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宗侨与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时间：2024-04-23

张龙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和平取代了动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此次战争的受害国——中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需要铭记，时任上海联合画报社编辑的舒宗侨，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于1946年9月整理出版了记录这场战争的图像新闻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2016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出版70周年，硝烟已经弥散，但作为控诉二战时期轴心国的罪行，特别是作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恶行的佐证，依然熠熠生辉。回溯历史，这部图像新闻集，不仅全面介绍了此次战争的缘由经过，而且落墨行文与用图甄选皆详略得当、通俗易懂，为后人解读二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图像史料。

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于1946年9月在上海编辑出版，此书与后继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和《二次大战照片精华》皆系统性地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过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是研究二战和抗日战争最初的图像史料源集。

这部图像新闻集，用800余幅图像（其中地图80幅）、30余万文字、384张页面，完整、翔实地展现了亚欧非等地的战争局势和进展。无论是大西洋中所签署的《大西洋公约》，还是太平洋上的中途岛海战，皆在此图像新闻集中得以反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是一部主要以图像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战争图像新闻集，此书在上海联合画报社刊印发行后的近70年岁月中，几经中国书店（1988年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等出版发行机构再行刊印，其中的精华之处得到保留和传承，在整体上沿袭了最初1946年版本的格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战画史》曾作为当年东京审判的有力证据被置于法官的审判席之上。而该画集中所选取的图像，大部分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是《中国抗战画史》成集的文本来源之一，也是东京审判的证据初本。

历史的记录者——舒宗侨

舒宗侨（1913—2007），湖北蒲圻（今赤壁）人，1913年10月24日生于南京。1932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2007年3月12日病逝于上海。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摄影家和著名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和《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

历史的记录过程不仅需要良好的文字功底，而且需要善于捕捉社会瞬间的洞察能力。在波谲云诡的国家动荡时期，能够潜心积蓄实力，厚积薄发之人不在少数，舒宗侨便是其中之一，他选择走上用文人的方法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经过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年时间的系统性学习，舒宗侨1935年加入了由成舍我创办的立报报社工作，任记者。由此发端，舒宗侨与中国新闻事业，特别是新闻摄影事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与此同时，这也为日后舒宗侨在大后方协办《联合画报》、积极宣传抗日、记录战争罪恶奠定了殷实的基础。

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舒宗侨在立报报社编辑部的主要工作是采访与报道和政治、外交相关的新闻。凭借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能力，舒宗侨在此期间，结交了大量与新闻相关的友好人士。这里不仅有中国的学生、行业职员、外交人员，更有英、美、法、苏、日等国驻沪的领事、特派记者等。《立报》良好的社会口碑和舒宗侨积极进取的事业心，使得他可以较其他记者迅速而全面地获得众多人士所提供的新闻线索或新闻信息。其中，最可显露出舒宗侨新闻敏感的从业经历便是在上海对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关于“广田三原则”的采访。完成这次采访的机缘在于舒宗侨与一位日本记者闲聊之时所得知的“广田弘毅在上海”这一新闻线索。几经周折，舒宗侨最终打听到广田弘毅在上海下榻的地方，并获得了采访机会。这次对广田弘毅的采访不仅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广田三原则”的险恶用心，而且使得《立报》成为行销上海滩小报中的翘楚。

在立报报社的工作历练中，舒宗侨逐渐领悟到报纸在市场中的行销不仅需要依靠消息的独家提供和报道的先机时效，而且需要在把握二者的同时深刻而全面地向读者展示出新闻事件的各个方面。

1936年11月23日上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因积极响应并宣传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上海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并羁押至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人民法院等待审判。因这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在坊间有着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名望，故而七君子事件一时间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热点。凭借新闻敏感性，舒宗侨迅速投入到对七君子事件全过程的新闻报道当中。在江苏省高等人民法院历次开庭审理这七位人士时，舒宗侨几乎都出现在审理现场，并对开庭过程中双方的激辩言辞、审理现场状况等都一一做了翔实记录，以便及时刊载到翌日面世的《立报》之上。自1937年4月江苏省高等人民法院立案起诉至1937年7月七君子被苏州看守所释放，舒宗侨始终以鲜明的立场向社会各界人士报道此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君子事件报道过程中，因舒宗侨恪守己任和精炼的事实陈述，以宋庆龄和何香凝为首的救国会成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进一步激起了民众对当局的声讨。这些社会舆论、爱国行动对南京国民政府产生强大的压力，最终当局在羁押这七位人士八个月之后予以释放。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出狱后纷纷向《立报》题词，对舒宗侨的新闻报道表示由衷感谢。

七君子事件平息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的爪牙最终还是伸向了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的铁骑和炮火覆盖了黄浦江两岸，众多新闻出版机构要么停刊倒闭，要么迁徙至后方再做打算。《立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经营出的一片天地，报人纷纷选择离开另谋出路。舒宗侨与众多爱国人士一样，来到陪都重庆。在这山城之中，舒宗侨有幸结识了深受战争迫害而走到一起的英美军人和众多报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奇袭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驻地珍珠港和海军与陆军在欧胡岛上的军用机场，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应对战争时期的宣传需要，中、美、英于1942年在重庆联合成立了一所旨在战时进行宣传的机构——幻灯电影供应社。舒宗侨为了扩大幻灯电影供应社的宣传效度，便提出创办《联合画报》的想法。在舒宗侨的积极筹划和各方大力支持下，同年9月25日，《联合画报》正式与读者见面。作为在物资匮乏的战争时期持续出版的画报，它不仅鼓舞了同盟国的参战军民，更像是一柄利剑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腹地，进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在舒宗侨的尽心操持之下，《联合画报》不仅在大后方赢得了读者的赞许，而且在前线、沦陷区等地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同。爱国人士对在《联合画报》上所刊载的击敌场景拍手叫好，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则将它视为一种毒剂，深恶痛绝。

太平洋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战争结束后，由美国新闻处牵头办起的《联合画报》以“一美元”的售出价格转让给了在这次战争中做出积极贡献的舒宗侨。在舒宗侨完全接手《联合画报》之后不到一年的光景内，遂于1945年11月20日在上海以月刊的形式正式复刊《联合画报》。

面对着在抗战期间收集的大量记录战争的照片，出版一部展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系统记录这次战争的画集被舒宗侨等人提上了日程。之所以选择用“画”的方式来展现历史，舒宗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序”中给出了很好的诠释，即“一、历史多是枯燥的，尤其是战史，如果没有耐性，看起来索然无味……二、照片是一种立体的报道方式，足以辅文字的不足，而效力有时要超过文字……”在此，舒宗侨列举了诸如南京大屠杀、西西里岛之战、苏德之战等实例，作为解释“把文字图片配合，相信定可来得真切而生动”的缘由。

根据“序”中的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资料搜集工作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编著工作则始于1945年春。在编辑该画史期间，舒宗侨不仅得到联合画报社各位同仁的通力协助，而且得到了美国新闻处、中央通讯社、英国新闻处、国际宣传处、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和群众周刊社等新闻界、摄影界的大力支持。最终在1946年9月，一部记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图画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在上海联合画报社问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最先出版的系统性记录世界各战区战局进展情况的图史集。它以“画”的形式描绘了“史”的过程，用图像作为传播媒介，让世人铭记住了消逝的曾经。反法西斯的任务已初步完成，舒宗侨用文人特有的笔墨再一次展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勇与顽强。翌年，舒宗侨与曹聚仁又再次运用同样的方式，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样，它们皆使用了真实的照片和客观的文字来阐述军民联合抗敌的英雄气概。1948年，舒宗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等画刊和图集进行了整理和资料补充工作，并于同年与魏守忠联合编著了《二次大战照片精华》图集，该图集对二战结束后世界的格局亦做了相对性的介绍。

通俗易懂、生动明快的展现方式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和《中国抗战画史》问世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僚商贾皆为一睹“画史”而快。为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和收编工作，1949年4月，《联合画报》在上海出版至第42期时，舒宗侨决定停刊。除了出版记述世界各大战区和中国各地的战争图集之外，舒宗侨在1949年7月出版了记录学生运动的图集——《学生解放运动画史》（上海联合画报解放丛刊）。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打响了“消灭汤恩伯、解放大上海”的上海战役。与众多期盼解放上海的市民一样，舒宗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历史瞬间。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舒宗侨用镜头定格了人民欢呼雀跃的场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献上了自己的一份贺礼。

1950年，舒宗侨再次回到复旦大学任教。与1941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所不同的是，这次并无陈望道等人的聘请，而是凭着一腔热血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而至的。四年后，舒宗侨被派往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马列主义学习。1954年舒宗侨回到上海复旦大学后，组建了新闻系新闻摄影教研组和实验室，并潜心于新闻摄影等教学工作。

1957年，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众多新闻界人士诸如储安平、陆诒、浦熙修等人均遭到牵连。舒宗侨亦不例外，同样被卷入了这场反右的漩涡中。直至1978年，舒宗侨被错扣了21年之久的右派帽子得以平反摘除，此时的舒宗侨已年逾花甲，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返回复旦大学新闻系继续执教。

从1978年再次回到复旦大学任职至1986年解甲归田，舒宗侨在这8年时间里向广大新闻学子传授了众多与新闻、新闻摄影等方面有关的知识，如新闻编辑、新闻摄影、采访写作等。在校执教期间，舒宗侨担任了季刊《世界新闻事业》的主编工作，而后又以编委的身份为《新闻大学》提供编辑服务。

舒宗侨一生以复旦大学为荣，离休之后仍不忘对中国新闻摄影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晚年，舒宗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与同仁一道编辑《中国摄影史》一书。1993年，舒宗侨荣膺“中国摄影金像奖成就奖”的殊荣，并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2007年3月12日，这位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巨星在上海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