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反抗者

时间：2024-05-04

谢艺

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都采取了疯癫叙事的策略，分别塑造了狂人和疯女人的经典形象。本文试图从疯癫的实质出发，解读疯癫背后的真正原因并分析疯癫形象带来的审美影响，从而揭示两位作家同时使用疯癫形象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某种必然规律。

关键词：《狂人日记》《黄色墙纸》疯癫叙事

一、引言

鲁迅先生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因为它开创了以白话文写作的先河，还得益于其成功塑造的“狂人”形象。小说中的狂人清晰而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封建制度的本质，指出中国四千多年来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继鲁迅笔下的狂人之后，后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疯癫形象：如郁达夫《沉沦》中的于质夫，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多少都受到《狂人日记》的启蒙和影响。而早在在鲁迅《狂人日记》之前，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杰出之作《黄色墙纸》中也同样出现了“疯人”的形象。《黄色墙纸》取材于作者本人的一段亲身经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被迫接受丈夫“休息疗法”的过程中，由最初的轻度产后抑郁症演变成最终的精神崩溃，与此同时，她也如同墙纸背后的女人一般最终摆脱了男权社会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这部作品不仅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还为后世女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大胆范式，也正因其先驱性而备受世界各国瞩目，自1892年首次出版后，《黄色墙纸》在欧洲各国，包括英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德国，共再版了两次。①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和《黄色墙纸》都不约而同地从精神失常的疯人“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出发，以日记体的形式，通过一个疯人的口吻描述其眼中异于常人的世界，并以此来与当时的主流势力作斗争，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然而仔细探究两部作品中的疯癫形象，我们就会发现疯癫形象的共同特征，丰富内涵，独特的审美特效以及作家塑造这类形象的相似原因，看似巧合的偶然性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必然性。

二、疯癫背后的清醒

（一）疯癫的实质

从形象的塑造上来看，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狂人”还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笔下的“疯女人”，都是神经错乱，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患者。然而这些表面上看似疯癫的精神病患者却对各自所处的社会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认识。《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敏感多疑，总是臆想周围的人要加害于他，从狂人的外在表现来看，他是典型的“迫害狂症”患者。但是细品狂人的话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大彻大悟：“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②11-12，狂人一针见血地点出中国“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实质是“吃人”，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古有“易子而食”②13，“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②16，今有“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②16。吃人的人却又极其虚伪，不敢“直捷下手”②12，总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②12，编出许多借口：有的为饥荒所迫，有的为谄谀献媚，有的为聊表孝心，有的为惩戒罪恶……不仅如此，封建家族制度中，家庭成员之间也是互相戕害“合伙吃人的人，便是我的哥哥”②13，“妹子是被大哥吃了”②18。所有这些“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②16构成一个颇为错综庞杂的异化社会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②16。吃人的人也分为好几类，“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要吃”②17，还有一种就是像狂人这样在无意识的懵懂状态下被迫加入吃人行列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狂人深刻的自我觉醒也恰恰体现在他不仅看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还能反观自身，发现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的履历”②19。觉悟到这一点令狂人痛苦不能自已，绝望中他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呐喊;“救救孩子……”②19，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可以说狂人是“一个时代的叛逆者，一个文化革命者，一个自我反省者”③75。他用自己微弱的呼声唤醒国民悔悟，推翻万恶的封建制度，挽救中国的未来一代。

如果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从出现伊始便是一个疯癫的形象，那么《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则是由最初的轻度神经衰弱而被逐渐逼疯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因为患有产后间歇性精神抑郁症，被迫接受身为内科医生的丈夫的安排，来到乡下的一幢古宅中进行“休息疗法”。在这里女主人公被剥夺了写作和与人交往的权利，这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对于一个思想活跃且独立有主见的女性来说无疑是种痛苦的折磨。女主人公所居住的卧室是顶楼的育婴室，尽管女主人向丈夫明确表明自己不喜欢这间房，想要“楼下那间朝阳台，窗台上摆满玫瑰花的房间”④109，但被丈夫以房间空间太小为由拒绝。丈夫约翰表面上对女主关怀备至，充满爱意，却从来都没有真正体谅和尊重女主的感受和想法，总是自以为是地对其荒诞性嗤之以鼻。在这间窗户被栅栏封死，地板被擦刮扯裂，床被牢牢钉住的可怕房间里，女主只能终日对着那令人反感厌恶的黄色墙纸。经过日夜的反复观察研究，女主人公也终于发现了墙纸里的秘密“无论是在曙光，烛光，灯光下，还是在最可怕的月光下，墙纸都将变成一条条的栅栏”④113，栅栏的背后是爬行的女人，“有时图案后面有很多女人，而有时只有一个”④115。她们抓着栅栏猛烈的摇动，竭力想挣脱栅栏爬出来。发现了这一点后，女主决心要帮助这些可怜的女人，“我拉她摇，我摇她拉，黎明前我们就剥掉了好几码墙纸”④116。此时此刻，黄色墙纸俨然成为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象征，墙纸后的女人则是遭受束缚的女性们的代表。随着女主人公精神的愈发奔溃，她也与墙上的女人融为一体，“我终于出来了”“而且我已经把大部分墙纸都撕了下来，所以你们再也不能把我放回去了！”彻底疯癫的女主人公最终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实现了身心的自我解放。

鲁迅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创作疯癫人物形象时都没有赋予他们名字，因此这两个疯癫形象都具有普适性和象征性。狂人一方面代表了旧社会被封建制度毒害扭曲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方面又代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黄色墙纸》里的疯女人不仅是19世纪处在男权社会约束统治下的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更是具有维权意识和反叛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可以说，他们都是“被作家高度凝聚了的被抽象出来又具象出来的人物”⑤53。

（二）疯癫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两位作家都以疯人这一颠覆传统的形象为媒介来阐发作品的核心思想，这种叙事策略被称作疯癫叙事。“疯癫叙事表现为个人与其生存的外部世界的分裂与对抗，以表达对固有社会秩序的愤懑情绪与批判立场，流露出鲜明的对官方与主流历史意识的怀疑与叛离”③76。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亦是作者的替身，因此疯癫的叙事者并非真正的神经错乱，而是作者宣泄不满和反抗情绪的出口。无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是《黄色墙纸》中的疯女人都深受传统社会制度的毒害，这种毒害已经深入骨髓，扎根在思想里。要想获得实际的解放实属不易，唯有从毒瘤的根部对其进行瓦解，即从思想上把它根除才行。疯癫形象的创造，其实是一种绝望中的极端化处理方式，以人精神的疯癫，来突破思想的桎梏，实现精神的自由。

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认为，话语与权力是相联的，人们在思考或说话时都要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否则就会被权威剥夺言语权力，甚至斥为疯癫。所以哪里有权威和指定社会规范，哪里就会有疯癫。⑥从这个角度来看，疯癫叙事策略也是作家在与主流权威抗争中自我保护的手段，以此来隐蔽地反抗社会不公。因为这些话表面上看都是些疯人疯语，也就无需推敲究其真伪。鲁迅和吉尔曼选择将自己的反抗冲动投射到话语权不受制约的疯人身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鲁迅的《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首发次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月刊上。五四运动前，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出现了一批像鲁迅这样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然而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的中国人还处在封建主义的枷锁中昏昏欲睡，要想公然反抗根基牢固的封建制度力量尚显薄弱。“黑暗与黎明的转角，新与旧的冲突促使‘狂人们的反抗必须隐匿于夹缝之中”⑦。《黄色墙纸》发表于1892年，当时的男权社会给女性贴上了“家庭天使”的标签，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她们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严格的限制。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两性地位观念也发生悄然变化，涌现出一批像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这样的女权主义作家，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女性作家们不得不塑造疯癫形象来替代社会公认的安分守己的自我，以求获得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可。因此，疯女人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传统女性天使形象的颠覆，更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⑧。

鲁迅和吉尔曼得以在疯癫叙事上殊途同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站在时代交汇点。新兴力量刚刚崛起，发展不够充分成熟，不足以与占主导意识的旧势力正面交锋。因此，疯癫形象的问世，是作家为建造精神家园所做的努力，“通过麻痹敌人而保护自己”⑤63，“也为后来者们指出了一条逃避权威话语模式的有效途径”⑨。

三、疯癫形象的审美

（一）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对比中外名家笔下的经典疯癫形象，他们在发人深省的同时还留给读者无穷的审美意蕴。以疯癫形象作为叙事者可以与叙述对象，即读者之间形成“陌生化”的特殊审美效果。陌生化理论源自艺术创作，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它的提出者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指出，“陌生化”就是将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以一种创造性的独特方式展现出来，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惯性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对对象事物有新的感知和发现。其实质就是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时间，增强审美效果。当然，陌生化并非纯粹追求新奇，而是通过新奇使人们从对生活的漠然或者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⑩小说中的疯癫形象无疑是对陌生化理论的高度诠释。疯癫形象所营造的疯人语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常规和反历史的理解方式”11。透过疯人内心独白看到的世界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异化世界，它迫使读者与现实生活和正常的心理状态相分离，以一种非常规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周围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全新的视角往往能直接刺激读者的麻痹的感官神经，尤其对促进其思想的觉醒大有裨益。鉴于此，从“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出发反观鲁迅和吉尔曼的作品，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他们同时选择疯癫形象作为叙事主体的某种必然联系。

（二）蕴含悲剧的效果

尼采曾经说过：“肯定艺术的最高形式，即悲剧。”《狂人日记》和《黄色墙纸》中的疯癫人物，都因其注定的失败结局而饱含丰富的悲剧美学价值。《狂人日记》早在序言里就已经揭示了狂人最终抗争的失败：“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②9狂人不再是狂人，恢复了神智的正常，也就意味着他不再拥有反封建的觉醒意识，重新沦为庸庸众生中的一员。即便狂人没有痊愈，恐怕也会被迫匆匆结束其觉醒的生命，因为一个人的呼声极其微弱，很容易被湮没。再看《黄色墙纸》中的疯女人，虽然在撕下大半片墙纸时也曾萌生过从窗户里跳出去的想法，但转念一想“这一步不合适，而且可能被人误解”，说明她的觉醒不够彻底，还是受到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干扰;相反她再也不想出去，而是“用那条藏匿得很好的绳子把自己安全地捆紧——你休想把我拖出去，拽到那条路上去！”“因为在外面你只得在地上爬行，而且一切都是绿色而不是黄色的”，‘绿色象征社会上男权的统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容身之地;“我的肩正好擦着环绕墙壁的那条长长的污渍，所以我不会迷路。”④116这反映了女权主义者们与男权统治势力的斗争尚处在探路摸索阶段，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她们一度害怕迷失自我，踌躇不前。表面上看女主人公最后似乎挣脱了男性对女性的束缚，实现了从“他身上爬过去”④107的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女性只有在失去理智彻底疯癫的状态下才能换来身心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正如前文所述，狂人和疯女人的失败几乎都是无法逃脱的。一方面，他们都是思想先进的启蒙者，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都处于劣势，势必会被权威的旧势力以各种方式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他们是觉醒于传统社会的独异力量，与传统社会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12这种尴尬的中间身份决定了他们骨子里的劣根性，不能彻底地摆脱过去的束缚，自然就无法全身心地迎接未来，最终只会酿就悲剧的结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两部作品也恰恰因为其浓郁的悲怆色彩才更加触动人心，发人深省，给世人以警示。

四、结语

尽管《狂人日记》和《黄色墙纸》这两部作品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的叙事视角出发，赋予各自所塑造的疯癫形象以不同的内涵，但其内在指向却是一致的，都指向了内心觉醒的一种状态，他们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以自以为合理的方式存在，与外界做抗争。作者在塑造疯癫形象的过程中揭示了非理性的疯癫都是源于非人性的压迫，从而反衬出疯癫形象的周围环境对人性的扼杀。中美两个不同国别的作家，分别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以疯癫形象示众，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性源于小说创作的特殊时代背景，与疯癫叙事的审美后效息息相关。疯癫形象虽然在艺术的世界里走向穷途末路，却留给读者无穷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感受。

注释

① 何少华.美国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J].语文学刊，2009（12）：126.

② 鲁迅.狂人日记[A]//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订.鲁迅小说合集[C].百家出版社出版，1998.

③ 陈晓.“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中的“疯人”意象探讨[J].安徽文学，2013（6）.

④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吴其尧，译.黄色墙纸[J].名作欣赏，1997（3）：109

⑤ 罗曦.“疯”系人物形象的审美意蕴[J].名作欣赏.

⑥ 此处关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参考了李靓.黄色墙纸中的疯癫涵义[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1）：82.

⑦ 张琼，黄德志.不可靠叙述者之可靠[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53.

⑧ 此处关于《黄色墙纸》发表的时代背景，参考了王文惠.伯莎·梅森与“我”：疯女人的悲剧背后[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5）：51-53.

⑨ 王文惠.伯莎·梅森与“我”：疯女人的悲剧背后[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5）：53.

⑩ 此处关于陌生化的概念，参考了百度百科陌生化理论，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pkrt8xx0nfk-cl2dcuiIGwn06wyBtLO8ENCfcRh_o9gLWSwb_559Cut-FRCzbQwbTcFeOwL0SonpyHhhkZXbKq

11 邓云涛.《狂人日记》——对“家”的颠覆和陌生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