”至于如何“谅解”的，报纸并未说明，民间也不得其详。

至当年9月，蒋介石还决定把既在国共之间朝秦暮楚，又引起中苏矛盾的焦点人物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为中苏正常交往扫除了障碍。

关于国共关系，在会谈中双方都说得比较多。

会谈伊始，华莱士即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对国共矛盾的关切。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居间调节。罗斯福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

对于这一话题，在蒋介石看来，华莱士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在闻讯华莱士访华之初，即电令驻美大使魏道明：“华副总统来华，如果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请非正式表示之。”

当华莱士果然谈起国共关系时，蒋介石当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通冗长的埋怨，在后来的数次谈话中，也不断地指责共产党，即使在外宾面前，口吻里带着气恼，用语中也不乏揶揄。他把引起国共矛盾的责任全然推给中共。并且表示，中共背后在受苏联指使。

华莱士还是坚持要蒋介石对中共稍作让步，不要把中共的所有行动都与苏联联系到一起，应本着共同抗日的民族精神，把争执不下的歧见先放到一旁。

蒋介石则说，第一，中国政府要求共产党服从命令，把共军并入中国军队，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第二，中国政府要求把现在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变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假如共产党能够答应以上两个要求，他们将有权继续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

华莱士仍不甘心地追问，国共之间是否可能获得一个“较低水平”的谅解。

蒋介石则固执地表示，对此问题，中国政府必尽力求得政治解决，而完全的解决必须经过若干步骤与若干时间始可谋得实现。他还说，欲速则不达，请你们不要再逼吧！他希望美国对国共问题采取超然态度，冷淡处理。

几番会谈，国共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疙瘩。华莱士调停国共关系并使之达成一个联合协议的一再努力，由于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受挫。这让他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关于说到中美军事合作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是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和中国军队的不良表现。

对此问题，蒋介石谈得比较多。他说，中国打败仗是由于士兵缺乏士气，而这种缺乏士气大部分是由于经济情况造成的。前线的士兵担心自己的家庭遭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中国人民已在极艰苦的情况下战斗了七年。他们期望着外来的援助，他们曾经期望今年初期盟军按计划在缅甸能够展开一个全面战争，以使中国军队得到喘息，但是盟军食言了。这对中国的士气有着决定性的不良影响，他们感到被朋友抛弃了。他还说，美国报纸上对中国军队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的士气也产生反面的影响，这种批评应该制止。美军军官明显地表示他们对中国军队缺乏信心，然而他“对他的军队继续保有全部信心”。

在谈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时，蒋介石说，在河南战役初期阶段，他曾要求史迪威将军以1000吨汽油分给他的空军，而史迪威将军非常断然地拒绝了这个请求，在这样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下是难以进行工作的。他表示对史迪威的判断没有信心。蒋介石还说，史迪威有进步，但是不懂政冶——外表上，他完全是一个军人。蒋介石提出，目前军事上的合作由于人事问题非常困难，通过国务院的道路又太繁杂，因此希望罗斯福和他各自派出私人代表，直接进行对话与了解。

华莱士访华期间，史迪威正在缅甸指挥作战，两人未能晤面。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评价，华莱士未必全信。但是华莱士数天后在昆明见到了陈纳德。陈纳德对史迪威的看法，引起了华莱士的重视。

陈纳德是一位传奇人物。1937年，他46岁时，以退役的美国上尉空军教官身份来到中国，受聘于中国航空委员会任顾问，组建起一支不足20名飞行员、只有老式战机的轰炸机中队。抗日军兴，这支看似弱小的空军中队在他的率领下对日作战，连连出奇制胜，被人们称为“飞虎队”。七年征战，当初的轰炸机队已具相当规模。1943年3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他被晋升为少将司令。至1944年，他指挥部队共摧毁敌机约2500架，舰船近40艘，己方损失不足500架，为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他也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新闻人物。

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的主张遭到了他的上司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史迪威认为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中国战区空军的作用已有所下降，他倒希望能把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一切可以对日作战的地面部队团结起来，统一指挥，共同对敌。两人遂产生冲突。在史、陈矛盾中，蒋介石不言而喻地支持了陈纳德。为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制约，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只同意陈纳德担任中国国民党空军参谋长。尽管如此，还是给陈纳德扩大了权限。

陈纳德向华莱士谈了对史迪威的看法。他认为，“史迪威的中国使命无疑是把难度最大的外交工作放到了一位战时职业军人的肩上。”“他是一名陆军战士，性格粗犷，勇猛无比，在敌人的炮火下指挥军队作战，他有如闲庭信步。”“我与史迪威的全部交往让我相信，他总是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名陆军军人，而根本不明白他作为外交官的基本职责，他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这一切。”

最终，在蒋、史矛盾中，华莱士较大程度上听信了蒋介石。尚在中国之时，他即向罗斯福提出更换史迪威的建议。罗斯福也为回应蒋介石关于互派私人代表的建议，让曾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赴重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蒋介石也任命孔祥熙为他在华盛顿的私人代表。四个月后，即10月18日，蒋、史矛盾仍难调和，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改派魏德迈中将来接替。

促成美军观察组赴华北，是华莱士访华的最具实效的成果。

在22日的会谈中，当华莱士提出美军拟派视察团赴中共控制的地区进行考察的问题时，蒋介石即奉劝美国不要被中共利用，派遣视察团“对君等之目的毫无裨益……将被其眩惑，利用作义务之宣传，以增吾人解决问题之困难。共区之行，似以勿去为佳”。

蒋介石本来就对华莱士访华的目的满腹狐疑，他在日记中猜测：“欲利用共匪，并协助其武器以为牵制我国军之谋。”也暗下决心：“美欲派员赴延安事，我必严正拒绝，不能有所迁就。”

这天的会谈，从下午4时30分开始，谈到傍晚的7时结束。散会后，待送走客人，王世杰即向蒋介石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拒绝美国插手国共争端方面，宜态度坚定，而对美军欲赴华北考察一事，可作有条件的让步，即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是视察团必须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管辖，中国军方也要派人随行。对此建议，宋美龄、宋子文皆表赞同。蒋介石也顾虑到他正在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晚，范宣德也向华莱士建议，关于要求派遣视察团，应回避再从为考察共产党的角度提出问题，而应把着眼点放在为收集情报的军事目的上。

23日上午会谈时，华莱士先从远东军事的一般形势谈起，接着说到缩短战争需要采取的步骤，进而表示，我们对共产党没有兴趣，我们有兴趣的是进行战争。

范宣德随即指出，他们深知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达成解决办法的谈判中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美军也面对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驻在成都的B-29重型轰炸机对日作战，特别需要得到华北的敌情及气象资料。他希望蒋介石把与共产党取得协议和美军取得情报的问题分开处理。

完全出乎华莱士的预料，这时蒋介石完全改变了昨晚的态度。他说，“可以这样做。”视察团一组织好就可以动身，不必等待与共产党的协议。他口气虽冷峻，倒也痛快，略一停顿，又退半尺进五寸地补充道，不过，他们必须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管，而不受美军的主管，中国军官也要跟去。

谈话到上午11时结束，并决定下午接着谈。中午，华莱士通过大使馆，立刻把蒋介石批准视察团赴华北的情况报告给国内的罗斯福。中午稍过，他就接到罗斯福的回电。电文要他敦促蒋介石让视察团早日成行，并指定在重庆的史迪威的副参谋长费里斯准将也参加下午的会谈。

当天下午的会谈从5时开始。费里斯带着他的副官谢伟思准时赶到会场。

华莱士先把罗斯福的信读给了蒋介石。

在当时，中国虽说是四大强国之一，和美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强”之一，皆因罗斯福争取的结果。美国期望的，就是让中国成为他们一个听话的伙伴。上月中旬华莱士尚未出国前，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明确告诉华莱士，要他访华时，能以适当的方式向蒋介石表示，在美国对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表示了信任，寄托了希望以后，中国不要再拆美国的台。通过数次讨论，想必华莱士把罗斯福的这一重要想法已经转达给蒋介石。

不知是罗斯福的信产生了影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在接着讨论视察团时，蒋介石从上午的立场上又明显退了一步。

他上午曾表示，视察团要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管。当范宣德问起，如何理解和翻译“主管”一词时，人们一阵推敲，虽然认为不完全贴切，但一时也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蒋介石拍板说，就如此吧！他还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该团要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而行动嘛。

费里斯准将被指定参加该次讨论，意味着他将承担美军视察团的组织及工作安排事宜。所以，他问得很具体。

他问，视察团是否可以与美军指挥部直接用电信联系？

蒋介石回答，可以。

费里斯又问，该团什么时候可启程？

蒋介石回答，一经组成就可启程。

待费里斯再问，中国军官是否要随行时，蒋介石说，细节问题，你可以同我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去商谈，他会得到我的指示。

这表明，蒋介石对此问题已经撒手不管了。

关于视察团的名称，根据宋美龄的建议，确定为“美军观察组”。

6月24日上午10时，华莱士即将离开重庆赴昆明，蒋介石、宋美龄为其送行。他们同乘一辆车去机场，车行了将近一个小时。路上，由宋美龄作翻译，蒋介石对华莱士表示，他非常钦佩罗斯福总统的人格和他的见识；对美国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及废除《排华法》的努力深表欣慰；在这黑暗的时刻，华莱士的访华，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友谊，这将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并且希望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援助。对他和华莱士没有谈出结果的国共关系问题，他请华莱士转告罗斯福，共产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不像美国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情形并不相似。言外之意是，他想告诉罗斯福，国共矛盾无法调和，他无意退让。

谈话要点事先拟就在一封简单的信里，他通过宋美龄将信交给了华莱士。

此刻，华莱士对国共关系的恶化感到无奈和悲观。持西方民主理念的他，对蒋介石对待异党的敌视态度感到难以理喻。望着面前这个固执的人，他心情非常复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元帅正在成为一个克伦斯基。我喜欢他，但却不能拯救他。”克伦斯基（1881-1970），乃俄国1917年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的一名主要人物。但是后来始终与布尔什维克为敌，失败后逃至美国，继续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从蒋介石的人生轨迹来看，华莱士以克伦斯基与其相比，的确富有一定见地。

五

6月24日下午1时，华莱士一行由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陪同，乘专机抵达昆明。

此时，雨后不久，场地泥泞。新搭起的彩门上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管乐队整齐地排列在一侧。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各厅厅长、昆明市长、省会警察局局长等政府要员，还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清华大学校长兼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以及英、美、荷驻昆总领事等，于上午10时半就来到机场准备迎接。

不知何故，至下午1时，飞机才翩然而降。舱门打开，华莱士跟在宋子文之后走下飞机，与困倦的人们一一握手。当管乐队奏响中美两国国歌时，全场肃然站立。随后陈纳德陪同华莱士，乘车直赴其官邸下榻。此后三日，华莱士便成了陈纳德的座上宾。陈纳德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向副总统数落了史迪威将军的许多不是。

华莱士酷爱体育运动，身体素质也不错。他到昆明的当天下午，没有安排什么公干，便要陈纳德组织一场排球比赛。副元首发话，岂敢违命，陈纳德便立即在后勤人员中匆匆拉起两支草台球队，在一处有防雨棚的机库里比赛起来。华莱士和陈纳德亲自上场。五局下来，陈纳德已是汗流浃背，气喘不止，只好礼貌地告退，而华莱士却兴致正浓，参赛不辍。至黄昏，华莱士又拉着人打羽毛球，可是阵阵晚风，吹得羽毛球飘忽不定，正巧见陈纳德走来，他便放下球拍，又拎起棒球棒，要陈纳德给他投球。陈纳德一气儿给他投了半个多小时，胳臂开始酸痛发麻，但是华莱士毫无倦意。他心里正在暗暗叫苦不迭，刚好发出的一球被华莱士打出了竹篱笆墙外，华莱士这才住手。是日晚，陈纳德在官邸宴请华莱士一行。谁知晚饭后，华莱士又把陈纳德拉到乒乓球台边，左右开弓地打起来。几局下来，陈纳德又累得疲于应付，他便拉来一位比自己年经且球技比自己好的军官陪华莱士打。这下，华莱士更来了劲儿，乒乒乓乓打到晚上11点钟。那位年轻军官也不怕副总统见怪，连胜11局，华莱士只赢了一局。

25日上午，华莱士在陈纳德将军及第十四航空队负责人的陪同下到美空军基地视察并讲话，后顺道访问了国民政府在昆明的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在乘汽车往来途中，有人力黄包车正在某十字路口歇脚等客。华莱士对黄包车十分好奇，陪同人员便让汽车司机停下车，请华莱士下车观看。黄包车夫以为来了乘客，殷勤地用白毛巾擦着坐垫扶手，请华莱士上车。谁料华莱士钻到两根辕杆之间，自己拉着车兴高采烈地跑起来。车夫并不认识拉他车的是位美国副总统，只是觉得这人打搅了他的生意，便嘟嘟囔囔地追在车后直喊叫，好在华莱士听不懂车夫在嚷些什么。

中午，美国驻昆明领事蓝盾在领事馆宴请华莱士一行，并邀请在昆明的社会名流参加。西南联合大学的负责人梅贻琦及教授潘光旦、张奚若、陈岱孙、曾昭抡等11人出席了宴会。这些人皆为饱学之士，英语也好，席间与华莱士纵论二战大势，畅谈中西文化。

餐毕午睡后，已到下午3时半，华莱士由梅贻琦陪同到西南联合大学参观。在联大，他参观了图书馆和生物系，并赠送了一些图书和医疗药品。他对生物系种植的一种称为“三民主义”的花甚感兴趣。因为该花每株分四层，花分白、红二色，他认为这在“植物学上尚属新发现品种”。当他路过该校的“民主墙”时，凝神观看了学生们张贴的大型中、英文墙报。墙报内容多为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看法，反映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并发表有学生签名的公开信。这期墙报是联大学生在闻讯华莱士到昆明时特意赶制的。当然，这事少不了招致当局的恼怒和追查。

离开西南联大，华莱士又由梅贻琦、熊庆来陪同，到离联大不远的云南大学讲演。地点设在云大至公堂，到者均为联大、云大两校学生，共3000多人。场内盛不下，大半在室外伫听。华莱士讲了近半小时。他首先对两校师生在日军飞机不断轰炸下弦诵不辍表示敬佩。他接着表示，将来世界秩序恢复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为重要，希望今后中国能成为一个强盛、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他还说，中国与苏联两国壤土相接，有如美国与加拿大，关系至为密切，深愿两国能够和平相处，保持友好态度，以促进人类的幸福。他最后说，七年来，中国几经濒危困苦，然皆能安然度过；今日处境，虽极困难，深信在中国只要一致努力，亦能履险如夷，云云。

演讲毕，华莱士一行又应赴北门街唐家花园，参加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省市商会、男女青年会、昆明市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等11个团体举行的联合欢迎会。

当晚，龙云在省政府礼堂欢宴华莱士一行。

龙云长期主政云南，号称“云南王”。数月前，有一股来历不明的土匪抢劫了美国军械，美国据此不发中国武器。有传言称，那股土匪系龙云部冒充。蒋介石怒斥“龙云跋扈，尤可忧虑”。这事正传得沸沸扬扬。如今面对美国副总统，觉得讲话多有不便，便声称牙痛未愈，由省政府委员张邦翰代致欢迎词。第二天报纸发表的内容大致是三点：一是在感谢以往美国对中国抗战襄助的同时，希望华莱士及美方能继续以物资及技术援助中国。二是“吾国领袖所主张的政治，以民主化为目标，现正力求改进，以期与先进民主国家并驱并进”。听众皆明白，此话是针对“民主墙”上学生们的言论而讲的。三是国家将提高吾国民生水准。

华莱士在答词说：

今天为中国旧历五月初五，适逢端午节。人们纪念屈原投江，进行龙舟竞渡之比赛，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今天晚上，我与各位朋友一起在仰望皎洁之明月时，大家谈起了屈原投江的故事，令我产生很多联想。四年前有一天，也是在一次宴席上，我遇到了某国大使的夫人。我曾问她，如果闻听德国入侵贵国，你将怎么做时，她回答：“去跳江！”实质上我是反对投江的，而认为应以艰苦奋斗去抵抗才对。同时，我也希望在政治上不得志的人，要以不屈挠之精神苦干，而不再发生投江的事情。贵省地质含矿甚多，其他诸如水利与地利，大小自然资源均足以利用。为促进农业，余知中国农业研究机关，已在作种种之实验。在十五年内，中国学生也将增加50%以上。希望中国自地利上之运用而趋向工业化，以赶上民主国家之发展，成为远东和平之枢纽。

答词临了，他举杯面对全场：“祝四强领袖健康！”也没忘：“祝龙主席早日康复！”

他的答词风趣且耐人寻味，博得了阵阵掌声。

26日晨8时，华莱士一行由宋子文陪同赴昆明市郊参观。他仍穿一身陈旧便装，上着夏威夷衬衫，足登白网球鞋。他们先参观了军委会驻滇干训团炮兵大队的实弹射击。华莱士举着望远镜，当看到炮弹击中靶心时，深表赞许。9时30分，他到作战参谋人员训练班观摩教学。训练班先由一名美籍准将教官说明训练课程，再由中方学员作沙盘演习。至11时，他们还参观了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在该厂的电线和发电机两工房，华莱士通过翻译向工人详细询问生活待遇和工作情况。中午，他们又到云南省建设厅下属的蚕桑改进所生产农场参观并午餐。菜肴均产自该场所出的农副产品，制作全为当地田庄风味。华莱士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畅谈农业有关问题。餐桌上有一盘煮熟的玉米，他不经意地拿起一段啃起来。吃了一口后，他觉得玉米粒又绵又黏，便向所长问道，这玉米你们是怎样煮的？所长笑答，这玉米是我们云南特有的品种，当地人叫“糯包谷”，并不是采用了什么特殊的烹饪方法。饭后，农场给华莱士赠送了“糯包谷”种子，他欣然接受，表示感谢。下午3时半，仍由宋子文陪同赴安宁温泉，一洗连日来之仆仆风尘。随后，华莱士及随员赴宋子文寓所同进晚餐。按照日程安排，第二日晨他将离开昆明。他向接待人员提出，不必再劳驾各机关人员送行。

27日晨，华莱士仍穿淡蓝色西服，与宋子文及随员乘车于7时30分赶到机场，一下车，即径直登机。机场人员寥寥，只有三五记者在奔波。7时50分，专机升空，绕场一周后，向东飞去。宋子文则乘另一专机飞去。（编辑 潘 鹏）

（作者是甘肃省人大研究室

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