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描写译学的理论与实践——以《苦闷的象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沈 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一、引言

据史料记载，日语文学作品译入中国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四百多年前。“五四”运动的展开，掀起了日汉翻译的热潮。国内的知识分子将日本的一些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译入中国。在这类理论书籍的翻译中，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专著《苦闷的象征》为人们所知晓。本文以《苦闷的象征》的中译本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这满足了新青年作家在新文化运动后对现代化文学理论的急切需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创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苦闷的象征》已有四个中文译本。本文将对比分析丰子恺和鲁迅的译本，并以现代描写译学为理论依据，考察《苦闷的象征》中丰译本对该理论的运用。

二、关于现代描写译学

（一）现代描写译学的提出

此前，翻译是一种语言学习的方法，抑或是对比语言学课程、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的分支。但近年来，翻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以迅猛之势发展。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詹姆斯·霍姆斯，他撰写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根茨勒认为，这篇文章是奠定翻译研究领域的基石。

霍姆斯认为，翻译研究散落在其他较为古老的学科之中，因此使翻译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此时，需要构建一种新的交流渠道，使之超越传统学科间的界限，让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可以共同对译本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霍姆斯构建了一个整体框架，涵盖了翻译研究应涉及的内容，这就是“描写译学”的提出。

描写译学的成果可融入“翻译理论”这一分支，建立一种翻译的普遍理论，以替代普遍存在的孤立研究。这一理论旨在重建翻译过程中的规范。因此，描写译学体现了翻译中“观察、描写和解释”的重要性。该理论强调译文要提供给读者某种信息，使它不仅符合译语的规范，也符合译入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描写译学的对象和方法

詹姆斯·霍姆斯主张以实际的经验方法对译本进行翻译研究，并使译学成为一门经验学科，因此提出了描写译学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准首先在于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但由于早期文学翻译的发展程度、读者需求、时代背景与现在大不相同。因此，相较于译本质量，译文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更受人们关注。这也说明了描写译学的研究对象适用于距今较为久远的译本的研究中。

描写译学要求译作要符合译入国的社会背景，对译本中译入国文化的体现进行了系统论述。该理论属于以译文为导向的理论框架，结合了对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比较和对译文文化框架的思考，旨在发现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模式，从而“重构”翻译过程中的规范。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去发现翻译法则，并使这些法则有助于译者和研究人员用于实践中。描写译学的基本方法分为三步，分别是观察、描写和解释。这套方法论的优点在于它强调上下文语境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将翻译置于目标文化语境中，更有利于在翻译实践中的实施。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建立一个框架，使研究人员对翻译有更清晰的认识，有助于译学的发展。

三、对《苦闷的象征》中描写译学的考察

描写译学这一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遣词造句上，本章从两个部分进行阐述，词语的选择与推敲以及句式的结构。

（一）词语的选择与推敲

翻译需要在词语的选择与推敲上下功夫。在选词上要考虑词语的正误、贴切、通顺与否。此处对丰子恺和鲁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例1：今便宜のために俳句を以って例とせば。

鲁译：现在以便宜起见，即以俳句为例。

丰译：现在为方便起见，以俳句为例。

此处，我们运用描写译学的三段式方法论对译文进行分析。文中的“便宜”一词，鲁迅将其翻译为“便宜”，丰子恺将其翻译为“方便”。首先，将这两个译本置于汉语的文化系统内进行考察。通过查询《现代汉语大词典》可知，汉语中的“便宜”是个多音字，当读音为 pián yi时，含有三种含义，（1）价钱低；（2）不应得的利益；（3）使得到便宜，但无论哪个意思都与原文作者想表达的相背离。但当“便宜”一词读音为biàn yí时，则表示“方便合适”的含义，就表达出了日文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当翻译为“方便”时，译文片段与原文片段相匹配。这体现了描写译学在翻译实践中的灵活应用。因此，丰子恺翻译的“方便”更忠实于原文，也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

通过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鲁迅采用字字落实的直译法，翻译时过于重视原文的形式，而忽视了译文的语言表达。这导致译文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导致读者难以理解或产生误解。丰子恺也是采取的直译法，但在遣词造句上不似鲁迅按部就班，能结合上下文的语境选用词语。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也顺应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二）句式的结构

例2：昔から道心堅固に行いすまして、極端な禁欲生活を送った坊さんが立派な恋の歌を詠んでいる。

鲁译：一向道心坚固地修行下来，度着极端的禁欲生活得一个和尚，却咏着俨然的恋的歌。

丰译：从前有一个道心坚固地守清行而度着极端的禁欲生活的和尚曾作优秀的恋歌。

原文中的“坊さん”前是个长定语句，可拆分为“道心堅固に行いすまして”、“極端な禁欲生活を送った”，共同修饰“和尚”这个名词。在“道心堅固に行いすまして”这个修饰语中，两个译本对动词的处理大不相同。鲁译采用直译法，译为“修行下来”，丰子恺采用意译法，译为“守清行”。两种不同的译法使译文的语言风格也截然不同。鲁译本一味采取直译，不仅导致原文晦涩难懂，也使译文与原文间产生了偏差。在翻译时，丰子恺结合了后一句定语“極端な禁欲生活を送った”，对前一句的定语进行了灵活处理，“守”字体现了和尚对道的坚守之心，“清行”则表达出了修行时清心寡欲的特点，这使语言更富有美感。此处，丰译本在译文中既力求易解，又保持了原文的“原汁原味”。

此外，由于日语与汉语在修辞方式和表达习惯等方面有所不同，汉语习惯于在名词前加数量短语，构成“数量短语+名词”的偏正短语。因此，在日中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译文进行增译，此处两个译文都添加了“一个”作修饰语。鲁译本中的“一个”置于名词前，紧靠名词，而在丰译本中，“一个”置于两个长定语前，距离名词最远。从描写译学的角度来看，丰译本略胜一筹，在语言描述上更契合译入语的表达，数量词修饰名词时应放在动词、形容词前。此处，按照定语的顺序，数量词必须放在两个长定语句的前面。

从上述两个例子试比较两个译本的描述性，可见在这两个译本中，不同的翻译规范在起作用。鲁迅采用的是原文导向的翻译策略，偏向于保留日文原文中的词语，这导致译文晦涩难懂。其不妥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未充分把握两国文化间的异同点，把日语中的汉字直接拿来使用，或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的词汇直接表述，导致读者难以理解或理解错误。第二，译文多采用直译的译法，过于注重原文与译文间形式上的对应，未考量原文作者想表述的意思，使译文不能很好地表述原文的意思。最后，译文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丰子恺采用译文导向的翻译策略，更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表达习惯。显然，丰子恺的翻译观符合现代描写译学的原则，这一理论在他的译著《源氏物语》及《落洼物语》中也有所体现。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描写译学的运用有利于读者对该书的接受，使译本能更好地在译入国中普及。

（三）描写译学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翻译是一项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翻译实践中，要灵活运用描写译学的翻译策略。首先，要在原文的文化背景下，充分理解其语言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其次，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语言的描述性，将源语置于目的语的文化系统内，分析目的语是否与源语相匹配。为了使源语与目的语间达成最合适的匹配，必须要掌握两国的文化，具备深厚的词汇及语法知识。如果译文只是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导致这些译本必须懂外文的人才看得懂，那也不过是空中阁楼罢了。

对此，丰华瞻曾在《漫谈翻译》一文中提到丰子恺的翻译方法，用一譬喻来说，就好比把原著嚼碎了，吞咽下去，消化的基础上再将其吐出来。①这种翻译策略，清晰地再现了描写译学的主旨。翻译原著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流、呈现的过程。

四、结语

此前，翻译实践多年来被认为是从属的、派生的，翻译研究依附于语言系，翻译实践常常未能获得和其他学术研究同等的地位。这一观点贬低了翻译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而今，翻译研究的地位在历经了忽视后又加以稳固。人们发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受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的。描写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对译者进行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该理论强调译文和译语文化的重要性，适用于研究距今较远的古代译本。本文以描写译学理论为框架，对《苦闷的象征》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个案分析，从微观的角度具体了解了描写译学的主要特点。因此，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描写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文化。它打破了传统的以源语为导向的翻译研究的束缚，极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体系。

注释

①丰华瞻.漫谈翻译[J].中国翻译,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