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市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保护探析

高勇

摘 要：本文从六安市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的类型和特色出发，对曾流传于民间表演舞台的非遗项目在传承保护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浅显的探析。分析当前传承现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非遗保护的政策影响。提出对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传承发扬的思考，提出应该吸引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地域文化保护的推动，以开放和创新的心态继承传统，加大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等对策。

关键词：艺术表演 非遗项目 传承创新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冲击，非遗技艺中传统食品加工、传统医药等由于与老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相关，融入现代市场体系，传承与保护较为乐观。但是，随着现代新媒体的发展，曾流传于民间的艺术表演类的传统技艺，例如戏曲、木偶和皮影等，渐渐谈出了人们的视线，尤其是失去了年轻的观众群，演出市场极度萎缩，后继乏人。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六安市的非遗保护也面临诸多难题。

一、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具体内容

（一）具体类型及特色

从项目申报与管理上，非遗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类。之所以又提出表演类非遗项目，是因为这种项目主要的特点是地点集中，参与表演的人员在一定规模以内，以音乐、舞蹈为主要表现内容，具有艺术欣赏性。所以上述十类的项目中，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这四种就可以归入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

六安市表演类的非遗项目中，传统音乐就有大别山民歌、古碑丝弦锣鼓、十把小扇、舒城民歌等，传统舞蹈有鸽鸫理窝舞，传统戏剧有庐剧，曲艺有锣鼓书、小调胡琴书、四弦书等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构成六安特有的文化魅力。

（二）保护现状

2007年至2008年，六安市开展了“非遗”田野调查，调查出全市973项“非遗”项目，这些项目涵盖15个“非遗”资源类别，其中，传统音乐224项，传统舞蹈34项，传统戏剧7项，曲艺12项。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六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摸清和梳理了“非遗”的家底。至2014年底，六安市有7个项目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其中表演类的就有庐剧、大别山民歌、抬阁肘阁三项。有25个项目列入安徽省“非遗”名录，其中表演类的就有11项。“非遗”名录体系的建立，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利用打下了基础。

二、六安市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传承现状

（一）政府引导非遗传承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1.建立了传习基地

2014年，六安市建立了14个“非遗”传习基地。这些传习基地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制作技艺、传统戏剧、传统美术和民俗等5大类。传习基地发挥传习作用、示范带头作用和规模品牌作用。

2.利用节庆活动展演

先后组织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非遗”项目参加中国艺术节、上海世博会、中国民歌会、安徽省艺术节、安徽省民俗文化活动等国家级、省级大型节庆和文化活动。在六安市艺术节上多场次展演“非遗”。多次组织专题展演展示。

3. 联合多地共同保护

从2010年开始，六安市举办了三届大别山民歌展示会，吸引了各县区以及鄂豫皖三省大别山区的歌手参加。为了将大别山民歌更好地保护传承，六安市与河南信阳、湖北黄冈、安徽安庆共同编纂了《大别山民歌精选》，收录了大别山地区的民歌458首。较完整地展现了大别山地区的民歌特色，为进一步研究传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4. 鼓励戏曲院团舞台传承非遗

扶持民营演艺团体，鼓励民营演艺团体送戏下乡，一些民营演艺团体常年在基层演出群众喜爱的传统戏剧，实行了保护和获利双赢，推进了传统戏剧的活态传承和发展。多次举办群众文艺调演、小戏折子戏调演等，使得一些传统戏剧和曲艺等走上舞台。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非遗保护的政策影响

新中国建国之初成立了各种形式的戏曲演出团体和艺术学校，皖西庐剧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该团对庐剧的音乐、唱腔和表演艺术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形成鲜明的特点和风格，成为庐剧艺术西路派代表，曾演出剧目390多个。造就了吴正明等一批庐剧音乐作曲家、理论家对庐剧音乐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以及孙自婵、武克英等一批优秀的庐剧表演艺术家。同期各县区成立的多个剧种的戏剧团在一段历史时期对当地传承与发展地方戏曲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六安的学者专家陆续整理出版了《戏曲音乐论文集》《庐剧音乐概论》等理论书籍，组稿编纂的《中国曲艺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安徽卷·六安地区分卷》，对当时民间的曲艺音乐和民间器乐曲进行录音、整理、记谱，成为皖西地区至今唯一的既有纸质记载又有音频资料的珍贵文化史料。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各种戏剧演出团体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剧团为代表的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传统戏曲艺术演出普遍不景气。虽然改制以后政府仍安排一定的资金扶持，但在戏曲市场不景气和民营团体参与演出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改制后的国企院团活力不足，戏曲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各地改制后的国企院团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送戏下乡、创排短平快的现代歌舞节目以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地方戏剧节目的创排面临着人才和资金缺乏的多重困难。

同时，体制的改革也致使地方戏曲演艺人才的流失。六安市近年来陆续从专业院团调出的优秀演员、导演、编剧和作曲，大部分流向了江浙沪粤等省份，小部分流向了大专院校，流出的人员也基本改行，不再从事戏曲表演和研究，有的在文化馆、少年宫和学校进行音乐辅导，许多转行后重新创业从事与戏曲无关的工作。

六安市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已进入老年化，而新的传承人难以培养，出现了新老艺人断层，非遗保护传承青黄不接。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经济效益为先的发展模式，也使得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大量的优胜劣汰，很多的非遗项目早已在市场中难见踪影。即使市场有猎奇的需求，也因供需严重失衡难以如愿。因此，在非遗保护传承中，市场调节处于失灵的状态，这就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与扶持。

三、对艺术表演类非遗项目传承发扬的思考

（一）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对地域文化保护

从2010年开始，六安市举办了三届大别山民歌展示会，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社会各界传承保护非遗有一定的积极性，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把“非遗”融入学校的志勤文化，在学生中成立了寿州锣鼓队，邀请老艺人授课。将柳编、剪纸、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列入广告设计与制作、园林技术等专业教学。全市中小学把大别山民歌列入音乐课教学。六安市文广新局与老年大学合作，把大别山民歌作为专门课程进行教学，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六安市有音乐教师尝试将《大别山民歌欣赏》音乐示范课带入小学课堂，引起广泛影响。大别山民歌传承人余述凡应邀赴中央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教授大别山民歌。六安的青年学者管亚伟致力于地方民俗文化特别是庐剧和大别山民歌的研究。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主体，六安市则在大别山民歌保护上探索了政府部门、专家作用和社会力量致力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新机制。

（二）非遗传承需要开放与创新

寿州锣鼓安徽省非遗保护项目，曾经获得全国鼓王邀请赛“最佳鼓王奖”。为使寿州锣鼓后继有人，2004年寿县组建寿州锣鼓队，聘请寿州锣鼓传承人传授技艺。这支队伍在多次比赛中获奖，使得寿州锣鼓名扬天下。后来寿县还对寿州锣鼓进行注册，尝试市场运作。但目前锣鼓队由各行各业的人员拼凑而成，没有一支稳定的队伍，很多时候仅为地方政府大型节庆活动演出，少数的外地邀请演出，以文件通知，完成政治任务的方式亮相，挫伤了老艺人的积极性。负责寿州锣鼓传承的单位也尝试与高校和小学校合作，但收效并不明显，与实际的发展需求仍有差距。

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山西临汾的威风锣鼓传承人，他创办了山西第一家以锣鼓专业培训、表演的公司，公司业务涉及多种鼓乐的培训、演出、编排、创作，以及锣鼓乐器制作、销售，演出服装设计、制作一体化。这家公司到各行各业开展鼓乐培训，还到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并未担心其他公司或个人学会技艺，抢了饭碗，反而希望把威风锣鼓技艺传遍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喜爱威风锣鼓。通过不断地培训和创新，锻炼了团队，一直走在行业的前面，创排出了很多精品节目并多次在大型比赛中获奖。

对比同样获得是“鼓王”称号的寿州锣鼓和威风锣鼓，寿州锣鼓的生存现状就显得十分尴尬。笔者认为，虽然，当地政府为挖掘寿州锣鼓的地方名片动了很多脑筋，前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将民俗文化剥离于市场之外，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继续用故步自封的方式，等待徒弟上门，等待政府扶持，我们的民俗艺术终将成为历史的一个文化符号。非遗的传承必须要打破传统方式，以更开放的心态让所有人知晓并喜爱，我们的文化传承才会得到不断地发展与进步。

（三）非遗保护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引导作用

皖西西路庐剧与合肥中路庐剧是同时获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

2010年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皖西庐剧团（西路庐剧特色）改制成立皖西演艺传媒有限公司。改制后，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企业发展，但由于戏曲院团的特殊性，在企业高技能人才引进、社会资金支持方面没有较好的政策扶持，过多地指靠企业自身的造血能力，并没有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改制留用的演员由于改制政策对老人老办法的约定，造成即便改制，部分演员仍有吃大锅饭的思想，不能很好地参与企业的市场运作。改制的遗留问题也影响了企业的良性发展，给西路庐剧保护也加大了难度。

同样改制后的合肥庐剧团（中路庐剧特色），改制后，全部演职员工龄买断，真正实行了企业化管理，公司员工站在同一起跑线，能够齐心协力办大事，演员收入也比改制前有所提高。近期上演的庐剧《东门破》，由于管理机制灵活，很好地整合了合肥本地的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专业演员加盟，演出水平有很大提升。比较两市的政府财政资金对改制企业的扶持力度，从资金规模上没有较大差距，每年的事业扶持均在300万左右，但由于当初改制政策上的差异，使得两家改制院团发展迥异。

因此，笔者认为，在文化遗产传承上，地方政府应在改革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同时，在对非遗项目传承保护单位的发展上，应该在人才培养、政策引导、经费扶持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一个活态的传承载体的发展，更重要地是体现政府的引导作用，优秀文化传承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效益，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

目前，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大。因此，在政府的层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把规定执行到位，把非遗保护好。加强对名录项目的管理，加大对传承人扶持。开展多种活动，普及非遗知识。随着乡村和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的完善和群众文化活动的繁荣，把非遗文化表演类项目纳入日常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域民俗文化保护不仅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健全保护制度，也需要在教育、宣传方面提高全社会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度，提高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更需要在地域民俗文化保护工作中开拓思路，以开放的心态传承，避免使“非遗”过多地定格于博物馆静态展示，使民俗文化永久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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