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万佳唯 赵亚珉 万春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美国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琼斯皇》《毛猿》《悲悼》等。20世纪初,奥尼尔的作品就开始在中国的译介,其对创作的大胆实验和表现手法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文坛。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曹禺曾多次坦言,《原野》的创作的确受到《琼斯皇》的启发,他“隐隐地感到,奥尼尔的剧作同他贴得更近些。”[1]曹禺的代表作《原野》就借鉴了奥尼尔惯用的表现主义手法,着力通过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冲突。但可贵的是,曹禺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运用自己非凡的创新力,实现这一艺术手法的中国化和民族化,从而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从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先河。
表现主义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起伏,而忽视对描写对象外在形式的描摹,因此经常表现为对现实的扭曲和抽象化,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的心理。简而言之,它的特点是只追求表现强烈的主观精神和内心激情。
表现主义戏剧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往往使用大量的独白”,“各个场景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而是松散地联系着”。[3]将这些手法运用于戏剧中,可以使戏剧特色鲜明:内容荒诞离奇,情节变化突兀;多用简短、快速、高声调的冗长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调用大量的灯光、音乐等烘托语言效果。
《琼斯皇》既是奥尼尔的代表作,也是表现主义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同时,《原野》也是曹禺的表现主义代表作。但是,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该剧中的表现主义特征体现在于该剧用六场戏来表现琼斯“内心世界”的场景。在《琼斯皇》中,作者没有着力于呈现人的外部动作和事情发展的外部过程,而是表现琼斯皇在逃亡时焦躁、惊慌、紧张以至于扭曲、变态的心理。《原野》也体现了曹禺“对《琼斯皇》的借鉴包括:追逐的恐惧、幻觉、鼓声、枪声、阴森可怖的布景、逐渐破碎剥离的衣物以及主人公的喃喃自语。”[3]。然而,相比《琼斯皇》对人物的塑造,运用心理学概念,并以此来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原野》则注重在深入人物精神世界的同时展示现实社会的丰富生活,以此揭示导致悲剧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其次,《琼斯皇》中表现出来的人物内心世界也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主题。该戏剧所要表现的主题仅落脚于琼斯皇逃亡时的内心活动。将世界本质聚焦于个体范畴,将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个体内在感受上,是表现主义作家对于世界本质的诠释。《原野》中的善恶冲突则同时存在于戏剧情节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仇虎陷入无限悔恨的深渊直至最终的自我毁灭,“解释封建宗法观念、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民心灵深深的毒害”[4],意在昭示恶的暴行,呼唤良知的回归。该剧主题体现了一种人类共存的情感范畴,跨越时空、种族等界限的束缚,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从这个层面来看,主题上即具有表现主义的特点。
再者,《琼斯皇》的表现主义在于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首先,音响的运用起着渲染烘托的作用,鼓声、合唱等音效重叠体现了琼斯紧张绝望的心理。其次,多种联想、回忆交织,使该剧深入到了人物更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此外,运用心理直观化手法,即运用道具、象征等方法将人物的潜在心理表现出来。同样地,《原野》一方面用动作、舞台的具体形象把心理外化,另一方面运用象征手法,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如本剧开场描写中有一颗巨树:“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忧郁,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此处,仇虎虽不愿复仇,但传统观念迫使他去这么做,以至于复仇后也没有解脱,而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原野》成为一部非同寻常的剧作,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在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在表现人物性格冲突的同时,着力解释了剧中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剧烈冲突。这体现了作者可贵的探索精神。”[5]然而,《原野》的成功则更多地包含了作者自己的艺术造诣和潜心创作,以下从四个方面阐释《原野》对《琼斯皇》的超越。
在戏剧性质方面,《原野》更多现实主义性质,而《琼斯皇》则是表现主义剧作。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愈演愈烈,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命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原野》展现的不仅是仇虎的复仇历程,还暗示了集体反抗压迫才能够取得胜利,并由此成为了抗日宣传的有效武器。曹禺曾回忆道:“我总觉得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亲自听过的、看过的,亲自经历的那么多令人愤懑的坏人坏事,都是我感到这个社会非改不可。”[6]相比之下,奥尼尔虽 “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不关心,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成了这一斗争的局外人。”[7]据此,可以推论:曾经有许多批评家认为表现主义的主观性和抽象性会影响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导致神秘主义的怪圈;可《原野》历年来广受欢迎的事实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知。
在人物塑造方面,《原野》里的人物有血有肉,形象饱满,有别于《琼斯皇》中的寥寥数人。主人公仇虎身负血海深仇,爱憎分明,“头发像乱麻,高大的身材,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与仇虎有着婚约的花金子面容姣好,性格泼辣,敢爱敢恨,善良正直,渴望自由,为全剧增添了希望的色彩;焦氏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恶婆婆的形象,极力维护焦家的香火,与金子仇虎斗智斗勇,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曹禺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同时,兼顾了外在剧情的跌宕起伏:制造大量矛盾冲突,使人物关系复杂化。而《琼斯皇》的主要人物只有琼斯一人。在第二至七场景中,除去幻化出来的人物,就只有琼斯一人上演着“独角戏”,并且主要靠主人公的心理与潜意识来表现。此外,环境抽象化更为剧作增添了一份哲学与心理学色彩,由此人物形象缺少生机与活力。
在戏剧情节方面,《原野》的情节极具戏剧性,与《琼斯皇》相对而言简单的情节不同。众所周知,戏剧性的强弱取决于戏剧的冲突。《琼斯皇》中的主要戏剧冲突是琼斯逃亡过程中的内心冲突,即中间六场都通过表达内心独白的途径表现琼斯的内在世界;《原野》中的戏剧冲突则是仇家与焦家和花金子与焦氏的明争暗斗,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环是仇虎借焦氏之手杀死他心爱的孙子小黑子,丰富了戏剧的层次及深意。《原野》将内心独白与人物语言相结合,共同表现人物心理,同时外化为舞台动作,自然流畅地推动情节发展。仇虎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心理过程最终走向毁灭,可以说是全剧最打动人心之处,能给观众感官上和心灵上的震撼。可以说,“……他们表现了仇虎由——复仇——自责、惊恐——悔恨、绝望的整个心理过程,仇虎在不断地诉说自己内心隐秘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死亡,成为全剧最感人的部分。”[8]
在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曹禺表现得也很出色。这里所指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世世代代流传的民风民俗在《原野》中的体现。曹禺不仅能巧妙地借鉴外国剧作家的技巧,还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写作技巧进行有机结合,创作出具有丰富浓郁的本土色彩的作品。形式上,《原野》包含了中华传统戏曲中的民间小调和广为流传的俗语谚语;思想上,《原野》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的观念,如父慈子孝、父债子还等。
《原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是作者唯一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其风格显然不同于他的其他代表作。这个冤冤相报、看似简单的复仇故事,蕴涵着复杂微妙的人物情感,展现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它不仅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抒发了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深层次地发掘了人性的多面性,《原野》因此成为曹禺最富争议亦最具看点的剧作。它借鉴了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手法,将重点放在人物的精神世界,运用象征、独白等艺术手法展现激烈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曹禺先生心灵深处更多有待体味、有待阐释的复杂思想。与此同时,作者将视野更多地放在了民族危亡与国家兴衰的语境下,通过塑造形象饱满的人物,展开跌宕起伏的情节,融入丰富的传统文化,赋予作品本土色彩的内核,对外来元素虚心借鉴又勇于超越,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新时代,也为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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