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史诗互证的发展与局限

时间：2024-05-04

宋雪伟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浅述史诗互证的发展与局限

宋雪伟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史诗互证”，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先秦时期，“以史证史”这一方法就已萌芽，经后世传承，于清、近代得到空前发展。陈寅恪先生对传统加以辩证继承，是“诗史互证”这一方法的集大成者。当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也十分注重“诗史互证”，并对陈寅恪先生的方法有了继承和发展。“诗是互证”，作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诗文评论中具有极其合理的因素和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这种方法并不是完美无憾的，其中也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诗史互证陈寅恪程千帆作用局限

一、“诗史互证”的历史渊源

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就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1］这里的“观”，指的是诗歌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文人士大夫可以在诗中了解到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就成为了历史。孔子的思想已在有意无意中符合了“诗史相关”的观念。战国时期的孟子，则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2］孟子主张在读书时，要“知其人”、“论其事”，已经把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当做诵读诗书的重要条件，其“知人论世”思想，已经基本符合了“以史证诗”的观点。汉代《毛诗序》也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3］把周王室衰微时的作品称为“变风”、“变雅”，已经是“以史证诗”方法的雏形。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4］其中也暗含了“以史证诗”的方法。到了唐代，孟棨编著了《本事诗》，书中记载了大量史料，将诗人作诗的来龙去脉详尽地加以叙述。将作者其人、时代背景、诗歌所写之事相互介绍并加以印证，在主观意图上已经符合了“以史证诗”的思路，这种方法广泛用于后代诗话中，影响深远。“以史证诗”的方法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得到了第一次最充分的运用。钱谦益十分重视“以史证诗”。在《钱注杜诗》中，他通过历史的考证进一步对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加以阐释。钱谦益的注释，对杜甫的交游往来、游历足迹，唐代的职官典章等也有所涉及，可谓资料详实、论证精当。至此，“以史证诗”的文学批评方法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二、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法

“以史证诗”的方法，到了近代学术大师陈寅恪这里，得到了质的飞跃。陈寅恪先生在传统“以史证诗”方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以诗证史”的元素，达到“诗史互证”的效果。陈寅恪先生以这种方法为指导，先后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读<哀江南赋>》、《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专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法是对前代“以史证诗”法的补充和发展，他对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评价极高，正所谓“牧斋所为之详尽，尚未之见也”。［5］足可窥见，他对“以史证诗”方法的肯定和对“史”的价值的重视。陈寅恪先生具有十分敏锐的历史意识，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6］［7］同时，他又反对“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在阐释诗歌时，他主张“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在阐释古人的哲学思想时，他又主张“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如在《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一章中，陈寅恪先生阐述了杨贵妃入宫的时间问题，对朱彝尊的观点加以否定。并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五年，而不是开元二十四年，并指出杨贵妃不可能是武惠妃的替身。［8］这种对“史”的真实性的追溯，无疑是对前人“以史证诗”传统的继承。

陈寅恪先生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继承 “以史证诗”方法的基础上的创新。即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证史”，达到史诗的双向互证。与此同时，“陈寅恪的唐诗笺证给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启蒙诗学文本”。［9］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10］。例如《元白诗笺证稿》中，在确定与《连昌宫词》创作有关的时间为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时，陈寅恪先生便运用了诗中有“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之句，确定该诗创作于暮春时候，“不能属于其他节侯”。又参考了《新唐书·地理志》，认为元稹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春天当经过寿安。后逐年加以分析，又逐年加以否决。［11］“诗史互证”之法，可见一斑。

陈寅恪先生的“史诗互证”法，是兼有继承和开拓双重性质的治学方法，对当今学术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三、程千帆先生对“诗史互证”法的继承与突破

程千帆先生是近现代时期真正辩证地继承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的学者。程千帆先生十分恭敬地称陈寅恪先生为“世丈”，他曾说：“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的文章立意高、深刻而又澄澈得像一泓水。”［13］认为，治学撰文“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如此进而达于化境的，当以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为显例。”［13］程千帆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兼容陈寅恪、王国维两位学术大家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将学术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可以说，程千帆先生是继陈寅恪先生之后，将“诗史互证”这一方法进一步发扬乃至突破的第一人。

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程千帆先生先后引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等文献，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证明。此外，他还在该书中引用了许多首唐代诗歌反映行卷的情形。如在第三部分，论述“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之时，引用了韩愈的《赠崔立之评事》加以阐释。第四部分，在论述“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时，引用了张籍的《送海客归旧岛》加以论证。“以诗证史”的思想可略见一斑。在“以诗证史”的基础之上，程千帆先生继续引用了《旧唐书》、《新唐书》、《南部新书》、《沧浪诗话》、《国史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许多史书典籍，从“以史证诗”的角度来说明他之前结论的可靠性。《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虽然篇幅极短，却处处蕴含着“诗史互证”的辩证方法，不但其结论令人信服，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程千帆先生在继承陈寅恪先生的 “诗史互证”的方法的基础上，其侧重点也是有所转移的。可以说，陈程二位先生，一位侧重历史、一位侧重文学，形成了两种本是同源而风格相异的治学方法。［14］

在充分继承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法的基础之上，程千帆有了很大的突破。这种建立在“诗史互证”法基础之上的方法就是“考评结合”法。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然而程千帆先生，则将二者结合起来。将对文艺的评论建立在“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之上。［15］这种“坚实的材料”，是继承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法并加以运用后得出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批评”，则是以“诗史互证”法论证出材料的最终目的。［15］可以说，程千帆先生的“考评结合”法是对“诗史互证”法的发展与突破。

四、“诗史互证”法的局限

“诗史互证”法，经历了“以史证诗”到“以诗证史”，最后到“诗史互证”等阶段，经陈寅恪先生而形成一大高峰。程千帆先生继承了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法，并对其加以突破，使得这一古老的方法融入到了今天的学术研究之中。但是这一方法，其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16］诗歌的真实性是无法确定的。诗歌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反应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它与史学所要表现的纯粹的真实并不能够等同。与此同时，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值得质疑的。任何人都无法亲历、无法还原历史。历史上真实的环境、人物，只要记载在典籍中，就不可避免得掺杂了个人观点。司马迁写《史记》，明确记载项羽火烧阿房宫。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也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之句。然而据近期考古人员对阿房宫遗址土层的勘察，阿房宫遗址并无遭到焚毁的迹象。可见《史记》记载并不真实。然而考古的材料毕竟有限，历史典籍，则是在“诗史互证”法操作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材料。史书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不是历史本身。［17］

其实，“诗史互证”仅在一部分作品中较为适宜。例如杜甫、白居易等人反映现实的作品，就是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的最佳研究对象。其他例如李商隐隐晦难解的“无题诗”、杨万里清新自然的“诚斋体”诗作、明末竟陵派的吟咏之作等则多数不适用此法进行研究。所以，无论从“诗”的角度看，还是从“史”的角度看，“诗史互证”法，确实是存在一定局限的。但是这种方法对于部分“事实性”较强的作品，无疑是具有十分深远的价值意义的。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5.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32.

［3］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42.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9.

［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93.

［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

［7］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2.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3-20.

［9］党艺峰、党大恩.陈寅恪唐诗笺证的诗学价值再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35-36.

［10］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83.

［1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8.

［12］程千帆.桑榆忆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