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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选序》看萧统及时人的文学观

时间:2024-05-04

李源

摘 要:《文选序》是研究《文选》选文标准的重要文献。《文选》的选文标准反映了作者及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从“混沌”中走出,文体划分越来越细,萧统从审美的角度选文,不选经、史、子的文章。

关键词:《文选序》  文学观念   审美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收录了自先秦以来至梁的诗文辞赋,计分38类,共700余篇。《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收录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体裁和数量上都非常齐全,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文选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当然,《文选》的成就不是萧统一人的努力结果,它体现了当时一代人的文学观。

一、文学自觉:从“混沌”中走出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门。《文选》明确了前人及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们关于什么是文学、文体分类及文学审美理论,并将这些加以实践。在魏晋之前,关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还是比较模糊的,在《 辞海》中关于什么是文学,有这样的阐释:①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②孔门四科之一。《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邢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可见,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定义有别于今天。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尤其是儒学。南朝时,文学才有了独立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可见,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模糊的整体文化中分化出来,而且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在《文选序》的第一段有精辟的论述: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这一段写了文学从无到有,由质到华的过程。前人的文学可以指引后人,后人的文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文学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形式上不断趋于完美,正如大辂和增冰是由椎轮和积水不断发展与积累而造就的。而且文学也像其他事物一样,量的不断积累,最后促成质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事物的外在表象,它的华美形式要比它原始的形式更加具有可观性,文学语言也是由粗糙到精致的一个发展过程。也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有异曲同工的描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当时很多文人的论著中都有文学不断发展进步这样的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 《 诗品 》、沈约 《 宋书·谢灵运传论》都有类似的论述。

二、文体之辨:文体在前人基础上更加细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将文章分为四科八目。陆机的《文赋》又进一步将文体细分为十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将诗和赋分开,这是一大进步。《文心雕龙》又将文体分为33类。《文选》对文体的分类多于前人和同时代的刘勰,关于《文选》对文体的分类,有三种说法:(一)37类说,尤袤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宋本目录,缺少“移”、“难”二类:(二)38类说,根据胡克家《文选异考》。(三)39类说,据唐写本《文选集注》、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朝鲜刻本五臣注《文选》等。

《文选序》认为诗赋一脉相承。《文选》在收录文章时的确将诗和赋分开,看作不同的文体收录在不同卷中,但是萧统并未割裂诗和赋的关系,在《文选序》第二段的开头就论述了诗和赋的关系:“诗序云:时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矣,今则全取赋名。”当然赋也是一个“大”文体,萧统没有将赋笼统的一概而论,在序中又将赋有所区分: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从这一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统的分类意识是非常进步的,他不但将文体分开,而且还将一种文体中的不同的类型归类,并且在《文选》的目录中也有明显地体现。

三、文学之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

《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之一就是收录文学作品多而全,它的另一贡献是收录文学作品的标准。清人阮元对《文选》选文有过精辟的阐述:“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甄录,为其‘立意‘纪事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文选》在对文章分类的过程中已经有了经、史、子、集的这样分类的意识,可见,萧统的文献分类意识是非常进步的。

《文选》是收录先梁及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很多人会疑问,为什么没有选《诗经》,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后人的诗歌也大多受它影响,《诗经》中的很多诗歌文学性非常强。这在序言中有解释:“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众所周知,《诗经》是儒家经典,在文献划分中被分到经类。序言中说,孔子的书,与日月争光,其他经典也是一样,作者不敢枉加裁剪,让经典还是保持经典的原貌。当然,这是一方面原因,此外,《诗经》已经是一部完整的诗歌集了,没有必要再从中甄选。故此,《文选》不选“经”。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这段话是《文选》不选“子”部的理由,诸子百家的文章,写作目的都是立意,并非“为文”。当然,这是萧统的文学主张,也是那个时代普遍认同的。因为文学从大的文化中分立出来,必然与诸子之文分开界限。也是从魏晋开始,以立言为主的文章不再是文学了。后人在编文学史的时候把诸子的文章看作是“文”,是因为先秦文史哲不分,诸子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比其他的文章更接近文。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 冰释泉涌,金相玉振……若斯之流,又以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段是《文选》不选“史”的原因。从贤人之美辞可以看出,萧统对史的语言艺术还是肯定的,萧统之前的《史记》、《汉书》语言优美,故事性强,但是也只有一部《史记》、一部《汉书》。大部分史书都是记录事情,文学性不强,并且繁博,不能单独成文,故不选“史”。在文学选集中不选经、史、子,这也体现了萧统的眼光和胆魄,他的做法也获得了后世的认可。而果断地将经、史、子剔除于文学作品范围之外,也为后世选文提供了标杆和参考,有积极意义。

四、审美之辨: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定义文学,说它是审美意识形态,《文选》虽然没有这么精确的定义,但是已经意识到文学的审美性了。审美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本特性。文学必须满足“入目之娱”、“悦目之玩”的条件。换言之文学必须是“美”的文章,读起来不枯燥,能让读者有愉悦的精神享受。《文学序》主张在文章的形式上做到绮丽,绮丽也是魏晋时期文人的追求。《梁书·文学传》描写了当时为文的风气:“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搞、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竺离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玄、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忱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当然,萧统并不是只在乎文章的绮丽这样的形式美,同样,内在的思想也很重要:“诗者,盖志之所容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有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情、形并重,这是进步,正所谓文质彬彬。而且萧统对于诗体没有拘泥于一种,三字、四言、五言、九字都可以是诗,这样各体互兴,相互促进。此外,在重视创新的同时,萧统没有忘记继承优秀的传统——“风雅之道”还是要学习的。很多人将齐梁浮靡轻艳的诗风归咎于萧统是不公平的,萧统及那个时代的理论家们的确强调绮丽,那是因为文学刚刚从大文化中分离出来,要彰显自己的特性。文学在艺术性上要有“绮丽”;在思想性上要有“风雅”。他自己也描述了理想中的文学作品:“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文选序》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萧统及时人的文学思想。

参考文献

[1]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 刘熙载.艺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冈村繁.文选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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