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性教育的历史与现实考察

董海龙

摘 要：回溯历史，我国的性教育经历了从开放到抵制继而缓慢发展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的性崇拜到隋唐时期的系列性学著作，无不反映出这一时期性学研究与性教育的鼎盛。及至宋明，伴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禁欲主义思想的弥漫，性教育的开展变得愈发艰难。建国后，性教育工作进展异常缓慢。改革开放给我国的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工作发展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性教育工作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阻碍性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未来我国的性教育要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关键词：性教育 历史 现实

一、性与性教育

性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话题，常说常新。自从有了人类，性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生物学领域。人类的性，因为生育而存在，因为社会而拓展。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性的社会价值被不断发掘，“人类的性主要是一种社会构成而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1]P9。学者们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获得并传播性知识，统治者们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性秩序，制定并传承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法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性的传承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在历史的画卷上描绘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性文化。在性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诞生了各级各类形式各异的性教育。

出于研究视角、专业背景、目的等的不同，学者们对“性教育”规定性的认识也存在些许差异，囿于文章的主旨，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仅选择两位学者的代表性观点聊作介绍。学者王滨有认为性教育“即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系统教育活动，进行有关性知识和性道德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科学的性知识、正确的性观念、高尚的性道德和健康的性行为。”[2]11-12学者潘绥铭则将性教育做了进一步的分类细化。他认为“最广义的性教育泛指那些足以影响人们的‘与性相关的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中层意义的性教育突出的是‘目的性，排除了大部分人类活动，专指有意为之的、有的放矢的那些行为；狭义的性教育则强调活动的‘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因而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1]204两位学者对性教育的定义貌似不同，实则相通。王滨有对性教育的定义大致相当于潘绥铭的中层意义的性教育。出于行文的需要，笔者对性教育进行如下界定，性教育是指教育者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向教育对象传授性知识、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法律等性文化的教育活动。从横向上来看，它包括家庭性教育、学校性教育和社会性教育。从纵向上来看，它包括儿童性教育、青少年性教育、成人性教育。

二、性教育的历史考察

从历史发展来看，性教育的开展程度与时人对性的接纳程度密切相关，凡是对性持开放态度的年代，性教育的开展就较为顺利、较为活跃；凡是对性持抵制态度的年代，性教育的开展就相对困难、相对消极。回顾历史，我们既有像隋唐那样性观念开放、性教育发达的时期，又存在像宋明那样性观念保守、性教育停滞的朝代。

（一）宋明以前的性教育

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开展的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总的来说，宋明以前人们在涉性问题上较为开放、包容，这也促进了当时的性学研究，推动了性教育的发展。原始时期的性崇拜风俗，通过对生殖器、性交与生殖的尊崇膜拜，向人们传递两性合作的思想。春秋时期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直白地表露了孔子对性的态度。战国时期思想家告子的“食色，性也”也为世人所熟知。秦汉时期的性学研究已经相当普遍了，及至盛唐，随着性学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一批广为流传的性学著作，如先有《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后有《素娥篇》与《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据统计，该时期仅房中著作就超过30部，390多卷。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5部房中专著，这些专著对性生理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性反应的描述也相当详细，并且对于性保健、性功能障碍的防治也有具体的指导。可以说，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性学专著”[2]24。即使放在当下，这些研究主题和内容仍然有着重要价值，也反映出当时性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二）宋明至建国前的性教育

中国封建时代的性教育经历中古的开放、繁荣后，便逐渐走向封闭、衰落。进入宋明以后，伴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禁欲主义思想的弥漫，“存天理、灭人伦”的价值观被逐渐确立。性学内容开始退出正史典籍，散见于野史和小说——《金瓶梅》的问世就是个极好的例证。这样的情境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西方性学的发展，一些有着海外经历、思想开明人士开始在国内宣传性学、性教育，其中尤以五四时期最为突出。他们号召破除性的神秘主义，打破性禁锢的传统思想，从而在国内掀起一股性的思想解放潮流。如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周建人就对当时国内怀疑和阻挠性教育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虽然两性学说“西学东渐”已有多年，但是在“国内教育界中却全然不能引起一些些的注意” [3]174。究其原因，当是受到中国传统两性观念的束缚，国人将两性关系看成是卑下且秽亵的，涉性问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性教育也就无从谈起了。对于这点，作为民国“三大博士”之一的张竞生也曾大声疾呼，“性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又是极严重的教育。”[4]203在先驱们的不懈努力与四处呼号下，尘封千年的性教育大幕终于被掀开了一角，为人们迎来了新一轮性革命的曙光。

（三）建国后至二十世纪末的性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性教育发展也一路坎坷、屡经波折。周总理生前十分重视国内性教育的开展。他在1963年初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中指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10年后的1973年，他在病中指示道：“让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这个问题是不该回避的，试图回避，不但会使之神秘化，有时还有不良的后果。”[5]12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牵挂着青少年的性教育工作，反映出他对性教育事业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环境，并不具备全面开展性教育工作的条件。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世人不仅对于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对于性学、性教育也体现出极大的热情，国内的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3年，吴阶平主编的《性医学》面世；1992年，《中国性学》杂志出版；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开历史先河设置“性健康教育专业”；1994年，中国性学会成立等等。这一系列性学出版物、学科专业和专业协会的面世标志着中国的性学研究迈上了新台阶，也标志着我国的性教育事业开始破冰、发展。

三、性教育的现实考察

如前所述，我国的性教育工作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在晚近的三十年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相较于近千年的性保守思想的影响，三十年的发展成果仍是米粒之珠。当前，我国的性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性教育工作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性教育事业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些深层次矛盾凸显，成为阻碍性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一）思想开化、制度保守

长期以来，人们一方面被告知性是神秘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另一方面又真切地感受着性所带来的快乐与幸福。这种笼罩着神秘外衣的性，不断地挑动着人们探究的欲望，像是伊甸园里的苹果诱惑着人们试图突破传统约束、进行“另类”尝试。只是面对强大的食古不化的势力，违规者即使逃过了法律的惩罚，光是舆论上的压力，就会令他难以存续，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人们思想的开化。二十世纪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人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解放思想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提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视野得到了极大地开拓。可以这样讲，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多年。以前性是污秽、羞耻的字眼，人们会刻意回避它，今天人们可以公开、主动地谈论性，这是“一场性革命”[6]1。面对“突如其来”的性自由，一直以来被压制所积蓄的性能量在短时期内获得极大释放，人们显然对此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从性的极度保守转向极度开放，“包二奶”、“一夜情”、“性交易”等性失范现象不断涌现。同样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是我们的立法机构，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制度——法律——没有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性权利为例，作为规范性行为的重要法律概念，目前其还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在国内法律法规中，还“没有一处标明性权利的字样，没有一个条文明确使用了性权利的术语”[7]。正如李银河教授所说：“在所有的公民自由权利中，性自由和性权利在中国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攻击。其他自由权利不管有还是没有，总没有人敢公开说，它是不该有的。但是性自由权利确是人们敢公开宣称‘不该有的权利。”[8]76性权利立法的滞后既有传统文化影响的因素，也有性教育宣传缺位的因素。面对如此矛盾，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开展科学、系统、全面的性教育，通过性教育破除性无知、提升性道德、强化性权利、规范性行为，这样才能在提升人们素养的同时，对社会上出现的性失范现象实现有效规制。

（二）需求旺盛、供给不足

从生理学上讲，性是与生俱来的，并与人相伴始终，从出生到死亡，因此性教育也应当是终生教育——教育者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生理、心理特点，制定阶段化的培养目标、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从而保障每个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接受到适合自身需求的性教育。学者王滨有将性教育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分为儿童期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成人期性教育和老年期性教育。他认为“儿童性唤起能力在出生时即存在，性教育应从0岁开始”；“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是整个性教育的关键阶段”；“对18岁以上的成人来说，为了其更好地生活和为了家庭，仍需要继续接受性教育。同时他们作为对后代的教育者也需要接受性教育”。另外，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应当从树立正确的老年性观念出发进行必要的性教育。[2]15-16由此可见，性教育并不是青少年的“专利”，所有人都应当有可能接受到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性教育。它是一个全民工程、系统工程，有着庞大的现实需求和深远影响。然而实践中，我们的性教育是零散的、片面的，被简单地异化为青春期性教育，对其他年龄段人群往往是不涉及的。无怪乎有学者将目前的性教育戏称为在“补课”[5]8——补孩子们在其各成长阶段理应受到的性教育的课，单就效果而言就大打折扣了。因此，性教育工作者在推进性教育内涵发展的同时，也要努力扩大性教育的覆盖面，使更多的人群能够方便、快捷地接受到科学的性知识。为了能够实现“适时教育，不再补课”的目标，我们首先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对象的研究，针对儿童、青少年、成人等的不同特点、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和教育内容，实现因材施教。其次，我们需要加强教育方案的落实。一方面，传统性保守思想的文化惯性对世人仍然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成为性教育开展的一大阻力；另一方面，素质教育在当前仍然是“喊起来轰轰烈烈，做起来悄无声息”。与性教育课程类似的一些与考试无关或相关度不大的课程常常被挤占，甚至取消，成为学校教育课程中的“弱势群体”。为此，必须对性教育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行奖惩机制，最终使性教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内容贫乏、价值单一

如果说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种族延续的需要，那么性教育的存在则是为了使这种延续变得更优化、更完满。为了达至这样的目标，性教育的内容就不能仅局限于生理卫生知识的讲解，需要更注重性道德、性伦理和性法律的传授。20世纪初，林昭音在《两性教育之研究》中就阐述了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她认为性教育涵盖“两性卫生学（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殖的生物学（含生理学）、遗传和优生学、两性伦理学和两性社会学、两性心理学、两性审美学” [3] 81。晚近西方的性教育发展历程，也极好地印证了这样的论断。1970年代以来，西方的性教育重心开始“从性科学教育（以性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为基础）逐步转向性文化教育（以性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为基础）。”[9]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性教育的这种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跨越反映了人们对性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前的性教育并没有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变化，仍然停留在性教育的初级阶段。实践中，性教育常常被简化为性生理教育，而性心理、性道德、性法律的教育仅仅局限于学者们的学术探讨，并没有能够真正走入性教育的课堂，这既是从事性教育研究的学者的不幸，也是广大受教育者的不幸。中国的性教育如欲在短期内取得长足进步，实现后发优势，必须认真对待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性教育的国际发展态势，并切实将这些成果引入教育实践，唯有这样才能凸显我们的后发优势，扭转当下的不利局面。

参考文献

[1] 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王滨有.性健康教育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3] 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A]//《民国丛书》编委会.《民国丛书》（第一编18卷第三册）[C].上海：上海书店，1989.

[4] 江中孝.张竞生文集（上）[M].广东：广州出版社，1998.

[5] 方刚.性权与性别平等：学校性教育的新理念与新方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6] 潘绥铭，王爱丽，白维廉，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 李拥军.性权利存在的人性基础——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不能省略的维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3）：10-17.

[8] 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9] 季涛.论性教育权的确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