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修辞观

蔡西希

摘 要：《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的一部有深远影响的力作，书中论及与诗相关的各个方面。《随园诗话》是袁枚标举“性灵说”的主战场，在信笔拈来的“随性”中完成了论诗、选诗和叙事，同时不乏其零散的修辞观。本文主要从《随园诗话》中有关文体、语言现象、语境、修辞接受等方面对袁枚的修辞观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随园诗话 文体 语言现象 修辞

《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的一部有深远影响的力作，论及诗人的先天资质、后天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等；写景，也言情，咏物亦咏史；从立意构思、炼句谋篇到辞采、韵律，及比兴、曲折等各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甚至包括选诗、改诗、赏诗。总而言之，囊括了与诗相关的各个方面。

《随园诗话》内容丰富，共计26卷（后10卷为《诗话补遗》），约57万字，其间夹杂着许多对修辞现象的讨论，虽然不成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袁枚的修辞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修辞角度，对《随园诗话》中所体现的修辞观进行简要论述。

一、《随园诗话》的文体

《随园诗话》全书26卷，采用的都是笔记类文体，所涉内容较为庞杂，但大部分是与诗歌相关的，所涉及的材料包括诗歌的写作，字词的斟酌，诗人的培养，有时还有诗人的奇闻逸事。表面上，从叙述的来看，似乎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小记或偶感，信笔拈来，不拘一格，有别于先前的“诗话”。然而，袁枚文体上的别出机杼的无意之为，率性之为，却在行动上呼应“性灵”，身体力行“性灵”，而“性灵”也好似被融入到他血液中、灵魂中，反过来影响袁枚的修辞实践，《随园诗话》作为他的有为之作，是其标举“性灵说”的最大的实践场。

二、对语言现象的关注

《随园诗话》中有许多讨论语言现象的文章，如“一词多解”现象，讨论了《古乐府》中“碧玉破瓜时”的几种不同的见解。

《古乐府》：“碧玉破瓜时。”或解以为月事初来，如瓜破则见红潮者，非也。盖将瓜纵横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岁解也。段成式诗：“犹怜最小分瓜日。”李群玉诗：“碧玉初分瓜字年。”此其证矣。①

在此，袁枚讨论了“碧玉破瓜”的语义。有的人作“女性月经初潮”解，有的认为作“女子满16岁”解。袁枚以段、李二人之诗为证，认为应当作“女子满16岁”解。从此处，可看出袁枚对“一词多解”现象的关注。

其次是诗歌中方言的使用。在卷十三中，袁枚分别举了多个诗歌例子，如杜甫的《寄赞上人》中的“一昨”。李白《少年行（其三）》中的“遮莫”等，都很仔细地指出其中使用的方言，并能引经据典，搜刮出相关的语言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方言”，体现了袁枚对语言现象的关注，然而他却止于例子，没有进一步探究里面的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较为遗憾的地方。

唐人诗中，往往用方言。杜诗：“一昨陪锡杖。”“一昨”者，犹言昨日也。王逸少帖：“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晋人已用之矣。太白诗：“遮莫枝根长百尺。”“遮莫”者，犹言尽教也。干宝《搜神记》：“张华以猎犬试狐。狐曰：‘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晋人亦用之矣。孟浩然诗：“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不当作”者，犹言先道个不该也。元稹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隔是”者，犹云已如此也。杜牧诗：“至竟薛亡为底事。”“至竟”者，犹云究竟也。①

袁枚还发现不同身份的人所作的诗歌有不同的话语特征，“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社会属性，而社会是有等级、有差别的社会，因而每个人的话语权也不尽相同，说的话也带有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属性，或者说社会性。②在虽然袁枚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个理论深入下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袁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与此同时，袁枚为了阐述他的观点，将诗歌比喻成说话，“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强调诗歌与话语交际一样，有一定的接收对象，只不过在说话过程中，交际对象是确定的，且是现时的，而诗歌的接收对象却不确定，可能等到接收者接收时，已属延时的。即使如此，两者从信息传达角度而言，都要遵循经济简单的原则，以达到一定的、期望的交际效果。

三、“奇伟”与“幽峻”

“奇伟”与“幽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诗歌风格。“奇伟”指的是奇特怪异，奇特壮美，放到诗风里面讲就是指诗歌呈现的一种奇特、壮美的风格，如高适、岑参所写的边塞诗歌可以用“奇伟”来形容，所写之景物有种蓬勃大气之感；“幽峻”是与奇伟相对应的另一种诗歌风格，指的是隐蔽峻峭，或者可以理解为委婉，或诗歌的“曲”。比如“幽峻”可以用来形容李商隐的诗歌特征。袁枚在他的诗话中强调诗要兼顾“奇伟”与“幽峻”，并将其与做人联系起来。如“有作用于人，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刃擎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①

说的是“奇伟”与“幽峻”放在做人上也同样适用，做人大气开放时则能充斥在天地间，好比巨刃擎天，缩回时则能收敛在方寸间，好比做金针刺绣。强调做人的能屈能伸。然后袁枚再借用诸葛亮、蕲王、北海和王安石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此意，袁枚并没有深入下去，却于字里行间可见其对修身与立言关系的关注。中国是一个注重“修身”与“立言”的文明古国，“修身”与“立言”是中国历代文人所关注的命题，而这“奇伟”与“幽峻”之篇显示的是袁枚对“修身”与“立言”命题的关注。

袁枚的“修辞”观比较现代，在强调“修身”与“立言”的同时，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这里所说的“曲”大致与我们现在婉曲辞格大致相同，即诗文表达有时要曲折委婉含蓄。

四、关于语境问题的讨论

对于语境问题的讨论，在《随园诗话》中也有充足的体现。袁枚认为“诗文用字，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死活不同者，不可不知。”①在此，袁强调要根据语境的不同，斟酌字词，选用最为恰当的。

诗文用字，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死活不同者，不可不知。杨文公撰《宋主与契丹书》，有“邻壤交欢”四字。真宗用笔旁沫批云：“鼠壤？粪壤？”杨公改“邻壤”为“邻境”，真宗乃悦。此改碎为整也。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初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旋改“德”为“风”字，此，改死为活也。①

语境，即言语的环境，对语言的制约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言语交际和语言的运用往往受到语境的限制。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语境影响和制约着语义、语词、结构形式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例如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把“壤”字改为“境”正体现了语境对词语的选择。首先，“壤”字字义有“土壤”和“地区和边界”，“境”字字义则为“国境”“边境”，而由《宋主与契丹书》所规定的语境则选择的是“境”字更为妥当。例二中改“德”为“风”，袁枚的解释是“化碎为整”，“德”字字义可能仅限于道德方面，而“风”字的内涵则被扩大了，“风”字在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内涵的字，如可理解为“风骨”、“风尚”“风采”“风节”等等，而这些都是形容人的美好的品质，这样，一字之改，就把夸赞某人的具体品格给虚化了，内涵无限扩大。

五、关于修辞接受的问题

一个诗人的培养，涉及许多方面，其中，袁枚认为天分尤为重要，“诗虽小技，然必童而习之。”强调要从小学习。“先生之言固然，然亦视其人之天分耳。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①

中国人作诗，讲究一个“悟”字，而诗人的天分也大都体现在这“悟”字上，“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夏济安曾说过“中国人的批评文章是写给利根人读的，一点即悟，毋庸辞费。西洋人的批评文章是写给钝根的人读的，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说个明白。”在这，夏济安道出了中国人的审美特性，也与袁枚的“悟”观相契合。

袁枚曾赏析了他外甥的一句诗，有人认为此诗就其字面义而言或许有些平淡，但袁枚阐释了他自己对这句诗歌的不一样的解读，“会心独远”，结合自己的认知与想象，立马使得这句诗的意境凸显，与接受美学不谋而合。接受者所固有的内在的知识和体验会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作品有相异的评价。“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④而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而言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六、小结

《随园诗话》是袁枚标举“性灵说”的主战场，在信笔拈来的“随性”中完成了论诗、选诗和叙事，同时不乏其零散的修辞观。本文主要从《随园诗话》中有关文体、语言现象、语境、修辞接受等方面对袁枚的修辞观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虽不成体系，却体现了他不自觉的修辞实践，对研究我国古典文论中的修辞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袁枚.随园诗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②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③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袁枚.随园诗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3]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