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母爱——　冬安居短篇小说《母爱》之文学伦理学解读

吕卫清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疯狂的母爱
——冬安居短篇小说《母爱》之文学伦理学解读

吕卫清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感人的爱也是母爱”，这种母爱神话的观念像毛细血管般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末端，规训着母亲们的意识和行为。但是，当生活的重压使母亲失去了自我时，沉默的母亲便走向了疯狂——以母爱之名仰药鸩子。正是母爱神话这一文明的产物导致了母爱的疯狂。

母爱 疯狂 自然现象 文明产物

一、引言

《母爱［1］》是“70后”青年女作家冬安居发表于《湖南文学》2016年第1期、选载于《小说月报》2016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取材于一则农妇“亲母毒子”的新闻［2］，铺衍了这样一个故事：农村女孩月华“空荡荡的记忆中”总是回响着自己小学时写的作文《母爱》中的一个排比句：“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感人的爱也是母爱”。小学毕业后，和众多的农村女孩一样，月华外出打工、结婚、生子。男人不在身边，独自带着孩子留守在农村的月华总觉得心里“空洞洞”的，活着“好没意思”。于是，“厌烦这个世界”的月华“终于打定主意，下定决心”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托妮·莫里森的经典文学作品《宠儿》同样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情节也与《母爱》有类似之处：主人公塞丝在逃亡途中毅然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如果说塞丝杀女是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自己悲惨的奴隶命运，那么，月华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二、疯狂的母爱是一种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

当然，月华内向的性格是导致她疯狂杀子的一个内因。在月华大嫂眼里，月华“人勤快，做活巴适，心眼也好，就是有点闷，每日里没精神，不爱讲话，不爱出门，不爱见人，天天在家憋着”。

一嫁入夫家，月华就开始照顾卧病在床的公公。送走了公公，月华跟着丈夫外出打工。虽然背井离乡，但“他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他甜蜜地流浪，她幸福地追随”。可是，美好的光阴稍纵即逝，随着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到来，月华不得已回村做了一个留守村妇。既要带孩子，还要做农活，生活“无论怎么努力，都回不到原来的、本该的样子”。内向的月华“心里的苦没处说，渐渐堆积出身体的毛病来，这里那里都痛，尤其是头，痛到欲裂”。如果月华是个像大嫂那样的“快活人儿”，也许生活再不如意也能在串门、热闹、调笑中忘却无尽的悲伤，不会因为“生活一片阴沉死寂”而厌世，最终失去理智做出亲母杀子的疯狂举动。

导致月华疯狂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命运不济。婚后，丈夫也曾回村养过鸭。“这般男耕女织、夫唱妇随、母女相亲、家人相守”的日子里，月华总是“笑容洒了一路一院”。可是，好景不长，一场鸭瘟让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后来又贷款养鹌鹑，结果还是赔。为了生存，丈夫不得不再次舍妻别子离开家去打工。“三个孩子、两层楼、一块菜地、一个院落，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男人，构成她全部的世界”。她厌烦了这个 “不是她想要的人生”，于是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丈夫在身边，也许能够多劝劝月华，也许月华就没有机会把农药拌着白糖喂给孩子们喝。

由此看来，月华的疯狂似乎是因为她自身性格的缺陷及命运的不济而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如果把月华的疯狂当作一个不堪生活的单调无色而厌世自杀的农妇因为舍不下孩子而毒杀孩子的个案的话，无数个“月华”般的母亲必将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这些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母亲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受到了挫折时，身上的自然意志战胜了理性意志，从而决定选择死亡。“只是为了活着，真是好没意思，何苦来？还不如死了干净”。她们愚昧地认为：“重新来过，就没烦恼，也不头疼了”。临死之前，月华面临着一个伦理两难：要不要带上三个孩子一起死？经过一夜的思考，她觉得“三个没娘的孩子，不晓得有多造孽”，而且丈夫“得又当爹又当妈，更可怜，拖着油瓶再婚都不容易”，于是她做出了带着孩子们一起死的伦理选择。总之，“月华”们与生俱来的兽性因子使她们忘记了自己作为妻子及母亲的伦理身份及道德责任而走向了疯狂，这些“异质性”的母亲们有悖于伦理道德的疯狂之举必将受到社会的唾弃。

三、疯狂的母爱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

月华仰药鸩子固然有其个体的原因，其疯狂的举动也可以说是由于其个体原因而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如果只是如此，作为失语者的“月华”们将作为毒杀亲子的恶母而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冬安居作为“月华”们这些失语者的代言人，通过言说为我们揭示了隐藏在 “月华”们疯狂的母爱之后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正是母爱神话这一文明的产物导致了母爱的疯狂。

作者在小说题记中引用了福柯的名言：“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开篇明义地指出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月华以母爱之名而实施的仰药鸩子的疯狂举动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西蒙·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同样，母爱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文明塑造出来的。月华短暂的读书生涯中唯一一次被老师当成范文的作文的题目就是《母爱》，开头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感人的爱也是母爱”。对此，老师的点评是：“这是排比句，排比句有气势，可以突出母爱的伟大、无私和感人”。老师的表扬“长久回响在她空荡荡的记忆中，回声阵阵，让她的学生生涯以一种近乎辉煌的方式谢幕”。

月华的生母因为连着生了几个女孩，无力抚养而将月华送了人，17岁与生母相认时，月华“也流了泪，但并不伤心，无爱亦无嗔”。由此可以看出，月华是没有享受到所谓的母爱的，当然也就不知道母爱是何物。但是，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和感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却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月华的意识之中。经过语文老师的点评和称赞，换而言之，即经过文明的教育和洗礼，虽然这种教育是极其短暂的，但母爱神话却深深地嵌入了月华的肌理之中，约束、引导并控制着她的意识和行为。

一嫁入夫家，出于伦理道德，月华就不得不留在家里伺候卧病在床的公公。虽然面对的“明明一个陌生的老头”，月华却不得不为他端着痰盂接痰倒痰。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为了节约开销，她独自留在家里带孩子。她之所以“不出门不上街，是因为走不开”。每天一睁开眼，就有没完没了的家务事等着她做，还有菜园要打理。“她在家省得很，但凡有一块钱，都省下来花在娃儿身上”。大嫂上街买回来给她吃的油旋锅魁，她舍不得吃，留着给孩子吃。总之，对深受母爱神话规训的月华而言，为了家、为了孩子，“劳作是她存在的理由，是她的宿命”，这种意识已经内化成了她习以为常的习惯。

“劳作是她存在的理由，是她的宿命”，这种意识与陶丽群在其短篇小说《母亲的岛》（《小说月报》2015年第3期）中触及的“母亲天生就是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这个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伦理观念是何等地相似！《母亲的岛》中，“母亲”在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决定抛下一家大大小小的九口人离家出走，迈出了母亲“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第一步［3］”。

而月华的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深受母爱神话桎梏的月华没有抛下三个孩子离家出走，而是在因为失去了自我而悲观厌世时，决定“把孩子也带走，免得遭罪”。对她而言，“孩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属于她的，所以“还是她自己带着最好，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才放心”。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感人的，但是母爱也是会“吃人”的。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母爱作为仁义道德的一种，经过上千年文明的洗礼，在无限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末端，规训着母亲们的意识和行为。

但是作为文明产物的母爱神话使母亲们在无私奉献的同时逐渐失去了自我。月华喜欢看电视，“电视是她唯一的娱乐，是她听到歌声、看到色彩、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渠道”，但是电视天线坏了，她舍不得花钱换个新的。生活在没有歌声、没有色彩、“一片阴沉死寂”之中的月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于是她决定在沉默中选择死亡。但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死守母爱神话不放的她由于舍不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于是决定以母爱之名冠冕堂皇地剥夺孩子的生命，带着孩子一起死。因此，可以说，正是作为文明产物的母爱使母亲们在无私奉献的同时失去了自我，摧毁了她们的快乐和生存的意义，从而导致这些母亲们做出了仰药鸩子这一有悖伦理道德的疯狂举动。

四、结语

约瑟芬·麦克多纳把杀婴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情式的，一类是救赎意图的，即母亲以母爱之名杀死孩子［4］。同样是救赎意图的杀婴，《宠儿》里的母亲塞丝是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自己作为黑人奴隶而完全没有自由的悲惨命运而杀死了女儿，而《母爱》中的月华仅仅是因为担心自己死后“三个没娘的孩子，不晓得有多造孽”，就决定用农药毒死三个孩子。这种以母爱之名剥夺孩子生命的疯狂之举，到底是谁之过？作者已经在题记中借用福柯的名言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在家庭、孩子“与那个可能存在的‘自我’之间，被各种‘奉献’期待所撕扯的女性，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母性、能怎样去扮演母亲角色，这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女人实实在在的一个大难题［5］”。不同的女作家给出了不同的文本，慕容素衣 《我绝不宽恕》（《小说月报》2014年第11期）中的母亲林巧娥心高气傲，为了让两个女儿过上好日子，把女儿留在家里交给爷爷奶奶带，自己跟着丈夫南下打工；钟嘉燕《金歌》（《小说月报》2014年第12期）中的母亲马小媚不思进取、懒散，成天泡在麻将馆里；日本“70后”青年女作家村田沙耶香则在《芝麻开门》（新潮社，2012年）中借“我母亲”之口喊出了：“难道我生了他们，就一定要爱他们吗？［6］”这也许是一句狂语失言，但未必不能给我们中国女性提供些许参考。

“月华”般母亲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冬安居并没有在短篇小说《母爱》中给出答案，但“文学是人学”［7］，她通过自己的言说剖析了“月华”般母亲们的内在精神状态，表达了对这些失语弱者的关照。也许她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她们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中的一个存在，作者正是试图通过书写她们的“小历史”来解构“大历史”，这既是写作者的本能，也是写作者的责任。正如作者在其创作谈中所言：“有一个失语的生命，曾经这样存在过。我知其不可言而言之。宁可失言，不愿失人”。

最后，针对母亲以母爱的名义做出的仰药鸩子的疯狂举动，作者曾经指出：“至于我本人，还是下地狱去好了，那么比较安全，没人爱我杀我”。［8］这句话与鲁迅先生的名言：“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打碎“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最感人的爱也是母爱”这个作为文明产物的传统伦理观念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以母爱之名毒杀亲子的不文明、丧尽伦理道德的恶母；如果把母亲们从母爱神话的桎梏中拽出来的话，也许人间会因为缺失母爱而变成了“野兽和恶鬼”横行的地狱，但是至少可以避免疯狂的母亲仰药鸩子的伦理悲剧，这样岂不既救了母亲，也救了孩子。

［1］冬安居.母爱.小说月报［N］.2016，2：91-97.

［2］冬安居.失语者的言说——《母爱》创作谈［N］.http://www.aiweibang.com/yuedu/89873474.html，2016年6月9日访问.

［3］吕卫清.“母亲”的出走——品读陶丽群《母亲的岛》［J］.青年文学家，2015，4（中）：8-9，11.

［4］陈蕾蕾.西方文学中母亲杀婴的母题和母性的重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52-56.

［5］陈映芳.被悬置的母性［J］.读书，2015，10：45-53.

［6］吕卫清.“母亲”的缺位［J］.青年文学家，2015，5（下）：76-77.

［7］叶廷芳.尊重人的内在精神生态的自在性［J］.读书，2016，2：32-37.

［8］安居.我能想到最糟糕的事［N］.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2a2510100js7i.html，2016年6月9日访问.

吕卫清（1969-），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中日女性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